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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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交恶是指冷战期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发生的一系列外交、军事上的对立。其原因既有两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也有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双方的矛盾开始于1950年代，在1969年达到顶峰，其后续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中苏矛盾缘起

中苏矛盾萌芽于19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国情，而决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代表苏联路线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逐渐退出权力中心。

抗日战争结束後，苏联的斯大林希望中共和国民党合作。1945年苏联和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共一直没有接受苏联的指示。

1955年到1957年间苏联援助建设的武漢長江大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一直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對蘇聯陣營靠攏。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蘇聯開始對中國提供大量技術援助，如援建武漢長江大橋等多項建築計劃，輸出各種技術與人才。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并把军港旅顺归还中国。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提出「三和路线」。之后苏联和从前斯大林批判的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尤其是对马列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修改，让中共不悦。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中国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反对

大跃进早期，苏联是一直支持。但在1958年，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则较为谨慎。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开始由西方媒体曝出。1958年12月17日，《华盛顿邮报》刊载文章披露了美国议员汉弗莱（Hubert Humphrey）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与赫鲁晓夫的谈话，汉弗莱就中国公社问赫鲁晓夫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称，公社制度对苏联不合时宜。赫鲁晓夫还表示，公社支队这个词也用错了，“公社”一词缘起法国大革命时代，是一种城市形态而非农村形态。他接着说，中国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苏联曾尝试过公社，但行不通。随后《纽约时报》在米高扬访美期间发表索尔兹伯里撰写的特稿《米高扬说，公社在苏联的实验中失败了》，其中称苏联放弃了最近在共产党中国所建立的那种纯粹公社的工作。

苏联报刊从1959年开始公开报道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称，公社在苏联建立过于草率，“尽可能幹，按需拿”这样的公社“没有什么成绩”。集体农庄才是农民“亲切的家”。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报纸发表时，删去了此段话，而真理报则全文发表，党史研究者林蕴晖认为，这明显是给讲给中国“兄弟”听的。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决裂的原因在于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但苏联觉得如果赞成人民公社，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因此1959年7月《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检讨了苏联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此举激怒了正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毛泽东。

论战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击金门，史为金门炮战，之前没有通报苏联。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9月24日，中国军队意外获得了中華民國空軍发射的响尾蛇导弹，但一度拒绝移交给苏联，引起苏方不满。9月底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苏联此举是为了消减核战争的威胁，并且由于中国的大跃进而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则由此认为苏共在西方面前退缩。10月初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参加建国十周年活动，其间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发生争论。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念奴娇·鸟儿问答》毛泽东，1965年秋

1960年初，中苏均表示要团结，但要对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大会上，以及1961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否定斯大林、主张「两全路线」，还公开批判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霍查。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共认为“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中国认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苏联则认为要解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

1960年5月1日，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发生了U-2擊墜事件，美苏关系降温，中国借机重申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改的说法。6月初在北京召开的第11届国际工会大会理事会上中共积极活动批判苏共立场，随后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銷毀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并把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归咎于此。事实上，苏联撤走专家的确是中国继续大跃进“炼争气钢”的原因之一，而大跃进是造成的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造成这种因果关系的主体是中国政府的错误决策。

简言之，苏共认为现代核战争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的灭亡，和平共处（英语：Peaceful coexistence）是唯一选项，而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竞赛中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中共则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战争中将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世界革命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中共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

1962年毛泽东对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缩批判，认为赫鲁晓夫“从机会主义蜕变为投降主义”，苏联则认为中共的立场会导致核战争。同年初夏，约6.7万中国公民从新疆边境逃亡苏联，称为伊塔事件。当年发生的中印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两全」和「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中共认为在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中国和苏联以及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划清界限。中共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则是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

赫鲁晓夫下台后

返修论战白热化后，中共原本计划连发“十评”文章，但未料到九评发出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下台，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时中共对赫氏下台的真实原因以及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趋向还不清楚，毛遂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机，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苏联祝贺，摸清苏共新领导的政治意向，寻求避免中苏彻底决裂的途径。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苏联传递重修于好的信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给苏共新领导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发去贺电，电文公开见报，中国报刊暂停论战，开始正面介绍苏联新的建设成就。11月5日，毛、刘等人再次联名发去节日贺电，7日刘少奇与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伍修权、刘晓、潘自力、乔冠华等一行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欢迎，下榻列宁山政府别墅。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开始紧张的活动，礼节性地拜访了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并接受回访，利用一切机会与苏联方面接触，传递期望改善关系的信息。但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阅兵后的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与中方人员交谈时却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随后代表团迅即离开了宴会大厅。

周一行回来报告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中苏武装冲突與苏联联蔣攻中的议案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中苏没有断交，但两国关系除了中国允许苏联经中国给越南战争中的北越运输物资之外彻底冻结。1967年红卫兵冲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1968年，苏联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在1961年时，苏联在那里有12个不满员的師和两百架飞机，在1968年增至25个师、1200架飞机、和200枚导弹。同时苏联和蒙古达成协议，苏军帮助蒙古的南方边防，并在那里驻军。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中国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将大量军队从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1968年10月，與蘇聯KGB有關的倫敦晚報（The Evening News）記者維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到台灣祕密訪問十天，路易斯見到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蔣經國，提出蘇聯想與台灣聯合進攻中国大陸的想法。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黑龙江（蘇聯稱阿穆爾河）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1969年4、5月間維克多·路易斯紧急要求台灣提出所需武器的清單。1969年6月，路易斯急邀台灣指派人員赴歐洲與蘇聯聯絡，並稱一旦戰事開始，不便聯絡。希望台灣在下次會見時開出所需軍備清單。路易斯聲稱武器不必直運台灣……而可在台灣反攻時運達登陸地點。蘇聯需台灣反攻詳細計畫。例如如何利用蘇聯軍事基地的具體方式、在何種區域所需何種和數量的武器等。台灣登陸期間蘇軍會製造與中共的邊境衝突事件。出于对蘇聯與路易斯的提防，蒋中正拒绝与路易斯进行有关武器援助种类的谈判。

1969年8月中苏双方在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两国开战在所难免。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等秘密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

中美苏三角关系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2年2月21日歷史性会面

1971年7月9日，美国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秘密访华，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苏联闻讯之后也和尼克松展开峰会，中美苏形成三角关系。

1970年代初，虽然中国继续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陈兵达到了1969年时的两倍，但两国关系逐渐缓和下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苏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国际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停止之后，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站在苏联一边，而中国支持柬埔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中越战争。苏联谴责中国，但没有诉诸武力。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支持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抵制了在莫斯科举办的198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和解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不久在塔什干发表演说“塔什干講話”，对中国语气友好，被認為是中蘇解凍的早期訊號。在勃列日涅夫及其两位继任安德羅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中国分別派出黃華、萬里、李鵬率領的官方代表团与苏方接触。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要苏联解决“三大障碍”：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要他向新近掌权的戈尔巴乔夫传话；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邁克·華萊士采访时再次表明這一態度。

随着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扎大幅减少和從阿富汗撤軍，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大为改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访問北京、上海。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是否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而俄罗斯则重点关注北约东扩。由于国际地缘政治气候的变化，两国关系日益密切。1993年双方基本解决边境问题；1996年中国、俄羅斯及四个位於中亞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斯坦元首開會，形成上海合作组织的雛形；在葉利欽和普京兩位總統先後訪華之後，中俄宣佈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2005年中俄举行第一次合作军事演习。2008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半个黑瞎子岛归还中国，官方宣布两国边境问题“彻底解决”。

外部链接

• 党史大事记（1960年－1969年）
• 李朝军：从争取平等到争夺领导权──从中苏论战的主题演变看其实质
• 李明斌：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