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五一九運動
北大五一九運動是1957年在北京大學發生的一場學生民主運動,北大學生響應當時大鳴大放的號召,紛紛貼大字報、演講,辯論民主方面的各種問題,反右運動開始以後停止,很多參與者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後大多被平反。
過程
[編輯]中國共產黨於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到1957年4月又開展整風運動,與百花運動結合起來,開展一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1],這被稱為「大鳴大放」,北京大學的學生對此做出了自己的回應。
5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二班的一群學生,率先在北大大飯廳[2]的南牆上張貼了一張大字報,是關於即將召開的青年團全國第三屆代表大會的代表問題,內容是:
我們懷着激動的心情,注視着團三大的召開。我們有如下問題需要校團委答覆:一、我校的代表是誰?二、他是怎麼產生的?三、我們有意見向何處反映?
歷史系二年級二班一群團員和青年[3]
接着又有人貼大字報提出「一個大膽的倡議」,建議開闢「民主牆」,這很快引起眾多學生的反響,到晚上,以大小飯廳為中心的牆壁、報欄上已經貼滿了大字報,據一份「新聞公報」統計,截至20日下午5時20分止已有大字報162張,晚上,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代表黨委宣布支持大字報。22日大字報更是大量增加,到處是辯論會、演講台,學生們熱情參與。26日,在清華大學召開北京市高校學校運動會,北大許多同學去清華宣傳,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運動開展起來。並進一步擴展到北京各大學,天津南開大學也參與進來。29日,北大一些學生成立「百花學社」,31日發表了宣言,表示在擁護社會主義前提下對任何問題都可以自由爭鳴,並創辦「廣場」刊物,發表同學們的文章。[4][5]。
反右運動開始以後,北大劃了716名右派,這仍然被嫌太謹慎,數量不及清華,校黨委書記江隆基被降職,1959年被調離北大。
- 物理系譚天榮《第一株毒草》:「到現在為止,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離我們無知的青年還有十萬八千里,我們國家沒有檢查制度,可是一切報刊,(例如《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和物理學報)的編輯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無知,對辯證法的一竅不通和他們形而上學的腦袋中裝着的無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
- 劉奇弟《胡風不是反革命》: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 中文系張元勛和沈澤宜的詩《是時候了》:「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讓批評和指責/急雨般的落在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支火炬/燒毀一切/人世的藩離,/它的光芒無法遮攔/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
- 法律系林希翎(程海果)的演講:
- 第一次演講:「我過去也寫過文章批判胡風,現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很可恥。現在看來加給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據是很荒謬的。胡風是對中央遞意見書,怎能說這個意見書就是反革命的綱領呢?為什麼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
...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現在共產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很嚴重,我們不要以為共產黨用整風的辦法,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向人民讓點步就夠了(群眾轟她,少數人歡迎鼓掌),我知道有很多人願意聽我的話,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講話,我要講下去。我經過研究,認為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產黨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的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現在他們封鎖新聞,例如北大如此轟轟烈烈,為什麼報紙就不報道!(有部分群眾鼓掌)人民群眾不是阿斗,真正要解決問題只有靠歷史創造者人民群眾行動起來」。 - 第二次演講:「關於個人崇拜問題,我同意鐵托同志的意見,個人崇拜與社會制度有關(不是指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制度,而是指具體的制度),如龐大的官僚機構,產生了官僚主義分子。
...一個政黨也好、一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斯大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是反動的。他殺了那麼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錯誤,二次大戰不一定起(的)來。不是斯大林的錯誤,赫魯曉夫領導的十萬人也不會全死掉。
...斯大林的後期是反動的。毛主席可貴的一點在於他有辯證法的思想,善於發現錯誤,改正錯誤,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但並非他沒有犯過錯誤。個人崇拜在中國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如他去年6月橫渡長江,當時不讓報道,可見他是謙虛的。主席寫幾首詩給詩刊,創刊詞上有人評價,說主席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偉大的詩人。我看主席看了一定會很生氣,這話多麼肉麻。有人說主席寫的字最好,我看不見得。
...我說胡風不是反革命,...現在黨也感到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我看主席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一點小小的錯誤。這也不足為奇,是受了斯大林的影響,加上客觀上舒蕪把他們以前的信發表了,結果就從文藝問題擴大到政治問題。」
- 第一次演講:「我過去也寫過文章批判胡風,現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很可恥。現在看來加給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據是很荒謬的。胡風是對中央遞意見書,怎能說這個意見書就是反革命的綱領呢?為什麼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
- 王書瑤《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斯大林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他驕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壞法制、進行獨裁、進行瘋狂地屠殺的保證又是什麼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也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因為他們都不免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
- 中文系陳愛文《關於社會主義制度》:「1954年訂立憲法的時候,許多人忙於唱讚美詩,很少有人嚴肅地考慮,如何實施的問題,所以有1955年肅反中許多地方破壞法制現象的出現。...如果有人問你們標榜的是哪一種民主,我們答:是從『五· 一九』開始的,在民主廣場上自由講壇上出現的,正在繼續形成和發展的這樣一種民主,不是硬搬蘇聯的形式,更不是販賣西歐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土壤中土生土長的民主制度」
- 周大覺《論「階級」的發展》:「一、新的階級壓迫,正在開始形成,慘狀目不忍視。...二、隨着舊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自然這與舊的不同,它有獨特的特點,粗略想來有以下幾點:1.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現在的占有已不同於資產階級,他們是比較分散的,現在掌握政權的各黨政軍要人占全國人數比例很少,集體占有,美其名曰:「全民所有」這點現在一時不易看清楚的,如果看一看分配關係就更鮮明。2.分配,中央一級幹部(或稱萬歲、九千歲、八千歲……)(或一品官,二品官……依此可排下去……)每月薪金500多元,也許農民比還恰當,即便以普通工人比較一般為40~60幾元不等也不相差30多倍,據我所知在中國經濟落後的情況下,即使中等資產階級也沒有如此大的純收入,因為資本家他極大部分利潤必須投回生產之中。...4.社會地位,憲法上名義上規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不論工作、學習、遊玩、吃飯……)均論等級,顯易可見不平等,一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可以呵斥直到無辜的鬥爭,施以肉刑(變相的),這和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態度有何區別?至少換了一個名義和方式罷了!5.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見已開始自覺地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三、你們會說現在工農生活不是提高了嗎?對,我看到的,但提高了多少?實際上提高了多少?社會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生活水平總是上升的趨勢,這點從歷史上看封建社會一般收入總比資本主義社會好……。我國工農收入幾年來實際上增加不多,僅過吃飽不餓死的程度,倘使有人說以往半年吃糠吃不飽等等,來替現在社會分配、政治等不平等辯護的話,我要問:你也知道我們的眼向奴隸社會的方向看去還是向更合理的社會望去?...四、新的階級矛盾和舊的不同,可以利用群眾的壓力和平的方法解決,必要時也可以通過暴力——到無可救藥時。」
- 劉績生《我要問、問、問???》:「根據已發表的言論來看,大體上可分為四種類型:①的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②尚需進一步研究的;③雖有錯誤但根本不是反社會主義的;④基本上是正確的。(由於篇幅限制,不能一一舉例)對他們,特別是後三種言論,都應該實事求是的,肯定其「是」,否定其「非」。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沙裡淘金」正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沒有什麼可以非難的(沙里如果真有金,為什麼不該淘呢?)然而近來廉價的帽子滿天飛,逆耳之言,一概被歸為「反動言論」,「怒斥」,「警告」,「組織上的處分」……遠遠超過了針對言論本身的具體、客觀的分析,試問這種做法,何以服人?我們是要把別人拉出泥坑?還是推進泥坑?不少人已被斥為「右派分子」,但是只要他們還是人民,那麼他們在各方面與我們仍有同樣的權利,這種權利應該得到大家的尊重。為什麼不准他們發表文章、演說或進行反駁呢?」
- 談談《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
- 《阿Q外傳》
- 《儒林內史》
- 其他
- 關於教學方面:求改革學制,開放全部禁書,改變考試制度,取消政治課必修制。(這一點引起強烈爭論)反對盲目學習蘇聯,特別反對盲目崇拜蘇聯的教條主義(例如在蘇聯歷史中明顯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關於選派留學生制度,大家堅決反對宗派主義的作法,要求公開考試,並提出出國攻讀希望政府支持。
- 關於學校工作:要求學校向本人公開人事材料,防止錯材料造成不良後果。要求學校黨委公開交待過去肅反運動中錯鬥了的問題。公布某些同學自殺的真實情況和真正原因。
- 關於黨、團、學生會工作:質問黨委會,為什麼對這次運動不管不問不積極領導。對青年團和學生會工作不民主,提出了大膽的批評。有人認為在這次運動中學生會主持辯論會的人有意壓制鳴放,偏袒衛道者,有人指出學生會不代表學生利益,是黨團的傳聲筒。
- 關於國家和黨的工作:有人對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提出了和「再論」不同的看法,有人論證中國同樣有個人崇拜存在,對如何根除「三害」問題討論特別熱烈。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認為除「三害」是只針對某些領導者個人缺點提出批評,不應討論全黨和國家大事;另一種認為「三害」產生的根源不僅是某些個人思想品質不好所造成,而是和我國政治制度某些環節的不合理有關。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後一種見解理由較充足有說服力,掌握了群眾,成為運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