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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苏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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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苏北人是指从晚清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以来从苏北移民至上海苏北人及其后裔,第一代移民主要说江淮官话[1]。上海苏北人一度约占上海总人口的13.7%,20世纪90年代上升到17.3%。[2]他们曾主要在定海桥三湾一弄虹镇老街等地聚居[3]

苏北移民多半是由于洪水、饥荒或家乡战争而逃难到上海的难民,社会经济地位十分低下。其中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中日战争、苏北几次大水灾(例如1931年江淮大水)是苏北人大量移民上海的高峰期。此外1860、1876、1880、1898、1911、1921、1931、1937、1946年也是苏北难民来到上海的高潮期[4]。他们来上海后主要从事黄包车夫、码头工人、建筑工人、拉粪车工、理发匠、澡堂侍者等非技术性的服务行业。大多数苏北人居住在上海市区边缘的贫民窟,并且基本居住在棚屋。来自不同地方的苏北人,其工作类型也有所不同。扬州人主要从事“三把小刀”(理发刀、修脚刀和厨刀)职业。来自盐城阜宁的移民则主要拉黄包车[1]。由于车夫以苏北人居多,以至于运载货物和人的车一度被称呼为江北车。1913年的统计,当时上海近1万名的人力车夫,八成至九成都是苏北人。1930年代中期,人数增加到8万,苏北人比例则维持在九成。[5]

上海的商人和中小企业主大多数来自江浙,少部分来自广东,所以上海的精英集团主要由江南人组成。同时苏南浙北和上海同处吴语地区,吴越人的文化、生活习惯、受教育程度与上海人极为相近,所以苏南或江南人在上海从事的工作和营生一般是比较体面的。苏南人和浙江宁波、绍兴一带人往往在上海以主人自居。苏北人则不同,他们大都是没有多少文化和技术的农民,而苏北人又从事低端职业,遭到上海人和其他地域人的歧视。许多江南老板认为,苏北人是不合心意、贫穷和没有文化的工人。当时上海人拒绝与苏北人通婚。苏北的主流文化也难以得到认同,淮剧无法在上海普及,甚至几近消失。大学毕业生害怕分配到苏北人为主的学校教书。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苏北人成为日军的替罪羊。一些报纸刊登文章,提到“江北流氓抢掠闸北人民”。当时上海人普遍认为苏北人与日本人勾结,并且称呼一些苏北人为“江北汉奸”。江北人或苏北人成为骂人的语言,例如说话粗俗的人被斥为“讲江北方言”;未能达到清洁标准的人被讥为“像江北乡巴佬”,侮辱某人是“苏北猪猡”。此外苏北人内部之间也存在歧视。[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上海的苏北人及其后裔大部分被编入上海户口,成为上海人[6]改革开放之后,是上海歧视苏北人观念逐步走向消解的时期。随着移民后代不断地繁衍生活,上海江南、苏南人与江北、苏北人逐渐走向了融合,彼此间的不断通婚、生活习俗日益同化,苏北移民的第四、第五代基本上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普通话,新的上海人的身份认同重新形成,此外上海苏北人聚居的棚户简屋大量拆迁,例如苏北人集聚的棚户区三湾一弄变成了中远两湾城,新的居民籍贯来自各地。种种变迁几乎彻底消解了各界对上海苏北人的地域歧视。[7]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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