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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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
赵修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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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阳(1994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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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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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11月1日-1989年6月23日 (1987年1月16日起任代理总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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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職 | 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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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 胡耀邦 |
| 繼任 | 江澤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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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1980年9月10日-1987年11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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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 华国锋 |
| 繼任 | 李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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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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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1987年11月1日-1989年6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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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 邓小平 |
| 前任 | 叶剑英 |
| 繼任 | 杨尚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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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19年10月17日 |
| 逝世 | 2005年1月17日 (85歲) |
| 國籍 | |
| 政黨 | |
| 配偶 | 梁伯琪 |
| 簽名 | ![]() |
| 學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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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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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趙修業,中國河南省安阳市滑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黨內改革派的主要領袖,1980年代先后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1980年-1987年)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7年-1989年)。[1]
在任期間,他参与启动和领导的改革运动为中国大陆从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2]除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外,他還提出并设计政治改革方案,打擊贪污腐败,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3]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因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职务,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后15年,於2005年逝世。[1]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保守势力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所表现出的风骨,中国官方对其评价直至其逝世仍然以加诸在他身上的“六四错误”为重点。而他大刀阔斧推进经济改革的作为、主张建立现代化政治体制的观点、响应社会各界民主诉求和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言行以及至死不屈服于外加其罪的品格,获得了中共党内开明人士和海内外认同普世价值的团体或个人的广泛支持与赞誉,是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也是中共历史上少有的特立独行的领袖人物之一。[4]
目录 |
早年经历 [编辑]
趙紫陽生於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家中殷實,有糧田數十畝,是當地有名的地主,但平日樂善好施,得村民愛戴;他與髮妻劉氏得一子,即趙修業。1927年趙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5]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學的一間簡陋的教室裡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6] 後由於中共準備的夏季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6] 據說,趙在準備這次暴動時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還對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發給農民和賣掉,其費用獻給黨組織,引起父親趙廷賓的不悅,但是他還是成功說服了他的父親。[7]
1932年秋天,趙父送趙修業到縣立第一小學讀書。1933年夏天,趙成功考取開封的省立初級中學(今開封高中),中學時期,他成績優異,多次獲得校方頒發的獎學金。[8]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趙修業與同學參加了聲援北平學生的活動,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參加了開封高中學生發動的臥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停止進行內戰,出兵抗日。[9]
1936年,趙修業考入武昌高級中學。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趙紫陽。[8]
革命時期 [编辑]
抗戰時期 [编辑]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时年十八岁,正在武汉读书的赵紫阳因战争辍学,返回家乡组成抗日团体,1938年2月赵紫阳再次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之后被中共派往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同年5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0];9月,學成回到滑縣,年仅20岁的他被中共委任为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大量發展黨員。[11] 1939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12]
1939年,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布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此一大膽且成功的舉動使趙紫陽更受上級重視。[12] 同年6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也因此認識了宣傳部的幹部梁伯琪,兩人之後結為連理。1940年6月,任中共晉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後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當時日軍正展開大規模的掃蕩行動,中共的根據地大幅減少,趙紫陽親率邊區第四軍分區第二十一團部隊開辟新根據地,殲滅日軍一個營, 同年7月,趙紫陽在滑縣開展僱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調動了地主和農民的積極性,其滑縣建設的經驗受到鄧小平等人的讚賞。[13] 至抗戰勝利時,趙紫陽已經成為中共黨內頗具名氣的中層領導人。
內戰時期 [编辑]
1945年8月後,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同年春天,中央局書記鄧小平在在山東冠縣舉行的土地改革問題的座談會上特別肯定趙紫陽在滑縣的土改經驗,并將趙紫陽的經驗推廣到中央局的所有轄區,趙紫陽也因此在當時被稱爲“土地問題專家”。 [14]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國的「解放區」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已經創造出滑縣成功的農民運動經驗的趙紫陽再次受到重視。劉鄧大軍攻克滑縣之後,滑縣、衛南成為解放軍的重要後方。趙紫陽再一次回到滑縣,主持徹底的土改運動,他堅持在土改中支持農民,對地主,根据罪惡的輕重施行文鬥、武鬥、反省三種形式輕重有別的懲罰。[15]趙紫陽的父親趙廷賓在這次土改中不幸喪生。[16]
1947年秋,赵紫阳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中共最終在桐柏山站住腳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區黨委和桐柏軍區,趙紫陽任軍區副政委和兼任中原局副書記,趙紫陽主要負責土改工作和組織人事工作。[17] 中共針對當時過激的土改造成惡劣的影響,1948年7月他在平氏會議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亂沒收,有步驟地對已分土地的地區進行復查調查工作。[18]1949年3月,為適應渡江作戰,桐柏軍區撤銷[19],趙紫陽改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20]
廣東時期 [编辑]
1949年10月後,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1950年,擔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1951年4月,他辭去南陽地委書記的職務,南調廣東,成為「南下幹部」的一員,協助陶鑄等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21]1960年,赵紫阳任中南局第二书记,1964年被任命为第一书记。
土地改革 [编辑]
當時中共在全國建政後不久,即開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廣東當時由葉劍英任省委書記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兩名主要下屬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們根據廣東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主張「寧慢勿亂」,頒布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廣東土改實行較溫和的手段路線,給大多數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過分清算。[22]
趙紫陽抵達廣州之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1951年5月被增選為中共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23] 而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他們上任後,對廣東的「溫情主義」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滿,加上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南下幹部的矛盾尖銳,南下幹部受到地方幹部的排斥,他們打算仿效北方放手進行「疾風暴雨式」土改的意願也受到阻撓。[22] 陶、趙於是向中央寫了關於廣東土改的報告書,認為於廣東土改落後和幹部不純。[24]
1952年,最終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向廣東發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的土改政策。[25] 毛澤東的指示使廣東的政局形勢發生逆轉,葉劍英和方方都被批評而作了檢查,他們被調離了廣東,古大存的職權也被架空。[22][25] 陶鑄升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趙紫陽稍後也升為華南分局副書記,兼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主持土改工作。[26]在当时极左的氛围中,根据中央意见,陶鑄开展了整頓幹部隊伍和「反地方主義」的運動,造成一些冤假错案。[27]當時趙紫陽作為陶鑄的助手,從嚴從緊執行土改政策,親自批核了許多土改的決策。
主管農業 [编辑]
1953年4月葉劍英上調武漢時宣布廣東全省的土改工作勝利完成,農村的工作任務進入全力發展生產的階段。[28] 當時的趙紫陽剛剛接管農業事務,他馬上發出穩定生產關係,扭轉農村混亂的局面,保護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較顯著。[29] 不過同年1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隨即放棄保護私有的政策,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30] 數量指標式的合作化運動使廣東各地農村出現了屠宰牲畜、砍伐樹木、變賣生產工具等情況,令生產遭到破壞。[31] 趙紫陽對此反復強調合作化的過程中要著重於農民的互利、生產的提高,注意循序漸進。[32] 但是毛澤東卻撰文讚揚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批判右傾保守的路線,提出不少冒進的設想。[33] 鑒於毛澤東的權威,合作化運動按照其指示發展,中共中央最終在1956年秋宣布勝利。
合作化运动与反右运动 [编辑]
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趙紫陽的思想即開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是受其上司陶鑄的影響而來的;陶鑄在那幾年的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原來的極左政策的錯誤和禍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溫和路線靠攏。陶鑄的轉變促成了趙紫陽的思想轉變,陶鑄對他的思想影響一直持續到陶鑄逝世。[34]
1957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掀起反右運動,陶鑄因為職責不得不劃定一大批知識分子為右派;趙紫陽由於主管農業,可以不參與劃右派的工作。[35] 不過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陶鑄和趙紫陽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暗中保護了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發表文章宣傳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經濟建設,提高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等觀點。[36] 趙紫陽還親自制定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殊生活補助和醫療保健政策。[37]
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時期 [编辑]
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运动,虚报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刮遍全国,由赵紫阳主管农业的广东省也未能幸免。早在1957年秋,广东省委就向中央上报潮汕地区某县水稻平均亩产达到1000斤,这是全国最早的“千斤县”。1958年广东各地大幅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赵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要求全省每天放开吃三顿干饭[38],当年广东就出现了粮食紧张。而赵认为当年是大丰收年,认定饥荒是基层干部“瞒产私分”导致的假象。1959年1月,赵在雷南县开展严厉的“反瞒产”试点,大力斗争被认为“右倾”的基层干部,使用暴力手段抄家搜粮,最终得到了全县共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的虚报数字。基于这个数字,赵向全省分配了50多亿斤的“反瞒产”指标,并要求全省坚持每天三顿吃干饭[39][40]。2月,赵上书毛泽东报告“反瞒产”的经验,如获至宝的毛当即批示向全国推行,当年中國陷入大饑饉。 趙紫陽一方面不得不按官方的口徑宣揚人民公社的優越,同時更多在批判「共產風」、「浮誇風」,強調按照客觀的條件和客觀的規律辦事,珍惜民力和財力,不能單單依靠群眾熱情進行生產。[41] 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期間,廣東在全國範圍內算是較沉著穩定、死亡人數較少的省份。[42]
1960年3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第三書記的趙紫陽來到南海縣一戶麥姓農家視察時,看到麥氏兩幼童兄弟為了舔一只飯勺裏的飯汁而打架,他感觸良多。趙紫陽回到省委後,一開口就對陶鑄說:「舊社會中,中國國民黨把人民逼反,今天,難道共產黨也要把人民逼反麼?」[43] 同年年中,陶鑄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使廣東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趙紫陽負責,趙紫陽決心開始實施對各方面工作的整頓。[42]
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赵紫阳经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基层情况,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座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帮助解决困难,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听到哪个地方有增产的消息,他必实地察看,以总结经验。由于赵紫阳鼓励干部畅所欲言,当时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杨德元、张勋甫,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东莞县委书记林若,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等等,都乐意与赵紫阳谈心,讲真话。[44]
成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编辑]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十二條」,堅決反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45]。上級的正式表態使趙紫陽終於可以放手整頓,於是他著力扭轉瀕于崩潰的廣東經濟。他表明不準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46],要重新找回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兩大優良作風[47]。
他對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經產生懷疑[48],他在農業上大膽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實行獎罰制度,讓農民能夠自由生產,提高個體生產積極性[49]。當時他向全省推廣清遠縣農民創造的「聯系產量責任制」(與「包產到戶」模式大同小異),使廣東農村的生產得以恢復[50]。至1963年,廣東經濟形勢基本得到好轉。
在對外關係上,他在廣東採取較自主的對外政策,與劉鄧的「三和一少」相呼應,廣東的對外關係得到改善。如在粵港關係上,1961年2月,趙紫陽允許寶安縣的水庫向香港供水;隨後,粵港兩地又達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協議,解決了香港的淡水供應問題[51]。在1962年,廣東民眾為了擺脫饑荒而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數千人衝過邊防線,中央下令廣東要將此事作為第一任務來抓。趙紫陽承受很大的壓力,不過他提出的對策主要強調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群眾看到前途」,跟群眾做好思想工作,講明群眾在香港很難立腳,不動武,不進行清算[52],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贏得外界的好評。
1965年初,陶鑄專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自然由趙紫陽正式繼承,46歲的趙紫陽也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42]。上任不久,趙紫陽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意圖改變農村落後的面貌,在農村實現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機械化,引進國外先進的農場管理技術[53]。但是政策尚未正式推行,文革的到來打亂了一切。
文革時期 [编辑]
文革初期 [编辑]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政委的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被提升,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趙紫陽曾勸說過陶鑄,說北京局勢兇險,這工作不適合他,但是陶鑄並未能聽從趙的勸告,上京赴任了。[54] 陶鑄上調中央後,趙紫陽在廣東失去了保護他的最大屏障,廣州軍區司令员、林彪麾下的人馬黃永勝不再受到陶鑄的制約,迅速發展自己的勢力,趙紫陽面臨著被打倒的危險。[55]
一開始,廣東的紅衛兵運動雖然也在外地的影響下和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學生的帶領下有所涌動,甚至發出一些質疑趙紫陽和省委的聲音[56],但是由於陶鑄晉升最高層,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鑄和趙紫陽的路線[57],加上陶鑄力保在廣東前線的趙紫陽,所以趙紫陽尚可以盡力將風起云涌的造反運動置於省委的領導之下。[58][59] 但是,形勢很快發生逆轉,陶鑄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間,沒有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反而竭力保護劉鄧和一大批老幹部[60],使他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激發[54],毛澤東也決心打倒這個「鄧小平的代理」[61]。1967年1月4日,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趙紫陽革命造反團」,正式宣布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鑄」。[61]
陶鑄迅速被打倒了,之後上海「一月風暴」是造反派的奪權潮向全國蔓延。1967年1月21日,「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省革聯)對廣東省委進行奪權,趙紫陽等人被扣押到中山大學主樓。[62] 不過這次奪權只是象征性的,由於造反派根本沒有能力治理廣東,所以趙紫陽和他們談判後協議由省革聯監督省委,省委繼續處理日常事務。[63] 但是更大的一場風暴很快又來臨,省革聯和廣州軍區支持的造反派發生權力鬥爭乃至武鬥,1967年2月28日,廣州軍區對省革聯控制的《廣州日報》進行軍管,省革聯最終垮臺[64]。1967年3月15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成為全省的最高權力機構,黃永勝為軍管會主任。[64]
黃永勝控制整個廣東之後,趙紫陽因為是「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而成為最重要的攻擊目標。他被羅列了「八大罪狀」并遭监护审查[65]:
1970年6月30日,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以及两个十六七岁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涟源县湘中机械厂劳动,1971年5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赵紫阳被分配到内蒙古工作。[66]1972年,再度调任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
主政四川 [编辑]
1975年初,邓小平回家乡四川考察,受文革负面效应影响,当时四川的状况令邓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饱受饥饿之苦,经济上濒于崩溃,为改变四川面貌,邓小平决定任命得力干将赵紫阳主政四川,10月赵紫阳成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1月由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展,到1976年,邓小平被打倒,赵紫阳也因此受到牵连,1976年2月14日,“四人帮”点名批评赵紫阳大搞复辟倒退,10月四人帮垮台,邓小平东山再起,这为赵紫阳在四川顺利开展工作奠定基础。[67]
在四川任職期間,赵紫阳全力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农业问题上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政策取得显著成果,1977年相较于1976年,四川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1978年下半年,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至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赵紫阳又率先在四川进行了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经验,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67]
赵紫阳在四川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探索工业改革,他在工业上实施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和相配套的14项政策使试点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释放了企业的活力,为促进工业发展,又出台了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实行定额补贴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积极促进了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试点企业的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均有显著提高。[67]
改革开放 [编辑]
被邓小平提拔为总理和总书记 [编辑]
邓小平在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将赵紫阳的“四川经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的样板,[68] 并于1977年,提拔赵紫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9年成为正式委员。 赵紫阳于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9月,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下台之后,赵紫阳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中共中央代總書記,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赵紫阳正式當選為中央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
致力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 [编辑]
在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期間,趙紫陽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他促使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大膽引進並推動設立股票市場和期貨交易,他還親自主導加入關貿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的總體設計,一步步引領中國從計劃經濟的困境邁向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坦途。[4]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是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69]
经济方面 [编辑]
自1980年到1984年,中国的农业产量经过赵紫阳的农业改革上升了50%。[69] 赵紫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通过逐步的经济改革来转变社会主义体系。担任国务院总理前后,赵紫阳把自己在四川任职期间所使用的经济政策向全国推开,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了引进外资,创造出口,他在沿海省份成功建立了一些经济特区,1979年「扩大自主权」、1982年「减税让利」、1984年「利改税」、1986年「企业承包」和1988年「股份制试验」,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增长。1984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阶段,1985年初推出的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向价格市场化过渡的开始,但同时滋生了“官倒”等腐败现象,中共高层子女多有涉入,社会上广泛流传赵的儿子赵大军和赵二军是大官倒。[70]李鹏后来在出版的日记中说,赵紫阳曾提出调查高干子女的“官倒”情况,并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调查他的子女,不过赵说他无力阻止其子经商。[71]李鹏日记称,尉健行和吕培俭查明赵紫阳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牟得暴利数千万元,甚至发现了赵紫阳的亲笔批文。[71]作家胡平认为这是包括李鹏在内的“倒赵派”对赵紫阳的诬陷。[70]
从1984年第四季度起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赵紫阳提出了“软着陆”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经济环境经过两年时间从紧张逐步放松,经济既获得降温,又没有出现衰退。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国民收入增长10%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7%以上,农业增长近6%,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7.3%。1988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趙紫陽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问题。5月,经过邓小平的首肯,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价格闯关。在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7月中国物价上涨幅度以19.3%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在8月价格闯关的消息正式发布之后,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抢购风潮和严重的通货膨胀。[72] [73]价格闯关的负面效应成为1988年9底中共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會上「保守派势力」攻击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的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货膨胀受挫,倡導緊縮經濟措施的保守派再次崛起,保守派的政策令人民對改革开放的前景充满疑虑。 [74]价格闯关虽然失败,但最终实现了市场定价机制,计划经济下呆板划一、缺乏弹性的政府定价机制成为历史。
政治方面 [编辑]
1980年代,赵紫阳被左派视为马克思修正主义者,他主张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要听取民意的方针受到国民的广泛欢迎。[75] 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跟中共党内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赵紫阳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68]进入1980年代后期,赵紫阳和胡耀邦共同推进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化,国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员对自己的错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等。[69]赵和胡还进行大规模的肃贪行动,允许对中共高干子女,特别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荫下发展起来的子女(即太子党)实施调查[76],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也招致中共党内许多掌权人士的不满,1986年发生学潮后,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一批党内元老迫使胡耀邦辞职。[77]赵紫阳后来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在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前一个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不适合当总书记... 我更适合管理中国的经济事务... ”。[76] 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是邓选定的接班人。基于中国需要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前提,赵紫阳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这一阶段要持续上百年。[78] 还明确指出在中国改革的近期和长远目标中应当包括政治体制现代化,针对旧体制中权力过份集中、人治色彩浓重、政治运作和政治信息不透明的弊端,他在报告中指出首先党政事务应该分开,在此之前这种建议是一种禁忌;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适于地方政府决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员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败,为建设高效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提供制度保证;最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提高政府活动的开放度,重大情况知会人民,需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所倡导的政治开放。 [79]然而赵的政改在当时受到多重限制和阻挠,在邓不能搞三权分立和不能放弃专政的限制下,[80]赵在政改领域内的活动空间极为有限,只能在以完善既有基本制度的名义下曲折进行。
改善中国同西方世界的关系 [编辑]
赵紫阳提倡开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使其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68]1984年1月,时任中国总理的赵紫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接待他的是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期间,里根对赵紫阳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勇于创新的作为表示赞赏,里根表示,赵紫阳所说的“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经济形式和常规决裂”的话是具有远见的,被美国人民理解和赞赏。在赵紫阳到达美国之前,里根总统于1984年1月9日签署了一份当时被定为“机密”的文件。文件显示,美国有意放开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并将中国视为不结盟、但友好的国家。美国鼓励中国继续留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鼓励中国改变、放开极权政体,在经济上逐步走向市场机制,继续拓宽中国和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纽带,如果上述两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美国会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中国宏大的现代化努力予以支持;美国认为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将逐渐有助于促进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在军事方面,美国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共同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帮助中国提升军事防御能力,适当程度上提供民用和军事技术的转让。[81]
在访问结束后,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报告称,赵总理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报道与好评。通过发表讲话、电视采访、回答问题,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的内外政策,扩大了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人民对中国还不很了解。赵总理有针对性的讲话和回答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82]
八九民運与下台 [编辑]
1989年4月因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运动,胡耀邦的追悼会结束之后,赵紫阳对学潮运动提出的对策包括劝导学生复课,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邓小平也同意了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处理对策。[83]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时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新华社发表了赵紫阳的讲话。[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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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赵紫阳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赵紫阳在会谈中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即邓小平虽然退休了,但他在中共党内的决策地位不变,遇到最重大的事情,我们需要向他请教。中央电视台对双方的谈话做出了公开报道。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以及天安门广场出现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赵紫阳对讲话在社会上产生的效应以及邓小平产生的误解表示遗憾,赵紫阳在晚年与姚监复的谈话中说,他的讲话并不是要抛出邓小平,他的本意是为了消解老百姓对邓小平是垂帘听政的看法,重大问题要请示邓是党中央的决定(赵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申辩中也说这种决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85]),而不是邓小平独断或恋权,同时强调在此之前,邓是信任他的,4月23日赵紫阳訪問朝鮮之前,邓有意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让给他。[86]赵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说,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在会见外宾时,他将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通报给国外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领导人已经成了惯例,而这种通报完全是为了维护邓的地位。[73]为了消解民众对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误解,赵紫阳还准备开宣传会议和登报解释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内容已经准备登报,内容主要讲邓小平在党内的贡献,从而肯定邓小平的地位,然而5月17日发生的事情却迫使赵紫阳提出辞职,宣传会议及为邓小平贴金文章的登报计划因此中断。[87]
5月17日,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员兼国家主席杨尚昆列席,邓的秘书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李鹏和赵紫阳激烈交锋。乔,姚和杨支持李鹏,胡则支持赵紫阳。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宣布“戒严”,打算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赵紫阳会后提出辞职。[88]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2005年透露,当时同赵紫阳一样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将军包括张爱萍、萧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和宋时轮,他们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准中国人民。[89]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5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赵紫阳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談話[90]: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19日晚李鹏宣布了可以实施武力清场的戒严令,而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的赵紫阳仍然在做最后的努力。赵希望能通知在北美访问的万里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从而利用宪法的形式机构来达到阻止使用武力清场和实现人大实权化的双重目的,在温家宝的劝阻下,趙紫陽就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91]
天安门清场以后,由中共元老主导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9年6月19日-6月21日召开,会议以批判赵紫阳为主,李鹏在报告中指责赵“分裂党”和“支持动乱”,李先念甚至对赵实施人身攻击。 [73]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92]因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93]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仅保留中國共產黨党籍;同年6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决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94]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产生。[95]
四中全會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针对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發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一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 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我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部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邓小平在1989年9月18日指出,因为有他在,以武力镇压的方式果断处理,被中共中央定性的动乱才得以平息。[96]中共內部曾就30條問題对趙紫陽进行審查,直到1992年中共第十三届九中全会才结束对赵紫阳的审查。[97]因無法自圓其說,審查結果從未對外公開。[98]
下臺影響 [编辑]
趙紫陽下臺后,其大部分亲信或者同情其遭遇的人受到牵连,这种牵连包括降职、撤职或判刑,秘书鲍彤被开除中共党籍,判刑七年;胡启立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严家其、陈一咨遭通缉流亡美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被判刑;胡绩伟、阎明复被撤消一切职务;杜导正被免去新闻出版署署长职务。
中共左派保守勢力推舉的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成功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江澤民在左派勢力的支持下,與國務院總理李鵬聯合執行「治理整頓」政策,使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無奈之下,鄧小平于1992年年初南巡,提出「改革開放一百年動搖不得」的口號,江澤民體察上意、心生警覺,立即轉變態度、幡然易幟,執行改革開放政策。[100]邓小平在南巡中多次提起赵紫阳主管经济时期的功劳,南巡回去后,杨尚昆和万里曾提议让赵紫阳复出,于是邓小平让杨尚昆告诉赵紫阳,要求赵紫阳承认在六四中所犯错误,但赵紫阳拒不认错。之后邓小平多次派人与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因此未能复出。[101]
由於趙紫陽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進行的主張在其下臺后成為泡影,他所擔心的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進行的扭曲型的市場經濟所容易產生的以權謀私、侵吞國家財產、行賄受賄等腐敗問題加重的現象逐步在中國變為現實,还出现种种社会弊端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的现象。[4]武力鎮壓學潮給遇害者及其家屬帶來了難以癒合的傷痛,造成了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除此之外,赵紫阳还擔心武力镇压会产生很多后遗症,[85]他的這種擔心也成为了現實,香港原本傾向中國共產黨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开始與中共決裂,埋下香港人與中国政府之間的不信任的种子。中国同美国的“蜜月期”结束,曾一度遭受大規模的國際制裁,被西方民主国家孤立,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台海关系、香港与内地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上存在,歐盟對中國實施的武器禁運政策至今都沒有解除。[102]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傷痛以及海內外每年舉行的紀念活動成為中共極力迴避但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103]与赵紫阳当政时期的1980年代的“主义纷呈”相比,赵紫阳下台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致使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开始向现代犬儒主义方向发展,[104]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么满足于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实惠埋头创收,要么奋力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排名,吸引公众和媒体的眼球。[105]
受到軟禁 [编辑]
被撤职后的趙紫陽一直是中國國內官方報道中忌諱的話題,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軟禁在家[106],他的住宅一直有人俯視在小巷牆上,門前有公安站崗,赵被软禁的四合院所在的富强胡同入口至今保留有公安的监控摄像头监视赵家门前的举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对赵紫阳的限制有四条[73]: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赵紫阳也曾多次写信给江泽民要求解除软禁,但均遭到江泽民的拒绝。[73]1997年,江泽民在访问美国之前,为了给美国有个交代,江泽民要求中南海保健处负责赵紫阳医疗的医生向赵紫阳提议打高尔夫球(在这之前是被禁止的),赵紫阳识破江泽民的用意,被赵拒绝。[73]中共十五大前,应“天安门母亲”的请求[107],赵紫阳于1997年9月12日发出“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共重新評價六四,赵紫阳在信中说六四问题迟早要解决,不论拖多久人们都不会淡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麻烦时解决好。这封信给赵紫阳带来了更严厉的软禁。[108]赵紫阳又于同年10月13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发出公开信,信中指控对他的软禁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赵紫阳在信中说[73]:
这封信没有带来任何回应,完全软禁状态从1997年10月持续到1999年12月,之后又转入半软禁状态。[73]在赵紫阳晚年的时候,几乎每年都有國際媒體傳出他去世的消息,但最後皆證實为誤傳,2005年1月6日的病發住院曾被香港《東方日報》以頭版大篇幅誤報為逝世消息。
逝世 [编辑]
2005年1月已多次傳出赵紫阳病危甚至病故的消息,只是這些消息都被中國官方否認。2005年1月17日新華社新聞稿稱:「趙紫陽同志因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趙紫陽女兒王雁南向駐北京傳媒發短訊稱:趙紫陽在當天7時01分安詳地離世;當時家人都在身旁,並為他祈禱;又形容其父終獲自由。赵紫阳逝世后,他的子女与中共中央进行了多天沟通,因意见分歧,其子女于1月25日向中共中央提出四点意见,意见的大概内容为,纠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赵紫阳所下定的错误结论;要求中共中央对赵紫阳长达15年的软禁给予明确的说法;中共中央在赵紫阳逝世后,不发表赵紫阳的生平简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对家属和关心赵紫阳的人是不公正的;基于父亲赵紫阳生前嘱咐希望尽快安息的感情,同意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办理火化和送别仪式。[109]
赵紫阳儿女们给赵紫阳的挽联是:
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
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各方反应 [编辑]
亚洲地区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電引述消息指时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於1月17日凌晨六时左右曾到病房探视,而曾经是赵紫阳下属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并没有探望,但赵紫阳的前助手田紀雲在2004年間曾三度探望趙紫陽,最後的一次探望為1月5日晚上八時,並刊登探訪時合照。[110]趙紫陽去世後其喪葬處理問題受到關注,因為這將直接反映中國政府對趙紫陽的評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將在與家屬討論後安排舉行趙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但就以已經改革領導人喪葬流程為由表示將不會舉行官方正式的追悼會。告別式於2005年1月29日上午9時在八寶山舉行, 贾庆林、贺国强、王刚、华建敏參加追悼會,在新華社新聞稿中沒有说明这些人的職銜,但强调是代表中央,[111]從而提高追悼會規格。另外,习仲勋的遗孀齐心以其个人和“率子女”的名义向赵紫阳送上花篮。[109]中共已故政要叶剑英、杨尚昆、陶铸、陈毅、胡耀邦、陆定一和芮杏文等人的后人或家属以及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广州前市长黎子流等人纷纷前往拜祭或致送花圈。[112]趙遺體被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家屬表示,趙紫陽的骨灰將置家中,而不會葬在八寶山公墓第一陳列室。同時,中國當局嚴格控制趙逝世產生的影響,限制消息的傳播與討論,打壓民間的悼念活動。除新華社外沒有任何其它的報道,有限的紙媒進行轉發,中央電視台在当日对趙的逝世新聞只字未提,只在出殡当日才作了简短的报道。[113]
香港特區政府,1月18日上午11時,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為首的100人在中聯辦門口路祭趙紫阳。下午1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近50人亦到達中聯辦。同日,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提議在立法會為趙紫陽默哀,但遭到立场亲北京[114]的主席范徐麗泰否決。民主派议员对范徐丽泰的否决表示遗憾,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4%的民众支持为赵紫阳默哀。[115]翌日立法會開會時,由香港職工會聯盟的李卓人提出「全體議員為趙紫陽先生默哀1分鐘」,24名泛民主派議員不理會前日裁決,站立默哀1分鐘。范指李行為不檢點宣佈暫停會議。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聯盟 、自由黨 、泛聯盟和非民主派的獨立議員共27名集體杯葛會議,結果立法會首次因有議員集體「蓄意缺席」而「流會」。其後記者會中,自由黨的田北俊和民建聯的曾鈺成皆否認杯葛是政治考慮或與「默哀」有關,而是因為有議員連番違反議事規則及主席裁決,令立法會會議經常中斷。民主派則指堅持默哀是「良心呼喚」,並願為良心和行為負責。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碼頭,邀請市民簽署悼念冊。同晚,香港支聯會舉辦在中國國土上唯一的一场合法民間追悼會。主辦方称有一萬五千人參加,而香港警方称有一萬人參加,《明報》報道參加者坐滿三個維多利亞公園硬地足球場。另外,香港主流媒体如《苹果日报》称中共欠赵紫阳一个公道,《南华早报》则称赵紫阳是一位具有明显人文色彩的共产党领导人,《明报》呼吁中共当局站在历史的高度,顺应民意,对赵的一生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116]
中華民國行政院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在得知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大陆内部是否会出现动荡,并发布新闻稿称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表现出对学生民主行动的宽容与体谅,国际间给予相当肯定。陆委会呼吁胡温政府在推动经济深化改革的同时,应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符合国际社会对大陆的一致期待。[117]行政院发言人陈其迈呼吁中国政府借此平反历史,诚实面对六四天安门事件。陈其迈还表示,中国经济改革得到国际的肯定,但是民主自由法制方面并没有出现同步进展,因此他呼吁中国政府学习赵紫阳先生的宽容胸襟,同步推动民主和政治改革。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晚报之一《联合晚报》以头条头版报导了赵紫阳的沉浮和天安门事件后被软禁十五年的生活。[118]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赵紫阳的离世表示哀悼,他表示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几乎都是以赵紫阳的政策为基础的,赵紫阳的荣誉并没有在六四事件中中共元老间政治斗争被迫辞职后变得黯淡,相反,在将来必定会得到恢复。[119]因参拜靖国神社而令中日关系紧张的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得知赵紫阳逝世后,赞扬赵紫阳努力促进中日关系,小泉促请中国政府推动民主改革,同时还保证日本会致力加强中日关系。[117]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细田博之讚揚趙紫陽為發展日中關係做出貢獻,表示日本政府准备向其家人发唁电致哀。[119]包括《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和《每日新聞》等在内的日本各主要媒體也迅速報導了趙紫陽逝世的消息并紛紛發表評論,稱趙紫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旗手。[120]
欧美地区 [编辑]
美国,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萊倫于1月18日赞扬趙紫陽在困難時期捍衛個人信念,作出犧牲,具道德勇氣。麥克萊倫又称赵紫阳是改革開放政策的主要締造人,協助中國經濟轉型,並經由貿易及投資,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聯繫。[121]另外,美国各主要媒体都以头条篇幅报道赵紫阳逝世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1970-80年代,赵紫阳为推动中国近代政治和经济改革不遗余力。《基督科学箴言报》针对中国政府掩盖赵紫阳历史的手法以及在赵逝世后的态度和表现,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剪裁自己的历史”的文章,文章称中国政府在指责日本不能诚实面对二战历史的时候,为何自己却不能正确面对赵紫阳对中国做出的历史贡献。[122]美国《時代周刊》官网报道,赵紫阳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希望之所在,从而成为最受人民欢迎的领导人,但他不像毛泽东被称为“伟大导师”、邓小平被封为“改革总设计师”,他不是靠这种宣传而变得伟大,他获得的尊敬来自人民。[117]
英國,《英国广播公司》称赵紫阳当政时推动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但他在政治改革上的挫败,却更为后世所传颂,他是中国政治改革挫败的象征,亦是领导阶层中反对武力镇压天安门学运的良心。[117]《泰晤士报》在1月18发表了一篇题为赵紫阳还活在人民的心中的文章,称赵紫阳是一个改革了中国,改变了世界的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家发挥了比赵紫阳更大的正面作用,文章指出政治家和学者如果想看懂中国崛起的话,他们需要学习赵紫阳思想,并呼吁大家记住赵紫阳。[123]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题为“赵紫阳在死亡中方获得自由”的评论文章中称赵紫阳的命运和六四事件密切相关,评价赵紫阳的一生功过绕不开六四的话题,赵紫阳曾经的下属温家宝当上总理后也不愿触及六四一事,因为中共惧怕六四的亡魂。《明镜周刊》则称赵紫阳的命运再次证明中国当权者是如何不遵从自己定下的法律,赵紫阳当年是被非法罢黜了总书记的职务,同样,对赵紫阳实施软禁也是党单方决定,没有任何法官或律师参与其中。[124]
葡萄牙,当时正在澳门访问的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对赵紫阳病逝表示悲痛,并对赵紫阳进行高度评价,他形容赵紫阳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中国领袖,并以仁慈、温和以及理性著称,更广为人知是他的人文关怀及人性化表现。他又表示,赵紫阳对中国的现代化贡献非常大。按国际外交惯例,外国政府高官为避免触怒中共高层进而遭到报复,很少会如此高度评价一个被软禁直到逝世的中国领导人。[119]
俄罗斯,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在1989年访华时,赵紫阳给他留下了最良好的印象。他对赵紫阳的逝世发表声明表示悼念,戈尔巴乔夫在发表的声明中说:“我记得我们的会面是在天安门抗议示威的背景下举行的。赵紫阳以非常关注和关切的心情对待这些抗议示威。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赵紫阳是最为同情示威者的,也是最为接受民主的。但是与此同时,赵紫阳反复重申,他同邓小平是同盟。”[125]同时,俄罗斯的电视媒体以罕见的篇幅报道赵紫阳逝世的消息。[126]
中国民间 [编辑]
中国国内的部分民众对赵逝世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评价赵紫阳并自发进行悼念。在逝世当天网络上曾形成悼念赵的高峰,但高潮被當局成功限制,网络上有關赵紫阳的内容被严格监控,各大網站與論壇過濾刪除任何相關消息,新浪網的新聞評論功能當天被取消,人民網強國論壇下午更是首次改為全審核狀態,中国著名的搜索引擎百度更是一度屏蔽对关键字赵紫阳的搜索,不显示任何结果,但民间仍有不少人自发撰文进行怀念。官方的告別式並不公開給公眾參與,但墓外聚集不少高舉趙相片或輓聯的悼念人士和上訪民眾。[127]
一些六四事件的當事人也都對趙紫陽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事件學生領袖之一王丹表示沉痛,並對趙紫陽去世前長達15年遭軟禁表示同情。而吾尔开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時也指出,雖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時趙紫陽也是被攻擊的目標,但在他出現在廣場後就贏得尊重,雖然他並未能為六四事件做任何實質事情,歷史該予他以正面評價。據美國之音報道,趙紫陽逝世週年期間,北京公安開始「如常」監視並拘捕悼念紫陽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動人士,如胡佳和齊志勇等人;家屬表示只在家中舉行私人紀念活動,但“家門永遠對公眾開放”,將接待前來悼念的人士。[128]
2010年4月,北京近百名民众前往赵紫阳家中祭奠。[129][130]2011年10月17號四川省成都市一批民眾﹐自發在錦江區三聖鄉舉行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他們人數不多﹐但是高舉的標語上寫的是當年讚美趙紫陽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時關注民生的民謠﹕“要吃糧﹐找紫陽”。[131]2012年清明節前後,中国互联网出现大量悼念赵紫阳的網站和网页,甚至出现“赵紫阳网上纪念馆”,而中共当局並沒有刪除這些網頁,而默许了它们的存在。这被认为是中共作出改变的一步。[132]另外,大约有200名访民到赵紫阳家悼念,[133]还有一些人哭祭。[134]
中共前任高层推动平反 [编辑]
虽然赵紫阳的支持者在他因六四事件被软禁后就不断的推动平反,但是当时后任中共高层还是成功的将他的名字和材料从大多数公开记录中移除或销毁,[69] 中央政府试图把赵紫阳从公众的记忆中抹除的努力包括涂抹赵紫阳在公共场所的图像,从教科书中将他的名字删除,以及禁止媒体以任何方式报道赵紫阳。[135]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有192人联名致函16大,要求恢复赵紫阳的政治权利并解除对他的软禁,赵常青和欧阳懿等人还因此被逮捕起诉。[136]2005年,包括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乔石,和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内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員,常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高级干部联署去函中共中央,要求为赵紫阳恢复名誉,并对赵紫阳及其对中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公开缅怀和纪念,还要求中共中央以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为赵紫阳举行公开而隆重的国葬。中国政府同意举行仪式进行纪念,但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党内外民众的诉求。[137]在中国大陆,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只有《炎黄春秋》杂志有时敢于刊登和赵紫阳相关的文章。[138]维基解密爆料称因为《炎黄春秋》发表关于赵紫阳的文章触动了江泽民,江泽民曾施压要求《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下台,但在胡锦涛的干预下,杜导正没受影响。[139]
思想观点 [编辑]
政治方面,赵紫阳以国情民意和多年的从政经验为基础,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稳定的前提下“先人权后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无民主”的香港模式,他认为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虽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评港督。同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控制,并允许结社,这样可以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因此,他不赞成一次性的施行多党制和普选,而主张先做好两项改革:首先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其次,加强法治建设,实现司法独立。同时,执政党党内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的公开化,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106]
国际和两岸关系方面,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融入西方的主流文明,通过思想解放和观念启蒙,消解中国传统的独裁文化,普及自由文化,营造出自由、宽容、多元的社会气氛。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两岸统一;经济上主张法治下的市场化、私有化,充分发挥民间的经济创造力,让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产权改革和优胜劣汰。[106]
對趙紫陽的評價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价 [编辑]
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严重错误是指“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削弱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111]
由于赵紫阳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艾思奇前秘书党校教授吴秉元指责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退回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公然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40]对社会上类似的批评,赵紫阳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有人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有什么?这是规律。”[141]
国内人士评价 [编辑]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赵紫阳的“不镇压”原则,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142]鲍彤之子鲍朴说赵紫阳是一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新型政治家,他不回避问题,其中包括民主政治。[143]中国社會科學學者严家其和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咨指出,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众多方案主要由赵紫阳等人主导制定,是中国经济改革主要的設計者、推動者和執行者。[144]中共黨史研究者高文謙说,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坚决不向学生开枪,为了这一决定他付出了16年的代价,一直被软禁到死,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会很高。[143]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赵紫阳、胡耀邦都是中华民族的伟人。如果当年能够让他们放开手,让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话,中国的今天就不是天怒人怨的情况,社会矛盾也不至于尖锐到如此地步,我们的亲人也不至于惨遭杀害,中国的今天应该是美好的。赵紫阳开创了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不说违心话,就是死都不认错的前总书记。他给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楷模和榜样。[145]
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为赵紫阳的逝世数度落泪,并评价称赵紫阳应该功大于过,他的过是大都在共产党内部,他们这个政治斗争,我不了解,我党外人不了解,但我觉得他至少对人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146]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華说,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上堅持立場,不屈服,不認錯,他表現出強大的道德勇氣和以民為本的政治良知,可謂風骨錚錚,亮節昭昭。這是他一生中最悲痛的一頁,也是最光輝的一頁。[143]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赵紫阳有关中国改革的思想和举措(执政党要在宪法的框架中行使权力)在今天看来仍然意义重大。如果当时沿着十三大的路线继续走下去的话,中国不会出现现在的尖锐社会矛盾和两极分化,而且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宪政肯定比现在的水平要高。赵紫阳的失势对历史和现实来讲,都是非常大的遗憾。[147]
国外组织或个人评价 [编辑]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称赵紫阳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人,是一位在中国处于变革的时代倡导改革的领导人。人們記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趙紫陽直接走到群眾前,聆聽他們的意見,並與他們討論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渴求。赵紫阳对国家的热爱和他独特的领导风格为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赵紫阳是中国80年代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的设计师,也是通过贸易和投资把美中两国人民联系到一起的领导人。赵紫阳在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在中美建设性的关系上,也不应该忘记赵紫阳的功绩。他是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在苦难时期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做出了巨大个人牺牲。他是中美关系强大的推动者。[148][149]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人物。[150]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称赵紫阳是一位泰然自若、文雅、坚定和重实效的人。[151]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說,趙紫陽在六四運動中堅持了人道主義的底線,在人性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上,他站到了人性與文明的一邊,并為此失去了自己的最高權位和自由。如果中共把這一點評為是錯誤而不能改的話,中共是在逆人類基本文明的標準而動。[15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爾頓·佛利民1988年受赵紫阳接见,他称赵紫阳是一位思想清晰、论事客观、诚恳可信的国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152]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说赵紫阳是最早策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之一,但现在的中国是不允许赵紫阳存在的,等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败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153]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兰普顿说,赵紫阳的领导作风十分民主,思想活跃,总是寻找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他是中国第一位新一代领导人,他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非常自如和聪慧,而不是教条主义的。[151]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教授吴国光说,古人云:上者立德,次者立功,再次立言。但赵紫阳三者皆立,1989年以身殉道,是立德;担任总理期间改革计划经济是立功,当然这有未竟之功,即政治改革;他关于政治制度变革的持续思考与论述,对于人们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转型具有深刻的智慧启迪,是立言。 [89]
回忆录 [编辑]
2009年5月13日,赵紫阳的回忆录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ISBN 978-1-4391-4938-6)(字面翻译是“国家的囚犯:赵紫阳总理的秘密日记”)出版。其内容由他在软禁期间偷偷送出的一系列录音带上的口述内容整理而成。其原文《改革历程》(ISBN 978-988-172-027-6) 於2009年5月29日於香港出版,首版一萬四千本上市後隨即一掃而空,需加印第二版[154]。台湾版书名为《国家的囚徒: 赵紫阳的秘密录音》(ISBN 978-957-13-5052-3)。
家庭成员 [编辑]
- 妻子 梁伯琪
- 长子 赵大军
- 次子 赵二军
- 女儿 王雁南
- 四子 赵四军
- 幼子 赵五军
其他 [编辑]
趙紫陽在中國內地屬忌諱話題,在百度搜索「趙紫陽」會顯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的提示字句。2012年2月20日,百度百科對「趙紫陽」詞條解除屏蔽,詞條簡述了趙的生平和任職、撤職經過,一日內就有兩百多萬人次瀏覽,但該詞條在引起網絡廣泛熱議後再次被刪除。[155]
2013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剧《赵氏孤儿案》中的部分台词如第38集第4分钟“这19年来,每年的某一个日子,总能见到百姓祭奠赵朔大人,在祭奠那些被大人(是指屠岸贾)下令处死的婴儿,大人(是指屠岸贾),你抓也抓了,杀也杀了,可就是禁绝不了关于赵氏的传言,在市井中口耳相传,传承不断”,引起一些观众无限联想,他们认为这些台词有借古喻今的意味,暗喻在六四事件中被武力杀害的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赵紫阳。[156][157]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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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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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紫陽傳》,趙蔚 著,1989年12月第一版,ISBN 962-7281-04-2
- 《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吳國光,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年7月,ISBN 962-8274-05-8
- 《我的人生兼與趙紫陽談話的回憶錄:理想‧信念‧追求》,周成啟 著,環球實業,ISBN 988-97634-4-3
- 《趙紫陽與中國改革─紀念趙紫陽》,陳一諮、嚴家祺,明鏡出版社 2005年2月,ISBN 1-932138-24-2
-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 著,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11月版,ISBN 962-675-803-1
-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著,开放出版社 2007年5月 ISBN 978-962-7934-21-9
- 《改革歷程》,鮑樸編著,新世紀出版社 2009年5月 ISBN 978-988-17202-7-6
-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著,时报出版公司,2009年6月,ISBN 978-957-13-5052-3
- 《趙紫陽還說過甚麼》,杜導正編著,天地圖書 2010年1月 ISBN 978-988-219-142-6
外部链接 [编辑]
| 维基语录上的相关摘錄:赵紫阳 |
- Youtube: 六四前夕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讲话完整影像
- VOA卫视:赵紫阳最后的岁月 完整版(上)
- VOA卫视:赵紫阳最后的岁月 完整版(下)
- 德国之声:《历史必将为赵紫阳正名》
- 何清涟:历史无情亦有情—为纪念赵紫阳逝世而作
- 陈仲旋:记我给赵紫阳当秘书的日子
- 田纪云:我所了解的赵紫阳
- 《紫陽千古——趙紫陽紀念文集•續編》首發照片
- 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改革战略分歧
- 对比新闻:赵紫阳邓小平谁错了?
- 杜潤生:胡耀邦下台與趙紫陽無關
- BBC: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生平
- 赵紫阳图书馆
- IFEX: Media Barred from Covering Zhao's Death
參見 [编辑]
| 政黨職務 | ||
|---|---|---|
| 前任: 胡耀邦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7年11月-1989年6月 |
繼任: 江泽民 |
| 前任: 叶剑英 |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1987年11月-1989年6月 |
繼任: 杨尚昆 |
| 前任: 刘兴元 |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书记 1975年10月-1980年3月 |
繼任: 谭启龙 |
| 前任: 陶铸 |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书记 1965年-1967年 |
繼任: 刘兴元 |
| 官銜 | ||
| 前任: 华国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80年9月-1987年11月 |
繼任: 李鹏 |
| 前任: 刘兴元 |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5年10月-1980年3月 |
繼任: 鲁大东 |
| 前任: 丁盛 |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4年4月-1975年10月 |
繼任: 韦国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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