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皇民化下道士的佛教化

在日本殖民后期，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皇民化运动加速，道士包括乩童、红头司公、乌头司公等被纳入改造行列。早在日本统治初期，道士这种宗教职业就被认为是迷信行业，因此开始了改造的念头。1909年，新竹曹洞宗布教师今西大龙在证善堂组织“本岛宗教研究会”，力图改良佛事葬仪。1911年，《台湾日日新报》建议严格取缔道士和乩童。道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在皇民化运动中被认为是迷信，需要彻底改造。本文通过《台湾日日新报》探讨“七七事变”后日本在皇民化运动中，对道教的改造过程，特别是将道教“佛教化”，道士“僧侣化”，仪式“日本化”的具体措施和影响。

鸟之双翼──道士与乩童

（一）道士的形象及执业

在《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中，对道士有以下的描述：道士在福州居住于庙观，是持戒行道的修道人，禁与市井为伍，以咒为业。台湾的道士也分为金（全真）和伙居两类，金（全真）住在寺庙，伙居则在家与妻子同住。道士是道教的司祭，但不具教权代表或信徒教导者之意义。道士分为乌头司公及红头司公两类，广义解释还可包括巫觋。

日本殖民时代，道士服装为黑色道服、道帽和草鞋。自1915年“西来庵事件”起，总督府展开台湾宗教调查，但调查结果不理想。道士始终被日本殖民当局视为迷信象征，主要从事捉鬼、降妖、除魔、占卜和祝祷等活动。道士常与乩童结合，进行请神、扶轿、驱邪等活动，两者难以分离。红头司公（师公）被称为“法官”，在台湾常见，其主要业务包括请神、执乩、扶轿等。

曾任总督府社寺课长的丸井圭太郎认为，台湾没有全真教，而是符咒驱邪的天师教。另一位日本学者铃木清一郎也指出，法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运用魔术驱邪押煞，狭义专指红头师公负责驱邪押煞。道士与乩童结合，共同进行法术活动，体现了道士在台湾民间宗教中的重要角色。这种结合关系也被台湾俗谚称为“桌头吃乩童”。

（二）被附身的乩童

铃木的调查发现，所谓的乩童是在神灵降临时，代替神传达神谕的人。他们供奉各种神明，如玄天上帝、王爷、太子爷、关帝爷等。每逢这些神的祭典，乩童代表神对信徒发布神谕。日本殖民当局和媒体始终将道士与乩童视为不可分割的存在，认为两者互相依存，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道士在庙祭时无报酬，但在为病者祝祷及占卜时，按病人的贫富贵贱收取费用，其中一部分给乩童，因此受人尊敬。

道士与乩童关系密切，在许多传统庙会上，乩童神明附身，进行各种仪式和表演，如插针、贯口针、剖头等。乩童的表现形式多样，如问病、上天庭、下地府、驱邪等。道士常与乩童合作，共同进行驱邪、占卜等活动。

乩童的表演包括神明附体和各种残酷演技。神明附体时，乩童会问病、上天庭、下地府、驱邪等。残酷演技包括插五针、贯口针、剖头、破肩头、骨刀、坐钉椅等。此外，乩童还进行“作禁”和“举乩”等活动。“作禁”是指道士传授法术给乩童时，乩童需先斋戒沐浴，并在密室中苦修七昼夜。“举乩”则是在丁字形的乩上，由神灵附体的乩童画乩字，并由竖桌头负责解释文义。乩童与道士的密切关系在台湾民间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

取缔与禁止

明治32年（1899年），日本警察局对台北市大稻埕及艋舺地区的道士与乩童进行了调查，大稻埕有道士16人、乩童29人，艋舺有道士16人、乩童19人，并以“预言者”、“神的代言人”为名进行取缔，迫使其绝迹。尽管日本殖民台湾初期便开始取缔道士与乩童，但成效不显著，尤其是在台北以外的地区。1938年底，台北士林一位道士因在家为孕妇安胎画符被逮捕，显示出日本当局对道士活动的严厉打压。除了严禁道士活动外，日本殖民当局也采取自愿制，如1909年新竹的宗教研究会，力图改良佛事葬仪。

道士的“佛教化”

（一）参与祭祀改善联盟

日本殖民时期，为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的道士被迫参加各种讲习会和组织。1938年成立的“中坜祭祀联盟”旨在改善宗教仪式，提高道士素质。埔里佛教讲习会在能高寺举行，教授佛教知识和仪式。中坜葬仪改善讲习会和高雄葬仪讲习会则旨在改革传统葬礼，推广日本佛教思想。

（二）职业“转向”教育

1940年8月13日，以苏澳和罗东道士为主体的“罗东佛教护国团”在“本岛人冠婚葬祭改善”的名目下，召集七十余人在罗东会馆举行“佛教报国大会”。会上，团长朝枝弘宣致词并审查团规，重申打破旧习、推动皇民化和日本式葬仪的目标。1938年成立的“罗东佛教护国团”在1940年进一步加速皇民化运动，派遣年轻道士到日本京都本山的“兴亚道场”接受培训。此后，该组织解散，道士们被要求转向，并以本愿寺和净土宗布教所为中心处理佛事。

1939年10月，东石郡召集近百名道士进行教育改革。第一届道士被送到朴子高明寺接受佛教僧侣养成教育一个月，培养成日本式僧侣。由于效果显著，第二届从东石郡各街庄召集二十五人继续受训，结业时受训人数增加到四十名，并巡礼台南，拜访开山寺。这些活动旨在通过道士僧侣化，改善社会风气和信仰，推进皇民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