樊正康
樊正康（？—1972年10月18日）浙江鎮海人，曾任滬江大學校長。[1]
生平[編輯]
滬江大學校長[編輯]
1916年，樊正康畢業於滬江大學。後來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此後，他繼續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但在博士答辯前幾個月回中國，故未畢業。[1]
回國之後，他曾任華東基督教教育會會長。1925年，出任寧波浸會中學（四明中學的前身）校長。1926年至1946年，擔任滬江大學教授。其間，1939年至1946年任滬江大學校長，1928年至1938年擔任滬江大學首任中國籍教務長，1929年至1935年擔任滬江大學文學院院長，1938年至1945年擔任滬江大學附中（上海市北郊高級中學的前身之一）校長。[1]
1938年4月，滬江大學首任中國籍校長劉湛恩遇害身亡。一周之後的4月15日，滬江大學校董會議決成立校務會，任命樊正康為校務會主席，全面負責滬江大學校務。1939年5月，樊正康正式就任滬江大學校長。樊正康本是劉湛恩的副手，樊正康出任校長意味着滬江大學力圖維持劉湛恩的「中國化」辦學模式。[1]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後，滬江大學校園被日軍佔領，作為兵營及軍用機場輔助設施。幸好此前劉湛恩在上海市中心園明園路真光大樓內創辦了城中區商學院，成為滬江大學的棲身之處。樊正康主持校務之後，反對滬江大學放棄獨立地位，反對賣出楊樹浦校園。他同之江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等校校長及中華基督教教育協會總幹事繆秋笙等人商議，臨時成立了「基督教大學上海協會」，同時催討被日軍佔領的滬江大學校園，同日本交涉滬江大學復校事宜。日軍最終同意撤出滬江大學校園並賠償損失，但不准滬江大學復校。樊正康只好將滬江大學校園內的物品運往城中區商學院，並組織部分外國籍教師入住校園進行看守並修葺。[1]
到1940年，滬江大學已有37個中國教師，15個外籍教師，開設的課程數量及學分基本恢復至1936至1937學年的水平。滬東公社也逐步恢復並發展。[1]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上海租界，教會聯合大學解散。1942年1月15日，為免被重慶國民政府視作投敵，滬江大學校董會決定停辦滬江大學。自此，樊正康成為已停辦的滬江大學的校長。1月21日，滬大同學會（校友會）召開常務委員會議，議決另辦「滬江補習學院」，並成立院務委員會，推朱博泉任主席。1月23日，「滬江補習學院」院務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院長人選。由於樊正康拒絕出任院長，委員會決定讓主席朱博泉兼任院長，並推鄭章成任院務主任，負責學校的日常事務。不久，「滬江補習學院」改稱「滬江書院」，實際成了滬江大學在上海的延續。[1]
1942年4月，滬江大學校董會開會討論了滬江大學內遷的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意見。樊正康也不同意內遷，並拒絕了校董會希望他赴內地調查遷校可能性的提議，留在真光大樓的校長辦公室繼續當停辦的滬江大學的校長。1943年3月23日，滬江大學校董會決議：一，滬江大學自1943年4月1日起「完全停辦，並將校務暫為結束」；二，「准樊校長所請給假一年，預付薪貼十二個月」；三，「公推鮑哲慶、於壽椿、金炎青三人為特委，全權辦理校長因休假而移交之手續等事宜」。[1]
而在重慶，滬江大學同學會的力量逐步壯大。獲知美國方面有意恢復滬江大學的消息後，滬江大學同學會成立了以會長凌憲揚為首的9人委員會，醞釀恢復滬江大學。[1]
卸任及其後的生涯[編輯]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滬江書院宣佈結束，在上海的滬江大學校董會當即恢復活動。1945年8月，滬江大學校董會在八仙橋青年會召開了留滬校董會會議，決定：「自即日起本校恢復滬江大學繼續辦理」，並「准樊校長銷假視事，但其任期只限到全體董事會議為止」，同時「接受滬江書院教職員名單、畢業生與各級學生名單」。[1]
樊正康以滬江書院為基礎，開展滬江大學的恢復工作。滬江大學於1945年9月3日登報招生，9月12日和14日兩次組織考試，10月1日在圓明園路的真光大樓開學。此時，滬江大學的大學部有學生872人，教職員61人，滬江大學附中則有學生457人，教職員20人。城中區商學院於11月1日開學，有學生300餘人。9月13日，滬江大學常務校董會決定樊正康兼任教務長。[1]
1946年2月15日，滬江大學校董會議決聘凌憲揚為代校長，以5個月為（試用）期，同時還批准了樊正康的辭職請求，並且「為酬答樊校長過去對於本校之功績起見，議決准函請設立人會資助出國考察深造」，滬江大學對其家屬的津貼大約等於樊正康一年的薪水。1946年7月4 日，滬江大學校董正式選舉凌憲揚為校長。[1]
此後，樊正康離開教育界，參加了1948年成立的中華浸信會全國聯會，擔任執行幹事。1948年2月14日至17日，中華浸信會全國聯會在上海懷恩堂召開會議，浸會的主要領袖戚慶才、劉粵聲、唐馬太、希祝虔（Eugene L. Hill）、樊正康、金炎青、凌憲揚、姜建邦等人與會，當時為神學生的周聯華以大會總務的身分列席。此次會議期間，僅為定名「浸禮會」還是「浸信會」便討論了兩天，因為浸會出版社的總幹事金炎青牧師來自浙江，浙江採用「浸禮會」，來自兩廣的劉粵聲等人則認為應該用「浸信會」，雙方爭執不下時，還有人以「信而受浸」而認為可稱「信浸會」，最後議決定名為「中華浸信會全國聯會」，宗旨為「聯合全國各浸信會教會，及省聯會，依據聖經全部教訓，互相合作，集合人力物力，於國內國外，推廣救世福音，導人歸主，並促進屬於全國性的浸信會事業」。[1]
1948年11月10日至13日，中華浸信會全國聯會在上海舉行第一屆大會，戚慶才牧師擔任聯會會長，副會長張春江、書記姜建邦、執行幹事樊正康，推吳繼忠、張春江、李好善、歐慕靈、章長群5人任執委會常務委員。辦事處設於上海圓明園路209號。1954年5月，中華浸信會全國聯會邀請全國26位負責人在協進大樓舉辦了座談會，討論浸信會深入開展三自革新運動的事宜。1958年後，中華浸信會全國聯會停止了活動。[1]
文化大革命中，樊正康遭到衝擊，一度被關在自家房屋內的一個小房間中，並被禁止同家人交談。1972年月10月18日，樊正康因心臟病而在上海逝世。其骨灰僅被允許寄放在江蘇無錫，直到1980年代才遷至蘇州東山的華僑公墓第二墓區。1990年3月20日，樊正康的妻子李華賢在上海逝世，享年98歲，後來同樊正康合葬。[1]
家庭[編輯]
樊正康的8個子女中，7個子女（樊德咸、樊和咸、樊慶咸、樊貞咸、樊秀咸、樊淑咸、樊敏咸）曾在滬江大學學習，其中樊德咸、樊和咸為雙胞胎兄弟，肄業。後面5個人畢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