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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研究

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文心雕龙》研究

中国

在清代，以及是民国时期，学者

在晚清时期，学者多针对于《文心》的校正，以及是文献整理的部分。最早有李祥的《文心雕龙补注》，书序中评价了明代以来《文心雕龙》的整理情况，并指出梅庆生《音注》、黄叔林《辑注》的问题，在书中对《辑注》本多有补正。接着有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当中有理论的阐发以及是校注，在学界影响甚高。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在当时的风评并不是很好，但是后来在范文澜对于其注本多加修正之后，在解放之后得到了学界的好评。

章太炎 黄侃 范文澜

鲁迅对于《文心雕龙》也有所研究，他指

此外，当时黄文弼在《整理〈文心雕龙〉方法略说》中指出明清时的《文心雕龙》注本确实尚未完备；陈注尊出版了《文心雕龙增注》（后收入1929年出版的《陈注尊丛书》中），在黄叔林《辑注》基础上再作评语，注脚。

在唐写本的校勘方面，赵万里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中，以《四部丛刊》本、黄叔林《辑注》本、唐写本以作校勘：叶长青的《文心雕龙杂记》中

日本

从史书中可见，《文心雕龙》最早是于九世纪传入日本的，而从《文镜秘府论》的影响观察，其传入甚至可以追寻至七世纪。但是，在传入后至江户时代期间的影响甚微。于享保十六年（1731年），冈白驹出版了对于《文心雕龙》的校注本，是日本最早的《文心雕龙》校注。

在文学史方面，1882年的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一书就已经对于《文心》有所记述。1897年吉城贞吉所作的《支那文学史》中，于其第三章六朝文学之中将《文心》和《诗品》相提并论，作了较为简单的描述。在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几位汉学家先后写成中国文学史，当中对于《文心》都有简单的描述，如久保天随的《中国文学史》、儿岛献吉郎的《支那大文学史》、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青木正儿的《支那文学思想史》等。

1918年，泷川资言在其《日本汉学史》中有《书文心雕龙书后》一文，是最早的评论《文心》文章。《文心》的正式研究开始于铃本虎雄、斯波六郎、吉川幸次郎等学者。在校勘方面，日本学者铃本虎雄著有《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黄叔林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等，对于唐写本、黄叔林《辑注》本进行校勘。理论阐释方面，铃本虎雄在《中国诗论史》中对于《文心》的理论有所阐发，指《文心》可以分为三部分，上篇二十五篇是文章体裁论，下篇二十四篇则是修辞，全书则是文体论论和修辞论。并指刘勰的《文心》补足了之前陆机《文赋》的不足之处。

二战后的《文心雕龙》研究

台湾

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开始于1950年代，当时有不少的大陆学者移居至台湾，但是当时的高等学校较少，设有中文系的只有国立台湾大学以及是师范学院（即后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因此当时研究《文心雕龙》的学校并不多。1950年，台大的廖蔚卿最早于中文系中讲授《文心雕龙》；师范学院的潘重规、高仲华也先后开办《文心雕龙》课程。1953年，台大成立了国文研究所硕士班和博士班，为后来的培养人才打下了基础，但首份的硕士论文已经是1964年李宗慬的《文心雕龙批评研究》。早期的学术论文较为少，没有学术专著，廖蔚卿、唐亦男、罗敦伟、张严等有数篇论文。

在六十年代，台湾增设了很多所大学，并设有中文系，为当时的研究打下基础。当时台大的廖蔚卿、师大的李曰刚和方远尧、国立政治大学的张立斋、淡江大学的黄锦𬭎、东吴大学的华仲麔等教授都有讲授《文心雕龙》，并出版了一些专著。在七十年代，《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研究学者以新一代为主。当中，师范大学的王更生、沈谦；王金凌、黄春贵等都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受大陆文革的影响，在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实际上中国研究《文心雕龙》的中心在台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心雕龙》研究的热潮有所减退，王更生指：“晚期的‘文心雕龙学’已经迈入发展的高原.....甚或讲述《文心雕龙》的学者，三五年内也难看到一篇像样的论文公诸于世”。此时候以《文心雕龙》作硕博论文的也较前代为少，硕士论文有8篇、博士论文有1篇。此时较少有较为集中的讨论议题，而是集中于单篇研究。

注释校勘是台湾学者所关注的议题之一。于1967年，张立斋的《文心雕龙注订》（1968年，台北正中书局）在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之上作修订，成为台湾的首本注本，之后他又按多个版本进行校勘，于1974年由正中书局出版了其《文心雕龙考异》。李曰刚先后于《师大学报》、《国文学报》、《中国国学》等学报发布他对于《祝盟》、《奏启》篇的“斠诠”，然后于1982年出版为《文心雕龙斠诠》；王更生于1985年出版了《文心雕龙读本》，集结其对于《文心》注译的成果。陈拱对于多个篇章进行了研究，后于1999年结集为《文心雕龙本义》。

思想来源方面也受台湾的学者关注，较多的学者认为刘勰的思想以儒学为中心，华仲麔认为刘勰经守儒学，以宗经作为其理论宗旨；王更生认为他是古文经学家，思想是经学思想为主；陈拱的《文心雕龙论文本于道与文以载道》则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刘勰的儒家思想；潘重规则反对饶宗颐的佛教说，针对饶氏的观点多有反驳，并认为刘勰以儒学作为其中心思想。

《文心》的理论也是台湾学者关注的议题，1951年童寿的《〈答李翊书〉的养气和〈文心雕龙〉的养气》是台湾首篇的研究论文。东海大学徐复观教授的《〈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一文也在此时候发表，影响深远，于80年代引起了热烈讨论。于70年代，理论的阐发有所推广，文原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都有所论及。于八十年代，单篇的研究开始增多，对于各论的篇章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如《通变》一篇则于1989年一年之内有三篇的硕士论文，也有一些专门论及创作论、批评论的专著，如《文心雕龙之创作论》（黄春贵）、《文心雕龙文论术语析论》（王金凌）、《文心雕龙之文术理论与批评》（沈谦）等等。

刘勰的生平也是台湾学者关注的问题。早于在六十年代，华仲麔在《文心雕龙要义申说》中，为刘勰作简谱。之后，张严、王更生、王金凌、龚菱、李曰刚都先后为刘勰作谱。当中，对于刘勰的籍贯、生年、整理佛经的时间、写作时间、卒年等都有考据或争论。

日本

二战之后，《文心雕龙》研究工作相比于前代有所进展。版本方面，户田浩晓针对于神田喜一郎所藏的明弘治（1504年）冯允中刊本，考证其为元至正本的重刻本。户田又考证出冈白驹本是按尚古堂本之上再校。此外他又针对于梅庆生本、何允中本等作版本研究工作。

注疏方面，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龙范注驳正》、《文心雕龙札记》对于《文心》的校注方面多有阐发。在《范注驳正》中，他在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之上又作驳正达400多条。《札记》本计划完成对于《文心》五十篇的训诂，但是因病过世而只是完成了四篇札记。

在翻译方面，日本目前有三家的全译本，分别由兴膳宏（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25卷，1968年）、目加田诚（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54卷，1974年）、户田浩晓（新释汉文大系，上册1974年出版；下册1977年出版）所译。当中，目加田诚的译本开始工作最早，早于1945至1963年间，他就于九州大学文学会刊《文学研究》上发表过《文心》的部分译注，且包括原文和日语训读，但于1974年出版的时候为应出版社要求而略去。在每篇译注之前，先是他自己对当中的理论的解说，然后是译注。兴膳宏于京都大学就读的时候受吉川幸次郎的鼓励之下，对《文心》展开了译注的工作。他以《文心雕龙注》作为其翻译底本，正文以现代日语译文为始，再是日语训读和注译。其全译本因注释详实，而在日本学术界得到好评。户田浩晓的译注动机始于1943年加藤虎之门的读书会，在阅读《文心》的后起了要为《文心》作注的决心。1960年至1970间，先后于立正大学的《城南汉学》中发表当中译注，然后经增补为18篇，收入明德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新书》丛书系列出版。之后又于1974、1978年完成全译，收入明德书院出版《新释汉文大系》出版。

此外，思想探原也是日本龙学界研究的范围之一。兴膳宏于1981年发表了《文心雕龙自然观—探本溯原》论文，当中论证了他的自然观既和儒家、道家以及是佛家都有所不同。他又于1982年发表了《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论文，当中论证了《出三藏记集》有可能是刘勰所作，并考证了刘勰和佛家的关系。甲斐胜二于1980年代先后发表了《〈文心雕龙〉的基本性格》日语：『文心雕龍』の基本的性格，论证了文心雕龙的思想理论。

香港

香港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较为少，于战后，《文心雕龙》的研究成为了香港研究中国文论中的热门议题。1954年，《民主评论》刊载了饶宗颐的《文心雕龙与佛教》，是香流第一篇对于《文心》研究的论文。1962年，饶宗颐结集出了当时的香港的《文心》论文，并结集为《文心雕龙研究专号》出版，代表当时的成果总结。

思想渊源是香港是饶宗颐的《文心雕龙与佛教》（1954年），认为《文心雕龙》的成书和佛教的思想有很大的关连，石垒在其《文心雕龙佛道义疏证》中也同意《文心》的思想受到佛教的影响。和之相右的有往返港台讲学的潘重规，他于《刘勰的文艺思想以佛学为根柢辨》中认为饶说“有违真相”，认为应该是以儒家为主。于80年代，陈耀南发表多篇论文，认为刘勰的文学之道基于儒道之上取合了佛、道。

比较文学也是香港研究《文心雕龙》一个主要范围。早于六十年代，黄孟驹就将《文心》和王充的《论衡》作比较，指王充的“疾虚妄”精神对于刘勰的反对“讹滥”的思想有所影响；1967年，江汝珞对于《文心》和《诗品》作出了对比；1971年，刘之仁对于《文心》和《文赋》作出了对比。1987年，陈耀南出版了《文镜与文心》，总结了他对于《文心》和《文镜秘府论》的比较研究。黄维梁则重视于将《文心》和西方文学作对比，以及是古今对接方面，将《文心》和《诗学》以及是《文学理论》等西方文论作对比，以及是将《文心》运用于实际的文学批评之上，用之批评白先勇、余光中等人的文学作品之上。

校勘、注解、翻译也是香港研究《文心》的方向之一，在1970年，饶宗颐出版了《文心雕龙集解》、同年潘重规出版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黄兆杰等于1999年将《文心雕龙》作翻译，即为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对于推动《文心》传播有所作用。

在二十一世纪，香港研究《文心雕龙》的热潮有所退减，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大多将方向改向宋元以及是明清文论。此时研究《文心》的学者有邓国光、欧阳艳华等。另外，黄维梁将其研究《文心》的论文结集出版，为《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

韩国

虽然《文心》早于九世纪前后已经传入日本，但是正式的研究要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才开始。1966年至67年，汉城大学中文系车柱环教授对于《文心》中《原道》至《明诗》等数篇做了作了疏证 。八十年代，《文心雕龙》的研究集中于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并涉及的问题包括了《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文学观、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风格论、文原论、理论体系等问题。但整体而言，还在输入成果的介绍性阶段。

翻译也是韩国龙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在1975年崔信浩(圣心女子大学国文系)教授译注的《文心雕龙》，是第一部韩文全译本，至1990年已经印刷六次，但此本以兴膳宏的日译本为蓝本，很少参考中国的重要校注、译注本的资料，学术价值不是太高。1984年，汉城乙酉文化社出版了李民树所译的《文心雕龙》，当中参考了兴膳宏的译本，以及是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1994年，汉城民音社出版了崔东镐教授的译本，以译文、原文、评述、注的方式排列。于九十年代，高丽大学汉文系李东欢教授为中心的十三位学者结成了“文心雕龙读会”，并计划推出《文心》的译本。

俄罗斯

最早，苏联汉学的奠基人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就在其讨论中国诗学的著作中提及《文心》，并译出了《原道》篇。之后当代汉学家费德林、索罗金（俄语：Владиславу Федоровичу Сорокину）等也在评述中国古典文学成就的时候，列举过《文心》。之后，К.И.戈雷金娜（俄语：Ки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Голыгина 《文艺的定义——中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文”》（1974年），李福清的《世界文学史》第二卷中介绍“五-六世纪的中国文学”的时候，也论及过刘勰和《文心雕龙》，但是是简单的评介文字。

理论研究方面，最早可以追索到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波兹德涅耶娃（俄语：Любовь Дмитриевна Позднеева）所主编的《中世纪东方文学》，当中有10页的篇幅论述了中世纪的诗歌理论，当中包括了刘勰。1979 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伊戈尔·萨莫伊洛维奇·李谢维奇（俄语：Игорь Самойлович Лисевич）出版的专著《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中，有40多处论述了《文心雕龙》。

在苏联解体之后，随着理论的开放使汉学研究出现很多创新之作。К.И.戈雷金娜于1995年推出的著作《“太极”：1-13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俄语：Великий предел: кита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мир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культуре, I-XIII вв）当中的第三章第三节对于《文心雕龙》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此外，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B.B.马良文（俄语：Владимир Вячеславович Малявин）和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教授的M.E.克拉芙佐娃（俄语：Мари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 Кравцова）等学者对于《文心雕龙》也有所研究 。

西方世界

在1867年由卫烈亚历所编的《汉籍解显》中就已经有《文心雕龙》的记述。但是之后一段时间都没有对《文心雕龙》的记述。法国学者考狄所编的《汉学学目》之中没有对《文心雕龙》的记述，翟理斯所作的《中国文学史》和葛禄博所作的《中国文学史》中都只谈到同时代的《文选》，而没有论及《文心》。顾令所编的中国百科辞典中也没有谈到《文心》。至1926年，前苏联汉学家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在巴黎汉学院作演讲的时候，于讲座中谈到了《文心雕龙》，

最早关于《文心雕龙》的学术论文是施友忠在《亚洲学刊》1953年第7期的《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 in Liu Hsieh's Wen-hsin Tiao-lung），当中分析了刘勰对于儒家的态度。

美国，施友忠的《文心雕龙》译本是当时研究成果的重要里程碑。其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是《文心雕龙》的首个英语全译本，于1959年于美国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出版后得到了海陶玮、柳无忌、霍克思、侯思孟等学者的评论。

较早专论《文心雕龙》的作品是杜克义的《中国三至六世纪的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Genre theory in China in the 3rd-6th centuries: Liu Hsieh's theory on poetic genres）（1971年），在其第三部分中讨论了《文心》。他先从刘勰的历史背景谈起，然后从“文”、“笔”两者的差别讨论入手，讨论了《文心雕龙》的文体理论。在此之后，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中也都于探讨了《文心雕龙》，并对于《原道》篇有所翻译。蔡宗齐的《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造和修辞》A Chinese Literary Mind: Culture, Creativity, and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

在意大利，只有米兰大学珊德拉Alessandra Lavagnino教授对于《文心雕龙》有所研究，她翻译了《文心雕龙》五十篇，并在编著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资料》立陶宛语：Materiali per lo Studio della critica letteraria della Cina antica第二部分中，辑要了《文心雕龙》研究书目、词汇、和相关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