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山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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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山戰爭
黎巴嫩內戰的一部分
日期1983年9月3日至1984年2月
地點
喬福區
阿雷區
貝魯特西部
結果
  • 黎巴嫩力量和黎巴嫩政府軍被擊敗並被迫撤離
  • 大批基督教徒流離失所
  • 多國部隊撤離黎巴嫩
參戰方

黎巴嫩 黎巴嫩全國抵抗陣線英語Lebanese National Resistance Front

敘利亞 敘利亞
巴解組織

阿邁勒運動

黎巴嫩力量英語Lebanese Forces
黎巴嫩 黎巴嫩政府軍英語Lebanese Armed Forces
駐黎巴嫩多國部隊英語Multinational Force in Lebanon

指揮官與領導者
瓦利德·瓊卜拉特
George Hawi
Elias Atallah
Ibrahim Kulaylat
敘利亞 哈菲茲·阿薩德
敘利亞 加齊·卡納安
Nabih Berri
Fouad Abou Nader
法迪·弗姆英語Fadi Frem
薩米爾·賈賈
黎巴嫩 米歇爾·奧恩
黎巴嫩 易卜拉欣·坦努斯
美國 朗奴·列根
美國 菲利普·哈比卜
法國 弗朗索瓦·密特朗
傷亡與損失
1600人喪生,兩千人受傷

黎巴嫩山戰爭黎巴嫩內戰第三階段(1982年至1983年)和第四階段(1984年至1990年)期間的一場大規模衝突。衝突發生於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東南多山的喬福區。

背景[編輯]

在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後,黎巴嫩國內以色列在基督教馬龍派人口中的盟友「黎巴嫩長槍黨」旗下的民兵組織「黎巴嫩力量英語Lebanese Forces」在巴希爾·傑馬耶勒的領導下,試圖在黎巴嫩擴大控制地盤。黎巴嫩力量試圖利用以色列國防軍在黎巴嫩境內的推進將部隊推進到之前從未出現的地區。這些地盤擴張主要集中在居住有大量基督教農村人口的地區,比如位於貝魯特東南山區的喬福區。

在長槍黨領導、同時也是當選黎巴嫩總統的巴希爾·傑馬耶勒在1982年9月遇刺身亡之後,黎巴嫩力量的軍事委員會決定在當月月末黎巴嫩力量將攻入喬福區。黎巴嫩力量情報機構負責人伊萊亞·荷拜卡(Elie Hobeika)反對進入喬福區,但被委員會內的高級指揮官們駁回。在以色列國防軍的戰術支援下,黎巴嫩力量的作戰部隊在薩米爾·賈賈的領導下推進至喬福區西部基督教徒佔主要人口的地區。薩米爾·賈賈在1983年1月被任命為黎巴嫩山省喬福-埃雷地區黎巴嫩力量的指揮官。在1983年年初,黎巴嫩力量成功在喬福區的多個重要城鎮設立營區,比如Aley、Deir el-Qamar、Souk El Gharb、Kfar Matta、Bhamdoun和Kabr Chmoun等。[1]但是這一行動使得黎巴嫩力量與當地的德魯茲派發生衝突,德魯茲派視黎巴嫩力量為入侵者。

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黎巴嫩境內的馬龍派德魯茲派就是一對長期對手,當時一場血腥內戰分裂了「黎巴嫩山酋長國(Mount Lebanon Emirate)」,而數千名基督教徒在內戰中遭到德魯茲派屠殺。這段重合在賈賈的馬龍派武裝試圖用武力統治喬福區以清算歷史舊賬時被喚醒起來。在Kfar Matta據報道145名德魯茲派平民被黎巴嫩力量殺害,而之後黎巴嫩力量與主要的德魯茲派民兵組織「黎巴嫩社會進步黨」(PSP)隨即發生零星衝突。

黎巴嫩政府軍的重建[編輯]

巴希爾·傑馬耶勒的哥哥阿明·傑馬耶勒在9月21日繼任黎巴嫩總統。這位新總統要求由美國意大利法國英國軍隊組成的多國部隊部署到貝魯特及其周邊地區以維護秩序。他還開始在美國和法國的幫助下重新組織和裝備黎巴嫩軍隊。多國部隊內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法國外籍軍團傘兵組成的小分隊在年末武器運達黎巴嫩後,開始訓練黎巴嫩的新兵。這種偏袒性的態度使得多國部隊在黎巴嫩穆斯林眼中變得不再中立,因為黎巴嫩政府軍並不是一支中立的、可以保護各教派利益的軍隊。事實上,黎巴嫩政府軍幾乎完全由基督教徒組成。在1982年10月初,在重新控制貝魯特西部之後,黎巴嫩軍隊司令易卜拉欣·坦努斯對喬福區的態度發生轉變,在10月18日政府軍重新部署到了該地區。但是,政府軍無法阻止基督教徒與德魯茲派之間的衝突,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軍隊在該地區也有部署,使得黎巴嫩政府軍的活動受到了限制。[2]

11月,喬福區的戰鬥蔓延到了貝魯特西南郊區,而在12月1日,PSP的領導人瓦利德·瓊布拉特在一場針對他的汽車炸彈襲擊中受傷。未遂暗殺發生之後,貝魯特市內的摩擦也越來越多。12月20日,在Aley鎮,黎巴嫩力量和PSP的武裝分子在讀發生交戰,衝突一直持續到了1983年2月7日。在2月7日,德魯茲派的武裝佔領了該鎮,並將基督教的防禦部隊趕出了該鎮。[3]

4月18日,一名自殺式襲擊者駕駛一輛滿載着炸藥的麵包車沖入貝魯特西部的美國大使館,導致63人喪生。這其中包括中情局高級分析師羅伯特·C·阿姆斯(Robert C. Ames)和6名中情局黎巴嫩站工作人員。之前一支不為人所知的恐怖組織「伊斯蘭聖戰組織」(Islamic Jihad Organization, IJO)宣佈對此次襲擊負責。該組織是一個黎巴嫩什葉派恐怖組織,由伊朗支持,主要以敘利亞控制的貝卡谷地內的巴勒貝克附近地區為基地。這起襲擊掀起了黎巴嫩境內一系列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事件的序幕。.[4][5]

5月17日協議[編輯]

在六個月由美國主導的冗長談判之後,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國政府的代表在1983年5月17日簽訂了一份撤軍協議,這份協議被稱為是「5月17日協定」。這份協定為黎巴嫩境內各支外國軍隊撤出黎巴嫩做了準備。但是,撤軍協議的落實需要依靠和敘利亞的進一步的合作。但敘利亞既沒有受邀參加談判,在簽訂協議前也沒有和敘利亞協商過。敘利亞對此很不滿,通過拒絕撤出駐紮在黎巴嫩的3萬名軍隊來否決了這份協議。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內的很多黎巴嫩人並不支持這份美國倡導的協議,因為協議中有很多以色列強加的涉及安全方面的條款,並且在協議中仿佛黎巴嫩是一個戰敗的國家。黎巴嫩的穆斯林還感到收到了威脅並且被邊緣化了,因為傑馬耶勒總統確信美國會給與政治和軍事上的支持,所以迴避了急需的政治改革。在現有的政治格局中,穆斯林政黨和民兵組織缺乏話語權。[6]

持續緊張的局勢[編輯]

由於「5月17日」飽受穆斯林團體的非議,針對傑馬耶勒政權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壓力在全國迅速上升。5月22日,在喬福區爆發了一系列衝突,德魯茲派的黎巴嫩社會進步黨開始將黎巴嫩力量從該地區殘存的據點中驅逐出去。儘管以色列國防軍在當地有很強大的軍事存在,但以色列對介入黎巴嫩內部的教派衝突幾乎沒有興趣,並且沒有出面幫助他們的盟友「黎巴嫩力量」。

在1983年夏季,黎巴嫩的局勢惡化成了敵對雙方的惡鬥,而多國部隊被夾在了當中。以色列和敘利亞把部隊更多的撤向了防禦據點,並試圖通過當地的代理人組織擊敗對手,而結果卻大不相同。與此同時,黎巴嫩中央政府正計劃在喬福區重新行使管轄權。7月9日至10日,政府軍佔領了位於貝魯特東部山區的一處最近才被以色列軍隊放棄的觀察哨。傑馬耶勒和坦努斯將軍希望能更進一步,將重組後的黎巴嫩政府軍完全部署到該地區,表面上是想扮演一個黎巴嫩力量和社會進步黨開之間的緩衝角色,這引起了德魯茲派領導人瓦利德·瓊布拉特反對這一行動,指責政府軍只維護了黎巴嫩長槍黨的利益,並在敘利亞物質上的幫助下重新組織和武裝了社會進步黨開的民兵組織。奇怪的是,以色列並沒有對喬福區德魯茲派武裝的重建做出反應。

政府軍與德魯茲派的衝突[編輯]

PSP與政府軍的第一次衝突發生在7月14日,當時一支由以色列巡邏隊同行的政府軍分遣隊遭到德魯茲派游擊隊的伏擊。在襲擊中四名政府軍士兵和兩名德魯茲派民兵喪生,而PSP還在18日、20日和23日炮擊了貝魯特東部的基督教社區,導致超過30人喪生,600人受傷。德魯茲派還炮擊了貝魯特國際機場附近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陣地。雖然傑馬耶勒總統指責敘利亞在背後支持了德魯茲派武裝的炮擊,並威脅做出相應的回擊,政府軍和德魯茲派武裝相互的零星炮擊仍一直持續到了8月末停火協議生效的時候。

貝魯特地區政府軍與阿邁勒運動的衝突[編輯]

正當喬福區不斷發生衝突時,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數的貝魯特西部局勢也日趨緊張,最終在8月15日納比·貝里領導下的什葉派組織「阿邁勒運動」與黎巴嫩政府軍爆發全面衝突。雖然阿邁勒運動在持續兩周的巷戰後成功奪取了貝魯特西部大部分地區,但在8月28日,貝魯特南端多國部隊的陣地附近再次發生了衝突並導致多名維和人員傷亡。黎巴嫩政府軍的回擊很快到來。兩天之後黎巴嫩政府軍在多國部隊炮兵以及美國海軍陸戰隊的AH-1眼鏡蛇直升機的協助下成功發動反擊,重新控制了穆斯林聚居區。[7]

以色列軍隊撤離喬福區[編輯]

為避免進一步捲入黎巴嫩國內衝突,當月以色列軍隊單方面從喬福區撤至更南端沿阿瓦利河佈置的陣地,這使得黎巴嫩政府軍得以重新該地區。這次出人意料的撤軍使得德魯茲派和基督教徒之間的緩衝區蕩然無存,一些國際社會的分析人士認為以色列是故意想引發衝突以使得他們的基督教盟友能在該地區立足。在任何情況下,停火都不會超過1周,然後雙方又會燃起新一輪的衝突。這使得德魯茲派領導人瓦利德·瓊布拉特在9月1日發表聲明,宣稱黎巴嫩的德魯茲派正式與傑馬耶勒政府宣戰。「黎巴嫩山戰爭」爆發了。

戰鬥經過[編輯]

1983年9月—以色列的撤軍行動[編輯]

9月3日,以色列國防軍開始進行代號「里程碑」的第一階段撤軍行動,將部隊從貝魯特南大門及連接貝魯特和大馬士革高速公路的陣地撤出。在24小時內以色列軍隊已經在阿瓦利河以南重新部署完畢。黎巴嫩政府軍快速向南部署,佔領Khalde以及通往臨近的貝魯特國際機場的道路,但在Aley附近遭遇了麻煩。在Aley德魯茲派民兵和黎巴嫩力量正在發生激烈衝突。[8]

衝突雙方的實力對比[編輯]

此時,瓦利德·瓊卜拉特手下擁有多達17000成員的德魯茲派武裝民兵已經成為一個軍事聯盟,匯集了300名來自德魯茲派敵對人士Majeed Arslan手下的300名德魯茲派武裝分子,這些人由實力雄厚的Yazbaki家族領導;2000名由伊納姆•拉德領導的敘利亞社會民族主義黨民兵;3000名由遜尼派穆斯林Ibrahim Kulaylat領導的納賽爾主義武裝分子;來自黎巴嫩共產黨旗下的「人民衛隊」、由馬龍派教徒Elias Atallah領導下的500名武裝分子。此外,儘管沒有加入聯盟,但在貝魯特西部的什葉派武裝「阿邁勒運動」有能力動員10000名武裝分子。阿邁勒運動和PSP領導下的軍事聯盟都得到了雖然謹慎但重要的支持:巴解組織和敘利亞軍隊,他們提供了後勤和炮兵支援。

黎巴嫩力量在喬福區擁有2500名輕裝的基督教民兵,這些人基本上都在該區域主要城鎮附近的駐防。還有2000名武裝分子與黎巴嫩政府軍一道部署在貝魯特西部。黎巴嫩政府軍將新組建的5支機械化步兵旅:第四旅、第五旅、第六旅、第七旅和第八旅,總計10000人的部隊都歸於坦努斯將軍和黎巴嫩政府軍參謀長、德魯茲派人士Nadim al-Hakim將軍的指揮下。這些部署在喬福區西部和貝魯特東西兩邊的政府軍能夠得到多國部隊旗下美軍和法軍部隊的空中、炮兵和後勤支援。在這端以色列剛撤出喬福區的時期,黎巴嫩力量和政府軍偶爾會並肩作戰,但大部分時間他們都是對手。黎巴嫩力量和黎巴嫩政府之間缺乏合作主要是由於黎巴嫩力量的領導人由於阿明·傑馬耶勒政治上的溫和態度以及與穆斯林團體和巴勒斯坦領導人保持有友好關係而對他持不信任態度。[9]

德魯茲派武裝的攻勢[編輯]

在最後一支以色列軍隊撤出喬福區之後,9月5日,德魯茲派武裝針對Deir el-Qamar, Kabr Chmoun和Bhamdoun的黎巴嫩力量和黎巴嫩軍隊的陣地發動了一場大規模攻勢。儘管黎巴嫩力量在緊要關頭收到了巴解組織的警告,但黎巴嫩力量的指揮官延誤了時機,很晚才開始轉移Deir el-Qamar附近村莊的基督教居民,但此時已經沒有時間去轉移所有的當地居民,而周圍的郊區卻實質上成為了不設防地帶。黎巴嫩力量的駐防部隊完全被猛烈的進攻打得措手不及,並且處於寡不敵眾狀態。黎巴嫩力量不顧一切地試圖守住Bhamdoun的地盤,但他們只裝備了一些一些接近報廢狀態的火炮、[10]拖式導彈、裝備有機槍和高炮的卡車以及裝備有高射炮的裝甲運兵車上,[11]而他們的對手裝備有蘇制坦克、履帶式或輪式的裝甲運兵車、遠程火炮和多管火箭炮。在這些裝備都是敘利亞租借給他們的。

Bhamdoun在9月7日陷落,而在兩天前Kabr Chmoun也被攻佔了。這使得黎巴嫩力量被迫撤往Deir el-Qamar,那裏有40000名基督教居民和難民,有1000名黎巴嫩力量武裝分子把守。黎巴嫩力量的指揮官指責德魯茲派武裝劫掠了Bhamdoun並且在喬福區犯下了「空前的大屠殺」:德魯茲派在當地進行了「恐怖的清洗政策」,以便將當地基督教人口趕出該地區。[12]9月7日至13日,瓊卜拉特的武裝攻佔了62座馬龍派的村莊,屠殺了1500人並將另外50000人趕往貝魯特東部和西部的山區。

9月12日,黎巴嫩軍隊被迫後撤以加強Souk El Gharb附近的陣地,而德魯茲派武裝隨即填補了這一空隙。這使得德魯茲派武裝的炮兵可以將駐守貝魯特機場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陣地納入在直射範圍內。而在9月15日,德魯茲派武裝及其盟友開始聚集在Souk El Gharb附近,準備發動攻勢。

Souk El Gharb戰役[編輯]

然而在Souk El Gharb和Khalde,與德魯茲派民兵對抗的是黎巴嫩政府軍而不是黎巴嫩力量。在之後的3天政府軍的第八旅在米歇爾·奧恩上校的領導下承受着德魯茲派的進攻,不顧一切地戰鬥以求守住該鎮。重建後的黎巴嫩空軍自黎巴嫩內戰第一階段(1975年至1977年)以來第一次被投入到戰鬥。他們使用一支由10架經過修復的、由英國製造的霍克「獵人」攻擊機中隊向喬福區被包圍的政府軍提供空中支援。由於黎巴嫩空軍在里亞格的空軍基地遭受過敘利亞軍隊的炮擊,黎巴嫩空軍只好使用朱拜勒附近Halat的簡易機場。這座機場由美國建造,平時是沿海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在這場戰鬥中黎巴嫩空軍的最後一次行動發生在9月17日。當時3架黎巴嫩空軍的「獵人」攻擊機在來自「克萊蒙梭」號航母的法國海軍1個中隊的「超軍旗」戰機的掩護下,試圖轟炸德魯茲派武裝和敘利亞軍隊在喬福區的炮兵陣地。但是,德魯茲派武裝裝備有9K32(SA-7)防空飛彈和高炮、一架「獵人」被9K32(SA-7)擊落,但飛行員在飛機墜毀前成功在海上彈射,並被一艘美國海軍軍艦救起。第二架「獵人」被防空炮火打成重傷,艱難的在Halat簡易機場迫降。第三架「獵人」沒有返回基地,而是直接飛往英國皇家空軍在塞浦路斯亞克羅提利空軍基地,在那裏飛行員尋求政治避難。[13]

在戰鬥中,美國海軍軍艦炮擊了德魯茲派武裝陣地,並幫助黎巴嫩軍隊一直守住了該鎮直到9月25日在大馬士革一份非正式停火聲明被宣佈。而在當天,強大的美國海軍新澤西號戰列艦抵達了戰區。雖然在戰場上黎巴嫩政府軍擊敗了德魯茲派武裝,但是對黎巴嫩政府軍來說這是一場皮洛士式勝利,因為這場勝利標誌着一次帶有懺悔性質的分裂即將發生。在停火之前,黎巴嫩政府軍參謀長以及以德魯茲派為主的陸軍第七旅指揮官哈基姆將軍逃往PSP的控制區,但他沒有承認他叛變了。[14] 在Khalde和什葉派阿邁勒運動匯合之後,德魯茲派民兵將第四旅向南逼退3.5英里至Damour郊外,德魯茲派試圖在Aley至貝魯特南面Khalde附近的海岸構建一個突出部。第四旅遭到包圍和重創,部隊內的900名德魯茲派成員外加60名軍官和士官脫離了該部隊加入了瓊卜拉特的PSP或敘利亞社會民族主義黨。而剩下的1000名成員逃往南部,越過了阿瓦利河,向以色列尋求保護,並遺留下了一些美制坦克和裝甲車、吉普和彈藥。在抵達賽達後,這些人坐船撤往貝魯特東部,在那裏他們被其他基督教徒為主的政府軍部隊收編。[15]

日內瓦會談[編輯]

9月25日的停火暫時穩定了局勢。傑馬耶勒政府維持住了對貝魯特西部的統治,阿邁勒運動也沒有完全投入到衝突中,而瓊卜拉特的PSP民兵武裝仍駐紮在喬福區的山地中。黎巴嫩政府和反對派人士在沙特和敘利亞的支持下同意在瑞士日內瓦關於實現全國範圍內和解的會談。會議將由傑馬耶勒總統主持,將討論政治改革和「5月17日協定」。

美國的強硬態度[編輯]

而在此時,美國政府已經完全接替了以色列,負責支持岌岌可危的黎巴嫩政府。在稍早前的9月14日,一批緊急援助用的武器被運給喬福區被圍困的黎巴嫩政府軍手上。這支政府軍還得到了空中支援和美國海軍新澤西號的支援。9月29日,位於貝魯特東部的美國大使館官邸遭到炮擊。作為回應,駐紮在貝魯特國際機場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分遣隊使用155毫米M-198 榴彈炮支援黎巴嫩政府軍。[16] 在同一天,美國國會以絕對多數通過了一份決議,聲明《戰爭權力決議》適用於黎巴嫩現在的局勢,並批准美國軍隊在當地駐紮8個月。一支由超過12艘軍艦組成的海軍特遣隊被調往黎巴嫩近海,另有20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被調往該國。美國國防部聲聲稱被調往地中海東岸的美國軍隊正在逐步增加,這些舉措是為了「向敘利亞傳遞信號」。

很多國際分析人士相信這些美國政府的舉措是意在重塑該地區的政治格局以幫助傑馬耶勒政權並打擊敘利亞及其黎巴嫩的盟友。[17]確實,很多人認為美國政府是有一支試圖通過武力維持在黎巴嫩影響力的外國勢力,就像之前以色列和敘利亞所做的一樣。[18]

由於擔心美國政府咄咄逼人的態度損害駐黎巴嫩多國部隊的中立性並擔心駐黎巴嫩多國部隊內本國部隊的安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政府表達了自己的關注,並堅持要求里根政府將美國駐當地部隊的行動嚴格限定於保護黎巴嫩平民並停止支持傑馬耶勒政府對本國居民持續的襲擊。但是,里根政府拒絕妥協,並且在10月1日有一大批武器被運給黎巴嫩軍隊,這其中包括M48A5坦克和遠程火炮。[16] 除了武器支援外,美國還提供了持續的艦炮支援。新澤西號戰列艦、約翰·羅傑斯號驅逐艦和弗吉尼亞號核動力巡洋艦駛到離海岸線不到2海里的地方,向貝魯特周邊的山區進行炮擊。[19]對於許多黎巴嫩的穆斯林來說,這仿佛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任何關於美國在黎巴嫩內部衝突中維持「中立性」態度的幻想被近來局勢的發展所完全消除,而駐黎巴嫩的多國部隊很快發現他們將深陷敵意之中。

多國部隊兵營爆炸事件[編輯]

10月23日清晨,兩枚自殺式汽車炸彈幾乎同時在貝魯特國際機場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軍營和Ouzai區的法國傘兵軍營被引爆,導致241名美軍士兵和58名法國傘兵喪生。[16][20] 什葉派激進組織「伊斯蘭聖戰者」宣稱對此負責,並警告將發動更多襲擊。[18][21]

法國方面迅速作出回應,對貝卡谷地的「伊斯蘭聖戰者」的目標進行空襲。從「福熙」號航母起飛的「超軍旗」戰機對據懷疑藏有「伊斯蘭阿邁勒」組織(該組織脫離自阿邁勒運動)的Nebi Chit和巴勒貝克附近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基地進行報復,但未能擊中目標。法軍還攻擊了喬福區的敘利亞陸軍和德魯茲派武裝的陣地,而美國海軍繼續對貝魯特附近的敘利亞和德魯茲派的炮兵陣地進行炮擊。[22]

1983年11月—以色列的空襲[編輯]

在當月,以色列空軍頻繁針對喬福區的敵軍目標進行空襲。在11月21日,一架戰機在Bhamdoun上空被地面炮火擊落。[23]

撤離Souk El Gharb和Deir el-Qamar[編輯]

在12月初,德魯茲派領導人瓦利德·瓊卜拉特下令撤掉對Souk El Gharb和Deir el-Qamar的包圍。這一舉動表面上看是一個考慮到當地人道主義形勢而做出的友善之舉,並且瓊卜拉特沒有提任何附加條件。這兩個地區自9月以來已經被切斷與外界的聯繫,當地居民只能依靠每周一次的國際紅十字會的食品和藥品援助車隊來度日。在12月15日,以色列方面開始幫助國際紅十字會撤出這兩個地區大約2500名黎巴嫩力量的民兵以及5000名平民。以色列國防軍的裝甲部隊和機械化步兵為這次撤離提供掩護,這些難民撤往了以色列控制的阿瓦利河以南地區。[23] 在撤離過程中局勢一度非常緊張,德魯茲派民兵揮舞着步槍,嘲弄被塞進以色列軍用卡車的黎巴嫩力量民兵。這些人最終被以色列軍艦通過賽達港運往貝魯特附近的基督教徒控制區。[24]

在貝魯特西部,12月24日爆發了武裝衝突。當時黎巴嫩政府軍正試圖佔據那些被多國部隊中法國軍隊撤離後留下的針對。德魯茲派民兵和阿邁勒運動在持續5天的巷戰後迫使受到重創的政府軍撤到貝魯特東部。[25]

1984年1月的衝突[編輯]

1月5日,黎巴嫩政府宣佈一項試圖將貝魯特及其周邊實現非軍事化的計劃獲得以色列、敘利亞、黎巴嫩力量、阿邁勒運動和德魯茲派武裝的通過。但是該計劃的實施因為貝魯特及其周邊乃至的黎波里持續的內部衝突而一再延後。

1月15日,零星衝突再次發生,這使得人們擔心停火計劃將再次流產。德魯茲派的炮兵再次炮轟了基督教徒控制的貝魯特西部以及貝魯特國際機場附近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陣地,而之後阿邁勒運動和黎巴嫩政府軍也加入到了衝突中。[26] 而作為回應,美國海軍再次炮擊了貝魯特周邊山區的德魯茲派炮兵陣地。[27]

貝魯特西部的陷落[編輯]

2月1日,瓊卜拉特最終宣佈黎巴嫩政府的停火計劃完全是在浪費時間,而他手下的德魯茲派民兵與阿邁勒運動聯合起來以準備攻佔貝魯特西部的黎巴嫩政府軍陣地。雖然在Shiyah,黎巴嫩政府軍被阿邁勒運動趕了出來,但是三天之後政府軍聯合黎巴嫩力量在貝魯特西南郊區的什葉派聚居區發動了一次反攻,而德魯茲派武裝和阿邁勒運動在當天迅速作出回應,在市中心沿「綠線」一帶以及幾乎同時發起襲擊,最終佔領貝魯特西部。

駐黎巴嫩多國部隊的撤離[編輯]

在遭遇一系列襲擊之後,來自國會要求里根總統將軍隊撤出黎巴嫩的壓力越來越大。2月7日裏根總統下令17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開始撤離。次日,新澤西號戰列艦再次使用主炮提供火力支援,這次針對的是位於貝卡谷地的敘利亞及德魯茲派武裝的陣地。在這輪炮擊中,新澤西號戰列艦發射了288枚406毫米炮彈。有30枚炮彈擊中了一處敘利亞指揮所,炸死了敘利亞駐黎巴嫩軍隊司令及多名高級軍官喪生。在2月20日,意大利軍隊撤出黎巴嫩。隨後在26日,美國海軍陸戰隊撤出黎巴嫩。最後一批法國軍隊在3月31日撤出黎巴嫩。

後續-黎巴嫩內戰的結束[編輯]

1984年4月黎巴嫩民族聯合政府成立後,由於各方對政治改革和重建軍隊等問題意見不一,各教派之間以及一些教派內部不斷出現新的摩擦與分裂,局勢更趨複雜。1985年9月初,敘利亞推動15個伊斯蘭教派組織成立民族團結陣線,鼓動一些親敘的知名人士要求阿明·傑馬耶勒總統下台。黎巴嫩力量領導人荷拜卡在強大政治、軍事壓力下,接受敘的調解,於12月同伊斯蘭教什葉派和德魯茲派達成了結束內戰、進行政治改革的協議,為全國和解帶來了新的希望。

1989年3月14日,黎基督教強硬派人物米歇爾·奧恩發動「解放戰爭」,旨在將敘利亞軍隊趕出黎巴嫩。導致了以奧恩政府軍及基督教民兵為一方,敘駐黎部隊及穆斯林民兵為另一方的大規模衝突,造成5,000多人傷亡、數十萬人逃離及10多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為結束內戰,在阿盟主持下,黎各教派首領1989年9月在沙特開會,通過全國和解的《塔伊夫協定》,但奧恩拒不承認黎新政府和當選總統。

1990年10月13日,趁着伊拉克出兵科威特、西方國家無暇顧及黎巴嫩之機,敘利亞政府支持的黎政府軍在敘軍坦克、飛機支援下攻入貝魯特東區,擊潰基督教軍隊,奧恩戰敗出走,殘部投降。黎政府開始在全境行使權力至次年5月,除部分真主黨武裝外,黎各主要派別武裝均撤出貝魯特,交出武器並宣佈解散。長達15年的黎巴嫩內戰基本結束。

在黎巴嫩,迄今為止PSP依舊是一個活躍的政治黨派,現領導人依舊是瓦利德·瓊布拉特,該黨派主要由德魯茲派教徒支持和領導。

資料來源[編輯]

  1. ^ Gordon, The Gemayels (1988), pp. 70–71.
  2. ^ O'Ballance, Civil War in Lebanon (1998), pp. 120–121.
  3. ^ O'Ballance, Civil War in Lebanon (1998), p. 122.
  4. ^ O'Ballance, Civil War in Lebanon (1998), p. 123.
  5. ^ Katz, Russel, and Volstad, Armies in Lebanon (1985), p. 34.
  6. ^ Guest, Lebanon (1994), p. 109.
  7. ^ O'Ballance, Civil War in Lebanon (1998), p. 128.
  8. ^ O'Ballance, Civil War in Lebanon (1998), p. 129.
  9. ^ Gordon, The Gemayels (1988), p. 66.
  10. ^ Gordon, The Gemayels (1988), p. 69.
  11. ^ Olivier Antoine and Raymond Ziffredi, BTR 152 & ZU 23, Steelmasters Magazine, October–November 2006 issue, pp. 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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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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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Éric Micheletti and Yves Debay, Liban – dix jours aux cœur des combats, RAIDS magazine n.º41, October 1989 issue. ISSN 0769-4814 (in French)
  • Ken Guest, Lebanon, in Flashpoint! At the Front Line of Today’s Wars, Arms and Armour Press, London 1994, pp. 97–111. ISBN 1-85409-247-2
  • Matthew S. Gordon, The Gemayels (World Leaders Past & Present),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8. ISBN 1-55546-834-9
  • Moustafa El-Assad, Civil Wars Volume 1: The Gun Trucks, Blue Steel books, Sidon 2008. ISBN 9953-0-1256-8
  • Patrice Pivetta, Beyrouth 1983, la 3e compagnie du 1er RCP dans l'attentat du Drakkar, Militaria Magazine 342, January 2014, pp. 34-45. (in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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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mer Kassis, 30 Years of Military Vehicles in Lebanon, Beirut: Elite Group, 2003.
  • Samer Kassis, Véhicules Militaires au Liban/Military Vehicles in Lebanon 1975-1981, L』Echo des Cedres, Beirut 2011. ISBN 978-1-934293-06-5
  • Samuel M. Katz, Lee E. Russel, and Ron Volstad, Armies in Lebanon 1982-84, Men-at-Arms series 165, Osprey Publishing, London 1985. ISBN 0-85045-602-9

延伸閱讀[編輯]

  • Paul Andary, War of the Mountain: Israelis, Christians and Druze in the 1983 Mount Lebanon Conflict Through the Eyes of a Lebanese Forces Fighter, 2012, ISBN 978-1-463-55637-2 (in English)
  • Denise Ammoun, Histoire du Liban contemporain: Tome 2 1943-1990, Fayard, Paris 2005. ISBN 978-2-213-61521-9 (in French)
  • 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89 (revised edition). ISBN 0-8014-9313-7
  • Jean Sarkis, Histoire de la guerre du Liba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PUF, Paris 1993. ISBN 978-2-13-045801-2 (in French)
  • Samir Kassir, La Guerre du Liban: De la dissension nationale au conflit régional, Éditions Karthala/CERMOC, Paris 1994. (in Fr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