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的宗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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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殖民后期，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皇民化运动加速，道士包括乩童、红头司公、乌头司公等被纳入改造行列。在日本统治初期，道士这种宗教职业就被认为是迷信行业因此开始了改造的念头。1909年，新竹曹洞宗布教师今西大龙在证善堂组织“本岛宗教研究会”，力图改良佛事葬仪。1911年，《台湾日日新报》建议严格取缔道士和乩童。道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在皇民化运动中被认为是迷信，需要彻底改造。本文通过《台湾日日新报》探讨“七七事变”后日本在皇民化运动中，是将道教“佛教化”，道士“僧侣化”，仪式“日本化”的具体措施和影响。[1]
鸟之双翼──道士与乩童
[编辑]道士的角色和分类：
[编辑]- 在福州，道士居住在庙观，是遵循道教戒律，进行修行的人。
- 道士是道教的祭司，但不具备教义上的权力，他们的角色更多是主持和执行宗教仪式。[1]
日本殖民时期道士的处境：
[编辑]- 道士的服装为黑色道服、道帽和草鞋。
- 自1915年“西来庵事件”后，总督府展开台湾宗教调查，但结果不理想。
- 道士被日本殖民当局视为迷信象征，从事捉鬼、降妖、除魔、占卜和祝祷等活动。[1]
道士与乩童的关系：
[编辑]- 道士常与乩童结合，进行请神、扶轿、驱邪等活动，难以分离。
- 红头司公被称为“法官”，主要业务包括请神、执乩、扶轿等。
- 道士与乩童共同进行法术活动，这种关系被称为“桌头吃乩童”。[1]
被附身的乩童：
[编辑]- 乩童是在神灵降临时，代替神传达神谕的人，供奉各种神明。
- 在神的祭典时，乩童代表神对信徒发布神谕。
- 乩童的表演形式多样，包括问病、上天庭、下地府、驱邪等。[1]
乩童的表演与仪式：
[编辑]- 乩童的表演包括神明附体和残酷演技，如插针、贯口针、剖头等。
- 乩童还进行“作禁”和“举乩”等活动。
- 道士与乩童的密切关系在台湾民间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1]
取缔与禁止
[编辑]明治32年（1899年），日本警察局对台北市大稻埕及艋舺地区的道士与乩童进行了调查，大稻埕有道士、乩童等人，并以“预言者”、“神的代言人”为名进行取缔，迫使其绝迹。尽管日本殖民台湾初期便开始取缔道士与乩童，但成效不显著，尤其是在台北以外的地区。1938年底，台北士林一位道士因在家为孕妇安胎画符被逮捕，显示出日本当局对道士活动的严厉打压。除了严禁道士活动外，日本殖民当局也采取自愿制，如1909年新竹的宗教研究会，力图改良佛教葬仪。[1]
道士的“佛教化”
[编辑]皇民化措施：
[编辑]- 1938年，侵华战争爆发后，道士被迫接受“皇民化”，[1]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调整对台政策并实施皇民化运动，强化忠君爱国教育，推行日本神社崇拜且改用日本纪年，并禁止中式寺庙神祇和传统节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彻底去除台湾人民的汉民族主意识，形成皇民文化。台湾人民持续反抗，最终在1943年开罗宣言中获得支持，强调收复台湾。[2]参加佛教护国团，参与改善祭祀、讲习会及教育等活动。[1]
- 道士被视为 “迷信”职业，被迫改为日本佛教，其宗教内容与仪轨朝向“日本佛教化”，[1]其中中西直树指出由于台湾佛教的复杂性，日本难以采取一元化宗教政策。相比朝鲜，总督府对台湾佛教的期望更高，政策也相对柔和。1898年，台湾总督府禁止寺庙末寺化，并在1899年制定规则，将台湾寺庙改为日本佛教各宗派的教务所和说教所，重点应对对社会影响大的旧惯宗教。[3]
参与祭祀改善联盟：
[编辑]- 中坜祭祀联盟：1938年成立，旨在改善宗教仪式，提高道士素质。
- 埔里佛教讲习会：在能高寺举行，教授佛教知识和仪式。
- 中坜葬仪改善讲习会：旨在改革传统葬礼，推广日本佛教思想。
- 高雄葬仪讲习会：同样旨在改革传统葬礼。[1]
职业“转向”教育：
[编辑]- 罗东佛教护国团：1940年8月13日，召集七十余人在罗东会馆举行“佛教报国大会”旨在打破旧习、推动皇民化和日本式葬仪的目标。
- 教育改革：1939年10月，东石郡召集近百名道士进行教育改革，培养成日本式僧侣。第二届受训人次增加，并巡礼台南，拜访开山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