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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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Beijing Babaoshan 01.jpg
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
所在 北京市石景山区
分类 近現代建筑
时代 1950年
编号 3-6
登录 1984年

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位于中國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9号的一座革命公墓。

历史[编辑]

刚公祠堂与护国寺[编辑]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原址为明朝的护国寺及刚公祠堂。明朝时,八宝山南麓有两座佛寺,分别为护国寺、灵福寺。灵福寺始建于元朝,位于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东南方向,现在灵福寺前的两棵古银杏树仍立于石景山路北侧、玉泉路口西北侧。[1]护国寺位于灵福寺西北方向,即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所在地。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兴建了护国寺,同时修葺了护国寺西侧的刚公祠堂,立有《黑山会护国寺碑记》,其中在记述麦福购买的七十亩地时,提到护国寺位于灵福寺之东:“东至灵福寺界,西至刚公神道,南至官道,北至刚公坟所。”

相传,刚公祠堂为明朝永乐初年的司礼监太监刚铁之墓。据学者考证,刚铁是明朝中后期宦官虚构出来的忠勇人物,作为“宦官祖神”供奉。明朝弘治八年(1495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载,正统七年以前,刚铁墓“有堂……有祀,牌楼、石门之属,井井其备,历岁久,入于坏烂。”正统壬戌(正统七年,1442年)内官监太监李德对刚铁墓进行修葺。弘治三年(庚戌年,1490年),黄珠再次修复,而后司礼监太监覃昌“请于孝庙,令有司致祭,岁以清明为期,著为令典”,由此使这里正式成为纪念刚铁的祠庙。[2]

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载,嘉靖六年(丁亥年,1527年),尚衣监太监李某、内官监左少监娄斌在刚铁墓的神道中兴建了一座佛寺;嘉靖九年(庚寅年,1530年),司礼监太监张佐“见梵宇之当道,蔽然目前,甚非所以奠幽灵而慰忠魂,报功德而昭国典也。询之父老,□曰所无,遂决议迁之□地,以复旧制。”《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中还称,“故我今日司礼□贤公有正大之□,□梵宇之非。不然,则刚公忠义之心无以慰□,先朝褒崇之典、悯□之意,□夫嗣续诸公景仰之诚举,无以昭□□后世矣。”嘉靖三十年(辛亥年,1551年)徐阶所撰《护国褒忠祠记》称,“祠为堂若干间……又其旁有寺,屡圮而葺。”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年)《刚祖祠记》载,“司礼监张公佐以寺墓神道前,议□之东南数武,即今护国寺地也。”以上材料说明,明朝嘉靖六年在刚铁墓的神道中兴建的佛寺,很快便于嘉靖九年被司礼监太监张佐迁到刚铁墓的东南侧,即后来的护国寺的所在处。而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重修护国寺碑记》则记载,“……岁清明,以上命享,亦得称祠。而所称护国寺者,则由内官监太监李公德始也。嘉靖庚寅,大司礼张公佐撤寺,仍祠会之旧。”此说认为,刚铁墓称“祠”之后,正统七年由内官监太监李德设护国寺,后于嘉靖九年被司礼监太监张佐撤销,恢复该祠旧貌。该说法与上述各碑的说法均矛盾。[2]

根据嘉靖三十年(1551年)《黑山会护国寺碑记》的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即庚戌之变发生之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内官监掌印太监高忠重建了祠堂三间,并增建两庑六间、石门一座,同时还在其东南购地兴建了护国寺。由此形成了延续至今的祠寺并存的状态。从此,该组建筑合称为“刚公祠寺”。祠称“刚公祠堂”,寺称“护国寺”。至于“褒忠”一词,嘉靖三十年(辛亥年,1551年)徐阶所撰《护国褒忠祠记》称为“护国褒忠祠”,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冯有经所撰的碑记称为“褒忠祠”,清朝乾隆道光等碑均称“褒忠祠”,仅有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年)碑记称为“褒忠护国寺刚祖祠堂”。 [2]

嘉靖三十年(1551年)《黑山会护国寺碑记》全文称:[3]

此后,万历元年(1573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重修鼎新”,“复置地二顷一十亩,园圃一区,以为崇奉香火之资”。万历十九年(1591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复寺,拓祠会之制”,此外“至营房山县,资修山厂一区、庑十余楹,又置依寺地六十亩,庐守祠者,以供佛及公”。万历二十年(1592年)王家屏所撰碑记中称,张诚此次恢复护国寺“佛寺之复,匪崇异教,惟是真武助顺,三犁奏功,信符感之不虚,明神人之一宗。爰作佛曲,大士罗汉,显现云表。此文皇神道之教,而刚公往所钦承者。先寺后寝,倘亦礼公严事圣祖之心如一日乎!不然,岂谓清梵贤于祠官之祝,而辄因公以彻冥福哉!”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孙隆等人“建舍置地”。清朝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年间均有重修,其中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黑山护国寺碑记》载,“灵福殿东西配殿六间,牌楼一座,则今之所增建也”,可见此次重修扩建规模较大。[2]

起初,护国寺是刚公祠堂的附属建筑,到后来刚公祠堂反倒成了护国寺的附属建筑。王家屏所撰的《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已表明该情况。宣统三年(1911年)的《重修黑山护国寺碑记》称护国寺“凡彩画者则有灵福殿、三世佛殿、天王殿与褒忠祠。”[2]

围绕刚公祠堂及护国寺,明朝清朝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宦官墓群,还有宦官组织。弘治八年(1495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称,“处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兹后内官内□葬此者不下百数冢。”光绪二十年《故宦官题名碑》中载,清朝中叶之后,管理庙务总管谷丑、领善圆明园首领张成兴杜庆,引善长春宫总管刘进喜,参与修葺的圆明园总管邵文英乾清宫总管田廷魁等人均葬于此处。[2]

《重修黑山会坟茔碑》提到的“黑山会”,本来是刚公祠堂及护国寺所在地的地名。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开头便称:“距都城西十八里,有地名黑山会,峰峦抱环……”万历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年)大学士王家屏所撰《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则称,“若刚公者……葬黑山。黑山者,在燕万山中,庶几像祁连……于是诸贵人之从九原者会焉,故称会。”此处提到的地名变为“黑山”,而“黑山会”则变为宦官公墓的代称,比喻宦官死后聚集到此相会。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冯有经所撰《重修黑山会褒忠祠碑记》称刚铁“卒葬黑山,因为之祠。祠曰褒忠,忠可知己。嗣后中贵人置会其间,岁时以上命致祀如礼,而建寺居僧以守之。”据此则黑山会又成了建立褒忠祠后,宦官在此创设的某种祭祀组织。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嘉靖三十年《护国寺记》、嘉靖三十年《黑山会流芳碑记》也都显示了黑山会是一个宦官组织。[2]

清末民初,黑山会已成为宦官养老送终的行业慈善组织。护国寺末代住持信修明(任至1950年该地辟为革命公墓为止)的回忆录称:“太监养老义会由明代至今,由来久矣。凡为太监者,无贵贱皆苦人,所以有养老义会之设……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其纯粹养老者,庙亦有二,一在北平市北长街万寿兴隆寺,一在平西黑山护国寺……凡入会者……三年后准进庙食宿,死亡有棺,为做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后死者送先死者,较亲族有过焉。”[2]

宣统三年(1911年),长春宫总管张兰福(字祥斋)在此创建同仁院,由于闲散太监生活无着,故“募得共七万余金,筑院之余,存储生息,以为常年经费,俾闲散之贫老者居于斯,养于斯,终于斯,殡于斯。”这里成为贫穷或年老的闲散太监的世代养老之地。[2]

革命公墓的创建[编辑]

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

八宝山革命公墓创建于1949年1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遵照周恩来建立革命烈士墓地、教育人民群众的指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受命建设革命公墓。在吴晗的领导下,北京市迅速成立了公墓筹备组,吴晗亲自率人勘察,最终选址在八宝山的护国寺兴建公墓。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八宝山的护国寺改建为公墓,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将公墓定名为“北京市革命公墓”,作为革命烈士的安葬之处。据说,公墓的主体建筑格局由建筑师林徽因设计。1970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北京市革命公墓更名为“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4][5]

起初在征用护国寺及其所辖土地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派出三位干部(一位来自北京市郊区工作委员会,两位来自北京市公墓筹备组)同护国寺住持信修明进行协商。公墓筹备组人员回到北京市人民政府之后,经反复研究,迅速拟定了搬迁安置居住在护国寺的太监的方案。随后,公墓筹备组人员找到信修明,将方案交给他。根据该方案,信修明被安置在北长街万寿兴隆寺太监庙,年老太监安置在琉璃河太监庙,其他太监安置在西斜街太监庙。信修明和太监们见人民政府未将他们赶往农村,且依然将他们安置在太监庙生活,而且还都在北京市内,便接受了安置。[6]

以王荷波为首的18人集体墓是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最早入葬者。王荷波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在北京被张作霖逮捕,于1927年11月18日与其他17人在安定门外遭秘密枪杀,史称“十八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要找到十八烈士的遗骨,并尽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工作组经过2天挖掘,发现了王荷波的遗骨。随后,十八烈士的遗骨入葬八宝山革命公墓。[5]

八宝山革命公墓创建时,主要用于安葬“我国已故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革命烈士、国际友人和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1992年,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安葬范围由原来规定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提高为司局级以上干部。1996年12月,八宝山革命公墓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7年5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4]

2005年,北京市殡葬管理处透露,北京市已经开始重新规划八宝山革命公墓,计划将其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座国家公墓。[7]

八宝山革命公墓南临石景山路,北到八宝山。八宝山革命公墓西侧有八宝山殡仪馆,为北京市最大的殡仪馆。该殡仪馆附设的老山骨灰堂位于该殡仪馆以西。八宝山革命公墓东侧为园林小区。八宝山殡仪馆与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属石景山路9号院。八宝山革命公墓属于革命公墓。八宝山北麓另有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属于普通公墓。

建筑[编辑]

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八宝山革命公墓主要分为墓区和骨灰堂两部分。公墓内遍植松柏。[5]

  • 大门:坐北朝南,面临石景山路,门口有两尊石狮、四株古柏。大门内有甬道,正对革命公墓骨灰堂大门。[5]
  • 墓区:八宝山革命公墓并未根据死者的等级分类建墓,而仅按照逝世时间顺序依次建墓。[8]
    • 一墓区:位于骨灰堂的东北方,殡葬处办公楼以北。
    • 二墓区:位于公墓西南角,紧邻八宝山殡仪馆的东墙。其北侧为八宝山殡仪馆的东门。
    • 三墓区:位于公墓中央甬道东侧,骨灰堂南侧。
    • 特东八区:位于公墓西北角,紧临公墓东墙。南北长、东西窄。
    • 东八区:位于特东八区西北侧,紧邻公墓北墙。东西长、南北窄。
    • 西八区:位于东八区西侧,紧邻公墓北墙。东西长、南北窄。
    • 撒放区:两块,一块位于一墓区以北,一块位于上八区以北。
    • 天字区:位于特东八区以南,紧临公墓东墙。南北长、东西窄。
    • 上八区:位于西侧的撒放区以南,一墓区以东。
    • 下八区:位于天字区以南,紧临公墓东墙。南北长、东西窄。
    • 任弼时墓:位于西八区、东八区及两块撒放区之间。
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中一堂
  • 革命公墓骨灰堂: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建于1958年,是由原护国寺第一、二进大殿及配殿改建而成。[8]截至2012年,骨灰堂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共有骨灰室28间。骨灰堂平面对称,东、西各有一个院落,中间是中一室所在院落。骨灰堂大门开在西路最南端,位于整个骨灰堂的西南角,大门上有“革命公墓骨灰堂”的匾额。骨灰堂的骨灰完全按照死者的生前级别摆放。在28个骨灰安放室中,中一室等级最高,此外有9个安放室存放副部级以上干部的骨灰。中一室(又称“骨灰安放一室”或“瞻仰厅”)在整个骨灰堂的正中最北端,位于原护国寺第一进、第二进正殿旧址上,中一室内正中为朱德的骨灰盒(101号),中一室内还有陈毅林伯渠董必武陶铸彭德怀(102号,已迁出)、廖承志李富春许光达陈赓徐海东溥仪(已迁出)、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等人的骨灰。整个骨灰堂只对家属开放,凭骨灰存放证入内。[9]
  • 骨灰墙:11面骨灰墙分别位于骨灰堂北、西、东三面,于1988年开始陆续兴建。[8]入骨灰堂大门,最先见到的是“红军骨灰墙”,墙面刻有“弘扬红军精神,建设伟大祖国”,墙上的最后一个编号为1135号。[9]
  • 烈士堂:建于1993年。[8]位于骨灰堂西北侧,八宝山殡仪馆取灰处南侧(二者隔有院墙)。
  • 殡葬处办公楼、革命公墓办公楼:位于骨灰堂以东,单独形成一个长方形院落,其东侧紧邻革命公墓的东墙。院门有两个,北侧大门设在革命公墓办公楼西北,南侧大门设在革命公墓办公楼西南。殡葬处办公楼呈“⌉”形,紧邻该院落的北墙和东墙,为北京市殡葬管理处的办公地点。革命公墓办公楼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办公楼,东西长、南北窄,位于殡葬处办公楼东翼的西侧,和殡葬处办公楼北翼之间夹有一个庭院,革命公墓办公楼南侧也有一个庭院。两个庭院各有一个大门通向西侧,即上述两个院门。北京市殡葬协会也在该院办公。

安葬在八宝山的名人[编辑]

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图右可见“汤用彤先生之墓”(一墓区“月字组”东2)。该墓左侧为“周学义同志之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美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史平浩之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美国共产党最早党员之一玛尼娅·吕思同志之墓”

以下列出一部分安葬在八宝山名人:

建国前逝世中共人物[编辑]

党和国家领导人[编辑]

※下列人士以生前最高級別為準:

正国级[编辑]

副国级[编辑]

其他高级干部[编辑]

正省部级[编辑]

  • 王维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 启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副省部级[编辑]

正厅局级[编辑]

  • 符荣,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原北京钢铁学院)

级别不明[编辑]

非中共政治人物[编辑]

其他各界知名人士[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