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赵紫阳 赵修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
任期 1987年1月16日 – 1989年6月23日
前任	胡耀邦
繼任	江澤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國務院總理
任期 1980年9月10日 – 1987年11月24日
前任	华国锋
繼任	李鹏
出生	1919年10月17日(1919-10-17) 中華民國河南省滑县
逝世	2005年1月17日 （85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國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黨	中国共产党
配偶	梁伯琪
学历	*河南滑县第十七小学 河南开封第一中学 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
簽名

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趙修業，河南滑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改革派，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1980年代先后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1980年—1987年）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7年—1989年）。在任期間，是中共黨內改革派的重要領袖之一，大力發展市場經濟，還提出進行政治改革，打擊腐敗，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因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而招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职务，最終在軟禁中度過15年的余生，於2005年逝世。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共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2012年2月20日，百度百科對「趙紫陽條目」解除屏蔽。 同日，百度百科刪除「趙紫陽條目」。

早年经历

趙紫陽生於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家中殷實，有糧田數十畝，是當地有名的地主，但平日樂善好施，得村民愛戴；他與髮妻劉氏得一子，即趙修業。1927年趙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學的一間簡陋的教室裡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 後由於中共準備的夏季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 據說，趙在準備這次暴動時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還對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發給農民和賣掉，其費用獻給黨組織，引起父親趙廷賓的不悅，但是他還是成功說服了他的父親。

1932年秋天，趙父送趙修業到縣立第一小學讀書。1933年夏天，趙成功考取開封的省立初級中學（今開封高中），中學時期，他成績優異，多次獲得校方頒發的獎學金。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趙修業與同學參加了聲援北平學生的活動，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參加了開封高中學生發動的臥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停止進行內戰，出兵抗日。

1936年，趙修業考入武昌高級中學。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趙紫陽。

革命時期

抗戰時期

1937年趙紫陽回到自己的故鄉，終於在次年2月與中共組織重新取得聯繫，並被派往中共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1938年5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學成回到滑縣，擔任中共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大量發展黨員。 1939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

1939年，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布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此一大膽且成功的舉動使趙紫陽更受上級重視。 同年6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也因此認識了宣傳部的幹部梁伯琪，兩人之後結為連理。1940年6月，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後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當時日軍正展開大規模的掃蕩行動，中共的根據地大幅減少，趙紫陽親率邊區第四軍分區第二十一團部隊開辟新根據地，殲滅日軍一個營。 同年7月，趙紫陽在滑縣開展僱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調動了地主和農民的積極性。 其滑縣建設的經驗受到鄧小平等人的讚賞。 至抗戰勝利時，趙紫陽已經成為中共黨內頗具名氣的中層領導人。

內戰時期

1945年8月後，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國的「解放區」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已經創造出滑縣成功的農民運動經驗的趙紫陽再次受到重視。劉鄧大軍攻克滑縣之後，滑縣、衛南成為解放軍的重要後方。趙紫陽再一次回到滑縣，主持徹底的土改運動，他堅持在土改中支持農民，嚴厲打擊地主和富農，無情鎮壓任何阻擾土改的階級敵人。 連趙紫陽的父親也在這次土改的過程中喪生了。

1947年秋，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中共最終在桐柏山站住腳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區黨委和桐柏軍區，趙紫陽任軍區副政委和兼任中原局副書記，趙紫陽主要負責土改工作和組織人事工作。 中共針對當時過激的土改造成惡劣的影響，1948年7月他在平氏會議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亂沒收，有步驟地對已分土地的地區進行復查調查工作。1949年3月，為適應渡江作戰，桐柏軍區撤銷，趙紫陽改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

廣東時期

1949年10月後，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整個1950年，他都擔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1951年4月，他辭去南陽地委書記的職務，南調廣東，成為「南下幹部」的一員，協助陶鑄等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

土地改革

當時中共在全國建政後不久，即開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廣東當時由葉劍英任省長，他的兩名主要下屬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們根據廣東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主張「寧慢勿亂」，頒布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廣東土改實行較溫和的手段路線，給大多數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過分清算。

趙紫陽抵達廣州之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華南分局俱樂部秘書長；1951年5月被增選為中共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 而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他們上任後，對廣東的「溫情主義」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滿，加上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南下幹部的矛盾尖銳，南下幹部受到地方幹部的排斥，他們打算仿效北方放手進行「疾風暴雨式」土改的意願也受到阻撓。 陶、趙於是向中央寫了關於廣東土改的報告書，認為於廣東土改落後和幹部不純。

1952年，最終毛澤東向廣東發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的土改政策。 毛澤東的指示使廣東的政局形勢發生逆轉，葉劍英和方方都被批評而作了檢查，他們被調離了廣東，古大存的職權也被架空。 陶鑄升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趙紫陽稍後也升為華南分局副書記，兼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主持土改工作。

陶鑄於是開展全面的整頓幹部隊伍、「反地方主義」的運動；大量的地方幹部被冠以「階級異見分子」的帽子，甚至被處死，而他們的職位空缺則由陶鑄的南下幹部填上。在土改的實際操作問題上，陶鑄等人也是實行極左路線，在農民內部煽動階級鬥爭，強行按照比例劃分地主、富農，廢除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在這種「絕不讓一個階級異己分子漏網」的口號下，大批農民被錯劃為地主、富農，被剝奪其大部分生產資料和財產，還造成了許多血案。

當時趙紫陽作為陶鑄的助手，也是從嚴從緊執行土改政策，親自批核了許多土改的決策。

主管農業

1953年4月葉劍英上調武漢時宣布廣東全省的土改工作勝利完成，農村的工作任務進入全力發展生產的階段。 當時的趙紫陽剛剛接管農業事務，他馬上發出穩定生產關係，扭轉農村混亂的局面，保護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較顯著。 不過同年1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隨即放棄保護私有的政策，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數量指標式的合作化運動使廣東各地農村出現了屠宰牲畜、砍伐樹木、變賣生產工具等情況，令生產遭到破壞。 趙紫陽對此反復強調合作化的過程中要著重於農民的互利、生產的提高，注意循序漸進。 但是毛澤東卻撰文讚揚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批判右傾保守的路線，提出不少冒進的設想。 鑒於毛澤東的權威，合作化運動按照其指示發展，中共中央最終在1956年秋宣布勝利。

合作化运动与反右运动

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趙紫陽的思想即開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是受其上司陶鑄的影響而來的；陶鑄在那幾年的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原來的極左政策的錯誤和禍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溫和路線靠攏。陶鑄的轉變促成了趙紫陽的思想轉變，陶鑄對他的思想影響一直持續到陶鑄逝世。

1957年，毛澤東掀起反右運動， 陶鑄因為職責不得不劃定一大批知識分子為右派；趙紫陽由於主管農業，可以不參與劃右派的工作。 不過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陶鑄和趙紫陽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暗中保護了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發表文章宣傳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經濟建設，提高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等觀點。 趙紫陽還親自制定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殊生活補助和醫療保健政策。

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時期

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运动，虚报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刮遍全国，由赵紫阳主管农业的广东省也未能幸免。早在1957年秋，广东省委就向中央上报潮汕地区某县水稻平均亩产达到1000斤，这是全国最早的“千斤县”。1958年广东各地大幅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赵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要求全省每天放开吃三顿干饭，当年广东就出现了粮食紧张。而赵认为当年是大丰收年，认定饥荒是基层干部“瞒产私分”导致的假象。1959年1月，赵在雷南县开展严厉的“反瞒产”试点，大力斗争被认为“右倾”的基层干部，使用暴力手段抄家搜粮，最终得到了全县共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的虚报数字。基于这个数字，赵向全省分配了50多亿斤的“反瞒产”指标，并要求全省坚持每天三顿吃干饭。2月，赵上书毛泽东报告“反瞒产”的经验，如获至宝的毛当即批示向全国推行，当年中國陷入大饑饉。 趙紫陽一方面不得不按官方的口徑宣揚人民公社的優越，同時更多在批判「共產風」、「浮誇風」，強調按照客觀的條件和客觀的規律辦事，珍惜民力和財力，不能單單依靠群眾熱情進行生產。 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期間，廣東在全國範圍內算是較沉著穩定、死亡人數較少的省份。

1960年3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第三書記的趙紫陽來到南海縣一戶麥姓農家視察時，看到麥氏兩幼童兄弟為了舔一只飯勺裏的飯汁而打架，他感觸良多。趙紫陽回到省委後，一開口就對陶鑄說：「舊社會中，中國國民黨把人民逼反，今天，難道共產黨也要把人民逼反麼？」 同年年中，陶鑄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使廣東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趙紫陽負責，趙紫陽決心開始實施對各方面工作的整頓。

主政廣東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十二條」，堅決反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 上級的正式表態使趙紫陽終於可以放手整頓，於是他著力扭轉瀕于崩潰的廣東經濟。他表明不準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要重新找回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兩大優良作風。

他對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經產生懷疑，他在農業上大膽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實行獎罰制度，讓農民能夠自由生產，提高個體生產積極性。 當時他向全省推廣清遠縣農民創造的「聯系產量責任制」（與「包產到戶」模式大同小異），使廣東農村的生產得以恢復。 至1963年，廣東經濟形勢基本得到好轉。

在對外關係上，他在廣東採取較自主的對外政策，與劉鄧的「三和一少」相呼應，廣東的對外關係得到改善。如在粵港關係上，1961年2月，趙紫陽允許寶安縣的水庫向香港供水；隨後，粵港兩地又達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協議，解決了香港的淡水供應問題。 在1962年，廣東民眾為了擺脫饑荒而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數千人衝過邊防線，中央下令廣東要將此事作為第一任務來抓。趙紫陽承受很大的壓力，不過他提出的對策主要強調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群眾看到前途」，跟群眾做好思想工作，講明群眾在香港很難立腳，不動武，不進行清算。 趙紫陽在逃港潮上的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贏得外界的好評。

1965年初，陶鑄專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自然由趙紫陽正式繼承，46歲的趙紫陽也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 上任不久，趙紫陽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意圖改變農村落後的面貌，在農村實現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機械化，引進國外先進的農場管理技術。 但是政策尚未正式推行，文革的到來打亂了一切。

文革時期

文革初期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政委的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被提升，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趙紫陽曾勸說過陶鑄，說北京局勢兇險，這工作不適合他，但是陶鑄並未能聽從趙的勸告，上京赴任了。 陶鑄上調中央後，趙紫陽在廣東失去了保護他的最大屏障，廣州軍區總司令、林彪麾下的人馬黃永勝不再受到陶鑄的制約，迅速發展自己的勢力，趙紫陽面臨著被打倒的危險。

一開始，廣東的紅衛兵運動雖然也在外地的影響下和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學生的帶領下有所涌動，甚至發出一些質疑趙紫陽和省委的聲音，但是由於陶鑄晉升最高層，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鑄和趙紫陽的路線，加上陶鑄力保在廣東前線的趙紫陽，所以趙紫陽尚可以盡力將風起云涌的造反運動置於省委的領導之下。 但是，形勢很快發生逆轉，陶鑄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間，沒有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反而竭力保護劉鄧和一大批老幹部，使他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激發，毛澤東也決心打倒這個「鄧小平的代理」。1967年1月4日，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趙紫陽革命造反團」，正式宣布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鑄」。

陶鑄迅速被打倒了，之後上海「一月風暴」是造反派的奪權潮向全國蔓延。1967年1月21日，「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省革聯）對廣東省委進行奪權，趙紫陽等人被扣押到中山大學主樓。 不過這次奪權只是象征性的，由於造反派根本沒有能力治理廣東，所以趙紫陽和他們談判後協議由省革聯監督省委，省委繼續處理日常事務。 但是更大的一場風暴很快又來臨，省革聯和廣州軍區支持的造反派發生權力鬥爭乃至武鬥，2月28日，廣州軍區對省革聯控制的《廣州日報》進行軍管，省革聯最終垮臺。3月15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成為全省的最高權力機構，黃永勝為軍管會主任。

黃永勝控制整個廣東之後，趙紫陽因為是「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而成為最重要的攻擊目標。他被羅列了「八大罪狀」：

1. 兩面三刀，打著紅旗反紅旗；
2. 配合國內外階級敵人，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大刮單幹風，破壞人民公社制度；
3. 用評功擺利，代替階級鬥爭，瘋狂地推行劉少奇的明左實右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4. 打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5. 頑固地堅持劉、鄧、陶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妄圖拒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6. 庇護牛鬼蛇神，陶趙互保，蛇鼠一窩；
7. 大耍象征性奪權的陰謀；
8. 地主階級本性不變，沉醉於發臭、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主政四川

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在四川任職期間，他領導嘗試農村改革，成為後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點。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是最早進行農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改革开放前期

赵紫阳为改善中美关系在1984年与美国总统里根会面

邓小平在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将赵紫阳的“四川经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的样板， 并于1977年，提拔赵紫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9年成为正式委员。 赵紫阳于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9月，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自1980年到1984年，中国的农业产量经过赵紫阳的农业改革上升了50%。 赵紫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通过逐步的经济改革来转变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国务院总理之后，赵紫阳把自己在四川任职期间所使用的经济政策向全国推开，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了引进外资，创造出口，他在沿海省份成功建立了一些经济特区，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增长，同时也造成了通货膨胀问题，招来批评的声音。赵紫阳提倡开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使其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1984年中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1985年初推出“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向价格市场化过渡的开始，但同时滋生了“官倒”等腐败现象。当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赵紫阳提出了“软着陆”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经济环境经过两年时间从紧张逐步放松，经济既获得降温，又没有出现衰退。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国民收入增长10%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7%以上，农业增长近6%，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7.3%。1988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趙紫陽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问题。5月，经过邓小平的首肯，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价格闯关”。在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7 月中国物价上涨幅度以19.3%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在8月价格闯关的消息正式发布之后，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抢购风潮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闯关”失败了。

1980年代，赵紫阳被左派视为马克思修正主义者，但是他主张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要听取民意的方针受到国民的广泛欢迎。 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跟中共党内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赵紫阳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

进入1980年代后期，赵紫阳和胡耀邦共同推进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化，国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员对自己的错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等。，胡耀邦的这项政策也招致中共党内许多掌权人士的不满，1986年发生学潮后，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一批党内元老迫使胡耀邦辞职。胡耀邦下台之后，赵紫阳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在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前一个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不适合当总书记... 我更适合管理中国的经济事务... ”。 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赵紫阳正式當選為中央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而其擔任的國務院總理職務由李鵬代理。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紫阳为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1988年4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1980年代中后期的通货膨胀严重，民间对“官倒”深为不满，當時有順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为此，赵紫阳提出调查高干子女的“官倒”情况，并向政治局提出调查他的子女。后来李鹏披露查明赵紫阳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但作家胡平认为这是包括李鹏在内的“倒赵派”对赵紫阳的诬陷。

基于中国需要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前提，赵紫阳在1987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持续一百年， 他同时还建议党政事务应该分开，而在此之前这种建议是一种禁忌。 西方观察家认为，在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 赵紫阳反对以私人购买股票的方式发展经济，但股票交易在1990年代被中国政府开放。

八九民運

清場前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大學生們對話，後右二為溫家寶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时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问题。5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赵紫阳的讲话，参与游行的学生深受鼓舞。

5月16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7日，根据李鹏的日记披露，邓小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任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杨尚昆列席，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赵和李激烈交锋。乔，姚和杨支持李鹏，胡则支持赵紫阳。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宣布“戒严”，即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赵紫阳会后提出辞职。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5月19日，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后任國務院總理）陪同，赵紫阳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談話：

“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不管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的。不是的，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软禁

天安门清场以后，1989年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仅保留中國共產黨党籍；同年6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决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

针对李鹏的报告（四中全会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并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赵紫阳自辩摘要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發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一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 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我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部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自六四事件后，赵紫阳就被软禁在距离北京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富强胡同6号，直至2005年赵病危送至北京医院治疗。此四合院在此之前是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的寓所。

趙紫陽一直是中國國內官方報道中忌諱的話題；但赵近況始终是欧美等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軟禁在家，赵住宅一直有人俯視在小巷牆上和門前的公安站崗。但在后期官方对其行动的管制明显放松，如偶爾打高爾夫球，甚至被允许在中国内陆省份旅行，但是被禁止进入容易被国际媒体曝光的沿海地区，至2003年停止打高球的習慣；每年6月總有國際媒體傳出趙去世的消息，但最後皆證實誤傳，2005年1月6日的病發住院曾被香港《東方日報》以頭版大篇幅誤報為逝世消息。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前，应“天安门母亲”的请求，赵紫阳发出“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共重新評價六四。然而此后，在10月13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的信中，赵抱怨之后自己“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赵）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并指控对其的软禁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

逝世

雖然官方指趙紫陽的離世很突然，但其實在2005年1月已多次傳出趙病危甚至病故的消息，只是這些消息都被中國官方否認。1月17日新華社新聞稿稱：「趙紫陽同志因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趙紫陽女兒王雁南向駐北京傳媒發短訊稱：趙紫陽在當天7時01分安詳地離世；當時家人都在身旁，並為他祈禱；又形容其父終獲自由。

赵紫阳儿女们的挽联为：

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

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官方反應

趙紫陽一名兒子還說，國家領導人來過醫院致意，但當時不方便透露是誰。外電引述消息指出是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另《明報月刊》2005年2月號的《他尊嚴地走了——趙紫陽臨終紀實》一文中透露，曾慶紅於1月17日凌晨五时多曾來病房探望，同行還有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而《明報月刊》2005年6月號專文亦透露田紀雲在2004年間三度前來探望趙紫陽，最後的一次探望為1月5日晚上八時，並刊登探訪時合照。

趙紫陽去世後其喪葬處理問題受到關注，因為這將直接反映了中國政府對趙紫陽的評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將在與家屬討論後安排舉行趙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但就以已經改革領導人喪葬流程為由表示將不會舉行官方正式的追悼會。

告別式於2005年1月29日上午9時（北京時間）在八寶山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新華社新聞稿中沒有職銜）參加追悼會，從而提高追悼會規格。趙遺體被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家屬表示，趙紫陽的骨灰將置家中，而不會葬在八寶山公墓第一陳列室。新華社也為此發表一篇篇幅比去世消息略長的新聞，除提到賈慶林出席追悼會外，也證實曾慶紅曾經在趙紫陽臨終前看望過他。

同時，中國當局嚴格控制趙逝世產生的影響，限制消息的傳播與討論，打壓民間的悼念活動。除新華社外沒有任何其它的報道，有限的報紙媒進行轉發，中央電視台在当日对趙的逝世新聞只字未提，只在出殡当日才作了简短的报道。另外，广东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则由主播口述消息，并指出“赵紫阳生前曾犯下重大错误”。

民间反应

中国国内的部分民众对赵逝世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评价赵紫阳并自发进行悼念。在逝世当天网络上曾形成悼念赵的高峰，但高潮被當局成功限制，网络上有關赵紫阳的内容被严格监控，各大網站與論壇過濾刪除任何相關消息，新浪網的新聞評論功能當天被取消，人民網強國論壇下午更是首次改為全審核狀態，中国著名的搜索引擎百度更是一度屏蔽对关键字赵紫阳的搜索，不显示任何结果，但民间仍有不少人自发撰文进行怀念。官方的告別式並不公開給公眾參與，但墓外聚集不少高舉趙相片或輓聯的悼念人士和上訪民眾。

一些六四事件的當事人也都對趙紫陽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事件學生領袖之一王丹表示沉痛，並對趙紫陽去世前長達15年遭軟禁表示同情。而吾尔开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時也指出，雖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時趙紫陽也是被攻擊的目標，但在他出現在廣場後就贏得尊重，雖然他並未能為六四事件做任何實質事情，歷史該予他以正面評價。

據美國之音報道，趙紫陽逝世週年期間，北京公安開始「如常」監視並拘捕悼念紫陽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動人士，如李金平、胡佳、齊志勇等人；家屬表示只在家中舉行私人紀念活動，但“家門永遠對公眾開放”，將接待前來悼念的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天除了新华社的官方消息在网上有公开以外其他媒介几乎没有报道，以至于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得知此消息，主要原因是在中国民众获取消息主要来自于报纸和电视广播。而互联网对赵病逝消息的封锁与限制，广东省境内转播的香港电视有关赵紫阳的新闻被过滤，在这种情况下，能大膽公开，有人认为这是赵紫阳曾在当时的惠阳地区工作时有所贡献的一种表示。发布赵病逝消息的黑板在第二天清晨已被撤掉。

2010年4月，北京近百名民众前往赵紫阳家中祭奠。

香港

2005年1月18日上午11時，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為首的100人，首先於中聯辦門口路祭趙紫阳。下午1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近50人亦到達中聯辦。

同日，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提議在立法會為趙紫陽默哀，但被主席范徐麗泰以「立法會歷年來只曾為港督尤德及中共元老鄧小平的去世默哀」的理由而否決。她指趙紫陽「並非對香港有重大貢獻的政治家」，「不能與鄧公相提並論」，拒絕梁的申請。翌日立法會開會時，由香港職工會聯盟的李卓人提出「全體議員為趙紫陽先生默哀1分鐘」，24名泛民主派議員不理會前日裁決，站立默哀1分鐘。范指李行為不檢點宣佈暫停會議。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聯盟 、自由黨 、泛聯盟和非民主派的獨立議員共27名集體杯葛會議，結果立法會首次因有議員集體「蓄意缺席」而「流會」。其後記者會中，自由黨的田北俊和民建聯的曾鈺成皆否認杯葛是政治考慮或與「默哀」有關，而是因為有議員連番違反議事規則及主席裁決，令今屆立法會會議經常中斷。民主派則指堅持默哀乃「良心呼喚」，並願為良心和行為負責。

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碼頭，邀請市民簽署悼念冊。同晚，香港支聯會舉辦在中國國土上唯一的一场合法民間追悼會。主辦方称有一萬五千人參加，而香港警方称有一萬人參加。明報報道參加者坐滿三個維多利亞公園硬地足球場。

西方报道

当天及次日的BBC及CNN等西方主要媒体均以大量篇幅报道「伊拉克战争后的首次民主选举」，而对赵紫阳逝世的消息则仅一笔带过。

中共前任高层推动平反

包括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和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内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員及常委在2005年联合要求中共中央为赵紫阳恢复名誉，并对赵紫阳及其对中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公开缅怀和纪念。中国政府同意举行仪式进行纪念，但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党内外民众的诉求。

家庭成员

趙紫陽的夫人为梁伯琪，目前年高多病；在很長時間住院之後，於2005秋天回到家裡休養。家人亦不敢告訴她趙紫陽的死訊。趙與梁誕下五名子女：

1. 長子趙大軍
2. 次子趙二軍
3. 三子赵三军（早夭）
4. 四子赵四军　妻：任克英
5. 女儿赵亮，后為免自己的姓氏引起的各種問題，改名王雁南。
6. 幼子趙五軍
7. 儿媳任克英，法国巴黎银行大中华区企业融资部主席及行政总裁，前美林中国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

對趙紫陽的評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价

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评价

• 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萊倫讚揚趙紫陽在困難時期捍衛個人信念，作出犧牲，具道德勇氣。麥克萊倫又形容趙紫陽協助中國經濟轉型，並經由貿易及投資，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聯繫。
•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則說，人們記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趙紫陽直接走到群眾前，聆聽他們的意見，並與他們討論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渴求。
•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赵紫阳做总书记的“不镇压”原则，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 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人物。
• 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众多方案主要由赵紫阳等人主导制定，是中国经济改革真正的“总设计师”。

回忆录

2009年5月13日，赵紫阳的回忆录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ISBN 978-1-4391-4938-6)（字面翻译是“国家的囚犯：赵紫阳总理的秘密日记”）出版。其内容由他在软禁期间偷偷送出的一系列录音带上的口述内容整理而成。其原文《改革历程》(ISBN 978-988-172-027-6) 於2009年5月29日於香港出版，首版一萬四千本上市後隨即一掃而空，需加印第二版。台湾版《国家的囚徒： 赵紫阳的秘密录音》。

參見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
• 六四事件
•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 改革历程
• 鄧小平、胡耀邦
• 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名單

延伸閱讀

• 《趙紫陽傳》趙蔚 著，1989年12月第一版，ISBN 962-7281-04-2
• 《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吳國光，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年7月，ISBN 962-8274-05-8
• 《我的人生兼與趙紫陽談話的回憶錄：理想‧信念‧追求》，周成啟 著，環球實業，ISBN 988-97634-4-3
• 《趙紫陽與中國改革─紀念趙紫陽》，陳一諮、嚴家祺，明鏡出版社 2005年2月，ISBN 1-932138-24-2
•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 著，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11月版，ISBN 962-675-803-1
•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著，开放出版社 2007年5月 ISBN 978-962-7934-21-9
• 《改革歷程》，鮑樸編著，新世紀出版社 2009年5月 ISBN 978-988-17202-7-6
• 《趙紫陽還說過甚麼》[1]，杜導正編著，天地圖書 2010年1月 ISBN 978-988-219-142-6

外部链接

维基语录上的相关摘錄：

赵紫阳

• 刘逸明《历史必将为赵紫阳正名》─（德国之声2011年10月17日）
• BBC中文網——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生平
• 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改革战略分歧
• 何新《论胡赵》─（明報1989年11月27日）
• CNN:Purged Chinese leader dies
• 赵紫阳同志生平
• 赵紫阳图书馆
• IFEX: Media Barred from Covering Zhao's Death

政黨職務
前任： 陶铸	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书记 1965年－1967年	繼任： 刘兴元
前任： 刘兴元	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书记 1975年10月－1980年3月	繼任： 谭启龙
前任： 胡耀邦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87年11月－1989年6月	繼任： 江澤民
官銜
前任： 丁盛	廣東省省长 1974年4月－1975年10月	繼任： 韦国清
前任： 刘兴元	四川省省长 1975年10月－1980年3月	繼任： 鲁大东
前任： 华国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80年9月－1987年11月	繼任：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