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青瓷划花三鱼小碗
@Minervayuyi:请在这个页面的计划页面写条目喔,谢谢。—— 烈羽⊕ 2017年5月8日 (一) 21:40 (UTC)
青瓷划花三鱼小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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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北宋 (960-1127) |
类型 | 瓷器 |
尺寸 | 5.1 cm × 14.3 cm(2.0英寸 × 5.6英寸) |
收藏地 | ![]() |
青瓷划花三鱼小碗是北宋(960-1127)年间耀州窑出品之食器,从其成色器型可约略判断为北宋中期之后成熟的代表作品。现存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年代背景
[编辑]中国青瓷发展成熟最早可自唐越窑算起,承继其风而至宋代则有耀州窑、汝窑、龙泉窑等窑系,[1]而各地因着特殊的土质及釉料烧制等技术差异,往往烧制出各色各样的青瓷。其中耀窑青瓷往往兼有“越器”之称。
北宋(960-1127)一百多年间是耀州窑烧瓷之鼎盛期,从黄堡镇元丰七年立之的德应侯碑或可窥其烧瓷产业之蓬勃发展,另外在考古遗址中也可发现其最初做为民间主要青瓷产区[2]到后来负有“十里窑场”之盛名。而从其精致的物质文化器物呈现,也可一窥北宋因着手工业及商业发展,使其社会经济达到空前水平。
耀州窑依其发展阶段及产品特色约略可分为以下三期,[3]
- 北宋早期
明顯過渡五代時期特徵,胎質疏鬆含有氣孔與鐵質黑色顆粒,可分為鐵黑色黑胎和淡灰色白胎,前者常施有白色化妝土;釉色多樣,多呈青中泛黃或灰。器類樣式多,從碗、盤、盒、枕、盞、壺、缽、盂等不一而足,然而造型相對單調,以碟類最富變化。早期作品多以素面為主,紋樣多為早期劃花剔花技法,有向刻花過渡之特徵。
- 北宋中期
經歷宋初窯場改革和制瓷工藝演進,器胎不再有深淺兩胎之分,而只見顆粒細小均勻、質地緻密之淺淡灰白胎,不再施白色化妝土,此時期或可說是耀州窯各時期最為精細之瓷胎生產。瓷釉色調穩定,多呈純正之橄欖青色,溫潤富玻璃感。器物種類與早期相近,惟各大類多了許多小類,且造型樣式大量增加,特徵為底足多為高窄圈足,且在施釉後經二次刮胚修足。北宋中期後經濟發展蓬勃、文化藝術繁榮多樣化,多樣的裝飾手法與紋樣出現,除牡丹、菊、蓮等花卉主題外,也多見龍、鳳、獅、鴨、魚等瑞獸珍禽水族紋樣。作品紋樣者居多,以淺浮雕之刻花/劃花為主。
- 北宋晚期
器胎多呈灰白,亦有少量土灰色器,顆粒較中期大,整體而言仍是細密均勻。色調雖仍以橄欖青為主,宋末出現較暗、較翠、或較淺淡之月白青釉,色調較為多樣。器類造型較中期增加,惟胎骨較薄,造型小巧偏瘦,且器物底足、器底常見中心突起呈雞心底,器足較中期矮。這些特點出現或許可一窺北宋晚期追求豪奢享樂之生活風尚,而國家及社會財力不足有關。
本件作品应为北宋中晚期耀州窑出品,非属考古出土器物,推测应是进献宫廷所作而传世。
外观
[编辑]全高5.1公分,口径14.3公分,足径3.9公分。
弧形深壁小圈足碗,口微侈,底心微凸,足、底露灰黄色胎,刷有褐色汁。有别于北方定窑白瓷与南方汝窑天青色,耀州窑之瓷器为橄榄绿色,色泽温厚,釉质细润。
器内外口缘下划浅线一周。器内壁刻划小鱼三尾,对称严谨,鱼身姿态生动,夹以隙地以竹篾划波浪纹。器外壁斜划圆弧短线,不规则间宛似花瓣纷飞。[4]
从其侈口、浅腹碗形可推断应是宋代中后期作品,有别于早期碗型多以圆腹为主。并早期耀瓷多以素面为主,纹样较少,若有也多于外壁,中后期方有多种多样图案,且技法演变为浅浮雕之划花。此外,其瓷胎细致,釉色呈现典雅之橄榄青,温润如玉的质感恰如《德应侯碑》所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综上所述,不论从釉色、器形、纹样等,均可见此划花三鱼小碗为北宋中期耀州窑代表作品。
装饰图案
[编辑]- 鱼纹
鱼纹在中国陶瓷装饰史有近六千年的积累,最初取其产卵多之多产多育形象,寄托中国自古以来其院氏族和子孙繁衍象征。后代又因鱼谐音“余”,而多所祝愿“年年有余”的丰饶盛产。此件作品之鱼纹除岔分为二的鱼尾占身长近半,亦可见其肚腹圆滚硕大,为中国古代典型鲫鱼(金鱼)之形象,其造型玲珑可爱外也明显可见其寄寓了多子的期待。
- 水波纹
篦具所划之四分格旋转水波纹最早可单独见于唐代擂钵,五代则有竹签划花,以二方连续水波纹作为器物边饰;进入宋代,水波纹样除作为边饰和侧体装饰,更多与植物、人物、动物结合使用。“水波三鱼”正可作为耀瓷装饰纹样之代表。仔细观察其水波纹样,可见碗底恰由三道多重水纹而成一环形,而刚好和鱼身与鱼身之间细密有序的水纹相呼应,使整体构图富有回还反复的流动感,仿佛三只小鱼正活灵活现的游在水波之间。
- 外壁装饰
曾有一说为此种“粗疏简陋”的简单花草纹饰为耀瓷早期刻花特征,多装饰于碗外,是耀州窑初期刻花初创的本来面目[5],然而在经过多年的耀窑考古挖掘分析比对后,发现大量此种只见于器物外壁,器内从未见之似是而非的刻花纹饰形碗,且此类装饰碗器无一属于北宋早期作品,是故可以推断此件作品必然是北宋中期之后所做。且此类装饰纹样也不再被认为是北宋新创的“粗疏简陋”之刻花牡丹花卉纹,而是承袭五代既存之剔划花工艺。[6]而这样的抽象图案在此件作品中不失为画龙点睛之用,突出了北宋中后期对于生活中器物细节的讲究,而避免了碗器外壁过于单调或是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