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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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安
出生1896年3月31日
 大清吉林省雙城廳
逝世1979年7月13日(1979歲—07—13)(83歲)
臺灣台北市
國籍 中華民國

黃永安(1896年3月31日—1979年7月13日),滿洲鑲黃旗人,官至陸軍中將,民國炮兵高級將領。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1896年3月31日出生,1912年入陸軍小學堂,後就讀於吉林第一中學畢業。

1916年,入北京大學預科班,1917年六月因祖父黃克勤去世回家奔喪,錯過攻讀北大機會。因從雙城到北京要分別乘坐南滿與北滿鐵路,分別被俄國與日本人歧視,有了投筆從戎的念頭。

1918年夏,恰逢保定軍校唯一一次面對普通中學畢業生招候補生,三千餘人經五天筆試和體檢,錄取七百餘人,黃永安考入第八期炮兵科。[1][2][3]

保定軍校[編輯]

1918年夏-1922年六月 在學校與王以哲為同期好友,與劉翰東羅卓英同班,與宋肯堂陳誠同宿舍。因為是普通中學生,入校後先分配到武漢陸軍第二師炮兵第二團受訓九個月,第二天回校,就因救助同學傅汝霖而夜不歸宿,雖免於除名,仍被校方記了兩次大過;1922年畢業前,又因未接受安分隊長之全宿舍罰跪懲處,而再次面臨開除學籍。[1]

抗戰以前[編輯]

畢業後,即進入東北軍炮四團(當時的團長為鄒作華,亦雙城人)服役,任炮二營中尉營附,炮四團軍士教導隊教官,與王和華為鄒之親信,隨之點驗東北軍各部。[4]

1925年入陸軍大學第七期學習,1925年冬以炮四團營長身份隨郭松齡,以張學良名義殺出關外,推進至巨陽河。吳俊升黑龍江騎兵做決定性夜襲之時,黃永安集中全營炮火予以攔截。[5]

1927年7月,從陸軍大學畢業,任東北軍炮兵第一旅軍士教導隊隊長。10月恰逢傅作義與張學良涿州大戰,任炮兵參謀長(司令鄒作華),轄劉漢東重炮第七團(150榴炮),王和華野炮第四團(75野炮),苑崇谷教導團加農炮四門(100mm的加農炮)。[6]

1928年,奉系軍隊撤出關外,楊宇霆、張學良縮編重整東北軍,黃永安任國防軍東北陸軍炮二團(75mm遼13式野戰炮36門)團長,駐北鎮,該團東北易幟後番號變為國民革命軍炮15團。[7]

1929年中東路事件爆發,8月15日發佈為防俄軍第一軍王樹常作戰序列,為第一軍唯一之炮兵團,於東線與俄軍作戰。[8] 1931年石友三叛亂,炮15團編入炮七旅,隸屬于學忠第一集團軍,於7月入關,戰事8月8日結束。[9]

1933年2月,張學良組建67軍,王以哲任軍長,黃永安為參謀長,3月8日於日軍激戰,軍指揮部位於古北口街內。此戰東北軍各部以67軍表現最佳,青石樑守軍521團梁志軍團長以下,傷亡五百餘人。後中央軍25師接防,全軍至盧龍一線佈防,戰於灤河右岸。對面為日軍第六師團、第十四師團、騎兵第十聯隊等部,從四月底激戰至五月13日開始逐步撤退,五月底撤至牛欄山,後《塘沽協定》簽署,此戰67軍傷亡兩千餘。[10][11] 1933年3月張學良下野後,何應欽再次重組東北軍,黃永安發佈為炮兵第八旅旅長(炮17團、炮18團150mm榴),駐良鄉、涿州。[12]

1934年8月因《塘沽協定》簽署,無法在平津駐紮,率部至洛陽西工營房,秘密修築洛陽要塞。期間與洛陽軍分校校長祝紹周(保定軍校第二期步兵科)相處「極融洽」。[13]

1936年春,炮八旅縮編為獨立重炮17團,團長葉攸泉。黃永安轉任炮六旅旅長,轄炮七團(彰德,中央軍),炮12團(東北軍,原野炮四團。)[13]

西安事變[編輯]

1936年十月十六日,因東北軍抄查西安省黨部,黃永安感覺風聲不對,親赴西安拜謁張學良及王以哲等人,希望與國民政府中央軍團結,否則抗戰無望。見張學良時黃永安曾預請方略,張學良曰:「到那時你看情形,自行酌量辦吧,」。其在西安始終不得要領,參謀處長王仲升始告其少壯派之所為,王以哲則勸其趕緊回洛陽。[13]

1936年12月12日,清晨接西安親譯電,獲知西安事變,張學良命其率部控制機場,佔領洛陽[14]。隨後黃永安立刻見了祝紹周,因為史學界忽略了這是「親譯電」,只有黃永安一人知情,也沒必要拿出來跟部下討論。將密電給了祝紹周之後,祝也拿不準[15], 黃永安才又提醒對方這是親譯電,不可能是造謠。

黃永安作為老資格炮兵軍官對鐵路相關的東西非常熟悉,甚至曾給鐵路站長授課[16]。在電話都不通的情況下,建議祝紹周用鐵路電話逐站向西打;最後在潼關以西的赤水站獲得消息,劉多荃部已於前夜將鐵路完全切斷。這一消息是了解發生事變最有力的證據,同時也證明了潼關空虛,是隨後迅速派樊崧甫乘車西進搶佔的基礎。

潼關的搶佔,避免了中原大戰式的分庭抗禮,在南京方面還在爭吵之時[17]就初步穩定了局勢,「保全國家之元氣」(陳誠)。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祝紹周「挽狂瀾於既倒」,黃永安亦有其貢獻。[13][18]

1936年12月18日 黃永安建議對西安圍而不打,並空投報紙與西安,賴璉致電中央黨部,要求尤其落實空投報紙的事。[19]賴璉與黃永安交談後建議以後避免出現「東北軍」字樣[20]

1936年12月20日空投十萬份大公報,東北軍將領和張學良讀張季鸞《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之後,西安事變再次急轉向,向着和平解決而去。[21]

1936年12月21日 經反覆拉鋸,黃永安於事發後第九天終於同意將輕武器「贈送」於洛陽軍分校,但是不繳炮;即便如此賴璉也是非常滿意,與炮六旅一牆之隔的國民黨駐洛各機關也終於安定下來。[22][23]

1936年12月22日 炮六旅「繳械」後,洛陽人心終於安定,民眾紛紛去旅部慰勞。[24]

12月25日晚六時許,張學良送蔣介石抵洛陽,黃永安欲面晤張學良,被後者以「有罪之身不見客」為由拒絕。[13]

1937年2月,獲悉王以哲被刺,與劉海波赴潼關晤陳誠,允許其去西安料理後事。恰好與顧祝同(保定第六期步兵科)同車往西安,至王以哲家命人清洗屍體,更換衣服,並於王夫人研究辦理喪事,後說與顧祝同親往弔唁,方有人肯出頭辦理。[13]

1937年二月中旬 王以哲、宋學禮、蔣斌、徐方等靈車過境洛陽,黃永安率全旅軍官及軍校東北學員五百多人舉行追悼會,楊之彥(王以哲副官,安置在炮六旅十二團一營當連長)念悼詞,感情至深,眾人潸然淚下。 [25]

抗戰時期[編輯]

1937年7月7日,正於開封向綏靖主任劉歭述職,7月7日得知事變,於下午兩點上火車返回洛陽,在鄭州看到了炮12團北上抗日之列車。炮六旅於七月七日上午九時得到參謀本部命令,全旅北上保定。[26]

1937年七月九日拂曉到保定城外,炮六旅被劉歭總司令配屬於黃杰第二師作戰,但第二師位置無人知曉。後接參謀次長林蔚命令轉進至石家莊,撤退時道路擁擠,只得留作後衛。以炮17團24挺機槍,炮12團兩門野炮組建六隊騎兵掩護撤退,與日軍追兵發生戰鬥,丟炮一門(陷入泥潭)。[26]

1937年十月初與宋肯堂師配合,防守正定。宋肯堂是正定本地人,熟悉地形,與黃永安相伴勘察。黃永安對炮兵陣地與城東北角觀測所甚滿意。炮六旅以150mm榴彈炮營和75mm野戰炮全團參戰,75野炮二營進入正定城,一三營在滹沱河南岸佈防,歸炮十二團團長劉震寰統一指揮;炮六旅炮彈充足,猛烈轟擊敵(14師團)一晝夜,日軍炮火亦強大。[27] 10月九日城破,張興華營長戰死,野炮重炮均於夜間南渡滹沱河安全撤離(重炮無法過橋,用長挽繩浮渡);此戰炮七團損失全部參戰火炮(已脫離炮六旅編制)。[28][29][30] 1937年十一月初,所部重炮營隨商震部參加安陽之戰,隨後12團一營配屬139師再戰於盧氏,一路艱難撤退,全旅六匹馬才拉得動的克虜伯野炮雖沉重,但東北軍官兵將火炮全部帶回黃河南岸;隨後炮六旅得到命令,屬第一戰區作戰序列,受程潛指揮。[31][32]

1937年11月-1944年1月,任命為第一戰區炮兵指揮官,除守衛洛陽要塞,重點佈置於黃河南岸,與河南、陝西日軍炮戰,供衛隴海線鐵路、潼關,為陝西屏障,維繫第一第八兩大戰區之生命線。第一戰區炮兵龐雜,除所部炮六旅東北軍野炮12團、重炮17團外,各炮兵團頻繁加入第一戰區,如炮六團、炮九團(駐洛陽)、炮11團(潼關與陝靈之間)、炮15團(原東北軍,駐陝靈)等部。[33]

1939年 訓練總監部命令陝西一帶炮兵統歸第一戰區炮兵指揮官訓練校閱,黃永安遂拜謁胡宗南,但遭對方抵制,後不了了之,渠對此深感愧疚。[34]

1944年1月獲軍政部命令,各戰區炮兵指揮部一律撤銷,無任何後續安排。其將家小安安置於陝西寶雞,祝紹周聞之隨即向上陳情,於一月中旬任命為第九軍副軍長。去報到時軍長韓錫侯說必須先見一下胡宗南,但在西安吃了十幾日閉門羹,不得要領。春節後再去西安仍不得見,後強行去第九軍任職,韓錫侯勉強應允。[35]

1944年5月,第九軍調往第一戰區,黃永安嫁女(二女黃京華)遲去了三天,於洛陽拜會戰區參謀長董憲章,後者雲,「第九軍開赴登封,於昨夜十二時以後失去聯絡,迄無消息,原因不明,現正查證中。」並認為此時去尋找第九軍恐凶多吉少,黃不聽,帶副官馬寄生各攜短槍,經府店鎮去登封尋找部隊。[35]

時正值豫中會戰高潮,日軍重兵集團圍攻湯恩伯集團。第九軍奉命接替85軍守彰德,時湯部已突圍,第九軍則被110師團完全包圍。第九軍本應向西南方向突圍,但部隊潰散,紛紛沖向西北洛陽方向,正是黃永安南下的方向。黃永安於次日清晨在府店鎮找到第九軍第一個連隊,始知軍部遭夜襲,已失去指揮,遂立即離開公路,沿小路繼續前行至輦店村收攏逃散人員。完全潰散的第九軍先後被收集,先後收攏軍部人員和十幾個營(有其他部隊逃散人員加入)的部隊;經一晝夜回到洛陽,但無一名團以上主官(豫中會戰中同樣潰散的29軍91師在後來的混亂中幾進全軍覆沒)。[36][37]

黃永安認為第九軍已無作戰能力,須整頓。獲蔣鼎文手令,黃率第九軍返回陝西,因長期在第一戰區任炮兵指揮官,各兵站補給相當通融。日軍尾隨於後,遂一路快速西撤,同時躲避敵機轟炸[38]和豫西土匪攔截;最後於駐地點驗,共收攏十七個營七千餘名官兵,與第九軍來時的兵員差不多。[35] 1945年2月任軍政部中將參議(第九軍已南下重慶)。[35]

第二次國共內戰[編輯]

1946年隨陳誠北上,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總參議,同年任遼西師管區中將司令,主要負責徵兵工作。[39]

1948年9月,因錦州守軍為雲南部隊,感覺東北人守土有責,遂接受范漢傑任命,為錦州城防炮兵司令。委任原錦州市長韓德身為炮兵參謀長,組建三個參謀科室兩個地區組,機動兵力為:炮兵十三團105榴炮五門,十六團(原東北軍炮兵)三八式野炮十二門,意造山炮四門。被圍十餘日後,空投之炮彈因彈藥筒變形而無法使用,同時頭疼的是電話電池將耗盡,急需補充。

10月十四日解放軍接近城防,將瓜市(內地名 冬季是糧食市 夏天為瓜市)附近城牆擊毀,國軍炮兵集中火力阻止無效,解放軍由劉屯沖入城內,直搗瓜市;北面解放軍攻入南街白雲公園,一時城炮火連天煙硝瀰漫,形成街市混戰。

錦州於10月十五日陷落,當日黃永安令軍需處將庫存款項全部發放(約三月軍餉)給官兵,同時命令炮兵「城破時立即化整為零,向城外疏散,到天津集合」。中午錦州已四處火起,麾下炮兵最後戰至黃昏五時,至此於郵政局二樓辦公室宣佈炮兵司令部解散。入夜黃永安帶副官姚傑明與韓德身出逃,藏於韓德身家中仍見雲南步兵於夜間往來衝殺,感嘆官不如兵。天明出城時因穿軍服被俘,數日後因歲數大未被注意而逃脫。出逃葫蘆島時,受到娘娘宮國民學校校長郭海力助,後由萬國寶(萬福麟之子)提供機票回北平。[40]

遷居臺灣[編輯]

1949年初,去臺灣,曾任台灣電力公司董事、齊魯公司董事、中油公司董事。撰寫《浮生》回憶錄,因主要為練字,所以全為親筆手寫。

1979年7月13日,病逝。

親歷趣聞[編輯]

  • 1937年七月初,去開封劉歭處述職,正封其主持紀念周會,遂一同參加。結果「劉主任致辭,盡說些不着邊際的話,如下汽車後必須將車門關好,始能開動,又辦公室如何整理,家具如何修理保存等等,對於軍務與民生大計,卻一字未提。」「但我窺伺前面的省政大員,皆是肅然敬處,並有隨時筆記,唯恐遺漏的樣子。」
  • 保定會戰,劉歭命炮六旅配屬於黃杰第二師,但沒人知道其位置。黃碰見陸大同學陳夕悵,得知後者為參謀長,趕忙詢問,結果連陳也不知道,說從來就沒跟司令部聯絡過。
  • 黃永安收集第九軍回陝西時,進達閿鄉,偶遇胡宗南率李延年乘吉普車迎面而來。胡宗南問:「軍容頗為齊整,比我來作戰的部隊都好,為何後退?」黃永安只得告知最高是營級幹部,無指揮系統,團長以上全部不見蹤影,他自己也很費解。
  • 逃出錦州時,穿便裝的一般都放行,但是韓德身的廚子穿了女人衣服,解放軍實在受不了其怪異,遂將其扣留。
  • 黃永安逃至葫蘆島碰到長子黃清羲之後才知道,他在守錦州城,他兒子在54軍炮兵營攻擊塔山,救援錦州。
  • 黃永安乘坐的飛機,就是著名的東北大員最後出逃瀋陽的那兩架飛機,美鈔滿天飛,國民黨大員被少壯一腳踢下,都是對這次航程的描述。[41]

參考文獻[編輯]

  1. ^ 1.0 1.1 《浮生-黃永安自述》 第一章
  2. ^ 中共瀋陽市委黨校《西安事變與黃永安》 邵桂花
  3. ^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九期校史》
  4. ^ 《浮生-黃永安自述》 之《張宗昌於東北東山再起》
  5. ^ 《浮生-黃永安自述》 之《吳俊升其人其事》
  6. ^ 《浮生-黃永安自述》之《涿州之戰》
  7. ^ 《東北軍史》91頁
  8. ^ 《東北軍史》143頁
  9. ^ 《東北軍史》183頁
  10. ^ 《第六十七軍古北口抗戰》李樹桂 選自《古北口抗戰文集》
  11. ^ 《歷史檔案》吳慶仁 1989年12月31日《東北軍67軍抗戰略史》
  12. ^ 《東北軍史》269頁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浮生-黃永安自述》之《西安事變》
  14. ^ 《浮生》之《西安事變》「洛陽炮六旅黃旅長大定先鑒: 第十一頁 刻西安發生事變,希兄率所部並指揮軍分校趙雲飛大隊官兵,將中央駐武官扣押,佔領銀行倉庫,拘禁所有航空人員,勿使飛機起飛一架,以待後命,張學良。」
  15. ^ 《浮生-西安事變》祝語:想是共黨造謠。
  16. ^ 《浮生-黃永安親臨記》之《平漢路作戰》
  17. ^ 《東北軍史》408頁,12月13日晨3時,南京大員之會議仍在一片混亂中。
  18. ^ 《洛陽密電中的西安事變》 徐有禮
  19. ^ 《西安事變時國民黨駐洛陽辦事處密電》第八號。
  20. ^ 12號密電「除申討張逆一人外,應力避東北軍字樣,凡足刺激東北情感之文字,亦希取締。」
  21. ^ 《親中共報紙西安事變後撰文:東北軍快向蔣謝罪》中載,1988年張學良仍能背誦那篇社論。
  22. ^ 《西安事變時國民黨駐洛陽辦事處密電》第39號
  23. ^ 賴璉語「洛陽隨時糜爛」(炮六旅之威脅)
  24. ^ 《西安事變時國民黨駐洛陽辦事處密電》第40號
  25. ^ 《瀋陽文史15》 p30 高存信《東北軍炮兵點滴》
  26. ^ 26.0 26.1 《浮生-黃永安自述》之《平漢路作戰》第四頁
  27. ^ 高存信 《瀋陽文史資料第十五輯》之《東北炮兵點滴》第30頁
  28. ^ 《浮生-黃永安自述》之《平漢路作戰》15-18頁
  29. ^ 《河北日報》之《正定:千年古城遭重創》
  30. ^ 高存信 《瀋陽文史資料第十五輯》之《東北炮兵點滴》第31頁
  31. ^ 《浮生-黃永安自述》之《平漢路作戰》26頁
  32. ^ 高存信 《瀋陽文史資料第十五輯》之《東北炮兵點滴》第32頁「 中央軍炮七團是山炮,炮可以分解開用騾馬馭載。但在元氏撤退時,大部分炮被丟掉了。而我們炮十二團的炮都是用六匹馬拉的野炮,在撤退時一門炮也沒有丟…… 當時我們認為跑就是我們官兵的生命,跑就是我們消滅日寇的武器,遇到天大的困難,我們也要把它掌握在手中。我們炮兵連行軍到鴨鴿營被斷,被潰軍遺棄的大車幾百輛,阻塞了去路,……沒有迂迴路可走,折騰了一夜,才算掃清了障礙。天亮後又有敵機來干擾……終於安全撤退。」
  33. ^ 《河南歷史》郭曉棠 1944
  34. ^ 《浮生-黃永安自述》之《登封作戰》25-26頁
  35. ^ 35.0 35.1 35.2 35.3 《浮生-黃永安自述》之《登封作戰》
  36. ^ 《大潰敗 豫中會戰漫談3》
  37. ^ 《大潰敗 豫中會戰漫談4》
  38. ^ 黃於《登封作戰》回憶,「余持手令到七里河車站,與運輸司令李鴻春交涉車皮西運,談未數語,即聞空襲警報聲,匆匆分手。 見有敵轟炸機十五架,飛臨上空,余於馬寄生急趨公路旁高約三尺的土陵下躲避。 時適有重迫擊炮連駝騾六七十匹通過,敵機發現,竟輪番轟炸打一、二小時之久,到日落後方始離去,炸的我滿身塵土,公路上更是人仰馬翻,死傷枕籍。」
  39. ^ 《西安事變與黃永安》
  40. ^ 《浮生-黃永安自述》之《錦州被圍及脫險記》
  41. ^ 《浮生-黃永安自述》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