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堂
此條目或其章節極大或完全地依賴於某個單一的來源。 (2014年6月17日) |
北京教堂是指在中國北京的基督宗教的教堂。基督宗教在北京屬於外來宗教,教堂的數量遠遠不及佛教和道教的寺院宮觀,但北京教堂大多是建築精美的歷史建築,有着很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1930年代為北京教堂全盛時期,北京全境有教堂愈80座,此外還有大量由教會設立的中學、大學、醫院、圖書館等具有基督宗教文化特色的建築。教堂和基督宗教會建築是老北京建築具有獨特風味的一個組成部分。
景教教堂
[編輯]北京市房山區周口店鎮內的三盆山上有一座寺廟,始建於晉代,最初為佛教寺廟。唐貞觀九年(635年),景教傳入中國,這處寺廟也被改為景教寺院,名為崇聖院。會昌五年(845年)時,唐武宗滅佛,景教也一同被廢。遼應歷年間,崇聖院被重建為佛寺。元代,該寺更名為十字寺,並再度改為景教活動場所。明清時期,該寺廟再度被改為佛寺,1931年日本學者佐伯好郎發現十字寺時,寺廟內各主要建築尚保存較好,尚有一座山門,一間大雄寶殿以及東西兩側的配殿,山門上還有一塊「古剎十字禪林」的石匾,地面上除兩塊石碑外還有兩塊景教石刻,上有景教十字和古敘利亞文。在被佐伯好郎發現後,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隨即將兩塊景教石刻轉移走,並於1936年將兩塊石刻帶到了南京博物館。20世紀50年代末,十字寺剩餘建築被全部拆毀,原址僅存殿基、柱礎和石碑等。
天主教堂
[編輯]北京天主教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元大都時期,來自歐洲的羅馬天主教方濟各會修士孟高維諾於1294年在北京修建了第一所天主教堂,此後,天主教得到元朝皇帝的寬容,在北京建立了許多教堂。元代傳入中國的天主教被稱為也里可溫教,在組織形態上借鑑了佛教的一些做法,這些也里可溫教堂大多被稱作寺,採用中土佛教建築常用的建築形式,其風格與歐洲本土的教堂迥異其趣。元代天主教在中國以社會上層為主要發展對象,因而信徒主要是居於統治地位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漢人信教者極少,因而1368年元朝滅亡後,也里可溫教也從中國消聲匿跡,其修建的教堂大多改作他用,存留下來的極少。目前北京僅有門頭溝區後桑峪村天主堂一所教堂是元代所建,該教堂也是北京地區現存最古老的教堂。
明萬曆年間,以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傳教士經由澳門再次進入中國,萬曆三十三年利瑪竇獲准在宣武門內興建天主教堂,這就是民間俗稱的南堂,宣武門天主堂也是時隔300年後在北京出現的第一所天主教堂。
自從利馬竇之後,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非常迅速。50年後的順治十二年,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斯文准在王府井修建東堂,康熙三十二年在西安門內蠶池口建成北堂,雍正元年羅馬教廷傳信部傳教士德理格在西直門修建西堂,至此,在經歷了一百年時間後,北京的天主教四大教堂全部建成了,至今這四所教堂仍然是北京最大的四所天主教堂,除了四大教堂之外,明末清初期間天主教會還在北京西郊阜成門外的滕公柵欄興建了教會墓地,這裡後來發展成為馬尾溝教堂。
早期天主教堂在北京的建設非常低調和本土化,例如北京市區最早的天主教堂——南堂在建設之初是一座中式四合院,僅僅在一些主要建築上裝飾有十字架等宗教標誌;王府井的東堂建設之初也是由民房改建,在建築風格上與周圍的中國傳統建築別無二致。
自從清順治年間開始,天主教會開始在北京大規模興建教堂,順治七年,德國傳教士湯若望改建南堂,新建的宣武門天主堂採用當時歐洲流行的巴洛克風格,高大宏偉,與中國傳統建築風格完全不同,成為北京城市中一處特異的景觀。此後東堂改建為羅馬穹頂風格的建築,新建的北堂和西堂則均採用哥特式風格。此間北京興建的教堂建築風格上大多與歐洲同步,採用時下歐洲流行的建築風格,北京其他的建築形成極其鮮明的反差,另一方面這些教堂建築的一些細節處理又充分吸收了中國傳統建築的一些風格,比如北堂的建築由一圈漢白玉石欄圍繞,柱頂的石獅子與基督教聖像和諧共處,風格特異。
由於天主教禁止中國信徒祭拜孔子和祖先,自康熙年間開始,中國禁止天主教公開傳教,許多教堂被官方沒收,包括東堂、南堂等都被沒收拆除。直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根據中國與英法兩國的條約,清政府發還了沒收的教堂,不久各教堂獲得重建,重建後的教堂大多沿襲了原有的建築形制。
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再次給北京的各教堂造成嚴重破壞,除了北堂之外北京幾乎所有的教堂都被義和團搗毀,而發生在西什庫天主堂(即北堂)長達兩個月的攻防戰也成為義和團運動中最終要的事件之一。
1901年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了《辛丑條約》,在此之後,天主教等基督教流派加速進入中國的腳步,陸續建成了東交民巷天主堂、南崗子天主堂等教堂,在1910年代的北京掀起了一個建設教堂的高潮,這一期間所建設的教堂,規模沒有老四堂大,建築風格也逐漸向中國傳統建築風格偏移,較之以前的建築,這一時期的教堂建築與天主教本身一樣,都更加本土化了。
新教教堂
[編輯]新教進入中國的時間較天主教要晚一些,但是進入中國之後,尤其是在1860年之後發展迅速。嘉慶十二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進入中國,清道光十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進入中國,從此開啟了新教在中國的傳播。
1861年,根據《北京條約》的規定,英國在北京設立公使館。倫敦會傳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art)以使館醫官的名義同時進入北京。他為了接觸中國人,在英國使館旁邊設立了一個診所。1863年,倫敦會又派遣傳教士杜德珍博士(Dr. Jonh Dudgeon)到北京協助雒魏林工作。杜德珍將診所遷到西城缸瓦市一處租來的房屋中,後來演變為倫敦會的缸瓦市教堂,一直保留至今。倫敦會在北京還建立了米市大街教堂、東柳樹井堂和東直門外關廂福音堂[1],其中東單牌樓北面(今外交部街西口外)的米市大街教堂又名雙旗竿教堂,是倫敦會的華北總部。
1862年,英國聖公會(安立甘會)傳教士包約翰(John Shaw Burdon)也以英國使館牧師的身份來到北京,他在西城石駙馬橋絨線胡同租用民房設立教會,開辦了一所小學,1874年他升任華南主教後。而在煙臺的傳教士史嘉樂(Charles Percy Scott)升任為華北教區主教,北京絨線胡同的教堂就成為華北教區主教座堂。
美北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曾經在1859年來到北京,協助美國外交官與清朝政府辦理交涉。1863年,他再次隨美國公使進駐北京。1865年,丁韙良在東城的總布胡同租房傳教,並開辦了一所小學,名為崇實館。但是美北長老會在北京建堂傳教比較晚。1876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惠志道(J.Wherry)在北京鼓樓附近建立了鴉兒胡同教堂。後來,長老會主要在北京北城新建教堂,中心教堂設在安定門內交道口二條。
1864年,美國公理會的傳教士白漢理(柏亨利,Henry Blodget)進入北京,他在燈市口油房胡同和東四五條西口外建立了2座教堂,並在郊縣建立了十幾個支堂。燈市口教堂則成為公理會的華北總部,附近開設了著名的育英中學、貝滿女中。
1870年,美國美以美會(1941年與監理會、美普會合併後稱為衛理公會)傳教士衛維廉、劉海瀾、達吉瑞和李安德在北京崇文門內孝順胡同建立了該會在北京的第一所教堂亞斯立堂(又名崇文門教堂)。這裡一直是美以美會在北京的中心教堂,美以美會的華北年議會設於該堂,附近開辦了眾多的附屬機構。亞斯立堂建築屬於美國現代折衷主義風格,內部設施豪華先進,至今仍是北京最大的新教教堂。
1900年,上述新教在北京的教堂全部被義和團焚毀。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之後,掀起了一波建築教堂的高潮,不僅被毀的原有教堂得到重建,各教派又紛紛在全城各處分設不少規模較小的新教堂。尤其是美以美會在南城得到大力擴張,後來在北京城內共設有10餘座教堂(崇文門亞斯立堂、珠市口堂、花市福音堂、宣外堂、永定門外教堂、方巾巷堂、廣安門關廂福音堂、白紙坊福音堂、和平門外小沙土園堂、左安門外教堂、右安門關廂福音堂等)。英國聖公會於1907年在佟麟閣路建造了新的主教座堂,即中華聖公會救主堂,這座教堂的建築風格融入了中國傳統建築的元素,雖然建築平面採用了常見的雙十字形,但是屋頂為中國傳統的硬山頂,教堂大門開設在南側山牆上,雙十字平面的兩個交叉處各自建有一個八角形的亭子作為教堂的鐘樓,門前豎有石碑,記述教義。這座建築與周圍的民居完美的結合在一起,是基督教建築與中國傳統結合的典範之作,有着很高的歷史和文化價值。
同一時期建設的八面槽救世軍中央堂、協和禮拜堂等教堂也極大程度的融入了中國建築的元素,本土化是1910年代教堂建築典型特徵。
東正教堂
[編輯]東正教是中俄雅克薩之戰後隨着俄國戰俘「阿爾巴津人」一起進入中國的。1710年康熙皇帝特別批准將胡家園胡同的一座關帝廟改建為教堂供阿爾巴津人使用,這就是北館。北館建立後不久,俄國本土就向中國派出了東正教北京傳道團,從事東正教傳教工作和針對中國和西歐的情報搜集工作。由於傳道團身兼傳教和刺探情報的雙重任務,加之東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工作進展不理,東正教在北京乃至中國的發展非常緩慢,直到1860年後才在東交民巷俄國公使館附近建立了第二所東正教教堂,這就是南館。
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東正教的兩所教堂均毀於戰火,後傳道團利用庚子賠款重建,在緊鄰北館的地區建立了另外兩所小型教堂。
1949年之後的北京教堂
[編輯]1949年之後,新政府對中國境內的各教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教會與其海外的母會脫離關係。在此之後,北京的基督教和佛教道教等與馬克思主義理念矛盾的宗教一樣,無論使教會還是教堂都呈現明顯的萎縮趨勢,很多教堂以各種方式成為中國共產黨、北京市政府或其他企事業單位的地產,如馬尾溝教堂,被變為中共北京市委黨校,西堂變成某工廠的倉庫。
1958年,中國大陸基督教實行各教派聯合禮拜,將信徒集中在少數教堂中,大部分教堂都被「獻堂獻廟」,「支援社會主義建設」了。北京市區的基督教(新教)大小教堂大約60座,經過合併,只剩下4座:燈市口(原公理會)、珠市口(原衛理公會)、缸瓦市(原中華基督教會)、寬街(原基督徒聚會處)。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教會組織被徹底解散,僅剩的少數教產都被「革命群眾」以各種方式沒收強占,很多教堂成為工廠、學校的廠房教室,不少建築和教堂收藏的文物受到嚴重破壞。燈市口原公理會教堂在這時被毀。
1970年代,天主教南堂和基督教米市大街教堂開始向北京的外國僑民開放。
198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逐漸恢復教會組織,一些被企事業單位占據的教產被發還教會,老四堂等北京的主要教堂經過整修,重新開門迎接信眾。至今,北京尚在使用的天主教教堂共20座,基督教教堂12座,另有20座教堂建築被占做它用。
參考文獻
[編輯]- ^ 佟洵: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的傳播及其演進歷程,北京聯台大學學報第l4卷第1期總39期,200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