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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前方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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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前方分會(簡稱「前方軍分會」、「軍委前方分會」、「軍委八路軍分會」)是抗日戰爭前期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華北敵後的派出軍事領導機構。[1]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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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為保證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8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前方軍委分會及各師成立軍政委員會的決定》,前方軍委分會由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八路軍野政主任)、張浩(一二九師政治部主任)、林彪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關向應(一二零師政治部主任)9人組成,朱德任書記,彭德懷任副書記,受中央軍委統轄。八路軍3個師分別成立軍政委員會,受前方軍委分會統轄。[2]

平型關戰鬥後,1937年10月8日前方軍分會下發了《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內容說如果國民黨改善在山西的軍事領導,動員群眾,加上八路軍的積極影響和配合,「取得晉北戰役的勝利」,爭取 「戰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變華北戰局」,並提出八路軍「必須依據獨立自主的運動游擊戰機動果敢的作戰原則」。對於華北軍分會的這一指示,1937年10月17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迅即發電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當時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在前方)並告周恩來:「軍分會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1945年中共華北地方軍隊同志座談會認為「這個指示有輕敵速勝觀點」,「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面的準備(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同時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及其進步性;放鬆以我為主,自力更生,發動群眾組織游擊戰爭和做長期艱苦鬥爭的精神準備工作。《彭德懷自述》指出,「當時軍分會的同志,都沒有把敵後游擊戰爭提到戰略上來認識,對於毛澤東同志在洛川提出的『以游擊戰為主,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認識也是模糊的」。 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還對前方軍分會下發的小冊子不能釋懷,說它「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並說「這個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

1937年12月6日,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議在山西洪洞高公村八路軍總部召開,朱德、任弼時、張浩、林彪、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關向應等出席。1938年1月3日《陳賡日記》記述了彭德懷向前方軍分會傳達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精神:「讀德懷同志傳達中央政治局會議之一部,深感過去對統一戰線的認識確有模糊之處,以致在運用上發生缺點,而且引起了友黨政府發生不必要摩擦,……抗戰是每個中國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於一切,統戰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別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戰),因此一切服從統戰的利益,過去對國民黨的轉變確是估計不足……」。此次會議亦稱「臨汾會議」或「華北軍分會全體會議」。1938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擴大會議在高公村召開,劉少奇、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張浩、鄧小平、林彪、賀龍、劉伯承、彭真、蕭克、彭雪楓等出席會議,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精神。

1941年4月16日,根據中共中央軍委命令,前方軍分會改稱華北軍委分會,簡稱「華北軍分會」,朱德、彭德懷、左權、羅瑞卿滕代遠陸定一6人組成華北軍委分會,朱德為分會主席,彭德懷為副主席。

1945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華北軍分會,由各中央局直接領導各大軍區。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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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總部駐馬牧舊址位於洪洞縣馬二村,設有「八路軍總部會議室(華北軍分會議舊址)」「華北軍分會參會首長居室」等景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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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熊武一、周家法主編.《軍事大辭海·上》:長城出版社,2000年5月:第367頁
  2. ^ 王樹林:「紅軍改編與人民軍隊政治制度的變遷——以軍政委員會制度為中心的考察」,《炎黃春秋》2017年第5期,第51-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