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禮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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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禮垣(1847年—1916年10月14日),號翼南,晚號逍遙子,齋號厚豐園廣東三水人。

生平[編輯]

其父胡獻祥常年在香港做生意。胡禮垣在家鄉從塾師啟蒙, 天分極高,漸漸精通四書五經,寫得一手洋洋灑灑的八股文,在縣裏童子試中位居頭名。但接着胡禮垣久困科場,卻對經史古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致力於研習詩詞古文。

1857年,胡禮垣隨父親至香港,接受西式教育。他15歲入讀中央書院,曾經拜伍廷芳為師學習英語,將目光轉向西方科學、政治、文學等領域。傳統教育使得胡禮垣打下深厚的中國文化根基,而西式教育又使他進入西方文明的殿堂,這為他日後在中西文明之間架起一座橋樑,成為改良主義思想家奠定了基石。

1870年,胡禮垣從中央書院畢業,因學業成績優異,被政府委任留校擔任中文教師。兩年後他辭職離校,其後到父親所經營的航運公司兼職,並多次參加港府公務員考試,可惜均未錄取。

胡禮垣曾在王韜經辦的《循環日報》館工作,擔任翻譯,由此與王韜結識,成為知交。王韜比胡禮垣大約年長20歲,是清末著名變法思想家,曾在該報發表政論文章,闡述其改良主義思想,這對胡禮垣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胡禮垣還曾一度回到國內,投奔在上海主持電報分局的鄭觀應,擔任翻譯

大概在1885年,胡禮垣離開上海,返回香港,到《粵報》任職。在此期間,他利用閒暇將《英例全書》翻譯成中文。《英例全書》是亨利·科爾曼-福克德所著之《人人自為律師:普通法與衡平法原則手冊》,並於1887年由何啟鑑定,粵東友石齋出版。[1]

長期居住香港,後經營報業。何、胡的合作開始於1887年,當時曾紀澤在香港《德臣西報》刊載著名的《中國先睡後醒論》,何啟讀後不同意其觀點,用英文寫了一篇反駁的文章,又欲譯為中文發表。他自感中文程度太差,於是尋求胡禮垣的幫助。胡禮垣將此文修改、翻譯後,兩人共同署名以《中國先睡後醒論書後》(又名《曾論書後》)發表,在中國政界、思想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1898年後,胡禮垣辭去香港文學會翻譯一職,「退隱於家,日惟閉戶著書,考察列國政治得失,與何君啟研究法律」。他與何啟又合寫了《新政論議》等論文,這7篇政論文章匯集為《新政真詮》一書出版,對中國改革維新提出一整套理論和實施的方針。此時胡禮垣自號「逍遙遊客」,但他的內心對現實政治,對祖國的前途命運充滿了擔憂。卒於民國五年(1916)。[2] 葬於咖啡園墳場。[3]

值得一提的是胡禮垣的「大同」思想。早在1871年,胡禮垣剛從香港中央書院畢業時,即準備撰寫《天人一貫》一書,將宗教、儒術、治學、法學融於一體,以孔子忠恕之道貫徹其中,闡述大同理想,這比康有為的《大同書》要早數十年。其後,胡禮垣在《梨園娛老集》、《滿洲嘆》、《伊藤嘆》、《德皇嘆》及致伍廷芳孫中山等人書信等詩文中,斷斷續續表述了其有關大同世界的理想。胡禮垣不滿於國內民族主義思潮中的排外、保守主義的非理性傾向,認為以怨報怨,以仇復仇只能加劇人與人之間、族與族之間、國與國之間的仇視和敵對,「無恩無怨,報何有焉,是之謂大同。」

著作[編輯]

他與何啟合撰《新政真銓》,最初於1902年出版。著有《胡翼南全集》。

註釋[編輯]

  1. ^ 冷霞. 近代英国法律知识的大众传播及其中国影响——以《人人自为律师》的译介为例. 華東政法大學學報. 2018, (6): 125-141. 
  2. ^ 《胡翼南先生全集》卷首張學華撰《胡翼南先生墓志銘》稱「卒於丙辰年九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九。」
  3. ^ 墳場研究 Cemetery Study 在樂活道 www.face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