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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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波是指1979年初至1980年底,在新疆插队落户的大批上海知青要求返回上海而引发的一系列请愿和抗议事件。最终因中共军事镇压而收场[1]

背景[编辑]

文革之前,近10万上海知识青年被分配到新疆农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文革时,在新疆的大批知青遭到冲击和批斗,仅农一师三团被批斗的就有800多人,其中上海知青占500多人。此外,知青在新疆待遇差,工资极低;官僚主义风气盛行,知青和干部的关系也不友好;农场学校教育质量差,知青担心自己的子女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并允许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除少数已婚者留在当地以外,大多数返回城市再就业,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严格限制知青返回中国内地,此时仅有少部分有关系的上海知青顺利离开新疆。这使得普通上海知青感到极度不满[1]

上访[编辑]

1979年初,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通过请愿、上访成功实现返回城市,阿克苏地区的上海知识青年得知云南的情况后,决定协商、串联以回到上海。1979年2月,阿克苏各团场成立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和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联络总部,总部位于阿克苏市。1979年春至年底,上海青年四次试图前往北京上访,其中第一次是3月22日至5月12日,上海知青顺利来到北京,但北京的信访干部拒绝上海知青的返城要求,信访干部仅表示,上海人口过多,若新疆所有上海知青回城,会给上海带来极大人口压力。上海知青返回新疆后,农场领导宣布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是非法组织并要求立即解散,还要求不准再进行串联活动,但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很快又恢复;第二次上访是7月19日至8月24日,第三次是9月1—10日;第四次是12月12—26日。不过后面3次上访都是上海青年来到乌鲁木齐市等城市后即被强行收容,未能抵达北京。此时,也有上海知青前往阿克苏地区党委上访,阿克苏地区党委试图说服上海青年留在当地,并允诺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但上海青年并不买账,他们只希望能尽快回到上海[1]

其他形式抗议[编辑]

1979年初至同年秋,有大量知青以“病退”、“顶替”、“照顾老弱病残”等理由成功返回上海。同年9月,据阿克苏农垦局统计,垦区内的上海知青2.6万多人,1979年上半年办理回上海手续的有6000余人,正在办理回上海手续的5000余人。新疆其他各地区农场也有不少上海知青返城[1]

1979年底,阿克苏剩余无法返城的知青开始进行静坐、示威、罢工。其中阿克苏垦区发生罢工21次。12月19日,十团500多人集会,举行回沪誓师大会。此时有团场知青强行夺取团部卫生队公章,给自己的病历盖章,以便使上海方面同意接收。由于知青的请愿活动,使垦区工作陷于停顿,1979年,阿克苏垦区的粮食生产比1978年减少3800万斤,全垦区荒芜土地6万亩,粮食停放场院未入库的为3200万斤,棉花遗在地里未回收的为400万斤。1979年全年财政亏损2300万元[1]

此时阿克苏的领导开始允许上海青年返回上海,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依旧拒绝,并于1980年1月21日发布《通告》。《通告》认定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为非法组织,要求立即解散,并称呼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为支边青年[1]

1980年初,上海青年怠工现象开始严重,使得当年的阿克苏春耕生产受到影响。截至1980年3月初,请假回上海的知青达4000余人。3月,上海知青召开阿克苏上海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呼吁剩下的上海知青写特困报告,,以争取返回上海。截至3月初,阿克苏垦区以特困为由要求返城的有5000余人[1]

阿克苏事件[编辑]

1980年11月中旬,三四千名知识青年来到阿克苏市,占据农垦招待所、阿克苏地委、行署大楼和农垦局大楼并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返回上海。11月23日上午10时开始,上海青年开始绝食。11月26日,阿克苏地委要求绝食知青停止绝食,立即返回原单位。11月27日下午2时,绝食结束。同时上海知青搭乘二三十辆卡车来到乌鲁木齐市继续抗议,不过中途卡车发生翻车事故,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卡车队伍决定返回阿克苏[1]

阿克苏发生绝食活动后,阿克苏等地同意发给上海青年户口准迁证[1]

喀什和库尔勒返城请愿[编辑]

阿克苏事件发生后,喀什库尔勒的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知青也提出返城要求。1980年12月初,上海知青进入库尔勒市游行,要求返回上海。库尔勒大部分团场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喀什库尔勒领导决定放宽知青返城的限制[1]

中共镇压[编辑]

不过新疆高层领导反对新疆农垦系统的一些单位的允许知青返城决定,并宣布户口准迁证无效。上海市也站在新疆高层一边,拒绝给予一些上海知青户口。此时新疆军区派出东疆军区的陆军第四师、第十一师各一部,前往上海知青较多的地区维持秩序。1980年12月26日,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总部的9人等遭到逮捕,另有43人被收审[1]

1980年底,新疆的外来知青有近6.9万人,其中上海青年有4.9万余人。1981年春节前夕,通过非正规手续回到上海的青年有1.5万,其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农垦系统的上海知青,已有三分之二私自回到上海。新疆和上海试图让非正规途径返回上海的青年重新前往新疆[1]

198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要把大部分上海知青继续留在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政府还共同议定《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规定》指出继续把大多数上海知青留在新疆,不过可以考虑让符合条件的确有实际困难的知青分期分批返回上海或前往上海市所管辖的外省农场。在新疆农垦系统4.88万上海知青中,符合条件离开新疆的知青约有1.5万人,不符合条件的约有3.38万人。对不符合条件返回上海的上海知青,新疆方面将加强对他们私自返回上海的控制[1]

截至1984年4月,已有近1.6万人符合条件离开新疆的上海知青返回上海或前往上海在外省开设的农场的知青。同时,上海方面让不符合返回上海条件的的1.7万名知青回到新疆。1985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尚有来自中国各地的知青41200人,其中30000名为上海知青,北京知青3100人,天津知青3100人,武汉市知青2300人,江苏省知青1300人,浙江省知青1400人[1]

参考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