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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目介绍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历史和内容。
概述[编辑]
2006年王宇英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对文革的认识存在三种话语体系。一是金春明、王年一、谭宗级等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话语体系；[1]:68二是被作者称为“新思想者”话语体系，其中徐友渔、张化、苏采青等的著作有代表性；三是“新锐理论”派，积极尝试应用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再审视文革。[1]:69
2008年刘悦笛提出，国内外文革研究有两种“基本范式”。一种是传统的研究范式，可以称为“政治中心主义”，“更多地将‘文革’看作是‘政治斗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认为中国大陆至2008年的文革研究，和中国大陆以外1990年代以前的文革研究，基本承袭这种范式。另一种研究范式晚近出现，可以称为“生产中心主义”，有许多韩国学者关注，关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关系，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刘悦笛提出了第三种思路，即“从‘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现代性’（modernity）的张力结构出发，从历史哲学的整体高度上来看待整个的‘文革’”。[2]
历史[编辑]
起步[编辑]
一种观点以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作为中国大陆文革史学研究的起步，[1]:7另一种观点以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为起步。陈建坡认为，因为1976年10月后这段时期有在主旨上仍坚持文革理论和实践等问题，所以不宜视为开端。而1978年5月后这段时期，文章的基本倾向“政治讨论大于学术探讨，理论宣传重于史学研究”，所以第二种观点也不完全合适。[1]:8陈建坡认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段时期可以视为起步。[1]:9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国大陆为此出版了一系列辅导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其中不少内容对《决议》的文革部分做了史实补充和观点阐述。[1]:14
1985年，金春明出版论文集《“文化大革命”论析》，已触及学术研究层面。[1]:16王年一的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文革的起源，准备、发生、发展等。李成瑞撰写的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经济情况分析》，在文革时期经济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1]:17
第一次高峰[编辑]
1986年，柳随年、吴群敢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1966-1976》出版，系专题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总体情况的专著。[1]:26
1988年，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册）》作为内部资料出版（同年公开出版王年一选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是文革资料收集整理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文革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1]:19
1986年，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9》出版，系中国大陆最早公开出版的文革史专著。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出版局先后下发了规范文革出版物的通知，导致此后文革史方面著作出版较困难。[1]:231988年，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出版（1996年、2004年修订），是学界公认的文革研究最具权威性的专著之一。[1]:24
这一时期的论文，从文革前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讨论文革起源，[1]:29并涉及到文革分期、三支两军、样板戏等问题，[1]:30出现文革起因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等专题研究。[1]:32
发展[编辑]
1989年六四事件后，文革研究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在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有《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上，下）》等出版。[1]:34
1995年，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出版，提出文革是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提出“三个恶性循环”说（详见#文革起源）。[1]:371991年，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提出“两个趋向说”（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主张区分文革和文革时期。[1]:38
这一时期的论文，一是专题化，二是出现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文革起源、文革分期、红卫兵组织和运动、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运动、左倾错误、重要历史人物，研究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经济、外交，群众路线、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研究三支两军等重大事件。[1]:39
第二次高峰[编辑]
1996年后，若干新史料公开，一批回忆录、纪实作品出版。
1996年，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经中央主管部门正式审核、批准出版。《简史》提出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说（详见#文革起源），提出文革实现了历史的补偿，使中国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49
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到文革时期的大字报、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等。[1]:56有周全华著《“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1999年）、郑谦著《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1999年）、程晋宽著《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2001年）三部反映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专著出版。[1]:51
2002年，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出版，内容近三千万字。[1]:421997年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此外还编写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等，出版了《毛泽东传》（1949—1976），《周恩来传：1949-1976》，《刘少奇传》等传记，这些文献提供了许多首次公开的史料。[1]:43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出版后，200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刘武生出版了《周恩来的晚年岁月》。[1]:45
内容[编辑]
文革起源[编辑]
文革起源问题，即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会持续十年等问题，是“‘文革’史研究领域的根本问题之一。”1995年金春明发表《“文革”起因众说纷纭》，把学者关于“文革”起源问题的观点归纳为10种，即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部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人群反官僚主义说、东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
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提出“三个恶性循环”说：
“左”倾思潮的恶性发展，并在党内替代统治体制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这种“左”倾思潮的恶性发展过程，可以具体表述为“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际反修同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互动发展。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提出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说，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相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相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相互作用” 导致了文革。
异端思潮[编辑]
上山下乡[编辑]
毛泽东晚年思想[编辑]
三支两军[编辑]
地方史[编辑]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福建师范大学的部分师生围绕福建文革史选题，写出硕士学位论文6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相关学术论文10余篇。内容包括文革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文教卫生等，陈建坡认为“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纳入‘文革’史研究空白的意义，为推动‘文革’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1]:75
七二〇事件[编辑]
九一三事件[编辑]
文革的社会生活史[编辑]
文革对世界的影响[编辑]
文革史研究和新史学方法[编辑]
1989年，张静如等就呼吁多学科综合和社会史研究方法。1999年，张静如、王炳林文章《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发表，阐述了党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关于史与论关系的处理方法，数量分析法以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次研究法，纵横比较法，科学假设法，历史跟踪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方法”。[1]:66这些方法也能指导文革研究。[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