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贝尔 (飞行员)
| 玛丽·贝尔 Mary Bel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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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03年12月3日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朗塞斯顿 |
| 逝世 | 1979年2月6日（75岁）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斯普雷顿 |
| 效命 | 澳洲皇家空军 |
| 服役年份 | 1941年至1945年 |
| 军衔 | 上尉 |
| 部队 | 澳洲辅助女子空军 |
| 参与战争 | 第二次世界大战 |
| 其他工作 | 农民 |
玛丽·泰斯顿·路易斯·贝尔（英语：Mary Teston Luis Bell，1903年12月3日—1979年2月6日）生于塔斯马尼亚州朗塞斯顿，是澳洲飞行员，同时也是女子航空训练团的创始领导人。贝尔自十多岁起便对航空产生兴趣，与约翰·贝尔成婚并定居英国后，她学会了飞行，之后又考获私人飞行执照。后来，贝尔一家搬回澳洲，丈夫受聘于澳洲航空公司，而她则成为国家女子紧急军团空军联队40多名成员的领袖。然而，成员认为现时组织无法实现她们的目标，因此组建了全新的志愿准军事组织女子航空训练团，并由贝尔出任指挥官。
在澳洲向德国宣战前，贝尔曾经致函空军，主张在澳洲皇家空军内建立类似于英国皇家空军辅助女子空军的分支。1941年，她协助空军建立了澳洲辅助女子空军，但首任主管的职位却落在伯莱公司经理克莱尔·史蒂文森手上。得知此事后，贝尔决定辞职，但她后来又应空军人事署署长的要求重新加入。辅助女子空军是澳洲首支女性制服武装部队，截至1944年10月成员人数便超过1.8万，占皇家空军现役人数一成二。二战结束，贝尔夫妇先后退役并投身农业。1979年2月6日，贝尔在塔斯马尼亚州阿尔弗斯顿辞世，享寿75岁。
早年生活和女子航空训练团[编辑]
玛丽·泰斯顿·路易斯·贝尔于1903年12月3日出生在塔斯马尼亚州朗塞斯顿。她的父母分别是罗兰·沃克·路易斯·费尔南德斯（Rowland Walker Luis Fernandes）和艾玛·达格玛（Emma Dagmar），马奥尼（Mahony）则是母亲的娘家姓。父亲出生在英国，任职文员，母亲则于澳洲出生，而玛丽的曾曾祖父是船匠乔纳森·格里菲斯（Jonathan Griffiths）。在14岁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前，她曾就读位于朗塞斯顿的英格兰教会女子文法学校及德文港的圣玛格丽特学校。1923年3月19日，她与澳洲皇家空军军官约翰·贝尔（John Bell）结婚，后者是位曾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里波利之战以及服役于澳洲飞行队的老兵。婚礼在维多利亚州布莱顿圣安德烈教堂举行。两人的女儿于1926年出生。[1][2]
从1925年至1928年初，贝尔一家住在英格兰，约翰则于安德沃的英国皇家空军参谋学院深造，并担任英国皇家空军的联络官[1][3]。贝尔自十多岁起便对航空产生兴趣，她在英国定居时学会了飞行，又在1927年4月考获A级私人飞行执照[1][3]。1928年3月20日，她返回澳洲，成为维多利亚州首位获得飞行执照的女性，也是澳洲第六位获得此执照的女性[4][5]。次年，她成为首位获得地面工程师资格的澳洲女性[4]。
1939年，贝尔一家搬往布里斯班[6][1]。约翰于1929年离开澳洲皇家空军，并受聘为澳洲航空公司的昆士兰分部经理[6][1]。贝尔则成为国家女子紧急军团空军联队40多名成员的领袖，该部队在战时自愿协助维修飞机[6][1]。7月17日，联队成员认为现时组织无法实现她们的目标，因此组建了全新的志愿准军事组织，即女子航空训练团（Women's Air Training Corps），同时推举贝尔为指挥官[6][1]。很快，她便把团体发展为全国性组织，并重新制定组织结构，每位指挥官会领导个别州份的分会，而她则自封澳洲指挥官[6][1]。女子航空训练团成员穿着原野灰色的外套和裙子，佩带海军蓝色的领带和苏格兰无檐帽[7]，均接受了司机、文员、电报员培训[8]。到了1940年10月，女子航空训练团的活跃成员已增至两千人[9]。
贝尔曾经通过丈夫和航空圈子认识了空军少将理查特·威廉斯，于是她写信给威廉斯，主张在澳洲皇家空军内建立女性分支，类似于英国皇家空军的辅助女子空军[10]。此外，她还呼吁关注已经在运输、护理、文书工作方面支援空军的女性志愿者[10]。女子航空训练团是数个妇女志愿组织之一，成员热衷于支援军队，同时认为她们为辅助服务提供了现成的熟练人员，为政府节省培训非技术工人的时间和金钱[11]。
二战和澳洲辅助女子空军[编辑]
1939年9月3日，澳洲向德国宣战。澳洲皇家空军航空委员会于同年11月开会讨论贝尔的来信，但推迟采取相应行动。贝尔继续游说，如同其他数个妇女团体一样，希望在战争时期为国家出一分力，同时寻求释放男军人到海外驻守。[10][12]
战争打响后，贝尔的丈夫约翰重新加入空军，并在位于墨尔本的澳洲皇家空军总部组织处担任中校。1940年7月，新任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查尔斯·伯内特爵士邀请贝尔在她丈夫的监督下，提出有关女性辅助人员的建议。她建议军队应根据《空军法》组建新军种，准许女性在战争期间以类似澳洲皇家空军成员的条件入伍，而非在短期合同的基础上参军。这个想法在当时来说颇为激进，直到1943年才开始落实。她还建议成立一支志愿后备军或公民部队，以增加女性参军的人数，实际上即是现有的女子航空训练团。然而，不少军官质疑此举会过于加强贝尔的个人指挥。[13]
一些高级空军军官，包括不久前晋升中校的威廉斯以及个人服务部主任乔·休伊特上校，均反对女性服役。伯内特是英国皇家空军成员，他欣赏辅助女子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证明了其价值，并支持建立澳洲辅助女子空军。[14]
1941年2月24日，贝尔获任命为澳洲空军人事部参谋（行政），官阶为见习中尉（代理上尉），为新组织奠定基础[15]。前任南澳大利亚州司令官贝蒂夫伯爵夫人则接替她担任女子航空训练团澳洲指挥官[16]。澳洲辅助女子空军于3月25日正式成立，是澳洲首支女性制服武装部队，早于陆军和海军的类似组织[11][12]。贝尔在组织成立后的头三个月担任领导人，并在6月前招募了大约两百位女性[11][12]。而在她任命的首批六位军官中，便有五位是女子航空训练团的前成员[11][12]。
1941年5月21日，女性内衣品牌伯莱经理克莱尔·史蒂文森获委任为澳洲辅助女子空军主管，贝尔则担任副主管，任命于6月9日生效[17]。空军人事署署长、少将亨利·里格利认为史蒂文森的管理背景、学历以及对妇女组织的了解足以胜任，另一个原因则是她并非出身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18][19]。虽然贝尔的航空经验丰富，且熟悉澳洲皇家空军，但里格利认为她“与女子航空训练团的关系纠缠不清”，又在此事上“摇旗呐喊，并为自己招来不少关注”[15]。在早期招募时，贝尔未有招收伯内特的女儿（她也是女子航空训练团创始成员）入队，此事可能成为与伯内特产生隔阂的导火线[20]。
在得知史蒂文森将担任主管后，贝尔选择辞职，而不是继续留任担任外行人的下属[12]。后来，她应里格利的要求重新加入，但条件是她不会晋升至高于上尉的军衔[12]。当贝尔被军方“用完即弃”后，她最初任命的两名军官也选择辞职，之后两人更描述她是位“仔细而高效的筹办者”，甚至是主管一职的“不二人选”[20]。1942年10月5日，贝尔重回澳洲辅助女子空军，并在空军总部数个部门任职，但主要以医疗服务部门为主[21]。
初时女性参军只是签订12个月可续签合同，虽然贝尔曾在1940年7月提议女性应以长期雇员的身份应募入伍，但到了1943年3月24日《空军（女性服务）规例》颁布相关建议才得以落实[13][22]。当日，贝尔被任命为中尉，她的临时上尉军衔则于1942年10月1日生效，并在《澳洲联邦公报》上公布[23]。澳洲辅助女子空军的薪酬只有男性同等人员的三分之二。虽然如此，但组织仍发展迅速，1944年10月成员人数便超过1.8万，占皇家空军现役人数的12%[18]。二战结束时，共有2.7万名女性于澳洲辅助女子空军服役，一度填补了61种职务，地勤人员也有逾31%由女性担任，而这些职位以前均由男性担任[24]。
战后生活[编辑]
1945年4月11日，贝尔要求自澳洲辅助女子空军退役，当时她军衔为上尉[21][25]。她丈夫约翰则于10月5日离开澳洲皇家空军，退役前他官拜准将[1][26]。1946年9月30日，澳洲最大的战时女性服务组织澳洲辅助女子空军正式解散[18][27]。1950年成立的澳洲皇家女子空军继承了该组织的职能，并且拥有独立于澳洲皇家空军的章程[28][29]。1972年，空军实现男女同工同酬[28][29]。五年后，澳洲皇家女子空军并入皇家空军[28][29]。
退役后，贝尔夫妇投身农业，先后在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务农，并于1968年退休。1979年2月6日，在女儿的陪伴下，贝尔在塔斯马尼亚州阿尔弗斯顿辞世，享寿75岁。贝尔下葬于斯普雷顿的默西谷纪念公园公墓，与1973年去世的丈夫一同合葬此地。[1]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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