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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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庐山会议旧址

庐山会议是指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江西庐山召开的擴大會議,以及緊接著於8月2日到16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

會中爭議[编辑]

分小组讨论[编辑]

在本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动员全党尽快完成大跃进生产任务。當時的记錄员李锐認為,庐山会议一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之会”的味道,“白天开会遊山,晚上散步跳舞”;通过一系列的会议,“三面红旗”政策再次受到肯定,同时“大跃进”中政策的一些偏差得到了理清。

彭德怀上书[编辑]

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國務院副總理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方針是正確的,但接著彭德怀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适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他指出:“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

7月17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7月20日,外交部副部長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发言,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支持彭德怀。

7月31日的常委会中,毛泽东在与林彪和彭德怀谈话时提到:“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1]

斗争结果[编辑]

最後彭德懷與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彭本人被誣陷為“裡通外國”,後來國防部長由林彪接任,但彭仍保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頭銜。

廬山會議原本是為了“糾左”(糾正左傾錯誤),結后卻在全国引發了大規模的“反右倾运动”(黄克誠、周小舟、彭德怀与张闻天被指組织軍事俱乐部),上万名中共党员受到了批判与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在1962年得到平反,但毛澤東設下底線:“誰都能平反,唯獨彭德懷不能平反。”[2]彭德懷曾於同年(1962年)给毛泽东写了封八万字的信要求平反,但毛泽东拒绝给彭德怀平反,林彪也绝不容忍为彭平反。1974年,彭德懷去世;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才為彭德懷平反,恢復其名譽。

毛彭之爭的前因後果[编辑]

有说法指會中彭德懷跟毛澤東起了衝突,彭忍不住粗言頂撞:“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也有说法称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万言书”,把烟蒂拧入烟灰缸然后苦笑说:“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然后边抽菸边说:“彭真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这个人敢讲真話”、“容易得罪人。”[3]「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这样的内容,道尽毛泽东行事风格的本质,充分反应彭德怀“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的性格,才是彭德怀最终被毛泽东批斗的主因。

有歷史研究者认为,彭德怀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资历比自己浅、而权力却比自己大的刘少奇。[來源請求]

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之前就对彭德怀有怨气;毛曾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毛引了孔子的這段話,憤恨自己的「無後」,他有可能認為彭德怀在朝鲜战争时期没有照顾好他的儿子毛岸英,使毛岸英戰死、導致毛澤東「無後」。

“裡通外國”[编辑]

1958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北京嘲讽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而据彼得·琼斯等著《中苏关系内幕纪实》记载,赫鲁晓夫1959年5月至6月正式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会见了彭德怀;彭让赫鲁晓夫看了一份强烈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备忘录。[3]就在彭張等人發言批評大躍進的同一天(7月17日),赫鲁晓夫也在波兰发表批判和反对中国“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讲话;第二天,苏联和波兰即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了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3]

评价与影响[编辑]

泰韦斯[编辑]

悉尼大学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认为,1949至1957年时期,“毛泽东显然是中共的不容挑战的领袖”[4],并且毛泽东基本上遵守集体领导的意愿,在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毛总的做法是通过广泛的讨论来决定政策,在几次失误出现后,毛甚至遵守尊重少数派权力的原则,领导内部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保持他们的观点,党内也鼓励对于重大问题比较公开地争论,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政策的制定过程相对民主[5]。 然而在这次庐山会议之后,毛的权威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国外有学者评价,庐山会议对毛泽东的思想实质、对待同事们的态度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冲突影响之大,无论怎么样估计也不算过分,不仅是在毛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而且在他的思想实质上。正如1957年一样,他犯了判断错误,但这番经历不仅没有使他吸取教训,相反却使他对自己的尊严变得更加敏感起来。结果,从心理角度看,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仅力图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正统的标准。换句话说,任何与毛所规定的正统标准相左的意见,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6]

胡鞍钢[编辑]

大陆学者胡鞍钢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针对1959的庐山会议给出四个观点:[7]

第一,庐山会议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走向政治分裂。此次会议上毛泽东破坏民主决策的机制而严重压制了党内的不同意见,因而这次庐山会议也并未真正统一思想和路线。毛泽东个人与其革命同事在国家建设的政策方面的深刻分歧成为日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诱因。

第二,彭德怀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也符合中共八大《党章》第26条有关规定,理应得到鼓励和保护。毛泽东拒绝与彭德怀私下交换意见,而且上升为阶级斗争,是巨大的失误。

第三,庐山会议开了个人凌驾中央委员会、个人凌驾于全党上的先例,开了个人专断、个人决策的先例。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成为党内的“特殊人物”,无人敢直接提出批评意见。

第四,毛泽东把党内的不同意见“阶级斗争化”,将其政治对手判了“政治死刑”。

另外,胡鞍钢特别指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毛泽东在大跃进的失败为邓小平后来的成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8]

参考文献[编辑]

  1. ^ 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 7月31日常委会. 河南人民出版社. 
  2. ^ 郭德宏,林小波. 四清运动实录.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15. ISBN 7-213-02236-9. 
  3. ^ 3.0 3.1 3.2 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的深层背景
  4.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4卷》,p6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4卷》,p6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p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 ^ 参见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19-1976》第二版,p282-284,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8. ^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19-1976》第二版,p285,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 《廬山會議實錄》李銳 著,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初版,ISBN 7-5069-0199-4
  • 《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李銳 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初版,ISBN 7-215-03072-5、增訂本第三版(1999年)
  • 《廬山會議實錄》李銳 著,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1月,初版,ISBN 9622576613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