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Lovewhatyoudo/a69
许成钢 父=许良英 浙江省臨海縣
母=王来棣 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人
▪ 1950年生于杭州。
▪ 1964-1967年 清华附中 。
▪ 1967-1976年黑龙江绥滨农场（一度改编为建设兵团）。
▪ 1976-1979年待业青年，自学物理、哲学、工程、经济学等。
▪ 1979-1982年清华机械工程系研究生（该系第一个计算机辅助设计研究生、全校唯一没有本科学位的研究生）。
▪ 1982-1984年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参与组建改所的研究人员之一），曾参与改革相关的辩论。
▪ 1984-《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后转为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http://www.ckgsb.edu.cn/xuchenggang/Gaikuang.html
Ideas[编辑]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04101435/http://www.ckgsb.edu.cn/uploads/professor/201607/15/6.pdf一党专政的高度中央集权下，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和人事 任命权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它在很多的具体执行层面不是集权的。因为它没有办法操 作，这个国家太大，这是中国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么一种特殊体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经 济资源向地方分权；再一个就是行政，从社会保障建设到基础建设，是大规模向地方放权的。 我把中国的这种体制叫做“分权式威权制”，就是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 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制度。封建时期的最高权力者皇帝也并不 直接主管地方经济事务，古代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官员任命权及军事，而地方所有事务都分给 地方政府去统管。
在中国前 3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重要指标是 GDP 增长速度。为了 GDP，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引进外资等等。那个时候，主要的财源是卖土地 的收入。虽然中国土地基本上是国有的，但直接卖的是地方政府。
问:从上一届开始，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要放弃 GDP 至上主义，转变为顾虑人们生活、权 利和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习近平政权下，3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也再次做出了 这样的宣言吧？ 答:现在在中国，就是从习近平主席到每一个老百姓，所有的人都认为竞争 GDP 增长速度是 个错误的做法。但实际上没有办法放弃。因为税收任务、财政收入必须完成，同时，中央还要求地方政府完善民众的福利保障问题。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都必须保证 GDP 增长速度。而且 不得不出售土地使用权、投资、持续开发来赚取税收。 另外，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的首要指标实际上已经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维稳。强行征 地以及公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部分感到愤怒的居民增加了，结果就是新增了一些新的干 部考核基准。就是看当地有没有恶性群体事件，以及到北京上访的人数也有影响。所以对于 示威、游行等，有时不惜出动警察也要压制下去。因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不是地方公民， 而是上面的人。
中央政府不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地方政府没有权利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所以地方 政府就想到将手里的土地变成金融资源。就是地方政府拿土地去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进行大规模借贷和大规模投资，来保住 GDP 的增长。地方政府堪称中国最大的投资家，他们创 造了类似于美国华尔街的地方地方融资平台。 影子银行 问:这就是被称作“影子银行”的、不通过正式银行的资金流通吧。资金源当中，还有一些 是投资家购买的被称作“理财商品”的高收益率金融商品。地方政府似乎接手了这些无法偿 还的商品债务。是这样吗？ 答:影子银行实际上是一种在地方融资平台这个金融创新的背景下继续再演化出的。贷款需 要抵押，一般是两个东西做抵押，一个是土地做抵押，一个是地方的财政收入做抵押，这两 个东西的背后都是政府。这样银行会认为，万一这个地方政府出了问题，中央政府会救它， 而且利息又高。所以借贷双方“何乐而不为”？
问:在欧盟中，即使用的是一样的货币，但各国的财政不一样。希腊凭借欧元的信用发行低 价国债，最后偿还不了了。中国虽然也是用的一样的货币，但地方凭借中央的信用来集资， 出现了不动产泡沫的症候。如果中国全体的经济增长减速的话…… 答:有意思。中国跟欧盟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政治体制， 他们是不相似的。......中国各级政府的首脑是从上至下任命的，然后从上至下考核的。在欧盟谁去考核他们呢？ 选民考核他们，你下一届能不能选上是由这个决定的。所以德国要考虑自己的选民的利益和 意见，但是在中国地方官员只对上级负责。在中国，如果某个地方面临危机时，中央应该会 立刻行动吧。这和欧盟主要成员国德国不同，中国不必在乎民意。 问:习近平似乎想把权利集中到中央，具体而言就是集中到他自己身上来推进改革。是这样 吗？ 答: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改革三十年一直走的是这个路——努力保障不触动政治体制，然后 尽量地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共产党是以新加坡为榜样。但我认为学习新加坡是搞错了。 为什么呢？有两点原因。 首先新加坡很小，甚至没有中国的一个城市大。对于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他的总理是有 能力直接看到它的国家里所有的大企业，可以及时掌握情况及控制事态。而对于中国这么大 的国家，建立一个让民众能够将自己的需求反映到政策中、能够监视权力行使的机制更为重 要。 中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地方自治。中国改革相对成功的原因是，调动了地方政府几百万名 官员的动力来集思广益。回顾中国前三十几年改革中最有成绩几件事，都是地区官员想出来 的，中央集中制定政策是行不通的。那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是邓小平设计的，都是地区官员 想出来的，所以当人们把这个功劳都放到邓小平身上的时候是不对的。如果说邓小平有什么 功劳，就是他允许这些人做。
问:那么另外一个不同点是什么呢？ 答: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新加坡有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重要法治传统。司法独立是保证新加 坡的市场正常运行的最基本条件。而中国并非如此
问:但是中国经济规模是日本的 2 倍，到了 2020 年代似乎可以追上美国了。
答: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在 19 世紀前半的时候，中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那时 中国没有任何先进的内容和优秀的领导政权。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归根结底中国 衰落的最大问题是在内部。满清的腐败的问题还不是最大，但是它的体制不能接受新东西， 比如宪法和民主等等。它的体制是完全没有效率的。若是不解决这一内因会怎样呢？经济规 模的大小并不能决定所有的价值。
2nd 採訪稿[编辑]
许成钢 政治集权下的地方分权与中国改革
http://www.ckgsb.edu.cn/uploads/许成钢%20政治集权下的地方分权与中国改革.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