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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言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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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言雜誌
類型政論實事刊物
版式報刊雜誌
創辦者梁啓超
出版商庸言報館
編輯梁德酞
主編吳貫因、黃遠生
作者群吳貫因、羅惇融陳衍、張東蓀、易順鼎何藻翔姚華、林紓、陳三立、梁啟勛、梁鼎芬、廖旭人王運魏易黃睿
創刊日1912年12月1日
停刊日1914年6月5日
語言繁體中文
總部天津日界旭街十七號庸言報館
發行量約每日900冊
售價免費

庸言》雜誌創刊於1912年12月,由梁啓超等人在天津創刊。吳貫因黃遠生先後擔任編輯人,梁德酞擔任發行人。第1卷第1號至第24號為半月刊,1914年第2捲起改為月刊,同年6月5日停刊。《庸言》雜誌是中國封建帝制結束後,梁啓超創辦的第一份報刊,以政論為主,內容分建言、譯述、譯林、僉載等四大部,其辦刊目的在於宣傳進步黨的政治見解。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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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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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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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在「政黨政治」觀念的影響下,各種黨派林立。據不完全統計,民國初年各種黨派有312個,上海、北京兩地政黨占全國黨派數的一半以上。在這個大環境下,各種黨派紛紛創辦自己的報刊。同時也為其自身的利益作宣傳,報刊逐漸用作相互攻擊和低毀的武器。1912年3月9日,孫中山發布具有憲法性質《中國民國臨時約法》中又規定了「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下來。在「咸與共和」的「大好」形勢下,昌言無忌,言論自由,新聞事業迅猛發展[1]

梁啓超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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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在袁世凱被清政府起用為內閣總理大臣時,就曾寫信邀請梁啓超回國「商定大計,同扶宗邦」。因此,梁啓超明確表示「鄙人行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1912年10月8日,梁啓超從日本抵達天津,回到闊別14年的祖國。[2]

歸國後的梁啓超馬上投入到了複雜的政治活動當中。在天津,梁啓超積極奔走於各個集會與講演當中,並經常受到軍政大臣的接見。「三天之中,登門拜渴者達200人,各省歡迎電報亦絡繹不絕。[3]

同年10月22日,梁啓超在北京報界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時,表達了辦報的決心:「鄙人二十年來,固以報館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者也。」[4]10月29日,梁啓超在北京給他女兒梁令嫻的信中說,「本定今日出京,然各處歡迎紛紛不絕,竟至初一乃能行,實則斷斷不能不行,若再留十日亦必每日不斷赴會耳,日日自晨九時至晚十二時,未嘗停口,鐵石人亦受不住,故非逃遁不可矣。返津後閉戶十日,將第1號報出版。」[5]

1912年12月,《庸言》雜誌在梁啓超的準備與策劃下在天津正式創刊了。

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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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2月1日,《庸言》雜誌在天津創刊,主創為梁啓超吳貫因擔任主編。該雜誌第1卷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定期出版發行,由天津庸言報館編輯出版,北京正蒙印書局印刷發行。該雜誌的撰稿人隊伍人數眾多,主要有梁啓超吳貫因張東蓀嚴復林纖夏會佑陳家麟丁世峰周善培藍公武麥孟華黃為基等人。《庸言》封面採用橫排板式,在最上一行印有「新會梁啓超主幹」,在《庸言》的下方還有其英文名「The Justice」,譯為「公正」,在封面上還有重要文章的目錄簡介。在其封底內頁標有編輯人吳貫因,發行人梁德酞。真正的創辦人是梁啓超,而編務則先後由吳貫因負責。[1]

究其刊名為《庸言》的原因,梁啓超在第1卷第1號刊首說道[6]

庸之意有三,一訓常,言其無奇也。二訓恆,言其無易也。三訓用,言其適用也。振奇之論,未嘗不可以驟聳天下之觀聽,而為道每不可久,且按諸實而多閉焉。天下事物,皆有原理原則,其原理之體常不易,其用之演為原則也。則常以適用於外界為職志,不入乎其軌者,或以為深績隱曲,而實布帛蔽果,夫婦之愚可與知能者也,言其龐雜至今極也,而其去治理若愈遠,毋亦於茲三義者,有所未愜焉,則庸言報之所為作也。

刊物發展及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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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梁啓超在輿論界享有很大的聲望,這個刊物一創刊就銷達一萬份,七、八期後,有增加到一萬五千份[7],成為當時全國發行量較大的刊物之一。這一時期,梁啓超先後擔任過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參政院參政和幣制局總裁等官職,同時又是民主黨、進步黨的主要頭目,他都始終沒有放棄《庸言》主筆的名義。

在出版24號之後,《庸言》雜誌便停刊一段時間,這跟與主創梁啓超的政治活動有關。後期的梁啓超擔任司法總長一職,政務占用了大部分的時間,因此也就無暇《庸言》的總撰述。在《庸言》第一卷24期中,發文較多的依次為吳貫因、梁啓超、羅惇融、陳衍、張東蓀、易順鼎、何藻翔、姚華、林紓、陳三立、梁啟勛、梁鼎芬、廖旭人、王運、魏易、黃睿。[8]

1914年,梁啓超被任命為幣制總局的總裁,同時將《庸言》的所有編務交給黃遠生全權處理。2月15日,《庸言》在黃遠生的主持下續刊。該刊在形式上沿襲第1卷,同時又有所變化。自第2捲起,((庸言》由原來的半月刊改為月刊,每月中旬定期發行。且封面改為豎排版式,並去掉了「新會梁啓超主幹」的標誌。在封面內頁的底部標有編輯人黃遠庸,發行人梁德酞。[1]

在欄目板塊的設置上,《庸言》月刊保留了第一卷的原有欄目,同時增設了《時評》一欄,主要針對當時發生的事件或者某一個問題發表評論。

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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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激起了民眾反抗,各地群眾紛紛集會抗議。後期,由於對袁世凱的一些做法和政策的極度憤懣和不滿,梁啓超也辭去了在政府中的幣制總局總裁一職。此時,梁啓超接到聘請,於是梁啓超便成為了中華書局的專任編輯,並開始全力主辦《大中華》雜誌。在《大中華》創刊的初期,梁啓超擔任了其主要撰稿人,第1卷的12號中,梁啓超共載文近三十篇,像第2號到第5號每期撰文都有四篇到六篇之多。這些文章大都以政論為主,反日反袁構成了其主要的言論傾向,「中日交涉緊張之際,於北京卡特報,盛舉反對之聲,高唱猛烈之排日論。四年秋,洪憲帝制問題發生,先生辭去參政院,主張絕對反對帝制」。[9]

至此,1914年6月,《庸言》在辦刊近兩年後正式停刊。前後兩卷共處30期。

主要內容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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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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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言》雜誌第1卷的欄目編排共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建言」、「譯述」、「藝林」、「特載」、「雜錄」。其中,「建言」一欄是整刊最出彩、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占整個報刊超過了一半的篇幅,這就決定了《庸言》以政論為主的刊物的性質。通關《庸言》雜誌第1卷和第2卷,文藝部分也占有很大比例,第1卷的「藝林」欄、第2卷的「詩錄」、「文錄」欄,長袍馬褂文學的角度為其根本宗旨服務。此外,《庸言》雜誌第2卷在欄目編排方面有所變化,在保留第1卷「建言」欄目的基礎上,又增設了「時評」一欄。[1]

辦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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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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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言》雜誌是作為宣傳憲政理念的一個平台、一個輿論工具而誕生的,因此《庸言》雜誌評論的內容自然圍繞這一宗旨,並為其服務。為此,梁啓超在《庸言》雜誌創刊的第1號就發表政論《國性篇》一文,以強有力的姿態擺明自己的立場,為之後宣傳自己的「憲政」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國性,國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苟本無國性者,則自始不能以立國……」[10]

《庸言》同人提出了「中堅救國論」。「強健政黨之對抗力何自發生耶?曰必國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從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從強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誘也。既以此自勵而復以號召其朋,朋聚朋則力,硼於中而申於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則起而與之抗。則所謂政治上之對抗力,厥形具矣。」[11]

《庸言》同人還提出了「強有力政府論」,即通過先建立強力的中央集權體制,政府再以此對社會實行積極的干涉政策。[12]

經濟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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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積極大力推行憲政的同時,《庸言》雜誌同人也發表大量有關整頓租稅、保護關稅、整頓金融幣制、興辦實業、節減政費的文章,為其實踐憲政理念積蓄經濟政策上的扶持。[1]

此外,《庸言》雜誌同人提倡興辦實業以救。在提倡興辦實業的過程中,《庸言》雜誌同人始終堅持一種立場,那就是反對利用外資興辦實業。「利用外資以開闢富源救濟財政殆以成為全國所主張之說也…振興實業乃生計政策而非財政政策也…不能就財政之急。」[13]

倫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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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建設方面,《庸言》雜誌同人提倡尊孔,提倡傳統道德,依靠傳統的道德力量鞏固國家根基。在他們看來,社會能否存在,有賴於有沒有公認的道德信條足以使人與人的關係聯鎖起來;國家的興衰,其決定性因素就在於能否保持傳統的道德根本不被動搖。

在《庸言》同人看來,傳統的倫理道德是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他們在這個時期全部理論活動的中心,都是把維護和發揚中國的傳統道德作為立國的基礎,救世的途徑。[1]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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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言》在梁啓超與黃遠生兩位主編的作用下得到快速的發展,體現並迎合了當時報刊界發展的新趨勢,首先它的創刊正是報刊界繁榮時期,其次尤其是黃遠生為主編時期,新聞事實被突出了,這與當時新聞界由「言論本位」向「新聞本位」發展的趨勢是一致的,《庸言》在一定程度上,對新聞界這種發展趨勢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雖然《庸言》從創刊發行到停刊的時間比較短,但通過《庸言》的兩位代表性的主編,以及對其辦報思想的研究,通過對《庸言》內容的分析,可以看到新聞發展史上「言論本位」與「新聞本位」兩個時期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的追求與實踐。[14]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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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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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1.2 1.3 1.4 1.5 劉派. 《庸言》杂志研究. 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9年. 
  2. ^ 梁啓超. 《致罗淳融书【C】》. 梁啓超文集. 1911年. 
  3. ^ 李喜所,元青. 《梁启超传【M】》.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4. ^ 梁啓超.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J〕. 庸言,第1卷第1號日. 
  5. ^ 丁文江,趙豐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仁【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第390頁. 
  6. ^ 梁啓超. 发刊词【J】. 庸言,第1卷第l號. 
  7. ^ 見《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引梁1912年12月18日、1913年4月18日所作的兩封《與嫻兒書》。前書云:「《庸言報》第一號印一萬份。頃已罄,而續定者尚數千,大約明年二、三月間可望至二萬份。果爾,則家計粗自足矣。若至二萬份,年亦僅五、六萬金耳,一萬份則僅不虧本,蓋開銷總在五、六萬金內外也。」後書云:「報卻可作樂觀,已銷萬五千份矣。個人生計良得也。」
  8. ^ 宋三平. 从《庸言》看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与实践. 出版史話. 2010年. 
  9. ^ 王森然. 《近代二十家评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M】》. 文海出版社. : 第900冊,19. 
  10. ^ 梁啓超. 国性篇【J】. 庸言,第1卷第1號. 
  11. ^ 梁啓超. 《政治上之对抗力【J】》. 庸言,第1卷第3號. 
  12. ^ 吳炳守. 《民初梁启超中坚政治论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关系探讨【C】》. 1910年代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年. 
  13. ^ 葉景萃. 《论利用外资振兴实业不能救财政之危险【J】. 庸言,第1卷第8號. 
  14. ^ 焦金靈,武占江. 从《庸言》易主看民初新闻传播界的新动向.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