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汪直 (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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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直墓」風波談學術成果社會轉化的重要性 時間:2005年2月8日 作者：沈登苗(自由撰稿人) 來源:學術批評網

2005年1月22日，<<新民晚報>>關於日本人在安徽歙縣為我民族敗類王直修墓立碑的消息一經曝光，立即引起了舉國聲討，說有損國家尊嚴、讓國人蒙羞的有之，要求拆墓毀碑的有之，責問地方政府的有之，謂這是一種挑釁的有之……似乎此舉真得成了「千古奇事」——日本「友人」和安徽地方當局太離譜了。結果，墓被兩位大學教師砸了。其實，國人不必為此大動肝火。王直的千秋功罪歷史自有評說。

要了解王直其人，必須從近半個世紀來中國歷史學界最有爭議的學案之一一—「嘉靖倭寇」的討論說起。

明代嘉靖時期，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發生了由部分日本人參與的大規模的搶劫殺掠。動亂雖被朝廷平息，但十幾年的戰爭，使這一精華之地慘遭重創，國力為之削弱。史稱「嘉靖倭寇」。

關於嘉靖倭寇的性質等問題，從四百多年前的當事人開始，就出現了爭議。但正統的觀點一直是：嘉靖倭寇就是日本海盜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抗倭完全是正義的。可從上世紀，尤其是1980年以來，以林仁川、陳抗生、戴裔煊等為代表的大陸歷史學家，對傳統的觀點作了重新檢討，他們的理念大致可概括為：(1)朝廷嚴厲的海禁使東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轉為寇、盜，故所謂的「嘉靖倭寇」，實質上是由中國海商領導，廣大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下層人員參加的一場反對海禁思想的鬥爭，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標誌，鬥爭逼使朝廷做出了有限的開放。(2)「倭寇」 的首領及基本成員大部分是中國人，為數不多的真倭，也受中國商人支配，故嘉靖「倭寇」 ，不是外族入侵。(3)16世紀中葉，對外通商代表著人民的利益和時代發展的方向，故海禁和剿殺海商等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由此造成的東南精華地區的社會破壞，其主要責任應有統治者來承擔。(4)嘉靖抗「倭」使中國失去了與西方平等對話和社會轉型的機會，延緩了中國近代社會的進程。故王直之流的悲劇，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以上觀點，學術界簡稱「新論」。

但以陳學文、郝毓楠、范中義、張顯清等領銜的學者，仍堅持倭寇即日本海盜，嘉靖抗倭是抵禦外侮的、正義的戰爭等觀點。據筆者對收集的近百篇相關論文分析，無論是文章數量，還是作者構成比例，迄今為止，爭論的雙方似乎都勢均力敵，誰也說服不了誰。但總的趨勢是接受新論的學者在增加，影響在擴大。

從國際看，嘉靖倭寇研究的力量主要是中日兩國三方，即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台灣與日本學界的觀點與大陸的新論相似。故從國際明史界而言，新論早已占壓倒優勢。如果我們不忽略這一國際學術界的主流，那麼，王直的功過是非就不辨自明。

王直(<<明史>>稱「汪直」)號五峰，安徽歙縣人。據唐力行先生考證，王直本姓汪，因從事海上走私貿易，不得已，隱名改姓。王直是嘉靖時期的中國海商首領。嘉靖三十一年(1552) 二月，王直入定海關，圖以協助官方剿殺另一走私頭目功，"叩關獻捷，求通互市" ，弗許。至此，商人乃對弛禁絕望，又遇番人逼還所賒貨值。在內外交困、走投無路下，王直登高一呼，廣大"失其生理" 者，群起響應，開始了「一場反對封建海禁政策的武裝起義」。說到嘉靖倭寇，幾乎沒有不涉及王直的。當代學者專論王直的論文也不少，代表作有唐力行的<<徽商人物：王直>>(載<<徽州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唐文認為：王直他們的「活動代表了新生產力發展的意志，具有歷史的進步性」。之於戰爭造成的破壞，文章的解釋是，「王直兵鋒所及，也有一些無辜的百姓遭了殃。我們並沒有因為同樣的事實而否定張獻忠為農民起義領袖，為什麼對王直卻要過於苛求呢？」唐先生另又撰文，稱王直他們「反抗鬥爭的意義超越於農民戰爭」。陳抗生先生在<<嘉靖「倭患」探實>>(載<<江漢論壇>>1980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王直「他們是明代視野最廣闊的，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國人」。晁中辰先生則在他的<<王直評議>>(載<<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中，直呼「王直是反海禁的人民領袖」。

儘管持相反立場的還大有人在，但以上論點，在目前學術界已站住腳。既然如此，國內自己為王直修墓，也不見得荒唐。而所謂的「勾結倭寇」、「惡貫滔天」、「民族敗類」等，遠非對王直的蓋棺之論。

再從日本方面分析。王直於嘉靖21年(1542)首航日本。三年後率中國船隊互市東贏，並招引日本商人來寧波雙嶼港貿易，大大促進了中、日及與西方的民間貿易。同時，王直他們又把中國先進的造船技術帶到了日本，使日本的造船技術產生飛躍。造船業的科技含量較高，又是當時最綜合性的行業，這無疑推動了日本文明的進程。又據考證，是王直把葡萄牙商人海盜引到日本，並把西方及中國商人撐握的火藥、火器知識傳到了日本。走筆至此，為了避免國人再給王直罪加一等，筆者不得不率爾操觚，把自己一個雖留心十年，但還不成熟的觀點無奈拋出。戰爭前、初期，倭寇在火器上占優勢，而當時離嘉靖21年(1542)發生的「種子島事件」(火器傳入日本)才幾年，日本剛吸收了此技術；可越到後期，倭寇使用的火器越來越少，而此時，槍枝在日本已普遍使用，並在織田信長(1534-1582)統一過程中，成為決定性的武器。此一研究不僅表明，戰爭前、初期，倭寇使用的火器主要是中國的走私商人向西方買的，或者是自己製造的，更重要的是，這從軍事的角度證明，嘉靖大倭寇的確與日本政府無關。否則，如果真的是中日交戰，日方為何不把熱兵器武裝「倭寇」呢？總之，從日本的角度看，王直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出於「報恩」，作為當時王直活動地之一的長崎縣福江市的友人，來中國為王直修墓是比較自然的。

這就是修王直墓的歷史淵源和當代背景。

明乎此，則什麼人為王直修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王直本身的歷史地位；不管立碑者的動機如何，但客觀上有利於中日友好。

十分遺憾的是，學術界對嘉靖倭寇的性質爭論了半個世紀，且新論已成為國際主流的今天，社會、民間及教課書還停滯在傳統，尤其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日非常時期的認識上，由此並聯想到「徐福東渡」的走運，值得學界思考的問題不少。同樣的「東渡」，不知是江浙人善於抓住機遇，還是安徽人不會炒作，今天，儘管作為個案的徐福東渡，在上檔次的學術期刊上似乎還沒有出現多少有說服力的論文，但以傳說為基石的徐福東渡在江浙已幾乎家喻戶曉。可有大量歷史證據，當代研究成果纍纍的王直其真實面目，還鮮為人知。當沿海諸省為徐福起航地你爭我奪時，舉國聲討的矛頭直指王直故里之當局。當東部地區迎來了一批又一批友邦人士，瞻仰東渡「遺址」時，媒體疾呼，對去「中部」——王直之家鄉的日本友人「不歡迎」，修墓之舉要「調查清楚」……最終，落得王直墓一再被砸的可笑、可悲之結局。兩個「東渡」研究，為何產生截然相反的社會認知呢？是徐福東渡更重要嗎？不見得。徐福東渡，似乎是日本單方面受惠，而王直之輩的經貿涉及東、西方，影響全世界。是王直研究缺乏現實意義嗎？非也。嘉靖時期王直他們亦商亦盜的行徑，與西歐早期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萌芽、成長規律相同的。尤其要指出的是，誠如陳抗生所言，王直統帥的武裝商船隊，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商隊，他們如果成功，則中國，乃至世界近代史有可能重寫。研究嘉靖倭寇，有助於我們吸取歷史的教訓，更加堅定不移地走開放之路。故在歷史研究中，鮮有現實意義超越嘉靖倭寇的課題。

這就為社會科學者提出了問題，學術成果要否向社會轉化？怎樣轉化？

從「王直墓」風波看，嘉靖倭寇研究的信息，還局限於象牙塔內；成果的社會轉化幾乎為零。假如學術界對王直的功過是非的討論向新聞界做些深透，那麼，我想，像<<新民晚報>>這樣的大報，可能不會以目前的形式披露，至少在採訪持傳統觀點的學者的同時，也應讓讀者聽聽另一種聲音。如果文化界朋友對王直早已成為國際研究的熱點，略有所知，那麼，諸如「王直應該作為一個研究的對象」這樣可笑的建議，還用的著前衛的<<中國青年報>>提醒嗎？兩位大學教師還會有憤怒的「義舉」嗎？如果大眾媒體對嘉靖倭寇研究爭鳴雙方的觀點稍稍有所了解，那麼，即使新聞界報導了王直墓，網際網路上怎會一個「拆」 或「砸」字了得？國人自己對王直的認識尚如此，怎能要求其在日本民間有較高的知名度呢？

筆者一向主張為學術而學術，但反對學者為論文而寫論文。數十年內，國家投入大量的資金供學者研究嘉靖倭寇，但「投資者」對研究的進程與現狀似乎一無所知；研究者對社會公眾的認知幾無幫助，難道社會科學研究真得可不計成本和回報嗎？

當國人把「王直墓事件」看作「炎黃子孫的奇恥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時，我倒要問的是，龍的傳人——中國(大陸)的倭寇研究的歷史學家何時走出書齋？何時面向社會、大眾？

希望正如樊樹志教授所言，「這是重新評價王直其人的一個契機」 ，21世紀的中國，少一些這樣「無知的」、「狹隘民族主義的」 表現。

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最後，筆者預言，國人自己為王直樹碑，也僅僅是時間問題，且這也許比為戚繼光立傳，可能更尊重歷史、更有現實啟發意義。如果我們不想回到閉關鎖國時代的話。

2005年2月8日草就

（感謝沈登苗先生惠寄）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首發 2005年2月8日

此篇文章已不是學術批評了，而是抨擊了，只要認為王直是海盜的就是「無知的」，「狹隘民族主義的」。王直的海外經商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但據此一點而漠視他對沿海地區燒殺搶掠種種海盜行徑，對倭亂對沿海地區造成的巨大經濟和人民生命破壞輕描淡寫。「嘉靖倭寇」的爭議是倭寇是日人為主，還是是以中國朝鮮海盜為主日人為輔的爭議，對王直並不否定其海外經商帶來的一些積極作用，但對其海盜行徑並沒有異議。而上文卻偷換概念，把王直提高到反對海禁的民族領袖，代表了歷史的方向。此外，我對本條目命名有些意見，改為汪直（海盜）是否更為合適，汪直兼商兼盜，但論其兩方面影響，海盜的影響顯然比海商的影響更大。—馬不停蹄 (留言) 2008年5月8日 (四) 05:45 (UTC)

汪直應是歙縣桂林人，我自己便是歙縣人，深知歙縣並無拓林鎮一說，而有「林」字的便就是桂林而已 Hongyang813 (留言) 2008年12月17日 (三) 12:00 (UTC)

遣詞用句問題

文中有些句子似乎不太有中立性？而且沒有注出來源。如：

• 「自此，明清時代的浙江沿海再無和平經營之海商的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