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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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
黎巴嫩內戰的一部分
位置黎巴嫩貝魯特西部
日期1982年9月16日至18日
類型屠殺
種族滅絕
死亡762人至3500人[1]
主謀黎巴嫩長槍黨


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又名薩布拉-夏蒂拉大屠殺(阿拉伯語:مذبحة صبرا وشاتيلا‎,英語: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1982年9月16日至9月18日的一場政治性大屠殺,由支持以色列的黎巴嫩長槍黨旗下的基督教民兵組織在以色列國防軍提供協助下,屠殺他們政治上的敵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的什葉派穆斯林,遇難人數大約在762人至3500人之間。事發地點是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薩布拉街區和鄰近的夏蒂拉難民營英語Shatila refugee camp。當時正值黎巴嫩內戰第五次以阿戰爭[2]

黎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與仇恨在1970年代後逐步升級,而黎巴嫩長槍黨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作為兩個群體中的代表和極端組織,發生了多起暗殺、屠殺等暴力衝突。這次屠殺的導火索被視為黎巴嫩長槍黨領導人的巴希爾·傑馬耶勒遇刺事件的報復行動,而巴勒斯坦民兵組織則被錯誤地認定為是這起暗殺事件的兇手。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試圖消滅當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到了1982年年中,在駐黎巴嫩多國部隊英語Multinational Force in Lebanon的監督下,在貝魯特西部戰鬥之後幾周內巴解組織撤出了黎巴嫩,之後不久這場大屠殺便發生了。屠殺發生時,多支武裝力量——以色列國防軍、黎巴嫩長槍黨和南黎巴嫩軍——都在薩布拉-夏蒂拉附近,這些武裝正在利用多國部隊剛剛撤走包圍這貝魯特穆斯林聚居區的陣地的機會重新部署[3]。以軍在巴解組織撤出後緊接著就推進至了貝魯特西部,這被視為是違反停火協議的舉動,也使得黎巴嫩長槍黨能夠展開對穆斯林聚居區的暴力突襲[4]。以色列國防軍包圍了薩布拉-夏蒂拉地區並在其出口部署軍隊以防止居民逃離,以求血洗。並且在大屠殺發生期間應長槍黨的要求在夜間發射照明彈,方便前者進行屠殺。[5][6][7]

在屠殺事件參與者中,有一個被稱為「年輕人英語Young Men (Lebanon)」的團伙,由黎巴嫩力量英語Lebanese Forces情報機構主管以及與以色列摩薩德聯絡官埃里·荷拜卡英語Elie Hobeika從那些因不服從命令或涉及犯罪而被開除出黎巴嫩力量的成員中招募的暴徒[8]。這場大屠殺被普遍認為是由荷拜卡直接下令執行的(荷拜卡後則從政,長期在黎巴嫩議會活動並擔任多個部長級職位)。荷拜卡的家人和未婚妻則在1976年達穆大屠殺英語Damour massacre中死於巴勒斯坦民兵組織及其黎巴嫩的盟友之手,而達穆大屠殺又是對當年初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穆斯林遭到基督教民兵組織屠殺(卡朗迪納屠殺英語Karantina massacre)的報復[9][10][11]。其他捲入大屠殺的長槍黨領導人包括來自黎巴嫩南部的約瑟夫·艾德(英語:Joseph Edde)、長槍黨憲兵隊的Dib Anasta、來自貝魯特東部的邁克爾.佐恩(英語:Michael Zouein)和馬魯.米沙拉尼(英語:Maroun Mischalani)。總共有300到400名基督教民兵直接參與到了屠殺中,其中有一些是來自哈達德上校的南黎巴嫩軍[12]。1983年,由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助理和聯合國大會主席的肖恩·麥克布賴德擔任主席的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以色列作為此地區的占領者,阻止此地區發生屠殺本應是其責任,需對此次事件負責,並認定這是一起反人道的種族滅絕事件[13][14],被委託調查這起事件的以色列貝魯特難民營屠殺事件委員會發現以色列軍隊清楚地意識到這場大屠殺正在進行,且不僅沒有阻止還參予其中幫助屠殺平民。因此,以色列對大屠殺負有直接責任,而以色列國防部長艾里爾·夏隆需對「忽視大屠殺和復仇事件的存在可能性」負有個人責任,這迫使其引咎辭職。[15]

背景[編輯]

在1975年至1990年的黎巴嫩內戰中,互相敵對的武裝組織與黎巴嫩的鄰國結盟並相互為敵。這些武裝組織的內鬥和屠殺往往導致數千人遇害。例如:1976年1月,在以穆斯林為主的貧民區卡朗迪納,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組織針對庫德人、敘利亞人和巴勒斯坦人進行大屠殺。1976年1月巴解組織在達穆區針對基督教馬龍派進行大屠殺,遇難者中包括黎巴嫩力量情報機構主管埃里·荷拜卡的家人和未婚妻。1976年8月,在Tel al-Zaatar,黎巴嫩長槍黨針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管理下的難民營內的難民進行大屠殺。在黎巴嫩內戰中有15萬平民死於大屠殺。[16]

自70年代初開始,巴解組織便利用黎巴嫩南部為據點,對以色列發動襲擊,而以色列也對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組織據點進行轟炸。[17]

1982年6月3日,以色列駐英國大使施洛摩·阿爾戈夫遭遇暗殺未遂。這起暗殺是由阿布·尼達爾策劃的,他是巴勒斯坦的武裝組織的一支,以崇尚使用暴力著稱,曾經是巴解組織成員,但1970年代末期離開巴解成立自己的組織並於阿拉法特結怨。巴解組織譴責這次暗殺。但以色列並不在意區分巴勒斯坦眾多武裝組織的立場,而直接進軍黎巴嫩,對巴勒斯坦的武裝組織進行全面軍事打擊。[18]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包圍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19]在對貝魯特長期圍困之後,在8月21日美國主導的各方停火協定使得戰鬥暫時告一段落,這使得城內的黎巴嫩難民能夠在西方國家的監督下安全撤離,並且巴勒斯坦難民及難民營內的居民的安全得以保證。[19]

以軍進軍初期,參謀長拉斐爾·埃坦要求黎巴嫩基督教民兵武裝不應該參與戰鬥,但隨後戰鬥中以色列國防軍蒙受了慘重損失,而公眾對黎巴嫩的武裝力量沒有行動表示不滿。作為回應,1982年6月15日,在入侵開始後10天,以色列內閣通過一份由總理貝京推出的提議,要求以色列國防軍不進入貝魯特西部,但黎巴嫩的武裝力量應當進入該區域。[20]之後以色列的評估表明貝魯特西部民兵武裝除了巴勒斯坦的武裝之外大約由7000人。以色列方面估計黎巴嫩長槍黨完全動員後擁有5000人,其中2000人是職業士兵。[21]

因此以色列和黎巴嫩馬龍派武裝團體有共同的敵人——巴勒斯坦的民兵組織,因此,雙方構成了軍事同盟的關係。1982年8月23日,黎巴嫩基督教民兵領導人巴希爾·傑馬耶勒被選舉為黎巴嫩總統。[22][23][24]到了9月1日,巴解組織已經在多國部隊的監督下撤出了貝魯特。[4][25]這一撤軍是以多國部隊持續保證黎巴嫩境內巴勒斯坦難民安全為條件的。[4]

1982年9月11日,用以保證巴勒斯坦難民安全的多國部隊撤出了貝魯特。之後在9月14日,傑馬耶勒在長槍黨總部的爆炸中遇刺身亡。暗殺者是Habib Tanious Shartouni(此人是黎巴嫩的馬龍派基督徒,同時也是敘利亞國家社會黨的秘密成員)。[26]

9月14日,在傑馬耶勒遇刺之後,以色列總理貝京、國防部長艾里爾·夏隆和參謀長埃坦一致認為以色列軍隊應當進入貝魯特西部地區。他們說以色列軍隊必須部署到當地以阻止混亂局面。在當天夜裡20:30的另一場會議中,夏隆和埃坦認定以色列國防軍不應當進入巴勒斯坦難民營,但黎巴嫩長槍黨可以。[27]參與討論的唯一一名其他內閣成員是外長伊扎克·沙米爾。[28]在9月15日早06:00後不久,以色列國防軍進入了貝魯特西部。以色列的行動違背了與美國達成的不占領貝魯特西部的協定。[29]

屠殺過程[編輯]

在9月14日至15日的夜間,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埃坦飛抵貝魯特。要求長槍黨領導層下達總動員令,以準備參與即將到來的以色列國防軍對貝魯特西部的進攻。他還要求所有他們控制的地方實行宵禁,並委派一名聯絡官常駐以色列國防軍前方指揮所。他告訴長槍黨的領導們以色列國防軍不會進入難民營,但長槍黨必須進入難民營搜捕巴勒斯坦穆斯林極端分子和武裝人員。長槍黨的領導告訴埃坦總動員令需要他們花24小時來安排。[30]

在9月15日早上,同樣已經抵達貝魯特的以色列國防部長夏隆在前線指揮部與埃坦匯合。以色列的前線準備設在一棟距離夏蒂拉難民營西南200米遠的5層建築物內。與會的高級軍官還有夏隆的助手艾維·杜達伊、以色列軍事情報局主管約書亞·薩蓋、辛貝特領導人亞伯拉罕·沙洛姆、以色列國防軍副總參謀長摩西·利維將軍及其他高級軍官。這些軍官一致認定黎巴嫩長槍黨必須進入難民營搜捕巴勒斯坦穆斯林極端分子和武裝人員。[31]

在領導人傑馬耶勒遇刺身亡之後,黎巴嫩長槍黨一直在尋求殲滅當地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和武裝人員,他們認為許多穆斯林極端分子和武裝人員藏身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在9月15日晚,薩布拉和夏蒂拉已經被以色列軍隊包圍。以色列軍隊在難民營的出入口設置檢查站,還將一些多層建築用作為觀察哨。在這些被以色列利用的建築物中,根據時代周刊的報導,7層高的科威特大使館可以對薩布拉和夏蒂拉進行「暢通無阻且一覽無餘」的觀察。數小時後,以色列的坦克開始炮擊薩布拉和夏蒂拉地區。[28]

次日早上,第六份關於進攻貝魯特西部的命令被下達。這份命令強調:「不要進入巴勒斯坦難民營,難民營內的搜尋和清除工作將由黎巴嫩長槍黨和黎巴嫩軍隊來完成。」[32]

根據耶路撒冷基金會的Linda Malone的說法,夏隆和埃坦會見了黎巴嫩長槍黨的武裝部隊[33],並要求他們進入薩布拉和夏蒂拉難民營,並宣稱巴解組織需對傑馬耶勒的遇刺負責。這次會晤在9月16日下午15:00結束。[34]

一小時後,1500名民兵集結在貝魯特國際機場,這座機場隨後被以色列國防軍占領。在荷拜卡的指揮下,他們乘坐以色列軍隊的吉普車在以色列軍隊的引導下前往薩布拉和夏蒂拉。這伙武裝分子大部分為黎巴嫩長槍黨成員,還有部分是哈達德的手下。[28]根據夏隆和荷拜卡的保鏢Ariel Sharonand的說法,長槍黨收到了關於不要傷害平民的「嚴格且明確」的警告。[29][35]但是之後人們得知長槍黨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是一個安全方面的嚴重威脅。以色列國防軍的報紙在大屠殺發生前2周的9月1日寫到,在一場與以色列軍隊的會晤中,一名長槍黨成員說道:「對於我們來說問題在於如何開始強姦和殺戮。」[36]

第一批150名長槍黨成員在下午18:00進入薩布拉和夏蒂拉。不時有巴勒斯坦人被要求排成一排處決。[28]在當天夜裡,以色列國防軍向當地上空發射照明彈方便屠殺。根據一名荷蘭籍護士的說法,難民營中亮的「如同是在舉行足球比賽的體育場」。[37]

在晚上11:00,一份報導被送達位於貝魯特東部的以色列軍隊指揮部,報告中寫到有300人被殺,其中包括平民。這份報告後來還被送往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軍隊指揮部門,在那裡超過20名以色列高級軍官閱讀過這份報告,但也未即刻要求停止屠殺。[28]

在第一批長槍黨武裝進入難民營後兩個小時,一名長槍黨成員用電台詢問荷拜卡如何處理被囚禁的50名婦女和兒童。他們的對話被一名以色列軍官偶然間聽到。這名軍官證實荷拜卡說:「這是你最後一次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很清楚你該做什麼。」此時其他呆在前方指揮部的長槍黨成員開始放聲大笑。此時呆在指揮部樓頂的阿莫斯·雅隆將軍問一名長槍黨軍官這些大笑是什麼意思,隨後這名軍官將荷拜卡的話翻譯給他聽。雅隆將軍隨後用英語和荷拜卡進行了5分鐘的會談,會談內容不得而知。[29][38]

在當天下午,埃坦與長槍黨成員舉行了會談。次日早上,以色列軍隊包圍了薩布拉和夏蒂拉,考慮到一些關於大屠殺的報告,要求長槍黨停止他們的行動。[29]

9月17日,薩布拉和夏蒂拉仍舊被嚴密封鎖,一些獨立觀察人士設法進入了難民營。他們看到長槍黨在屠殺中的所作所為,並在夏蒂拉將屍體從被摧毀的建築中移出。很多被發現的屍體損毀嚴重。許多男孩遭到了閹割,一些人的頭皮被剝了下來。有些屍體上被刻上了十字架。[39]

在大屠殺發生前,據報導亞西爾·阿拉法特曾要求多國部隊返回貝魯特以保護平民。這些部隊之前剛剛監督了阿拉法特及其巴解組織武裝分子撤離貝魯特。義大利對以色列新的舉動表示嚴重關注,但並沒有採取措施將部隊調回貝魯特。[40]

遇難者人數[編輯]

根據BBC的報導,「至少有800名」巴勒斯坦人喪生。[41]

歷史學家羅伯特·菲斯克在文章中寫到「在持續三天的強姦、戰鬥和殘酷處決後,民兵組織留下了1700名死者在難民營。」[42]

巴勒斯坦紅新月會認為遇難人數超過3000人。[43]

後續事件[編輯]

聯合國的譴責[編輯]

1982年12月16日,聯合國代表大會譴責了這一屠殺事件並將其定性為種族清洗[44]在對相關譴責聲明進行的投票中,123個國家投了贊成票,沒有國家投反對票。22個國家投棄權票,12個國家未投票。[45][46][47]

加拿大代表聲明:「依我方的觀點,種族清洗的相關定義並不適用於這一非人道的行徑。」[47]蘇聯代表則說道:「以色列在黎巴嫩領土上所作的舉動是種族清洗,其目的是摧毀巴勒斯坦。」[48]投贊成票的新加坡代表補充道:「我方代表對使用「種族清洗」一詞表示遺憾……「種族清洗」是指針對一個國家、民族、種族或宗教團體整體上或局部方面的蓄意行為。」尼加拉瓜代表說:「難以相信一個在20世紀中期遭受過納粹種族滅絕的民族會對其他民族使用同樣法西斯的、種族清洗性質的行為。」[48]加拿大代表和新加坡代表提出疑問,提出聯大是否能就這一屠殺事件是否構成種族清洗作出裁定。[47]

但是由肖恩·麥克布賴德擔任主席的一個獨立委員會認定種族清洗的概念適用於這起大屠殺。[49]在全球範圍內,有個別猶太人也譴責這起大屠殺是種族清洗。[14]

肖恩·麥克布賴德的委員會在名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活動」的報告中認定以色列政府和軍隊需對這起發生在9月16日至18日貝魯特地區的大屠殺及其他由黎巴嫩民兵組織執行的殺戮活動負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

以色列政府成立的委員會以色列只對這起大屠殺負有間接責任。英國記者大衛·赫斯特指責以色列政府篡改間接責任的概念以使得以色列政府的捲入以及責任看上去更小。根據他的說法,只有通過錯誤理解和故意忽視對這起大屠殺的分析以色列政府才會得出此番自清結論。[50]

以色列貝魯特難民營屠殺事件委員會的報告[編輯]

以色列貝魯特難民營屠殺事件委員會認定夏隆需對這起大屠殺負有個人責任。[15]

起初夏隆拒絕辭職,並且貝京總理拒絕開除他。只有當和平主義活動人士Emil Grunzweig在非政府組織「Peace Now」的集會中遭遇右翼分子的手榴彈襲擊身亡(襲擊還造成了另外10人受傷)之後,以色列政府才妥協:夏隆將辭去國防部長的職務,但仍保留以色列內閣中不管部部長的職位。儘管在委員會報告中由對其不利的結論,之後夏隆還是成為了以色列總理。[51][52]

該委員會還建議解除以色列軍事情報局主管約書亞·薩蓋的職務,[53][54]並促使阿莫斯·雅隆被保留使用至少三年時間。[54]

夏隆提出的誹謗罪起訴[編輯]

1983年2月21日,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暗示夏隆「據報導與傑馬耶勒家族討論過有必要讓長槍黨為巴希爾·傑馬耶勒的遇刺進行報復。夏隆向美國和以色列法庭提出誹謗起訴,要求時代周刊賠償5000萬美金。[55]陪審團認定文章內容錯誤且構成誹謗,但時代周刊還是在美國法院贏得了訴訟,因為夏隆的辯護律師未能根據美國的反誹謗法律證明時代周刊的作者和編輯撰寫文章是「帶有惡意的」。[56]

受害者親屬的起訴[編輯]

在2001年夏隆贏得大選獲得以色列總理一職後,大屠殺遇難者的親屬提起了一項訴訟。[57] 2003年9月24日,比利時法院駁回了針對夏隆的戰爭罪起訴,因為原告在屠殺發生時並沒有獲得比利時國籍。[58]

報復行動[編輯]

根據羅伯特·菲斯克的說法,賓·拉登聲稱這場屠殺是他發動1996年胡拜爾大廈爆炸襲擊事件的動機之一。[59]這起襲擊事件是蓋達組織針對沙烏地阿拉伯境內一處美國空軍住宅大樓的汽車炸彈襲擊事件,導致20人遇難。

相關作品[編輯]

參考內容[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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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