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是清朝史家章學誠的一本著作，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分〈內篇〉五卷，〈外篇〉三卷。在四庫全書中為史部史評類。全書內容廣泛，包括易教、書教、詩教、經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六經皆史」是全書重要命題。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是因為校讎《漢書·藝文志》[1]，為了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2]，認為六經是古代實際政治社會發展的記錄[3]，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觀點，給九十年後的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六經皆史」同時還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是史學[4]，史學得有個人見解才成[5]，所以在史學上便提出編修通史。他以為通史具有「六便」（免重復、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和「二長」（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點。
章學誠在書中還提出整理「方志」的主張，即編修一地的歷史演變。章學誠主張方志要立三書：記載大事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和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徵」。為了便於搜集文獻資料，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六經皆史」並非是章學誠之獨創，最早可追溯至先秦《莊子》之《天道》、《天運》諸篇，但章學誠的可貴處在於提出完善的哲學體系，也就是「即器明道」的理論。「道」與「器」將六經與史學聯繫起來。章氏以為「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6]，反覆強調六經皆先王之政典，「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於空言。」[7]。章氏再次重申：「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8]
嘉慶三年，章學誠以《文史通義》初刻稿呈送朱錫庚，當時章學誠被「盜賣畢公《史考》」流評所擾[9]。嘉慶六年十一月，章學誠臨終前將全稿交給王宗炎校定，王宗炎編次三十卷，道光六年，宗炎未定稿而卒，稿本再歸沈曾植。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劉承幹據沈氏藏本重新增補，加入《和州志》三卷，《永清縣志》十卷，《乙卯劄記》、《丙辰劄記》、《知非劄記》、《閱書隨劄》和《信摭》各一卷，別為外編十八卷，定名《章氏遺書》，1920年出版。章學誠曾言：「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仆身後之桓譚也。」[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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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章學誠《上曉征學士書》，載黃雲眉《史學雜稿續存》之《雜考》附錄二
- ^ 《校讎通義》序言
- ^ 乾隆五十三年，章學誠在寫給孫星衍的《報孫淵如書》中提出：「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
- ^ 章學誠說：「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章學誠《章氏遺書》卷4，《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下》）
- ^ 《上尹楚珍閣學書》一文中所說：「讀書著文，恥為無實空言，所述《通義》，雖以文史標題，而於世教民彝，人心風俗，未嘗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竊附詩人義焉。」（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9）
- ^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
- ^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1，《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
- ^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1，《文史通義內篇》一，《原道中》
- ^ 9.0 9.1 章學誠：《又與朱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