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王论战
蒋王论战，也被称为王蒋论战、王蒋大论战，是于1981年时，蒋硕杰与王作荣透过报纸投书与社论展开的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影响了台湾日后的经济走向，是台湾战后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次论争。
当时的人形容这是一场“李斯特（政府干预）大战史密斯（自由市场）”的辩论，或是“学院派与社论派之争”[1]。这是台湾的经济学家公开讨论政府经济政策的开始，也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思潮进入台湾的开端。
背景[编辑]
当时国际发生第二次石油危机，台湾因为主要能源皆仰赖进口而受到严重冲击，国内物价快速上升，经济增长衰退。
蒋经国政府希望采取凯恩斯主义，压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增加出口，以提高经济成长率来渡过危机。此派以王作荣为代表，希望先全力追求经济成长，摆脱衰退，再回头来改善社会贫富不均的状况。但蒋硕杰认为这个作法会造成社会不公、资本家得利、贫富差距扩大，因而主张控制货币，以稳定经济和社会为主要诉求。
双方立场[编辑]
1981年3月5日至6日，蒋硕杰在《中央日报》发表〈稳定中求成长的经济政策〉一文，主张控制货币供给增加率和维持利率自由化以稳定物价。他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作法，引起时任《中国时报》总主笔的王作荣在社论上展开反击。
王作荣主张，物价上升是由于供给面带动的物价上升，而台湾民间尚有许多资金，应该采用低利率政策并且增加货币供给，以增加需求面，带动经济成长。
1981年6月20日，蒋硕杰先生于《中国时报》发表〈货币理论与金融政策〉，反驳王作荣。在此之后，台湾的经济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形成一场大论争。
1982年7月18日至20日，蒋硕杰在《中央日报》发表〈纾解工商业困境及恢复景气途径之商榷〉，强烈批评银行业者透过“五鬼搬运法”[2][3]及“金蝉脱瞉法”[4]，假借投资之名，将资金融通给工商业者。当资本家无法还款时造成银行呆账，再透过政府向全民征税来补贴。如此一来，将造成贫富差距扩大。这篇文章引起台湾资本家及银行业者强烈的不满与反弹。
1982年9月5日，夏道平先生于《中央日报》以〈讨论经济问题应有的共识〉，为蒋王论战作了一个总结。
注释[编辑]
- ^ 王作荣先生时任《中国时报》及《工商时报》总主笔，负责社论撰写。
- ^ 蒋硕杰〈纾解工商业困境及恢复景气途径之商榷〉：“假使有人既不从事生产或服务，又不肯以适当之代价向人告贷，而私自制造一批货币，拿到市上来购买商品，那就等于凭空将别人的生产成果攫夺一份去了一样。这不是和窃盗行为一样么？而且这窃盗行为是极神秘而不露痕迹的。它能够不启人门户，不破人箱笼，而叫人失去财物。吾人不妨戏称之谓‘五鬼搬运法’。这种法术，费景汉教授曾称之为凯因斯的魔法。”
- ^ 1992年，蒋硕杰〈海耶克与凯因斯的货币理论〉：“由银行系统制造货币来补充，那就是罗柏森教授依传统的经济学说而说的银行界的一种‘盗窃行为’﹙act of burglary﹚。因为银行的正规职务是‘中介行为’﹙act of mediation﹚，即将他人委托存放在银行的货币转贷他人。如果银行将此正当行为弃而不顾，而竟以擅自私造的新货币，来代替公众委托存放在他那里的货币来贷放出去，结果这些新制的货币必将与旧有的货币相竞争，而夺取其未来可能购得的商品之一部分。这即是传统经济学所指责的银行‘盗窃行为’或‘五鬼搬运法’。”“所以银行增发货币，乃被视为增加全社会的‘流动性’的好事，而不再被视作‘盗窃行为’了。因此，在凯因斯学派盛行之后，通货膨胀之风气，弥漫全球。尤其在政治道德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其当权者都利用银行信用膨胀，贷款私人亲友，以收‘五鬼搬运’之实效。以致财富集中，所得重分配日益不平，老百姓则痛遭通货膨胀之疾苦。”
- ^ 蒋硕杰〈纾解工商业困境及恢复景气途径之商榷〉：“现代的邓通们聪明得多了。他们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钞票的特权，而只怂恿政府银行去大批增加货币供给，用极低的利率来贷款给他们，由他们去使用以购取财货。其结果也同样的能以非从事生产所获的新制货币来攫取别人生产的结果，而他们却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们一笔低利贷款，就远远超过汉朝邓通一辈子可能铸造的钱。至于他们因此积欠银行的负债，他们另有一套‘金蝉脱壳之法’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