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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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海报
文化大革命殘存標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場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重大政治运动，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常常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

文革的指导思想来源于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鬥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革自1966年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後被宣布“胜利结束”（1978年宪法《序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成果均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應負上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目录

[编辑] 文革前因

[编辑] 大跃进

主条目：大跃进

1957年，中国仿照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中共建国後主张“进一步巩固发展新民主主义秩序”（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刘少奇等党内高层实权人物，采取了回避跟毛泽东激进路线正面对抗的方式，而是借用“大跃进”等口号的提出，从“左”的方面推波助澜地把毛的路线推向极端[原創研究？]，比如刘少奇本人就曾公开要求用10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後来甚至被变本加厉地改成更不切实际的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大跃进最後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而且煉出的都是廢鐵，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编辑] 四清运动和毛、刘歧见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後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尽力避免针对毛，而把矛头指向当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实力人物，并要求後者承担责任。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曉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公开信在拥戴毛刘主流地位的与会者中引起强烈反弹。毛泽东收到信後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公开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後，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進结束後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右翼分析意见认为有很多人死于饥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与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1]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刘少奇没有出面主动承担“一线工作”领导责任，却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後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2]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後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後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编辑] 过程

[编辑] 文革舆论准备

文革時期的毛澤東像章，章上寫著「毛主席萬歲」。
另一種毛澤東像章，章上寫著「為人民服務-毛澤東」。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並於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编辑] 文革发动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3]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所谓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4]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後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來源請求]。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在此之前已经长期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5]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进行土改等运动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後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6]。

学者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刘少奇。[7]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8]

[编辑]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後，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後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五十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9]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编辑] 红卫兵与大串联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10]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七千人。[11]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後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和尚、修女、教士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红卫兵抄家，把家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开墙壁，到处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抢夺一空，迹同强盗[來源請求]。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万三千六百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万民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万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12]

针对出现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据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传达，指示内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後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13]。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14]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

[编辑] 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由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而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15]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16]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17]此後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後，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鬥已经升级，其中尤其以陕西、广西、四川等地的情况最为严重[來源請求]。这种武鬥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编辑] 上山下乡与清理队伍（1968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批斗”刘少奇的海报（1968年10月）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18]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19]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20]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後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來源請求]。

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參 1]

[编辑] 林彪问题与九一三事件（1969年—1971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國防部長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21]。國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为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22]。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3]。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24]。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常委委员，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政治局（参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则仅仅勉强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原創研究？]，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25]。林彪陣營、四人幫、以及與以上兩者沒有關係的要員成三足鼎立的形勢[來源請求]。林彪陣營儘管取得優勢，但林彪卻只是一個虛銜式的第一副主席，[原創研究？]並沒有政治實權。[來源請求]

1969年，因刘少奇逝世,国家主席职务空缺。而此时面临召开四届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26]。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27]。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28]。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29]。

由于按照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在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30]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31]。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32]林彪仅表示附和[33]。

有学者认为[34]，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35]。中共的史料对此也指责反对者，即林彪凯觎国家主席职务而引起毛泽东怀疑[36]，“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37]。

有学者认为[38]，据中共承认[39]，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40]，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41] 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42]。该学者认为，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中共官方说法是林彪凯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43]，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44]）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借口[45]。

高文谦等学者则明确指出[46]，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47]，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48]。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後的报道，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谁？]所知道的是，在9月11日後，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团中大部分成员在11日後也从未再公开露面，20多个高级军官则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來源請求]

据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後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取消。这和1976年也是十年文革中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国庆庆典的两年。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在蒙古坠毁[49]。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50]。

[编辑]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编辑] 四人帮的興衰（1971年—1976年）

林彪死後，毛泽东无所适从，一时找不到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後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影响之下，邓小平被恢复工作。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不得不再度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但他却也无意将权力交给邓。和忠于毛泽东自己的左派势力比起来，毛泽东还是不太喜欢“右派”。[原創研究？]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真正忠于毛泽东的势力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同時「批林批孔」後面本來還有「批周公」三字，指向当年10月病重入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林彪死後，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後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而周恩来有意提拔邓小平，似乎也是为加强周恩来派系在党内的地位。[來源請求]“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後，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了1975年9月，毛泽东也病重。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邓小平致悼词。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唯一剩下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任命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担任总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由他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上。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帮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後遣散。这个後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在四人幫與毛遠新的曲解下，病重的毛泽东把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还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幕後黑手，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但留下一句“以觀後效”的伏筆。同時並决定代總理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国政治最高领导权归属不明，四人幫的行動慢慢與華國鋒作對。10月6日，华国锋先发制人，在中共和军队元老叶剑英、毛澤東的侍衛長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次事件被称之为“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而文革的正式结束则是在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51]。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编辑] 文革之后

武汉大学老斋舍在文革时期的标语“无限信仰毛主席”至今依然可见。

华国锋当权後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於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毛澤東晚年的衛士支持，面對著鄧小平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还有传闻说[來源請求]，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委之一（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华叶二人）的国防部长叶剑英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否则他也辞职。叶是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时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的权威，令华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11月，由江华担任庭长的特别法庭开始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後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後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编辑] 影响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陸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而这也是後来大串联停止的原因之一。[原創研究？]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52]。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编辑] 因文革而死的人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大陆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

[编辑]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编辑]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不計其數。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 自杀身亡：
    • 黄绍竑（1966年8月31日，政务院政务委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
    •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 翦伯赞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服毒自杀，妻子朱梅馥随之上吊自杀
    •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 服毒致死
    •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 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 叶以群（1966年，文艺理论家）
    •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 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 周瘦鹃（1968年，现代作家）
    •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 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 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绝食身亡
    •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 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1966年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 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 开煤气自杀
    • 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 自杀
    •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电影演员）病中跳楼身亡
    •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後被解剖，造反派试图在她的遗体体内找所谓的发报机。
    •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
    •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 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 受迫害身亡：
    • 彭康（1968年3月28日，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被造反派枪杀）
    •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 錢海岳（1968年，挾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 張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並槍決，「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 史云峰（1976年12月19日，慘遭槍決，工人）
    • 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1966.12.16
    •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 林昭（1968年4月29日，惨遭枪决，北京大学学生）
  •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監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獄。）

较为详细的名单见：

[编辑] 对教育的影响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後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園內發動武鬥，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见上文）。

有些人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鬥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编辑] 工农兵学员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後，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後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工农兵学员招收持续到1976年，虽然也有个别人日後做出成绩，但总体上这是中国各大院校历史上学生地位最高而学生素质最低的奇特阶段。

以学生文化知识水平决定大学入学资格的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後的知青大返城開啟階段才举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录取率也是最低的。但其中大多成为之后中国新时代的精英。

[编辑] 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科学工作者、藝術家、文學家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後的主流儒家文化。

[编辑] 名勝古蹟被破壞

  1.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2.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並刨挖陵墓內存物搶奪一空，最後全部夷为平地。[2]
  3. 倉頡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3]
  4. 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5. 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游街示眾。
  6.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7. 曲阜孔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孔子墓被鏟平挖掘，其內孔子遺物與骨駭示眾後焚燬，“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毁。廟碑被毁，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4]最早进行的破坏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的200余名师生组织，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53]
  8. 孔子的七十六代孫孔令貽的墳墓被掘开。
  9. 安徽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後去霸王廟的憑吊者，見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10. 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壞。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于一旦。
  11. 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5]
  12.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塑像）全被毀平。[6]
  13. 新任太原市委書記下令砸毁廟宇。随即全市190處廟宇古跡除十几處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赶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7]
  14. 醫圣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圣祠”已不复存在。
  15.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16. 書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
  17. 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18.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參看包拯條目）。
  19. 河南盪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党”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20. 江南最古老經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靈隱寺，周恩來總理派遣一連隊士兵堆壘包、架機槍駐守防範紅衛兵破壞，仍不免有部份寺內石雕遭紅衛兵翻牆入寺敲毀。
  21.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22.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
  23.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凈。
  24. 明神宗萬曆皇帝及后妃遺骸自北京定陵裡掘出，着龍袍骷髏吊掛於樹上曝屍，然後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25. 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的景山槐樹被鋸斷；現存為後再植新株。
  26.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27. 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28. 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墳被夷成平地。
  29.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乾二凈，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墓被挖。
  30. 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几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成“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裡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一片廢墟”。
  31. 紅衛兵掘開《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的墳，尸体被搗毀；墓裡除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衹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
  32. 建於1959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33. 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游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34. 張之洞墳刨開。張是個清官，墓裡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尸体吊在樹上。後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樹上月餘，至被狗吃掉。
  35. 北京郊區的恩濟庄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裡，衹有頭骨，不見尸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后不知所終。
  36. 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37. 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于“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38. 宋代詩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39. 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犧牲。
  40. 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有為墓，將其遺骨拴上繩子拖著游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游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游街後康氏的頭顱被贴上了標簽，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
  41.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宁波中學生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42. 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43. 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使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於大後方擴展勢力，有大功於中共，雖被國民党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党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
  44.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貪焚的中國商人盜割賣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賣到海外。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并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將壁畫用黃泥水涂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45.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文革後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衹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46. 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檐斗拱，气勢雄偉…文革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复。
  47. 唐代高僧襃禪結蘆安徽含山縣華山，死後弟子易其名為襃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游襃禅山记》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48. 全國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49. 宋代大文豪歐陽脩的《醉翁庭记》經另一宋代大家蘇軾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今滁州市）琅琊山腳當初歐陽脩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50. 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餘空房。[8]
  51. 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52. 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
  53. 藏傳佛教象徵的寺院等建築如拉薩的大昭寺等成為破壞的對象，大昭寺屋頂的象徵金色的祥麟法輪也曾被拆除並丟在地上。大昭寺裡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個不留全部打掉，僅余被藏人視為全藏最神聖的佛像覺仁波切，其頭上用純金打造的頭冠被酥油燈燻的烏漆抹黑沒被看出來，而得以保留至今。當時紅衛兵們還把大昭寺的一樓拿來養豬。
  54. 達賴喇嘛的夏居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園林）也受到了破坏，一段時間還被紅衛兵們換上「人民公園」的牌子。

[编辑] 少數逃過一劫的名勝古蹟

如西藏的布達拉宮和位於北京的紫禁城(現在為故宮博物院) (布達拉宮的居委會本來是要去破四舊的，當時的國家總理周恩來以這是國家財產的名義命令軍隊看守，布達拉宮這才逃過一劫)

[编辑] 文物古董被破壞

  1.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扑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裡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2.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赶回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3.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84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4. 名滿天下的84歲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裡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5.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么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几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裡，一把火全都燒了。
  6.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7. 遙遠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存書，通通被燒成灰。
  8. 湖南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一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与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9.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宁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吨，皆因燒書污染空气，送到造紙厂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
  10.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骯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
  11.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個稀爛。不久朱凄慘地死去，國寶亦不复現。
  12.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取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數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當時亦被燒個一乾二凈。
  13.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毀。
  14.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15. 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鐘樓大街的鐘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面上用紅筆打個叉。
  16. 因江青點名咒罵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
  17. 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余方齊白石為他的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18.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於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19.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编辑] 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後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裡。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也部分的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有積極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識青年受的教育不多，变成了知識青年務農，對中國教育資源，人才資源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对农村的建设作用也不大。

[编辑]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

[编辑] 对文革的正负两面评价

[编辑] 负面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後，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受此文件影响，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停滞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这场不幸。由于文革是由毛泽东策划、发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泽东应为这场灾难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依靠支持群众夺回丧失的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正是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中坚的後台人物，他在文革爆發初期不斷對當時的黨中央施加壓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發不可收拾。

在文革结束後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後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導後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後軍隊長期戰力受到嚴重損毀，造成軍隊「紅而不專」和訓練不足與溝通不良的結果，使後期的中越戰爭所造成嚴重的死傷就是一例。

在台湾，國民黨执政时期對文革的評價一直非常負面。虽然台灣在這二三十年來有著非常驚人的變化，國民黨推行的許多價值觀已經被顛覆，但是對文革的負面評價完全沒有被挑戰；多數台灣人（不論藍綠統獨）對於文化大革命抱著極為負面的觀感。文革、紅衛兵一直是台灣人拿來罵人的用語，因為文革被台灣藍綠雙方視為中國共產黨最惡毒的統治罪行，而且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大災難之一。

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破坏是灾难性的。毛泽东曾经的战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经私下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參 2]。而所谓成就，有的是按低起点吹嘘的高增长[來源請求]，有的本来就是将文革前17年完成的工程算在文革成绩下。例如1958年11月至1960年9月完成的三门峡水库[參 3]1952～1957年建成的宝成铁路、1959年发现并在1963年之前建成的大庆油田等。

而在外交方面，中國政府因文革的進行與外國關係陷於緊張（如火燒英國代辦處），中國駐外人員在外國宣揚文革並輸出革命，還有與蘇聯的諸多緊張衝突，讓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問題最多和最不受歡迎的國家，與很多國家的外交關係更降到冰點。

[编辑] 正面评价

但也有人認為，文化大革命後改革开放措施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性质變質，而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確的。有很多人，特别是不少中国农民，怀念毛泽东时代平均主义和有免费的赤脚医生医疗的生活；他们不满现在的医院收费过高、房价暴涨、教育市场化的现实，甚至称“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为所谓的“新三座大山”。[9]很多人痛恨现在的党员官员大规模腐败，认为文革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是真正动真格的反腐败。[10]有人认为，毛主席时代倡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和“下级批判上级、群众批判权威”等是真正的民主体现，相对于西方民主而称文革为“大民主”。[11]还有一些人认为，那时中国人全民族拥有信仰，充满斗志，不像现在这样迷茫困惑无助。在世界上的毛主义者，比如尼泊尔毛主义党，更认为“文革只有小过，无大错”，1978年以后的某些人则是背叛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修正主义者”。[12][13] [14]

文革时期，教育也没有受到实质的破坏，根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文革末期1976年的96%（1961年印度小学入学率仅为40%，直至1978年也才上升为58%）。文革在增加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的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都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唯一减少的高校招生人数按计划仅仅减少10万人而已。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随着民办教师的推广，才使得文革时期基础教育获得飞跃发展。

很多人在文革时期的学生生活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学习对象有《毛泽东语录》、最新指示、《毛选》）和停课闹革命、街头运动（这种运动很适合精力过剩的年轻人）等内容，然后上山下乡运动，回城。当时很多地方的学费只是象征式收取2元/学期，文化教育被轻视、不用考试是当时教育的特点。由于高强度的政治学习和经常要写学习体会、表决心、大字报，这一辈人的文字语言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和思辨能力普遍较好。其中“不安分、不老实”的出了很多商人、作家和官员；大部分人觉得浪费了太多时间后来通过刻苦学习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有一些“玩社会”的，扰乱社会治安的成为历次“严打”的打击对象。

文革期间，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红旗”高级轿车，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第一核潜艇，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第一艘自行设计研制的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理论上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船于1920年下水由江南造船厂为美国制造的“官府号”，但是官府号所需部件都是美国进口，图纸和工程师也都是美国人，江南造船厂自身并没有技术力量制造，并且自此以后脱离外国技术支持直到解放再无能力生产出万吨轮。而自东风号开始标志着中国自行掌握造船业所有核心技术，为以后成为造船大国奠定基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三门峡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的建成，杂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5]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 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 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有人认为，与之后相比，“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分不多，几乎都是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年版。）[16][17]

文革期间的经济增长与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生产企业转移的需要国家大量投资于基建及重工业，拉动了钢铁、水泥、重型机械的需求；也由于产业转移使原先集中在大城市的先进生产要素带动了边远地区的社会、科研和教育的发展；在此期间大批农村青年通过招工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职工，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转变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实施国家开始对矿产资源实行掠夺性开采，其中原煤、原油等主要矿产的需求量猛增除了三线建设的需要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要出口换取外汇；由于农产品也是出口创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营农场（是知识青年响应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去处）为主的现代农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外交方面，从70年代初期起，由于中国与苏联疏远转而表现出与西方世界修好的态度，出现了日本、德国等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到1976年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111个，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並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

[编辑] 相关书目

  •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ISBN 978-988-17274-6-6。
  •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Chan, Che Po. 1991. From Idealism to Pragmatism: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Thinking amo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in China .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 雷运河，《告诉你真实的文革——济宁地区文革传记》
  • Liu, Guokai. 1987.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Anita Chan. Armonk, N.Y.: M. E. Sharpe.
  •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 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
  • Yang, Guobin. 2000. China's Red Guard Generation: The Ritual Process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1966-1999.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 《形形色色的造反：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徐友漁 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 《殺劫》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唯色 著，台灣大塊文化2006年1月21日初版，ISBN 986-7291-84-0[54]
  •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楊克林 編，香港東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ISBN 962-8102-02-8（上冊）、ISBN 962-8102-03-6（下冊）
  • 《文革受難者》，王友琴 著，開放雜誌出版社
  • MacFarquhar, R and Schoenhals, M, Mao's Last Revolution, 2006,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ISBN 978-0-674-02748-0. 该书作者分别是哈佛大学教授和隆德大学教授。中文译本《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

[编辑] 文藝相關

[编辑] 文學

  • 《血火痴情——被尘封的另类文革故事》，加拿大诺曼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李宪源为著名“新毛派”人士。这一声称全面客观公正反映“被主流掩盖扭曲”之文革历史真相的60万字历史长篇小说，例外受到了汪晖、黄纪苏、陈子明等中国左中右思想界代表人物和多位“文革造反领袖”的一致好评。
  • 《天讎》廈門第八中學紅衛兵凌耿著作 描述文革時福建實況及全中國年輕紅衛兵串聯至北京動人描述之紀實長篇小說 1970年代美國紐約時報印製出版。
  • 《反修樓》冬冬等十數篇文革中短篇小說著作集 台灣爾雅出版社出版
  • 《牛棚雜憶》季羡林著。
  • 《最後的貴族》章詒和著 寫反右派、學者在文革時的種種 牛津大學出版
  • 《白色的路》劉青 著 內容概述：青年將自己的糧票和工資送給在學校認識的女同學，而使得自己頓失生活依靠，由於太過飢餓，他在無意間犯了搶奪罪，而被送到農場勞改。之後他的人生完全被排拒在正常生活之外，他曾經嘗試回到正軌，卻一次次地失敗，最後他選擇用偷竊等不正當的方式生存，在被捕後，他以一種嘲弄卻無奈的情緒，回想自己過去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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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相關條目

[编辑] 注释参考

  1. ^ 此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如其名是从事书记等具体工作，并非文革结束後设立的同名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2. ^ http://www.people.com.cn/GB/33831/33837/2534704.html
  3. ^ Mao's Last Revolution, p.41.
  4. ^ Mao's Last Revolution, p.55.
  5. ^ Mao's Last Revolution, p.65.
  6. ^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7. ^ Mao's Last Revolution, p.48.
  8. ^ Mao's Last Revolution, p.72.
  9. ^ Mao's Last Revolution, p.92.
  10. ^ （简体中文）佚名（1966年6月13日）．高考回眸：“文革”中废除高考制度．人民日报．於2009年2月17日查閱．
  11. ^ Mao's Last Revolution, p.107.
  12. ^ Mao's Last Revolution, p.117.
  13. ^ Mao's Last Revolution, pp.128-130.
  14. ^ [1]
  15. ^ Mao's Last Revolution, pp.170-172.
  16. ^ Mao's Last Revolution, p.189.
  17. ^ Mao's Last Revolution, pp.195-196.
  18. ^ Mao's Last Revolution, p.278.
  19. ^ Mao's Last Revolution, p.281.
  20. ^ Mao's Last Revolution, p.273.
  21. ^ 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4月
  22. ^ （繁体中文）高文谦（2003年4月）．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ISBN 1-932138-07-2． 
  23. ^ （简体中文）郭玉振（2008年06月08日）．中共“九大” 轶事．人民网，原载《党史纵览》．於2009年2月查閱．原文：“陈伯达作为一个所谓的“大理论家”，自恃资格老，水平高，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张春桥、姚文元这帮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辈，所以他不愿意同张、姚合作，加上起草人的名单上也是他排在首位，他便私自决定撇开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写。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就拿出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他带着这个提纲和林彪商量了一阵子，之后做了一些改动。定稿后，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泽东。”
  24. ^ （简体中文）郭玉振（2008年06月08日）．中共“九大” 轶事．人民网，原载《党史纵览》．於2009年2月查閱．原文：“作为报告人的林彪只和陈伯达商量过起草报告的问题，他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也很不满，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甚至出现了多次磕磕巴巴的情况。”
  25. ^ 回首文革(13)：文革忠臣周恩来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26. ^ 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27. ^ 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28. ^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１９７０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9. ^ 同上注
  30. ^ （简体中文）汪东兴（1997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6页．ISBN 7-80092-606-0． 
  31. ^ 《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３８６—３８７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32. ^ 《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３８６—３８７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33. ^ 同上注
  34. ^ 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35. ^ 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36. ^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7. ^ 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8. ^ 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39. ^ 参见，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40. ^ （简体中文）汪东兴（1997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９２—９３页．ISBN 7-80092-606-0．原文：“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41. ^ 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42. ^ 该谈话可广泛见诸中共官方史书，例如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1992年，即叶群对吴法宪讲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43. ^ （繁体中文）高文谦（2003年4月）．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ISBN 1-932138-07-2． 
  44. ^ 参见，吴法宪回忆录
  45. ^ （繁体中文）高文谦（2003年4月）．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ISBN 1-932138-07-2． 
  46. ^ （繁体中文）高文谦（2003年4月）．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ISBN 1-932138-07-2． 
  47. ^ 丁凯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2007年第二期
  48. ^ 史学，“林案的玄机和蹊跷”，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27期，2005年4月6日
  49. ^ 陈晓宁，“质疑林彪出走事件”，载《重审林彪罪案》（上册），第332－385页
  50. ^ 丁凯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2007年第二期 ； 舒云（2007）．《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明镜出版社．ISBN 1-932138-42-0
  51.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华国锋
  52. ^ 红卫兵运动为何突然沉寂
  53. ^ Mao's Last Revolution, p.119.
  54. ^ 《殺劫》資料補充：當時在西藏也有紅紅火火的文革運動，但文獻和相片方面卻少得可憐；2006年1月在台灣出版的《殺劫》一書，藏人作者唯色根據父親在文革期間拍攝的數百張珍貴照片中，花費六年在西藏訪問遍查，並從訪者眼中認出不少相中批鬥與被批鬥的人物詳情和去向，並有少量官方資料，包括當時《西藏日報》的敘述；另外在另一書《西藏記憶》中亦有不少文字描述（訪談參予文革者23位），對文革期間對西藏的受害情況較好的補白，驚人地是其中不少受訪者是當年的紅衛兵或是積極份子，由他們述說西藏文革可能更具說服力，並補充了另ㄧ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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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件 炮打司令部 · 二月提綱 · 五一六通知 ·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 紅寶書 · 海瑞罷官
文革思想 四舊 · 階級鬥爭 · 兩個凡是 · 大字報 · 民主牆 · 樣板戲 · 傷痕文學
文革組織 紅衛兵 ·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 上海人民公社 · 8341部队 · 知識青年
文革名詞 劃清界限 · 又紅又專 · 史無前例 · 反動學術權威 · 最高指示 · 舊社會 · 忠字舞 · 憶苦飯 · 大方向 · 牛棚 · 糖衣砲彈 · 自絕於人民 · 牛鬼蛇神 · 五七干校 · 现行反革命 · 历史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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