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书店
台湾书店（英语：Taiwan Book Store）最早可追溯自1911年由台湾总督府文教局成立的“台湾书籍株式会社”，负责教科书的印制，二战后于1945年改名为“教科书总批发所”，翌年又改组为“台湾书店”，以出版经销教科书、教育书籍与儿童读物闻名台湾，2003年不敌教科书市场开放而裁撤。
历史
[编辑]- 创办
台湾书店的前身为日治时期的“台湾书籍株式会社”，隶属于台湾总督府文教局，位于今台北市徐州路48号，并于今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14号设门市部。后该栋建筑拆除后，目前则剩下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一段172号的总部；台湾书籍株式会社辖印刷厂（位于今台北市忠孝东路）、仓库（位于今台北市徐州路）各一座，当时员工约二百馀人，以印制中小学教科书、参考书为主要业务。
1945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接管台湾书籍株式会社，台湾书籍株式会社改名“教科书总批发所”。1946年6月1日，教科书总批发所改组为“台湾书店”，隶属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除保留店址、厂房、仓库外，印刷厂设备与人员等移转给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工矿处[1]。1947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制为台湾省政府后，台湾书店隶属台湾省政府教育厅。1970年，台湾书店在台北县中和市（今新北市中和区）购地1181坪，兴建440坪仓库一座及员工宿舍7户。1972年，台湾书店中和仓库竣工启用。台湾省虚级化之后，台湾书店直接隶属中华民国教育部。
“台湾书店”四字的楷书标准字体是台湾书店总经理吴正牧任内邀请桃园市知名书法家黄群英题名。
早年台湾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皆由国立编译馆依各科目聘请相关学者专家组成“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审定，称为“部定本”，交付指定公、民营书局联合印刷、发行，台湾书店则是总经销商。当时每年约需印制国民小学教科书（国语、数学、社会、自然科学、生活与伦理、健康教育）约5,000万册，供应台澎金马地区各国民小学使用。在1990年代后半期，如果需要换书，必须寄到台湾书店中和仓库（台北县中和市景新街210巷2弄1号），并写明寄件人及其地址。
除了中小学教科书，台湾书店也出版、印刷、销售各种教育]]图书，包括世界名著、大专用书、心理卫生丛书、训育丛书、国民教育辅导丛书、国小教师丛书、师范教师丛书、高级职业学校用书、中等学校用书、《中华儿童丛书》、《中华儿童百科全书》、《中华幼儿图画书》、《儿童的杂志》、幼稚园教材、国中补习学校用书、国小补习学校用书、《中山文库》（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发行）、《大考通讯月刊》（大考通讯社发行）等。
1996年7月，由于台湾教育改革，教育部由小学一年级开始，逐年开放民营出版商编印的小学教科书。民营出版商编印的教科书，必须经由教育部审定合格才可上市，称为“审定本”。南一书局、翰林出版、康和出版（今康轩文教事业）等民营出版商从艺能科（体育、音乐、美劳、美术、工艺、家政）教科书开始抢食中小学教科书市场。
- 民营化
1954年至2001年，台湾书店历年皆有盈馀上缴国库。1999年，台湾书店保留盈馀作为民营化所需之经费，而未上缴国库。2001年2月8日，教育部召开“台湾书店督导小组第二次会议”，讨论台湾书店之裁并事宜，并函报行政院，奉准于2003年12月31日前裁并台湾书店。经过11次“台湾书店裁并督导小组会议”及2次“台湾书店裁并清理小组会议”，完成台湾书店各项工作检讨、交接清册及后续办理事宜。2001年7月，教育部全面开放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台湾书店的市场竞争力逐年下跌，收入逐年下降，支出逐年递增。2002年，台湾书店产生亏损。
- 结束
2003年12月29日下午，教育部举办“台湾书店历史回顾茶话会”[2][3]。
2003年12月31日，台湾书店遭裁并，结束营业，员工全部办理优惠资退；员工具有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者，依个人意愿，由教育部安置至各司处及部属馆所服务。同日，教育部成立“台湾书店裁并清理小组”，预计于六个月内完成台湾书店待办之帐务、资产、税务、欠款等业务，并拟具“清理报告”呈报行政院核备。台湾书店留存的图书约150万册，被委外清理，预计于2004年2月完成赠送各中小学。台湾书店历年出版、印刷所用之底片约1232种，“台湾书店”四字的楷书标准字体与台湾书店商标，交由国立教育资料馆保存。[2][4]
门市建筑
[编辑]台湾书店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14号的门市大楼为1915年台北市“市区改正”的案例。1989年被列入“历史风貌保存区”，但仍于1990年被拆除改建。台湾书店裁并后，该建筑目前做为旅馆使用。改建前曾经进行测绘保存工作，制作1/50比例模型与招牌，现藏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
外部链接
[编辑]参考
[编辑]- ^ 博客來書籍館的介紹. [2008-02-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02-05）.
- ^ 2.0 2.1 中华民国教育部总务司 发稿，〈“台湾书店”历史回顾茶话会〉，中华民国教育部新闻稿，2003年12月29日
- ^ 朱武智 台北报导 ，〈百年老店 台湾书店走入历史〉，《中时晚报》2003年12月29日
- ^ 2003年12月31日，《台湾立报》社论评：“台湾书店的关闭，其实是在市场化力量结合政治代言人的强力运作下，被有计画的‘谋杀’所致，而非不敌竞争，更非是‘寿终正寝’。垂涎于教科书与参考书市场一年（新台币）上百亿（元）的商机，以‘意识型态灌输’作为说词，当初是在立委们的压迫下，强力要求国编版教科书退出九年一贯课程教科书编辑与发行行列；从而使得台湾书店失去绝大部分的业务收入来源，因而不得不在今天吹起熄灯号。换句话说：事实上，台湾书店这个‘伯仁’是被市场与利益所杀害，是教育全面市场化过程中的一只牺牲羔羊。‘民间编印的教科书在竞争之下必然品质较高、更能嘉惠学子’的这一神话，在九年一贯课程于国中阶段开始上路后尽被戳破：错误百出的教科书内容，刻意在教科书中被淡化、而置放入参考书中以求庞大利益的重要知识，明显沿袭国编版的编撰方式，以及昂贵的书价，都使得开放后的教科书市场备受质疑。……当做为通路的台湾书店走入历史之后，即使恢复国编版教科书的出版，也无异于预先断了手脚。商场上人人尽知的常识是：无论品质如何，通路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在各家民间书商尽皆自有庞大通路的情况下，以招标方式来决定发行者的国编版教科书，其市场命运似可预见；甚至，其发行权（以及参考书著作权）更可能进一步落入已自有通路的民间书商之手，为其赚得庞大利润。莫怪各家书商对于‘国编版将重出江湖’不以为意，因为：当台湾书店这一重要的行销通路被斩断之后，国编版教科书反而是另一可能的商机所在。在今天，我们不但要为台湾书店悼，更要为充满铜臭味的台湾教育悲！”－－－《台湾立报》社论，〈悼台湾书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湾立报》2003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