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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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ccupied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1949.jpg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实际上标志着国共内战的胜负已定。
日期: 1946年1950年
地点: 中国
結果: 中国共产党中国大陆及绝大多数沿海岛屿取得全面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及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败退至台湾地区。双方相隔台湾海峡呈对峙状态。
參戰方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军队 中国共产党军队
1947年以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之后〕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國民政府
Republic of China Army Flag.svg 國民革命軍
1947年以后: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政府
Republic of China Army Flag.svg 中華民國國軍

 中華民國

指揮官和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 五星红旗 毛澤東 主席
中国共产党 五星红旗 朱德 总司令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蔣中正(1948年5月20日前為國民政府主席,之後為中華民國總統
兵力
1,200,000人 (1945年7月)
2,800,000人 (1948年6月)
4,000,000人 (1949年6月)
4,300,000人 (1946年7月)
3,650,000人 (1948年6月)
1,490,000人 (1949年6月)
伤亡与损失
(1945年9月-1950年6月)阵亡26万,被俘、失踪19万,伤85万
中共统计:(1945年9月-1950年6月)1065.8萬人被消滅、俘虜、改編[1]

第二次国共内战1946年1950年)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争夺中国政权的内战1947年3月战争全面爆发,1949年中國共产党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並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国,中華民國政府及国民党则退往台湾,此后双方在台湾海峡两岸互相对峙。

名称[编辑]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称这场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民国政府與中国国民党方面認為是中共對中央政府的叛亂[2],称这场战争为戡乱战争。国际上一般称这次战争为第二次国共内战

背景[编辑]

国内因素[编辑]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1945年9月上党战役中,中共军队围攻长治
1946年应中共要求,广东东江纵队乘美国运输舰前往烟台整编,后参与山东内战

1945年8月15日,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敌人消失了,两党过去积累的历史矛盾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分歧开始浮出水面。[3] 但在当时中国国内普遍厌倦战争渴望和平的形势下,两党为了顺应民心也为了争取政治主动,都做出谋求和平的高姿态。8月14日至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家前途。8月25日,中共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军队、党派合法、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26日,中共正式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和谈。尽管国共两党为和平的努力受到国内舆论一片赞扬,但双方并没有放松对实际利益的争夺,在对日接收的问题上两党矛盾尤其突出。國民政府依盟軍指示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接受日軍降权,但共产党則認為只有解放區抗日軍隊才有權代表中國接受敵偽軍投降,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的抗日軍隊,中共以實際的抗命行動,代表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4],双方军队在华北、东北多处冲突。[5][6]


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在日军正面进攻下从华东撤到西南。因此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军队的主力偏处于后方,在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几乎没有政府正规军存在,在长江以南、粤汉路以东仅有第三战区的部队[7]。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则利用他们在游击战和农村工作上的经验,在日占区的农村地区组织抗日运动。到1945年4月,中共在华北控制了大部分农村地区,根据地总人口约9550万,并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国民党一争的军队[7][8]:10-43

国民政府在竞争接收华北和东北日占区的时候在地理上明显处于劣势。由于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是同盟国唯一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因此国民政府在受降过程中一再强调并利用这一法统上的客观优势。11日,蒋介石命令日军只能向他指定的部队投降,同时要求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受降并占领战略要地,对共军则命令“原地驻防待命”,阻擋共产党代表全中國接受日偽軍受降权[9]。21日,国民政府任命中国战区15名受降长官。国民政府鉴于后方军队仓促之间难以运往日占区的现实,利用日伪军临时“维持治安”。23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要求日军维持占领区,保证交通线通畅以待中国政府军到达,还命令日伪军队“收复”新近被中共军队占领的地盘。在国际上,由于美国担心共产党的势力扩大,国民政府在受降过程中得到了美国的直接支持。此外,国民政府还在日本投降前夕与苏联签订了盟约,以接受外蒙古独立以及承诺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换得苏联承诺东北属于中国并不支持中共。[10]:1-3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指示日本部隊,除中國東北外,中國大陸及台灣、北緯16度北越南境所有日軍,必須立即向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委員長及其代表投降。對此,岡村寧次表示絕對服從。朱德以中國解放區總司令名義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國接受日、偽軍投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代表參加受降工作,並稱蔣介石為「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挑撥內戰」[11]。接著,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中共將領投降,但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12]。中共拒绝了蒋“原地待命”的命令,针锋相对地要求所属部队向日伪全线反攻,同时命令日军除了被政府军队包围的部分向中共军队投降[13][10]:1-3。至26日,共产党已“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14],日伪军队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向中共进攻,到9月底攻占了20多个城镇。[8]:10-43在山西上党,塞北平绥等地,政府军与中共军队之间发生激战。9月,中共放弃了原来占据平汉路以东的计划,正式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准备放弃江南各根据地并将部队撤到江北,大力发展东北和华北根据地,为将来发展打下基础。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进军东北,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8月30日,八路军曾克林部在一支苏军配合下攻克山海关。曾克林的先头部队在东北短时间内就接受了大量军火,招募了大量人员。黄克诚率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9月中旬从苏北出发,11月底到达东北。[15] 同时,罗荣桓带领共军在山东的主力部队6万余人大量渡海到达东北。原来要南下的王震部359旅,也改派往东北。先後抵達10幾萬人。同时,中共成立东北局,向东北派出20多位高级干部。

国民政府要求日伪“维持治安”的命令实质上授权其延长了对沦陷区的统治,这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在抗战后的内战期间,国民党接收大员严重腐败,导致民怨,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接收成了劫收”。国民党接收大员贪腐被认为是触发台湾二二八事变最直接原因,唐賢龍在二二八事變後出版《台灣事變內幕記》指出:“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16] 在被讥讽为“劫收”的接收之外,伪币因为政府的错误政策急遽贬值,光复地区人民因此受到直接的经济损失,加上政府对汉奸惩处的暖昧以及对前沦陷区人民居高临下的态度相对比,民众对国民政府在战后复兴时期的表现大为失望。[8]:10-43

1945年下半年国共主要冲突列表
战斗名称 大致时间 爆发原因 实况
上党战役 9.10-10.12 阎锡山部队在长治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发起进攻 阎锡山部队10个师被全歼,长治中共攻占
津浦战役 10.15-12.14 阻止国军沿津浦路北上受降 中共军队攻占山东大片地区,山东华中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平绥战役 10.18-12.14 傅作义部队在绥远接受日军投降,中共为打通华北东北交通 中共军队围攻归绥包头两城一个半月,未能攻克最后撤退
平汉战役 10.24-11.2 国军沿平汉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阻止其北进 中共军队合围国军7个师,将其全歼
山海关战斗 11.15 开进东北之国军在山海关途中遭遇中共军队阻击 国军突破中共军队阻击,穿越山海关,攻占锦州

国际因素[编辑]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英国为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减少美国的牺牲,未经中国国民政府同意赋予了苏联大连国际化、苏联在大连港的特殊权力、苏联租用旅顺港设立海军基地以及苏联在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的特权。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中国同意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前途(尽管后来的投票过程严重不透明),换取苏联将东北交还给国民政府,并承诺不支持中共。

12月底,按照波茨坦公告,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关于中国,三国达成协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政府,该政府应该有广泛的参与,和内战停火。三国都同意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外长指出,苏联驻东北军队已经完成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驻东北军队的撤回将推迟到1946年2月。美国外长指出,美国在华北驻军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在中国军队能独立担负责任后,美国驻军将立即撤回。[17]

政治协商与军事调处[编辑]

1945年,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
1946年5月,国共四平激战

1945年8月,毛泽东率代表团飞赴重庆就国家前途与蒋介石等谈判。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延安蘇聯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新戰略,希望在莫斯科支持下於中國華東、華北、東北等臨近蘇聯的地區建立起根據地,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18],國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向,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具体问题。1946年1月,国共两党并民盟青年党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围绕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五个问题展开讨论,最终达成五项协议。协议规定,政府改组后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规定国府委员里国民党占半数,另外半数由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组成,重大议案须2/3多数委员支持通过;在执政纲领上,通过了以中共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一致同意和平实现民主宪政;一致同意整编国共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19]

1946年1月初,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下达了1月停战令,以迎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2月,国共达成整军方案,决定统一整编国共军队为国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12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60个师的目标。3月,国共达成迄今最后一个正式协议:东北停战协定,但该协定已对激烈进行的东北内战无实际约束力。[20]

苏军从东北撤离后,国共在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1946年3月1日,蘇聯向國民政府表態決定自東北撤軍;同年4月6日撤軍後,中共軍隊迅速抢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国民政府则在美国帮助下将大批精锐部队运至东北,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局势急剧恶化。由於中共軍队在蘇军撤退後一個半小時,對原本由中蘇共管的長春發動攻勢,並在4月8日佔領長春[21],国民政府认为此舉率先違反了1月停战令[22],導致4月時東北長春幹線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5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占领长春,第二次四平战役后林彪所部被重创后,国军一直追击到松花江畔,逼近哈尔滨。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蔣介石在6月6日下达了六月停战令,同意东北休战15天,后来又延长8天。休战期间,蒋要求中共必须放弃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和哈尔滨,遭到中共拒绝。[10]:56-58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宪草修改提议案引起中共激烈反应。重庆南京的国共谈判与全国的军事冲突同时进行,两者互相影响。双方的战斗主要在谈判争议不下的地区(如东北,苏北和中原等)进行,而双方认定的“固有”地区(如延安)则几乎未发生战斗,反之若一方进入对方的固有地区(如中共进入长春,国军进入张家口),则会引起另一方谈判代表的强烈抗议。中共仍然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并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因此,此时的内战仍未以国共公开决裂的方式爆发[來源請求]。在杜鲁门总统支持下,马歇尔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国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23][24]

戰爭結束後,魏德邁將軍在美国國會作證,杜魯門政府1947年決定停止進一步的培訓國民政府军隊,并对国民政府實施武器禁運。西方記者与決策者不斷的對國民黨指責和批評造成國民政府军士氣低落,進而導致國民政府军失敗[25]

全面内战爆发[编辑]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会,谴责制宪国大召开,宣布自己将返回延安
1947年3月7日,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南京送董必武等中共驻京人员乘坐美飞机撤回延安

1946年6月26日停战有效期刚过,國軍在劉峙程潛的統率下,以20萬優勢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边界宣化店被包围的李先念部6萬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率部提前突围[26]

7月,国共就苏北政权的谈判陷入僵局,此时国军为保卫南京侧翼安全,向苏中和苏北的新四军驻地发动进攻[27]。粟裕发起苏中战役,与国军激战从7月开始到12月底结束,连打七仗,粟裕部在运动战中歼灭了国军第69师,此次战役,共产党方面称为“苏中七战七捷”;而国军则占领了苏北全部城镇,把中共军队压过了陇海线

在山西,解放军在7月下旬发起攻势。7月20日,解放軍为攻占大同,在应县与国军激战,始终未能攻克。8月,解放軍围攻大同。傅作义部全力增援大同守军,9月,傅作义第35军进攻集宁以解大同之围,此时国共在集宁处于胶着状态,大同又迟迟未能被中共攻克,故解放軍主动撤退。10月初,应马歇尔要求,国民政府下达第三次停战令,但停战令期限刚过,10月11日国军36集团军乘中共主力在大同之际,奇袭夺取了中共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正在斡旋国共冲突的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看到国军攻占张家口的报纸后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28]

在山东,8月10日,刘邓三个纵队突袭陇海线,占领砀山兰封之间百余公里铁路,随后国军调集大军反攻。9月初,解放军撤退的同时在定陶全歼国军整编3师,但是国军整体呈攻势的局势没有改变。在东线鲁西南地区,国军进展较为顺利,在晋南地区,胡宗南部队受阻,整1师第1旅被陈赓部围歼。10月下旬,国军占领25座县城,完成华北南线作战,中共晋冀鲁豫部队被压制在黄河以北。解放军的撤退让国民党误以为胜利在望。然而解放军人数实际上未减少,很快展开了反攻。

张家口被国军占领后,中共和民盟要求追究国民党破坏和平的责任。国方坚持于1946年11月中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周恩来称,“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就回延安”[29][30]。在部分人看来,国民大会前中共能否提交名单已经成了问题关键。在马歇尔拒绝调停的情景下,10月26日,第三方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经周恩来施压又撤回此案[31]。11月11日,国府通知第三方面,国大代表报道人数达到法定人数,无论中共是否参加,均预定在11月15日举行。第三方面中的民社党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民盟则拒绝参加并开除民社党出民盟,这一分裂标志着第三方面的调停的失败。

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召开。此时,国民政府为迎接制宪国大,下达了第四次停战令,但已经对军队战斗没有约束力。1946年12月起,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攻势,据中共称至翌年4月歼灭国军4万余人,攻占城镇11座。

1947年1月,《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国民政府应马歇尔的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能进一步举行圆桌会谈,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党争端。共产党方面认为国民政府没有诚意,中共南京代表陆定一回应,“废除伪宪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32]。关于这三次谈判,梁漱溟写到:“综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因为“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33][34];中共认为,是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试图嫁祸共产党[35];国民党认为,是“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動員,從事戡亂,這是最近的歷史事實”[36]

1947年2月底,国民政府公开下令驱逐中共代表[37],限令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留守处代表3月5日前撤离,并关停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驻京留守处代表乘坐美国运输机撤离南京。


国共攻守形势的转换[编辑]

1947年3月10日,中共首都留守处人员从南京返回延安3天后,国军胡宗南兵团从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进攻
1947年5月中旬,国军精锐整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
1948年交通大学教授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投票

中共代表离开南京的3天后,即1947年3月10日胡宗南率领20万国军进攻延安。面對20餘萬国軍,共產黨方面將中共中央主動從延安撤退,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2万余人開始在陝北高原進行遊擊戰,期间获得了青化砭、羊馬河、沙傢店等战斗的胜利。胡宗南的国军经过3个多月的战斗,仍未达到其歼灭中共中央的目的。

在山东地区,在顾祝同率领下,60万国军进攻山东。由於國軍採用了齊頭並進的戰術,將軍隊控制在一個範圍內,導致解放軍的遊擊戰朮無法奏效。但粟裕提出以山東解放軍主力決戰的方式粉碎圍攻的方式最終被採用。在孟良崮戰役中,整編74師全軍覆沒,師長張靈甫陣亡。6月,国军继续自鲁南向北进攻,国军齐头并进,步步紧逼,18日,胡琏整编11师占领中共山东指挥部所在地鲁中南麻镇。此时因刘邓军在鲁西进攻,国军被迫自鲁中回援,陈毅粟裕部队乘机进攻南麻整11师,但因连降大雨,解放军弹药受潮,攻击出现困难,久攻未克。此时国军再度调集大军围攻,陈粟部因多处军队有遭遇合围危险,伤亡较大,因此放弃围攻,撤至黄河以北惠民1947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最高检察署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1947年夏天起,逐渐掌握优势的解放军开始主动反击。7月31日,中共正式使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

在中原地区,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部队夜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7月1日,刘邓渡河后包围郓城国军整编55师,此时陈粟军从国军缝隙处南下,进攻费县,威胁兖州。同时刘邓军又攻克郓城,曹县,并将羊山集处国军整编66师合围。7月底围歼羊山集整编66师。8月,刘邓部队在国军大部队围攻下,南下中原,进攻国军薄弱地带。19日,全军渡过黄泛区,23日强渡汝河,26日乘淮河洪峰之间渡河,进入大别山战略锁钥区。追击国军因淮河水涨而被阻淮河北岸。与此同时,陳賡謝富治兵團在茅津渡处渡河成功,紧逼洛阳。8月,在毛泽东指示下,陈粟军队重新南渡黄河,发起进攻。三路大軍,互相策應,在黃河長江之間的廣大地區形成了一個「品」字形的戰略態勢。

刘邓进入大别山后,白崇禧成立九江指挥部围剿。至1948年2月底,刘邓部队因在大别山损耗过大,撤出大别山区。1948年3月,陈赓谢富治兵团乘中原国军兵力空虚,进攻洛阳,两进两出,两次歼灭国军守军。4月,刘邓部队进攻阜阳。经过近一年的战斗,中原地区的战事转向对中共有利的一方,国军日趋被动。5月,中共成立中原野战军,发动宛东战役,击溃国军18军。6-7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动豫东战役,攻克开封,歼灭整编66师一个旅,第7兵团兵团部及下辖的整编75师,确定了中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

在东北战场,林彪罗荣桓部兵力占据优势,且装备精良,故一直以攻势为主。1947年6月-7月,林罗部围攻四平,血战未克,兵力受损。8月开始,林罗部发动秋季攻势,大量围歼国军部队。1948年初,林罗部队再度发动冬季攻势,围歼国军精锐部队新五军,导致国军遭受重创。2月,林罗部以强大兵力第四次围攻四平,经过血战攻克四平。此时东北的国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林彪部队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处于完全机动地位。此时,北宁线被中共切断,国军只能依赖空中补给,国军试图撤退但是空运问题难以解决。5月开始,解放军合围长春,围而不打。导致大量平民餓亡,国军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几个孤立的据点。

在陕北战场,彭德怀部队在1947年8月初围攻榆林钟松整编36师北上救援。随后彭德怀围点打援,发动围攻钟松的沙家店战役。刘戡全力救援,钟松逃脱。10月,彭德怀再度围攻榆林,国军已经无兵可调,不得不由蒋中正致电宁夏主席马鸿逵求援,马鸿逵命整编18师支援榆林,彭德怀再度围点打援。宁夏军与彭德怀部队在元大滩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最后彭德怀撤退。2月,彭德怀部在宜川围点打援,歼灭刘戡29军主力,刘戡自杀。4月底彭部占领延安,后撤至黄龙地区休整。

在华北地区,国军兵力空虚,聂荣臻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机动作战。10月,因华北国军增援东北,解放军乘机向保定石家庄进攻。11月12日,聂部攻克石家庄。此时傅作义受命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率领主力部队沿平保线寻机作战。聂部围点打援,机动歼敌,消灭国军35军两个师部。徐向前在山西南部发起运城战役,12月全歼守敌。此时国军在晋南仅剩临汾一座城市。1948年5月中旬,临汾被解放军攻克。

毛泽东在1948年8月称“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38]

国共战略决战[编辑]

1948年9月,解放军攻克设防坚固的要塞济南,成为决战序曲。同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方向发动战略决战,并取得全部三场战役的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国军总兵力损失150万人以上,精锐兵团几乎全军覆没,标志着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经全面崩溃。

遼瀋戰役(辽西会战)[编辑]

1948年5月,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开始长期围困长春,9月包围锦州。国军组织廖耀湘第九兵团自沈阳西进彰武,并在锦西塔山海滩登陆东进,企图解救锦州未果。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锦州战役结束后,第九兵团试图从黑山,打虎山南下营口海路撤退,但未能突破该阵地并延误时机。林罗部队自锦州回援,将国军精锐包围全歼,俘虏廖耀湘。11月,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营口,占领东北全境。

淮海战役(徐蚌会战)[编辑]

淮海战役中的解放军士兵

1948年11月,鉴于苏北决战日趋临近,国军决定向徐州集结。黄百韬兵团从连云港西进徐州,行至大运河附近的碾庄地区时被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包围。同时,国军黄维兵团自确山驻马店东进徐州,11月26日在双堆集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11月18日,碾庄的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黄百韬阵亡。鉴于集结计划失败,12月1日,国军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放弃徐州,带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西退,中途蒋中正空投命令,要求杜聿明必须将黄维兵团救出,与解放军决战。12月4日,杜聿明集团被迫重新南下,在河南孟集、陈官庄地区被粟裕华东野战军包围。12月15日,黄维兵团覆没,仅胡琏逃脱。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发动总攻,杜聿明集团全军覆没,杜聿明被俘。解放军攻占长江以北大片土地。

平津戰役(平津会战)[编辑]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

1948年底,中共华北野战军杨成武部在新保安合围了傅作义国军精锐第三十五军,将其全歼。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迅速南下,攻占咸水沽,切断平津国军海运的退路。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塘沽的分割包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动总攻击,15日八时占领天津,俘虏守军司令陈长捷。北平仅剩下傅作义守军20万人。傅作义经过第三方面苏静邓宝珊等人与中共接触,达成了和平协议;1月22日,国军出城接受解放军整编。31日,解放军进入古都北平,而国军在华北仅剩下太原一个据点。

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编辑]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路線
1949年国军在吴淞上船撤往台湾

长期战争和错误的经济政策使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区的经济走向崩溃边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39]。在经济混乱和军事失利的双重打击下,1949年1月21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接任后,宣布与中共和谈。

另一方面,蒋中正以“预支军费草约”为理由,将国库的大部分资金450万两黄金(存于上海中国银行)、3.84亿美元外汇转至台湾。这笔资金后来为台灣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40]

1949年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4月15日雙方在《國內和平協定草案》的基礎上經過磋商,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共8條24款。但在共产党规定的和谈截止日4月20日,南京政府認為:“将国民党高层数人直接列为战犯,这是国民政府方面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的。”,於是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1日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动渡江战役强渡長江4月23日,解放军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5月3日占领浙江省省会杭州5月22日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5月27日攻克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5月中旬,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武汉附近渡江,于16日、17日相继占领武汉三镇。在华北,解放军4月24日攻克山西军阀阎锡山长期坚守的山西省会太原。5月,驻青岛美军开始撤离,6月2日解放军攻占青岛。在西北,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于5月占领陕西省会西安,8月占领甘肃省会兰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占领陕、甘、宁、青 4省后,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鲍尔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率领所部7万余人于1949年9月25日和26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即被中共控制。

1949年初,中华民国政府各部南迁广州。4月23日,代总统李宗仁离南京飞广州,与白崇禧组织华南防线。同时,年初下野的蒋介石一直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幕后指揮军政事务,他将政府价值约3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储备及忠于他的军队迁往台湾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与国军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宣布起義,次日湖南省会长沙和平易帜。9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消灭白崇禧集团主力。10月14日,解放军占领广州,民国政府西迁重庆,在西南地区组织抵抗。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占领上海后向东南沿海进军。8月17日攻占福建省省会福州10月17日渡海攻占廈門,但在10月25日金门战役中未能成功,11月3日登陆浙江舟山群島中的登步島时再次失利。登步岛后来也被解放軍攻克,如今由中华民国继续控制的金门县连江县台湾岛而成為兩岸问题

10月23日,解放军发出了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11月,蒋介石抵达重庆重返政府,李宗仁於11月20日出走香港。11月1日解放军展开西南战役从湖南、湖北进军西南,11月15日占领贵州省会贵阳,30日攻占重庆。此前民国政府迁至成都,随即于12月7日宣布遷設臺灣臺北12月8日10日,民国政府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政府公務員及兩蔣紛紛離開成都飛抵臺北。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分别在昆明彭縣投共,解放军和平进军云南、四川两省。27日,解放军攻克成都,西南战役结束,此役解放军围歼国军93万,国民政府在大陆最后一支重兵集团被消灭。28日,经过激烈的新渡口战役,解放军一八一师横渡涪江天堑占领三台,旋即夺取绵阳。胡宗南率殘部逃往西昌。1950年3月27日,解放軍進入西昌。4月初,西昌戰役結束。

1950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10月6日至24日进行昌都战役,占领了藏东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打通了进军的道路。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遂于 2月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谈判,并于5月23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1950年3月5日第四野战军展开海南岛战役,以木船为主要航渡工具横渡琼州海峡,于5月1日攻占海南岛,至此,中国共產黨已经控制了中國大陆除台湾外大部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编辑]

在解放军全面进军的同时,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共产党与民盟等民主党派及各界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完成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准备工作,将北平改名北京并定为首都。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国家名称不同于中華民國的新中国,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新国家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定于1949年10月1日举行建国仪式。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就职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就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由马叙伦、林伯渠等人提议,将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当即表示十分赞成,并说:“我们将此作一提案,向政府建议,由政府来定。”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规定了每年的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第二條戰線[编辑]

土地改革[编辑]

土改期間贫农批斗地主

这段时期国民政府及其存续政权民国政府宪政吸引民心,与中共对抗。1947年4月,作为看守政府预备行宪的国民政府依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正式改组,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制宪各党进入政府。同时1947年11月21日-23日,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由全体国民直接选举3045名国民大会代表,实现了中国的首次直接民选。1948年3月召开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5月,中华民国政府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正式走入历史。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二五减租办法。1946年公布《土地法》,政府赎买从地主购买土地分给贫农,以实现耕者有其田。1948年,立法院通过《土地改革方案》,以贯彻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到1949年,政府终于完成在全国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一切准备,到1952年大陆地区基本完成了这个目标。针对中共佔領區的土改运动,1946年10月行政院公布《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对中共已经分田地之地区,国军占领后,不强迫农民归还地主土地,而是采取这种办法,“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非自耕农时,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准依原有证件,或保甲四邻证明文件,保持其所有权,并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佃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然而,由于共产党军队打土豪政策的结果,地主及其民团跟随国军还乡之后,实际上默许地主以各种手段收回其损失,并不加以制止。

中共一改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实施土改。基本办法是在农村按照土地多少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地主富农土地被没收,地主要受到批斗,因此起初使得廣為贫农佃农的支持。1947年底土改高潮时,中农土地也要被分割沒收。以至农村出现恐怖气氛,据晋绥地区报告,“一般群众恐慌,生产情绪低落,灾情加重,并发生严重外跑现象。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41]。有村庄连贫中农之东西都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42]

有鉴于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成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43][44] 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明确土改的地区差别,即老区只进行适当调整,半老区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新区第一步土改不触动富农;明确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将划为地主、富农的标准提高,使他们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下降到10%以下);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倾宣传等等。[45] 据此,各根据地在1948年内普遍进行了纠正土改“左”倾偏向的工作,主要是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使土改恢复到正常有序的轨道上。[46]

金融改革[编辑]

由于战事的不断持续,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得通过印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法定货币出现了急剧贬值。期间曾多次发生黄金挤兑风波,令国民政府的黄金储备大幅度减少。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開始發行名义上可以无限兑换黄金的新货币——金圆券。金圓券發行的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強迫民間以黃金、外幣兌換。但由於沒有嚴守發行限額,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令民間經濟陷入混亂。结果改货币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十個月左右,貶值卻超過二萬倍。特別是城市的中產階級所受的經濟損失極巨,令國民黨失去原來最重要的支持者,亦是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迅速垮台的原因之一。1949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又发行银圆券。但由于在大陆的统治进入末期,加之无足够的银元为担保,该货币很快在流通中被拒收。内战末期,国民党將黄金运往台湾,成为退守台湾初期国民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随着中共在国共内战中的顺利进展,分散的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亟需一种统一的货币替代原来种类庞杂、折算不便的各解放区货币。1947年4月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解放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同时着手开展统一货币的工作。1947年10月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着手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终于在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

学潮蜂起[编辑]

沈崇案后的反美游行
上海同济大学学潮,国府军警持水龙头镇压
1947年2月前的重庆曾家岩民生路新华日报社,办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

中共在战场后方通过秘密的地下党员,策动学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此次游行学生与军队冲突酿成血案[47]。与中国共产党互为友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缔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学潮,配合中共的斗争[48]。1948年8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统计称,共产党“职业学生一年半以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18个重要都市[49]

1947年2月被查封之前,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大力宣传中共的思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登有新华社发的中共军队胜利战报,每天辟有专栏登载国民党被俘刊登启事[50],将中共俘虏的国军将官公布在报纸上让家属认领。此事引起了国统区的普遍恐慌。据新华日报编辑回忆说,“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51] 重庆地下党秘密发行《挺进报》以取代新华日报,大量散播中共军队在前线胜利的消息,并组织工潮,学潮和农村暴动。

1946年底至1949年10月主要学潮
时间 爆发地点 原因 实况 备注
1946年12月 北平 北京大学预科女生沈崇被美国士兵强奸 全国性反美运动 中共领导[52]
1947年5月 南京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中共领导[47]
1947年5月 武汉 (同上) 学生与军警冲突 中共领导
1947年10月 杭州 浙大学生会于子三参与地下党被捕死于监狱 全国各地学生抗议政府逮捕屠杀学生 中共领导[53]
1948年1月 上海 同济学生自行选举自治会,被校方开除学籍 同济大学学生赴市政府请愿 中共领导[54]
1948年3月 北平 民国政府查封中共地下党组织华北学联 万余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 -
1948年4月 北平 民国政府逮捕华北学联学生 五百学生在政府北平行辕请愿 中共领导[55]
1948年6月 沪津 美国决定扶植日本经济 上海万余名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天津北洋大学拒绝美国救济粮 -
1948年7月 北平 北平市参议会决定重新考核东北流亡学生在北平临时大学之入学资格 四千学生前往李宗仁官邸请愿 -
1948年7月 北平 政府和学生互相开枪对射[56],死亡8名学生[57] 一万学生前往李宗仁官邸请愿抗议 中共领导[58]

情报与宣传[编辑]

除此之外,中共在国府安插的情报人员刘斐熊向晖郭汝瑰也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还有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陈布雷的女儿女婿均是中共地下党員。[59]

战争罪行[编辑]

国共内战时期,国共双方皆犯有一定的战争罪,如1948年5月至10月长春围困战时,中共军队萧劲光部包围长春,在林彪的命令下,无差别切断长春与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系,禁止一切人员离开长春,守城国军大舉強徵城内平民的口粮和储备粮,解放軍后来开辟通道,但為時已晚并遭到国军阻扰,最终导致城内数十万平民饿毙(具体数字有待证实)[60][61][62]。中共军队所到之处进行土地革命,大量无辜人士遭到杀戮,而随国军还乡的地主、土豪及民团也大规模清洗之前与共军有关的村民,使很多无辜公民遭到国军屠戮。1947年全国学生运动期间,部份暴力群眾企圖搶奪軍警槍械国民党被迫进行镇压,造成無辜人员死伤(六一惨案)。1949年冬国军从成都重庆等地撤退前,在十二桥渣滓洞白公馆大量处决政治犯人。

伤亡统计[编辑]

國民革命軍[编辑]

有关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歼灭国军的确切总人数,长期以来,军事历史学家和军史资料均沿袭采用解放军总部发布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和说法:共歼灭国军正规军554.247万人,非正规军252.888万人,总计歼敌人数为807.135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记载有《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兵力损失对比表》,其中歼灭的国军人数如下:

  • 一、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国军伤亡42.6万,被俘67.7万,起义1.7万。合计:112万。
  • 二、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国军伤亡54万,被俘95.3万,起义2.8万。合计:152.1万。
  • 三、1948年7月到1949年6月:国军伤亡57.2万,被俘183.4万,投诚24.3万,起义13.1万,改编27.1万。合计:305万。
  • 四、1949年7月到1950年6月:国军伤亡17.3万,被俘112.3万,投诚39.1万,起义67.1万,改编2.2万。合计:238万。
  • 五、以上合计:国军伤亡171.1万,被俘458.7万,投诚63.4万,起义84.7万,改编29.3万。合计807.1万52。

其中(俘虏458万人,毙伤171万余人,投诚63万余人,起义和接受改编114万余人),投诚﹑俘虏和击毙旅级或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686名,这里记载歼灭国军总计807.1万,与1950年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数据完全一致。解放军出版社90年代出版的《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统计情况是:

  • 第一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51.9万人,消灭国民党游杂武装12.9万人,总计歼敌64.8万人;
  • 第二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及地方部队230万人,消灭国民党游杂武装100万人,共计歼敌330万人;
  • 第三野战军消灭国军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武装交警部队及游杂武装共计247万人;
  • 第四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188万人,消灭国民党游杂武装135万人,共计323万人;
  • 华北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非正规军及游杂武装101万人。

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战报807万统计数字,只统计了这一时期(1946.7-1950.6)所消灭的国军正规军的总人数。其他时间段的数字没有统计到解放战争中去,其次,毛泽东认为:“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国民党政权是依赖它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而存在的,国民党残余游擊隊的存在当然是蒋介石的一种辅助力量,对中共一方有一定威胁,但对双方政权不起决定作用。因此,毛泽东规定:“伪军、还乡队、保安团不算敌人的正规军,不在新华社的统计之内”。《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解放军总计歼灭国军为1065.8万人的统计的解放战争的时间段是从1945年9月3日至1950年6月四年消灭国军(包含游杂武装)的总数。[63]

整个战争期间,国军起义总人数达114万(不含投诚),占国军总兵力800万正规部队的14.25%。驾机起义达43架;大小舰艇73艘,地区性起义面积达553万平方公里。战争期间,有约400万国军战俘加入解放军序列(不含起义)[64],1948年解放军中的国军俘虏兵占了解放军全军30%左右,到了1949年更是达到70%到80%,极大的充实了解放军的实力。[65]

人民解放军[编辑]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所载,解放军损失如下:

  • 牺牲26万人
  • 失踪和被俘19万人
  • 85万人负伤

伤亡合计130万人(含支前民兵)[66]

影响[编辑]

毛澤東1949閱兵

人口外流[编辑]

国共内战前后,部分国人为了躲避战火逃离中国大陆,其中大部分人主要前往英属香港,部分随国民政府前往台湾,以及少量前往美国。出走的知名知识分子包括:胡适张爱玲查良镛唐德刚等。

国际关系[编辑]

国共内战结束后,美国调整了對华政策,杜魯門總統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會防衛台灣,但对台湾进行經濟援助[67][68][69][70]。美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峽,使海峽两岸进入分治。而大陆则加入了苏联阵营,中国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阵地。

两岸分治[编辑]

隨著國共戰爭大勢底定,戰爭的規模趨於中小型。民國政府僅能掌控中國東南沿海部分島嶼及西南部分山區。

在西南,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成都後,一路追擊已經無法大規模組織戰鬥的殘餘中華民國國軍。國軍93師一路往邊界撤退,最後退到邊境的三不管地帶,在當地形成一股特殊的勢力,即“泰北孤軍”。1954年,因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抗議,中華民國政府開始逐步將93師及眷屬遷往台灣,而在泰國北部的部隊,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不願離開,表示要從這裡打回大陸去。他們主要為雲南籍官兵,因為身處緬甸,離家較近。最後因為協助泰國政府平定山區共产黨叛亂,獲得泰國國籍,在泰國得以合法永久居留與生活。

在東南沿海,解放軍在1949年8月發動舟山群島戰役。由於解放军以陸軍起家,缺乏足夠的空軍專業部隊與武器裝備,在訓練上如登陸戰等方面經驗亦不足,1949年10月在金門戰役被國軍全殲,11月登步島戰役失敗,一時之間不敢貿然作戰,而國軍雖然在陸軍戰鬥方面損失慘重,但在海空軍当时仍優於解放军,甚至還能派遣空軍轟炸上海或突襲福建沿海島嶼。不過隨著國軍部隊主力集中駐守臺灣,加之解放军陆续组建起海军空军,因此,解放军开始逐步攻占與臺灣距離較遠的沿海島嶼。解放軍在1950年春天發動海南島戰役,夏天發動萬山群島戰役。雙方經過多日交戰,解放军攻占海南岛,而舟山群岛与万山群岛的国军最後也在失去制空权及以固守臺灣優先的策略下,相繼撤離當地,解放军陆续进占万山群岛和包括登步岛在内的全部舟山群岛。

1955年,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攻占浙东沿海的一江山岛大陈岛。至此,解放军攻占浙东沿海全部岛屿。中国大陆沿海仅剩下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还被国军控制。1958年的金门炮战后,双方未再爆发大规模直接冲突。1979年,中国大陆停止对金门炮击后,双方一直维持和平状态,并逐步开始了交流。

福建[编辑]

福建成為國共對峙的軍事前線,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重大建設項目較少,經濟較為落後。1980年代後隨著兩岸關係和緩、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等因素,經濟狀況開始改善。[71]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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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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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新(总编), 朱宗震, 陶文钊(著). 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ISBN 7-101-02018-6
  • 张宪文等(编). 中华民国史(第4卷).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305-04242-0
  • 费正清, 崔瑞德(著), 刘敬坤等(译).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ISBN 9787500414063
  • 文安立(著), 陈之宏, 陈兼(译). 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10 ISBN 7-5633-3495-5
  • 文安立(著),《决定性碰撞--中国的内战(1946-50)》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汪朝光(著) 《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 ISBN 978-7-214-05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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