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族劳工

台湾原住民族劳工，主要指的是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时期，部落原住民投入劳动的人力。近50年来，台湾原住民族的时空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战后改变原住民农生活型态最大的是渔业，因为阿美族人最擅长捕鱼，所以许多阿美族人到基隆、高雄从事远洋渔工的工作。战后台湾都市的快速发展与缺工下，雇主或中介人往往到原住民部落寻找合适的工人，整车的把原住民青壮年往都市送。这半世纪来，原住民踏上城乡迁徙或跨国移工之途。曾有无数的原住民到新北市瑞芳、土城及基隆市七堵到煤矿公司工作。1970年代台北大兴土木，大部分的原住民都来到台北市内湖、南港地区的建筑界做板模、铁工的工作。

矿坑劳工

台湾煤炭的开采可推到荷兰时代。1880年官矿合法化，到1892年改由私矿负责。1986年日本殖民积极开采，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日煤持续生产，1973年台湾原住民占煤矿工人口的20%。1965年煤矿公司到原住民地区招募矿工，因提供吃住，许多原住民卖掉家乡的土地，举家搬迁到新北市。1980年台湾各地的矿工中，原住民矿工相当普遍，大约占62.5%。矿工一天在摄氏40度闷热、吵杂又潮湿的暗黑地底下，屈身在低矮的煤坑与满布煤尘的环境下工作。在这种高危险的环境下工作超过12小时，随时面对不确定及死亡的恐惧。坑矿区的原住民妇女则从事洗煤的工作，或是到附近工厂清洁、刷铁锈、搬运等临工。矿工除了矽肺病外，勾虫病也常见，造成职业伤害包括落磐、瓦斯中毒、水火灾、搬运意外、埋没、炸药爆炸等，大都与矿场安全措施有关。台湾北部煤矿一般处于人烟少的位置，原住民矿工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异于一般矿工，矿方将原住民矿工集体到山林间的矿场上工，并在山林矿场附近兴建原住民矿工的宿舍社区。与平地矿工的水泥房比较，原住民房舍属于简陋的木屋工寮。

1970年煤矿开始走下坡，1980年代接连三次大灾变，1990年代走入历史。封矿后的原住民受迫煤矿公司的强制搬离，矿工及其眷属们，没了工作也没了居住的地方，数次上法院打官司，数次败诉。鉴于许多受难家属没有得到妥善照料，曾于1998年于新北市议会前静坐，要求接管矿灾所募及的捐款。2005年政府于海山煤矿现址规划为原住民生态公园。

远洋渔工

阿美族早在日治时代即接触到渔业，部分族人曾受骗于日本和琉球移民，从事镖旗渔船上劳动。战后，又有原住民至新港与苏澳地区，1950初至基隆海域，1960至70年代，渔业公司为寻求人力至花东地区招募船员，由于在阿美族传统文化里，渔猎是族人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之一，远洋渔业可提供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加上亲友的引介，移居至高雄、基隆港区的阿美族人渐多。1980年代因台湾渔船船员老化，台湾年青劳动意愿低落，船公司允许无行船经验者上船。原住民参加渔业训练，逐渐加入渔业。根据渔业局的统计，当时台湾远洋渔业的原住民占从业人口的32.3％。1990年原住民从渔业集体离开，于是开始引进中国籍或外藉渔工解决台湾渔业船员荒的问题。

原住民渔工虽然大多数是透过亲友引介，但不肖中介业者积极的投入时间和金钱在山地社区建立关系，取得信任，轻易骗取中介费，即俗称“海狗”的中介肩客。中介公司与船长勾结，压榨剥削远洋渔船船员，船上伙食用品供应短缺，扣留船员安家费，部分遭到毒打、绑架、下药以及金钱利诱等不当诱骗上船。台湾渔工时常面对死亡、被扣与无工资等问题，长时间工作压力及船员间磨擦，遇恶劣的海像，也常有海难发生。船员收入受渔市场价格不穏定，受到不合理的分红制度伤害极深。

建筑工人

1980年代以来，原住民从矿坑或远洋转入建筑业当担建筑工，站在鹰架上劳动。台湾营造业体系里属层层转包的包工制度，一般由业主将工程转给承包工程的营造厂，再由得标模板工作的公司提供材料或直接提供工作机会给负责控制工作班底施作品质的带队、带班的模板工头，模板工班一般由10人左右所组成一组团队。原住民透过就业机会结构接手模板工班的工作，为了在不稳定及无保障的非正式经济就业的基层工作，形成工班网络关系。

原住民从事的建筑劳动，属非正式经济部门地置，以日薪计算，工作并不稳定。是一个高危险、体力耗费大的工作。如高楼工作、铁工等常要在酷热与寒冷的季节绑钢作业。部分雇主为了节省成本，通常没有给打零工的工人办理劳工保险，也没有退休金。1989年开放引进外籍劳工，营造商为节省人力成本，原住民薪资与劳动条件也不断下降，对原住民劳工刁难解除契约，或不与录用，原住民就业机会逐渐被廉价外劳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