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Wenmiaosong/沙盒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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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7日

转载与讨论(4) 科学发展观

        在转载与讨论（3）政治艰难地走向科学之路中，我们把我国改革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分成了四个阶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十九大所提出的：“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这里自然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什么是新时代的新阶段的核心内容呢？所以这个后面的一大段除了阐述了这五年在经济、科技的各项成就以外，特出了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十三五”规划、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而这个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

“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更加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 这段话中，那样的强调“依法治国”在整个我党的历史中是没有的。在我们看来这个“依法治国”正是“科学发展观”以后我们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的道路。这也就是我们在转载与讨论(3)“政治艰难地走向科学的路”的涵义。政治学的核心就是“法”，也就是“法学”，美国就有一批最著名的“法学院”。 我第一次到美国作访问学者的时候，那是在1979年。到的是“密西根大学”，那个时候大陆的中文翻译是“密执安大学”。这个大学那时候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可以和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相齐名的。那时候，密执安大学最出名的就是“法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的“电气和电子工程系”。在密执安大学有一个专门为东方女性设立的奖学金，所以在我国的比我老一辈的著名女科学家不少都出自密执安大学。我是解放以后从由政府派送到密执安大学的第一个访问学者，在英文称为“Doble E”的电气和电子工程系工作。那个系也确实“名不虚传”：在那里最突出地展览了人类近代史上的两项全球闻名的科学成果：一项是爱迪生所发明和制造的第一批用“竹丝”做灯芯的“电灯”和另一项由里斯教授所发明的“全息照相”术，不仅有激光照射下，从某一特殊角度才能见到的“全息照相”，还有用“白光”照射下也能见到的、360度的“全息照相”装置：那是一个像我小时候用的煤油灯相似的东西：代替煤油灯灯罩的是360度的刻有全息激光的光刻信息图像的玻璃罩，上面是有一个照明的白灼灯泡，在那个灯罩里面显示出了一个立体的彩色美女。我的一个朋友就在那里工作，他告诉我那个灯罩样的全息图像需要在三原色的激光照射下来刻制，很麻烦。他们的目标是也能像普通照相机那样，也用太阳光照射下，方便得与普通照相机一般的来制造全息图像。但是至今也没有制造出那样的全息照相机来。密执安大学的法学院好在哪里我不清楚，只是听朋友说那里的法学院有一个很大的多层地下室，珍藏了美国的最丰富的作为“案例”的法学文献。医学院好在哪里？就完全没有印象了。只是听朋友们说那时候医学院的一个一般教授年薪都十万以上，而我们电机系的那个华裔的著名教授，唯一的华裔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戴振铎教授的年薪那时还不到5万。 今天，美国的中层普通家庭的年收入都已经破5万了。百万已不算是富翁了，最高的富翁竟拥有几百上千亿的财富了，而且你还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些什么？那个前不久在美国“爆中国政界的料”、而又没有爆出有任何现实有意义内容，后来又说他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中国政权的人，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到外国来想搞垮自己国家政权的人，怎么会是一个在美国最繁华的大道拥有近亿房产的豪宅的富翁。现在真是不只“当官”可以致富，连“卖国”也能卖出个亿万富翁。那才是我们时代的特色。现在的钱多了，那样每年以百分之五到十左右疯狂扩展的“财富”，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实在是一个比贪官更值得关注和考虑的深刻的社会问题。 这就回到了“科学发展观”上来了。胡锦涛总世纪当政的时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觉得那是非常及时的。没有合理的“科学发展观”，真会把人类社会发展得越来越糊涂。当“钱”控制了科学的时候，科学就变成了科幻。今天我在美国读到了一本中国的“科幻”叫“三体”。很多人说那是真正第一本来自中国的、具有诺贝尔奖级的作品。而且那是完完全全来自中国民间科学家的，不是靠任何中国或美国的官方在幕后支撑的“诺贝尔奖”水平的科幻作品。因而也没有真得“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是只有科学奖，没有“科幻奖”的。或者说就是还没有“科幻梦”的诺贝尔奖，只有“信仰梦”的“诺贝尔奖”，或者说诺贝尔奖是属于“信仰梦”的。他的那些“科学奖”、“经济学奖”和“和平奖”都是发给“做梦者”的。我今天讨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更合适的说，还是想讨论科幻作品“三体”的。那个科幻“三体”我就不转载了，太长了。我也是从微信中得到的，现在不知在国内有没有被屏蔽。 我们国家的党的十九大，也就是党的国家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是什么新时代呢？我也一直有一个亦真亦幻的感觉。我希望那个新时代的纲领会像老总理江隆基所说的成为一个真实的新时期的新的行动纲领。那个行动纲领的主题应该就是“依法治国”。而不是模模糊糊的又进入了一个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的以个人偶像崇拜为标志的似梦似幻的新时代。 我认为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从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为主的、东西方分离的两个世界，走向合一的新时代，走向创世记上神造人时所提出的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人的新时代，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合一的新时代，是“精神和物质”合一的新时代，是“数学与理论物理学”合一的新时代，是“人文和自然”合一的新时代。 对于东西方来说向着新世界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是道路看起来却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在本质上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方向，但是我们的起点却完全不同。对于我国来说，追求这个新时代的路，就是邓小平同志所坚持的“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改革什么？改革就是要革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以个人偶像崇拜为标志的那个政治体制。邓小平同志坚定不移的反对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就是告诉全中国人民，用一个人名字命名的时代，“毛泽东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同志多次、反复的说，“他是人民的儿子”。他毅然地反对毛泽东的终身掌权的那种社会制度，那种来自中华文明的三千年的政治体制中，落后的、过时的、阻碍社会前进的那些封建的社会体制。支撑着那个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体制的就是从耶和华神所说的“神的形象”所蜕化出来的、中国人对于个人的“偶像崇拜”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同志的“拔乱反正”就是把对于“个人的偶像崇拜”，重新返回到“神的形象”的思维方式。用那样的“神的形象”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一定的、虽然还不完善的新体制，自愿地退下了国家最高的领导的终身职位，他从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的意思，更不用说有过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时代”上，让人们来崇拜的观念。但是这并不是说，三千年的中华古文明，就这样地退出了人间的历史舞台。不，要改变人们几千年所形成的思维观念是不容易的，要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教育过程，还要走一段曲折的社会发展的道路。 耶和华神在给了以色列人以“创世记”以后，还给了该隐后代的中华民族的先民以“易经”。不论是圣经，还是易经，实际上人世间都是不可能完全搞明白的，因为祂代表着“无限”和“永久”。我们中华文明所依据的思维形式就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人的思维方式。那样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人类早期所无法回避的人类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但是它也只是混沌空虚的一种思维方式。随着人间思维能力的发展，必然地会向着人间偶像崇拜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先民所走过的路，实际上也是西方人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群都走过的一条相类同的路。这也就是亚当所说的，我的儿子形象和样式都与我相似。那就是与那个时代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就是耶和华神所说的：照着神的形象造人的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有人会想：既然神认为照着神的形象造人是不好的，应该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人，为什么他还要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人呢？这就是“神的话语”和人间话语不同的地方：在亚当和夏娃一百三十岁以后，又生下了塞特的时候，耶和华神说人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一百三十“岁”，这个“岁”并不是现在人间通用的“年”，那个时代的“岁”是混沌空虚的。这只是说明了过去了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神才又说人是照着神的样式所造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按着也变回了成了照着。要使人间真正的懂得按着神的样式来思维，那是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亚当说话了，第一次说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完全相同于耶和华神的语言，他说，他的儿子在形象和样式上和自己相似。谁说得对，亚当说的应该也是对的，但是亚当的话，是籍着神的话语而来的，所以也是对的；一离开神的话语，他的话也就说不清楚是对还是错了。到塞特的后裔，挪亚的时代，在大洪水以后，耶和华神终于又告诉挪亚及其后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虽然祂希望塞特及其后裔中，有能够成为按着神的样式所造的人，但是塞特的那些后裔实际上离开按着神的样式所造的人，同样还差得很远很远。这就是说即使是今天的人类的思维，要达到按着神的样式所造的，实在还差得远得很呢！ 我们说邓小平同志毅然地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体制的合理性，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否定毛主席在带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上的功绩。只是时代前进了，照着那个创世记时代的“神的形象”来思维的方法，也已经不再适合新时代的前进步伐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体制呢？要不要马上照搬西方的社会体制呢？也不行！毛泽东时代的思维形式实际上也是形象和样式与亚当相似而已，今天的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式同样也只是“形象、样式与亚当相似”而已。 中国在从封建时代走向真正社会民主时代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而复杂的，不仅至今所走的路是艰难而曲折的，而且今后的路还是一样，还依然是曲折而复杂的。从戊戌变法开始，我们走过了那么艰难的道路，才走到今天的。今后的道路依然是那样的艰难和曲折。中国人所走过的路和西方人有那么大的差别，那是由我们的主流思维方式和西方的主流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别所造成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把神的样式(理性和逻辑的精神)隐含于神的形象(感性和直觉的群体实践)之中，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把神的形象(感性和直觉的群体的实践)隐含于神的神的样式(理性和逻辑的精神)之中的。东西方世界所走过的都是艰难而复杂的道路，要把这两个世界“合一”，依靠哪一位伟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哲学家)的话语和精神，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依靠东西方中哪一类主流人群的思维方法也都是不行的。只能依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什么？是人类共同的话语，是人类的那个共同的“初心”。什么是人类共同的“初心”，那个“初心”就是西方哲学信仰中的“原初理念”，就是耶和华神的“大智大能”和耶稣基督的“三位一体”。那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伦理道德”，也就是我们先祖的《易经》中的“格物致知”和“效法自然”；更是今天的“大数字的智能”和“模式的实在性”所表征的“信息时代”中所要寻找的真正的“神的话语”的信仰精神。 毫无疑问那个信仰的精神绝不是现代西方的“金钱崇拜”下的“人工智能”的精神，人工智能的精神只适于“游戏”和“赌博”。用于游戏是好的，儿童和少年，都离不开游戏，在游戏中来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但是不能一辈子都游戏。因为游戏是不会产生对人间有用的财富的。要说明这一点很不容易，那不是今天的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完全说得清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人世间的平等的讨论。要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继续讨论。虽然大家来讨论，也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是讨论和不准讨论就完全不一样了：准许讨论的社会就通向前进的方向，也就是通向神的话语指引的方向；不准许讨论、要所有的人崇拜某一个个人的偶像，“这就是罪”！这就是我在读“创世记”中所学到的耶和华神那段话：“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他必仰慕你，而你恰要制服它”。 那些只懂个人思维的游戏的人，造出了把“游戏和财富”结合在一起的“金钱”出来，也不是罪；那也是时代前进的一个标志。因为金钱对社会的约束比起个人权威对社会的约束，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种进步；虽然它依然不是耶和华神所希望的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所造出来的人类的思维方式。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对待“金钱”的，那就是在“金钱”胜过了“个人权势”时代的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更要大家去学习和讨论了。我接受了信仰耶稣基督指引人生道路的洗礼，但是我还没有学好耶稣基督的话语，此生大概也没有足够精力去学好了。 但我信仰耶稣基督在新约上的话语，而不是信人世间的任何一个宗教或教派是应该拥有“神的权柄”的。我只是喜欢和有信仰的人从对“神的话语”的思考、讨论和见证中，来一起寻找指引人类共同前进的道路，而憎恶任何个人崇拜所带来的迷信、愚昧和暴力。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语比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更加接近于人间的“原初的真理”。我们可以读马克思的、列宁的书，也读毛泽东的书，他们的那些话语中有适合他们的那个时代的，曾经激励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那些思想确确实实地激励过我的爷爷和比我的爷爷更早一辈的很多很多的我们国家的先人，去寻找他们的更好的生活道路的精神；要不，在那个时代，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支持他呢？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话语中那些不适合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的部分也就显现出来了。从今天的时代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离开了耶稣基督的话语，在人间宣扬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那些话”，并没有如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群中所找到的“人是平等地被创造出来的”那句话，更接近于今天的“神的话语”。列宁和斯大林的关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出来”，那就话离开神的话语就更远了。毛泽东坚持“共产党人”、一个跟着他的政治路线的人群，就应该站在“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的人世间的所有不同阶层的思维能力、不同领域的工作范围和层次的人们的“上面”，所有从事其他360行的人，都必须接受他和代表他的路线的那些党的基层官员的绝对的领导。那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的一种极端化而已。因为中国人三千年来接受王权思维的熏陶很深了，好样对于偶像崇拜表达得越极致，就越能赢得大众的支持；这也就是说，中国有及其根深蒂固的民粹精神的土壤。在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特别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观念引申到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去，把阶级斗争的对象定位到了与他观念不一样的高层官员和高层知识分子，这就倒退得更加遥远了；进入了完全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范畴了，连一个较有“神的形象”的好的封建帝王也不如了。 科学家或哲学家找寻的是，在人世间的“精神和物质合一”的路，那只能成功于一时；成功于某一个“有限论域”；这个有限论域也是属于“时代”的；人间的“时代”反过来是由“人间的思维和实践能力”所表征和制约的。所以人类社会的“人工智能”也是属于“时代”的。我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不是仅仅指与今天的计算机和网络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人工智能”，而是人间普遍的各个时代的“智和能”，在网络和信息时代的以“大数据的处理能力所表征的“人工智能”本质上和历代的人间的“智和能”的发展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人工智能也是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链接”在一起的，一环一环地前进着的，也都是“有限论域”的。一个时代的“人工智能”最难的就是要攀登上那个时代的“有限论域”，那不是任何一个个人的智慧所可能达到的。因为攀登上了那个新的时代，那个原来时代的科学家所创立的理论体系也就不再适用了。要他们既要创立那个时代所适用的理论，又要他们攀登上使那个理论垮塌的新时代，那实在是不可能的：就像自己拉着自己的头发，并不能把自己提高到一样新的高度一样。同样靠一帮自己的崇拜者，能不能把自己提到超越时代的位置呢？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那样想、去那样做。所以科学家给人们留下的总是一大堆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能为人类找到极终的、大统一理论的道路；那是任何“个人”所永不可能找到的。所以科学家(和哲学家)只要还有一点对于大自然公理的追求精神，他就不可能去追求政治家那样的权势，也不可能得到资本家那样的财富。这也就是科学家一般说来不会堕落到那些没有信仰的政治家和商人那样程度的原因。科学家一旦结成了什么“党”，也就不会是真正的科学家了，更不为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了。 这就是我国解放以后的科学界和教育界所处的一种特殊的状态。他们都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都必须服从不仅是“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政权”，还要服从“用枪杆子来保卫着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正是中国飞速变化着的一百年，要使那个人口从四亿、六亿到十三亿的的那个快速变革着的一百年中，让越来越多的几代芸芸众生，都能够服从“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的意识形态中去，要使中国的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永远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代表着的红色世界。如果中国梦是那样的意思，或有一点那样的想法，实在不是一个好梦。人总是要做梦的，我也做梦，但我从不把梦当成一回事。马丁路德.金受到美国人民的怀念，是因为他为反对种族隔离，而牺牲了自己，而不是为了那个梦。他的种族平等的梦，现在实现了没有？有也没有，有总是前进了一步，没有，就是今天美国的种族问题依然和以前一样的存在！梦实在是不值得过于当一回事的。我自己从上世纪60年代的22岁的青年时入党，不断的改造自己、努力把自己改造成“既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又要做共产党的驯服的工具，改造成那样的政治体制中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又红又专的新一代共产党人”。这就是蒋南翔校长在那个时代所执行的属于刘少奇的教育路线。但是到文化大革命，连刘少奇和蒋南翔都统统被打倒了，而且是以那么彻底、那么残忍的方式被打倒的。连介绍我入党的年轻知识分子党员，也吃了不少苦，也被打倒过。那条路是走不通了。当文化大革命中结束以后，邓小平带领中国新一代，进入改革开放道路的一刻起，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大旗实际上已经倒下了，而且在促使那个时代的旗帜倒下的，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的进程，不是那个人的意志和精神所能够左右的。而在促使那个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是他把世界分成了三个世界，把中国也置于第三世界，而且也是他提出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要两条腿走路”，“先务虚、后务实；虚实结合，以虚带实”，特别是到了越接近他的晚年，总是反反复复的说着“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那句他临死也没有真正搞清楚的话。他的精神要他自己跳出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束缚，他的三个世界的新理论实际上也已经跳出了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束缚，但是他也像中国所有的先辈哲学家那样，找不到真实的“校法自然”的道路。那条路要人间一代一代的去寻找，我们今天又何赏有人能够说的清楚“效法自然”的道路呢？他把“要共产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接班人搞掉了，又把要“依靠抢杆子解决一切，不但出政权，而且也保政权永不变色”的另一个接班人也搞掉了。同时也伤及了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年青的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比我大不了几岁的“老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苦难之后，实际上或者说精神上已经完全离开了那条“又红又专”的道路了！为什么一定要保一个红色的世界呢？大自然有他本来的色彩，那是不断变化着的彩色缤纷的，难道不比红色世界好吗？改革开放以后又发展了一大批新的共产党员，那些都是“刘郎去后栽”的满园桃花，哪有一点我们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的影子呢？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和我们一样！我们都自己否定了自己，但是我们都依然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尊重由毛泽东所开创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在曲折中前进着，特别是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以后，我们更加热爱改革中、前进中的中国。 “科学发展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所以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员，有我们那个时代的精神和光辉，在清华的六年生活中，给我打上了“要做一个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普通劳动者”的精神烙印。这是好的，对我以后的人生所永远有用的。我所扬弃的就是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和对于党和领袖的偶像崇拜，其实在那个“在党”的时期，我也没有做好过“党的驯服的阶级斗争工具”。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下一代与我们一样，他们有比我们好得多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他们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迷乱的精神世界。这个迷乱的精神世界还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期。我希望他们像鲁迅先生所期望的，他们不要再过那种麻木不仁的或暴戾恣睢的生活。他们生活在比我们前进了一大步的年代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把信仰和科学链接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上大家都在追寻“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是很多人明白这个新时代就是不同于旧时代的那个时代。这个“不同”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要扬弃的是什么？坚持的又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复杂就复杂在神造人时造了人类有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而且又把人分成了两个人群，那两个人群既有共同的一面，那就是亚当所说的神的形象和样式的相似，而分离的人群中又总是会把其中神的形象(或神的样式)，作为他们的主流的思维方式。他们之间应该“合一”，但是要“合一”又那么的不容易，要人们的思维从“照着”到“按着”不断地发展和前进。 在我看来，今天人间思维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由西方的照着神的样式的思维方式的僵化所引起的，西方的科学思维僵化了。人类思维来自神的话语，“神的样式”的思维方法，就是“数理逻辑”的那种智慧或思维方式。人类走过了人间智慧的三个时代：一个是古代数学的时代，也就是算术的时代，在那个算术的时代：东方的形象思维比西方的形式思维更重要，那是一个以认识静止世界为主的时代，所以东方世界一直领先于西方。到牛顿-莱布尼茨创造了经典分析的微积分，人间的思维进入了运动的时代，所以17世纪以后世界属于西方人了，他们的机械把中国人的武术和马术彻底地打败了。东方包括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就极少有贡献的了。继续来到的是电子和电器的世界，是“电与波”的世界，西方的现代分析的数学继续引领了那个时代，中国就远远的落后于西方了。但是今天的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分析数学和现代物理学交合的那种现代哲学也已经过时了，西方文明的哲学基础垮塌了。西方的现代分析的数学体系和西方的理论物理学中所用的数学体系是相互矛盾的。当电子计算机来临以后，西方世界的理论物理学的大厦垮塌了。接着应该是现代分析的数学的垮塌。这就是造成今天人类社会在没有确定性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的规范可以依据了。今天的数学已经从现代分析走向了“统计数学”，那个统计数学不是神的话语中“神的样式”的思维方法，它完全依赖与“概率”。“概率”不属于逻辑和理性，所以大数据的数学方法只适用于游戏和赌博。人间的精神走向了颓废和混乱。东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两翼都相继走向唯物主义哲学，人间再也没有“神的话语”可以指引了。 美国曾是耶稣基督的宗教指引着国家发展道路的，但是今天只留下总统就职典礼上依然在圣经面前宣誓的那个形式，在美国的一些最著名的大学中的神学院的学生，在西方的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哲学面前，已经失去了对于神的话语的信心。要恢复对于神的话语的信心，当今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移到科学发展观来了。西方的“逻辑和理性”思维主导下的“思维方法”所编职起来的“普世价值观”离开属于全人类的“公理”也越来越远了。东方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群人，离开了神的话语的指引就蜕变为“个人的偶像崇拜”者，社会就堕落成了封建“王法”统治的社会。西方的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人群，在离开了神的话语的指引以后，也同样会蜕变，蜕变为“金钱崇拜”。在那个社会里，看起来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上是“金钱作主”。那个“理性和逻辑”的思维方法，同样不是一个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完整的思维方法。随着人类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他们的“民法”也不再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了。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法”还会孵育出并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社会制度呢？最根本的就是人类还是分为不同的国家的，金钱在全世界的流动，流动的规则实际上比大自然的规则更加复杂，在任何时候，它都是操纵在操纵在少数国家中的少数人的手里。那个所谓的“普世价值”，从来也没有普世过，没有为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人群所接受过。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复杂性。 我们希望19大真正成为通向把我们东方的整体的“综合科学”与西方的“分析科学”合一道路的新起点。但是那还真不容易啊！19大报告中有一段话：“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尽管这段话已经写得非常的简略和含糊了。但是我依然对此存着极大的怀疑和担心。从世界来说自然科学的方向，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与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链接在一起，实在令我担忧啊！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杨振宁先生所提出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人间思维的“综合方法和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需要以后慢慢的讨论了，我们这一代老人是讨论不清楚了。但是我总是感到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改造不先解决科学和教育体制的改造，大概是很难走得下去的。政治不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科学更不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就是我们在讨论19大精神的时候，先要讨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道理：我们要沿着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向前进，向后倒退是不会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