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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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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Deng Xiaoping.jpg
鄧小平,1979年1月29日
任期
1982年9月13日-1987年11月2日
副職 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
總書記 胡耀邦 赵紫阳(代理)
前任 首任
繼任 陈云
任期
1981年6月28日-1989年11月9日
副主席 叶剑英、赵紫阳、杨尚昆
前任 华国锋
繼任 江泽民
任期
1983年6月6日-1990年3月19日
副主席 叶剑英、赵紫阳、杨尚昆等
前任 刘少奇国防委员会主席, 1968年)
繼任 江泽民
任期
1978年3月8日-1983年6月17日
副主席 乌兰夫韦国清彭冲、赵紫阳等
前任 周恩来
繼任 邓颖超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7月17日-1980年3月2日
副職 伍修权王铮迟浩田
前任 黄永胜
繼任 杨得志
任期
1954年3月-1968年10月
1973年2月-1976年4月
1977年8月-1980年9月
總理 周恩来 → 华国锋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8月19日-1982年9月12日
主席 毛泽东 → 华国锋 → 胡耀邦
个人资料
性別
其他名字 邓希贤
出生 1904年8月22日(1904-08-22)
 大清帝國四川省广安州
逝世 1997年2月19日(92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籍貫 中国四川省广安县
國籍  中国
政黨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父母 父亲:邓绍昌(1886年-1936年)
母亲:邓淡氏(1884年-1926年,待考)[1]
配偶 张锡媛(1928年-1929年結婚)[2]:218
金维映(1931年-1933年結婚)[3]:24
卓琳(1939年-1997年結婚)[4]:22-23
子女 邓林(1941年-) «1941 (1941-start:)»"Children: 邓林 to 邓小平" Location: (linkback://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邓朴方(1944年-) «1944 (1944-start:)»"Children: 邓朴方 to 邓小平" Location: (linkback://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邓楠(1945年-) «1945 (1945-start:)»"Children: 邓楠 to 邓小平" Location: (linkback://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邓榕(1950年-) «1950 (1950-start:)»"Children: 邓榕 to 邓小平" Location: (linkback://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邓质方(1952年-) «1952 (1952-start:)»"Children: 邓质方 to 邓小平" Location: (linkback://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學歷 大学
母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
職業 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外交家
信仰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簽名 邓小平的簽名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5]:17,后由啟蒙老師改邓希贤[6]:8。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7]协兴乡(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8]:93-94。曾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复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1978年至1983年,任全国政协主席。1981年至1989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3年至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至1987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邓小平一生从未担任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职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间,普遍认为他是中国大陆实际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予以确认[9],直到去世时,他仍保持影响力。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10]:833-841

他提议“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中国共产党以他的政治理念为核心的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影響力几乎影响20世纪后期每个中国人,某種程度上改变世界更甚於毛,並持續延伸到21世紀。曾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11]

家庭背景

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家里有一点田[12]:9。在广安县协兴场“哥老会”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曾任广安县团练局长、乡长等。[12]:9妻子四人:張氏(無兒女)、淡氏(三子一女,鄧小平生母)、蕭氏(一子)、夏伯根(鄧小平繼母)。

生平

幼年生涯

1904年,邓小平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7]协兴乡牌坊村[6]:13(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一个家庭[8]:93-94[6]:8,是長子[12]:9。五歲進私塾,六歲進初級小學。1915年考入高級小學。1918年高級小學畢業[12]:11

1919年春天,邓小平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6]:16,22,到重庆汪云松筹建的一所赴留学预备学校就读[5]:21,他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6]:14。经过18个月的努力学习,在1920年9月上旬他和其他378名学员乘船沿长江到达上海准备赴国外勤工俭学[6]:27-28

旅欧生涯

16岁时的邓小平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和其他85名学员一起被安排到法国勤工俭学,乘坐法国安德烈·莱蓬号轮船从上海出发,驶往法国马赛。邓小平个子矮小,在这批留学生中被选为领头,在旅途中表现出了出众组织能力[5]:24。10月19日,邓小平与叔父邓绍圣乘船抵法国马赛[12]:12,短暂停留后到达巴黎[13]:1-4。邓小平在法国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安稳,而且常常没有工作,经济非常拮据。邓小平在法国第一个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巴约[5]:25。他在法华教育协会开办一个法语训练班学了3个月法语。在法华教育协会安排下,以邓希贤名字到诺曼底巴耶男子中学就读。[12]:12

1921年4月初,他与叔父到克鲁索施耐得钢铁厂Schneider & Company Iron and Steel Complex)做工,开始4年劳工生涯,当时邓小平只有16歲,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只有10法朗,生活拮据,连飯都吃不饱。[12]:12由于缺钱,他工作3週[5]:26。在这里,他掌握钳工技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用场[14]:124。他做1个月苦工后辞职,靠领救济金(每天5法朗)過了5个月。[12]:12他在这里初步认识法国的无产阶级,并结识一些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后又做过饭馆招待和火车司机副手,期间一直住在拉加雷讷克隆布[15]:5。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到沙莱特哈金森橡胶厂制作胶鞋[16]:77-78,一天赚20多双鞋,赚15、6法朗,做9个月。[12]:12期间,他上过夜校,以及蒙塔日学校[17]:26。10月17日,他辞去工作,于同年冬天夏蒂荣学习4个月法语后,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根据这个工厂领导评价,此时邓小平显露出倔强和反抗精神[16]:77-78。这段经历对于他意义重大。1985年,他派儿子邓朴方拜访此地。1923年3月7日,他因拒绝工作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几个月后他去了巴黎。1925年底,他进入雷诺亚汽车厂工作,学习鉗工技术。[12]:12

邓小平在法国哈金森橡胶厂的就业卡

1922年,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並为少共出版刊物《少年》担任编辑,与李大章一同负责刻蜡板。[12]:141923年,少共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146月,在第二次青年团代表会上被选为青年团领导,和周恩来及其他3名干部一起担任领导,但没有具体任务。作為共产主义者,他开始从政[5]:29。1924年,《少年》改名《赤光》,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12]:14邓小平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並负责刻蜡板和油印[12]:14由于人员变动,邓小平补选进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员。随后,邓小平进入杂志赤光》编辑组[5]:30,宣传中国革命。在此結識了主编周恩来[17]:27[18]:348。邓小平主要负责印刷,并参与宣传工作。所有文章都由他刻在蜡纸上再进行油印,使他得了绰号“油印博士”[5]:30[15]:5[19]:14。后来,左倾革命者与中国青年党论战,邓小平发表文章参与这次争论[20]:21

1925年秋天,他成为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助手[17]:27。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邓出任中国国民党内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监督代表。1925年五卅惨案,在巴黎的中国人未经法国当局同意,发起一次抗议集会。6月21日,他们冲击中国驻法使馆,并逼迫大使在抗议信上签字。这使法国当局严厉逮捕和遣返大批中国共产主义者回国。包括邓小平在内留下的人,都受到法国警察严密监视[5]:30[21]:18-21。邓小平等受法国警方监视並有被捕之虞。[12]:12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离开法国,前往苏联[5]:31,上车时接到法国警方驱逐令[12]:12。邓小平旅法5年,爱上吃土豆、奶酪、牛角面包,爱喝法国葡萄酒咖啡,並爱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饭钱)买一张最便宜门票看足球比赛。[12]:13

邓小平起俄文名字“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22]:25,到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6]:118-126,其中一个「理论家小组」,云集国共兩党学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小平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谷正纲[12]:13。此外,当时在莫斯科同學有蔣介石的兒子蒋经国[23]:215,不過他与邓小平不同班[12]:13。他在这里学习了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主义军事学。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他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16]:114。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陪同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24]:343-345[17]:28。1926年底,邓小平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12]:13

参加革命

渐露锋芒

回国后,邓小平奉命同冯玉祥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七团政治委员[24]:343-345。1926年11月28日,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冯玉祥攻下西安。邓小平在西安由冯玉祥成立军事学院担任教学工作[25]:77-79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7月8日邓小平返回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邓小平”的名字正是在这时改的[25]:60-62[17]:28。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从事会务工作[26]:187-199[27]。至1929年夏,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

1928年6月底,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25]:82-92。由于他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17]:29。是年冬,邓小平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张锡媛结婚[2]:218[3]:27

1929年,邓小平奉命到广西右江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参与与张云逸韦拔群等人领导百色暴动政治活动。[17]:3010月下旬,在起义前夕,邓小平接到电报回上海。11月初,他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28]在邓小平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25]:110。1930年初,邓小平回到上海,妻子张锡媛于1月因产后产褥热病故。中共中央令邓小平回广西任红七军政委、区委书记兼红八军政委。3月,邓小平返回龙州,与袁振武将红八军余部数百人带至右江与张云逸等领导红七军合并。10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岗推行“立三路线”,命令张云逸和邓小平率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脱离根据地进攻柳州。红七军在战斗中损失严重,决定放弃攻打柳州,在粤湘桂边界地区转战。红七军进入江西时,只剩下2个团不足2000人[29]:143。强渡乐昌河时,邓小平和张云逸被国民党军截断,邓带领先头团于1930年底到达江西崇义。作为前委书记,邓小平打算再次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得到另两名前委许卓和李明瑞的支持。在崇义,红军遭国民党军猛攻,邓与许卓商定,由许代理前委书记并带领部队寻机前往井冈山,邓则去上海汇报。[28]三十多年后,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自我检讨时承认,在1931年初部队被分割的危急情况下,作为主要负责人,他不应该离开,“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是他“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30][28]

第一次下台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

1931年8月,邓小平被派往江西瑞金担任党委书记,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17]:34[31]:50-83[3]:46。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小平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17]:34

1932年初,他被派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很快在那里扩展中国共产党组织[17]:34。随后又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32]:290[3]:41-42。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3]:24

1933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邓小平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击和批判[12]:14李维汉等左倾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事件[17]:34[33]:154。此后,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34]:12。邓小平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12]:14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35]:67。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3]:98[17]:20。不久邓小平从拘留所放出来,并被派到处于前线南村担任观察员。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34]:12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长征初期,邓小平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36]:18-20

1936年2月,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部分领导干部在陕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杨尚昆聂荣臻徐海东。后排左起:罗瑞卿程子华陈光邓小平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17]:19,邓小平参加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37]:310。这次会议后,邓小平正式复出。4月,邓小平被派到红一方面军主持宣传部工作,中央秘书长职务交给刘英。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小平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38]:97。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小平患上严重疟疾[38]:97,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39]:360。1936年,邓小平任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曾亲自编写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社论。[12]:14

前线岁月

抗战时期

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亲临前沿部署作战。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到太原统一战线工作[40]:51-52。1938年,任第129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一起抗日[40]:400[17]:6。随后13年,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41]:185-189,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史册[42]:70

1938年,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43]:250,1至9月,刘邓二人共创“麻雀战术”卓有成效[44]:242。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评论邓小平:“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对待芥末那样敏锐(as keen as mustard)。”[6]:90

1941年的邓小平

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小平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45]:99,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17]:42。1939年9月,邓小平第三次结婚,妻子是卓琳,也是他最后一次婚姻[6]:89。卓琳(本姓浦)是云南人,出身富商家庭,抗战后从北平奔赴延安求学,在延安与邓结识[4]:22-23

1940年8月,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对日本军队发动百团大战(邓小平没有实质参与战役,但默许其部队参加[6]:91)。由于战役胜利,毛泽东从延安发来贺电,蒋介石也从重庆发电嘉奖彭德怀。但这次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口实,指责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方针[25]:58-56。1942年末,邓小平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22]:75-76[46]:86,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46]:8。1942年,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47]:49。1945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48]:189-190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1950年,西南军区军队整编会议与会者合影。前排左起:孔从洲李达张子意贺龙、邓小平、陈赓陈鹤桥韦杰。第三排右五尹先炳,第四排右六为秦基伟、右七杜义德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随即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抗战开始时只有9000人的第129师,此时已发展成为近30万人的大型野战军。1945年9月,刘邓大军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3.5万中华民国国军[49]:32,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50]:44-45。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34]:223。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46]:94,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华民国军队全国性战略进攻[51]:683。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52]:149[17]:6,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46]:130-133,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46]:108,124。1949年4月21日,他与刘伯承、陈毅指挥部队渡过长江,旋即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53]:37

1949年10月1日,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邓小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52]:6,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54]:203。随后,他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55]:46。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56]:423[43]:313。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46]:161-165,实施土地改革[57]:389-392[46]:141,151,173

建国初期与文革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1950年,邓小平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中央肯定。毛泽东号召用15年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和周恩来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58]:2472,虽然从以后发展来看,他们过高估计当时形势。

1952年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家住进中南海[58]:2472。此时,他作为经济专家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1953年2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小平担任1年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17]:52[46]:193-197。1954年4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59]:148。1954年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是唯一进入这3个委员会的领导。同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59]:148,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4年发生“高饶反党集团事件”,高岗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17]:51。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53]:314-315,在4月接管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并在1955年3月召开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59]:335-338。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13]:98

195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59]:371[46]:212-256。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60]:6。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批判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权威和权力[61]:21。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排名在党主席和五位副主席之后的第七位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一起负责日常工作[62]:98。邓小平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小平领导之下。[63]

1956年5月,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64]:4192。邓小平不大赞成,认为可能引发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运动[65]:35。几个月后,毛泽东也放弃这场运动的初衷。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右运动[66]:121-123,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17]:19,迅速将55万人划为“右派分子”[67],是毛泽东最初估计右派人数[68]一百多倍。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69]。23年后,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18]:274-283,但他仍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70]:736[41]:194-197,只是运动被错误扩大[41]:253-257

1957年11月,邓小平和毛泽东去莫斯科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71]:120-125。虽然同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还是钦佩苏联的建设成就。直到1963年,邓小平还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72]:329-332

1958年12月,邓小平视察武汉钢铁公司

1958年5月,中共第八届全國黨代表大會的第二次會議 (不同於1956年的八屆二中全會) 通过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小平对此赞成[17]:19[73]:214-215。会议确定党政合一体制,由邓小平领导中央书记处负责政策具体部署。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 ,到总理那儿讲困难”[74]。1959年4月,权力下放地方过多出现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在党内,邓小平领导地位更为突出。[63]邓小平在一次打台球时意外摔断腿,恢复了很长时间[38]:138,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75]:156。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疑虑[73]:214-215。经过到基层视察,他和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46]:322-327。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小平代表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问题主动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76]。此后,邓小平积极参与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 在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实用主义[73]:214-215[46]:318-321,334-337。1962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做关于中共党的建设的讲话,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提出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权威受挑战。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经济措施,这使邓小平与毛泽东关系开始破裂[64]:4607

第二次下台

文革时期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的宣传画

1964年初,北京大学发生的聂元梓陆平的关于教育方式的冲突中,邓小平支持北大校长陆平的观点,并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会上批评了左派的学生和教师。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1966年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小平试图平息混乱局面,维护安定秩序。他和刘少奇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游行示威和贴大字报。然而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77][78]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小平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刘少奇跌至第八位)[79]。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80]。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6,“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17]:19,“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48]:6

从1967年开始邓小平就不公开露面了。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81]。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75]:208: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13]:118。后来他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邓小平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小平的继母和他在一起[17]:23。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58]:2289

随着邓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58]:2481。1967年3月15日,他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82]:84-85。9月邓小平一家搬离了中南海。1968年9月,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被批斗时,从四层楼跌下来。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83]。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84],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的一个步兵军事学校里。1970年夏天开始,邓小平和妻子被下放到县拖拉机厂劳动。这段时间被邓小平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41]:54-55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引起政治局势巨变。毛泽东原定接班人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乘飞机出走时失事死于蒙古国温都尔汗。1972年1月10日,毛在陳毅追悼會上,與陳毅夫人談話時,曾表示過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85]:136王震曾向毛上書,要求讓鄧出來工作。[85]:1368月3日,邓听完传达林彪事件后第3天,写了一封长信托汪东兴转交给毛泽东,信中说:“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86]:37并要求恢复工作[87]:25。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作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汪東興)印發中央各同志。」[88]:561973年2月20日,在周恩来的力荐和支持下[89],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舊居[85]:138。3月10日,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众多外交场合重新发挥活力[90]。4月20日,副總理鄧小平出席周恩來為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舉行之國宴。[85]:138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調動各大軍區司令員[85]:142,正式提議鄧出任總參謀長[91]:57,鄧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92]:263。12月22日,鄧代表軍事委員會宣佈各大軍區司令員大調動[85]:142

1975年,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夫妇会谈

1974年4月,邓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85]:144。邓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论」[85]:144

1974年初,周恩來病情惡化。[85]:145到5月、6月,周健康更为恶化。[85]:146邓代理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92]:263。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恩来乘机前往长沙,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小平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92]:260。此后,毛泽东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33]:570

“三副一长”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邓小平為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5]:147。1月8日起,中共十屆二中全会召开,周帶病主持会议。[85]:147-148会上选出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85]:1481月13日起,周主持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85]:148。会上通過周恩来提出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85]:148。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会決定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85]:148。3月5日,副总理邓代替周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85]:153。会中,邓指出「必須反對派系鬥爭的發起者」[85]:153。5月12日,邓率領中国代表团国事访问法国[85]:154。9月7日,周和邓等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85]:1559月13日,代总理邓小平在山西召开「农业学大寨」中央农业会议[85]:155-156。会议中,与四人帮鬥争已经白热化。[85]:156邓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18]:4-11,25-27、军队建设[18]:1-3,15-24、科研工作[18]:32-34等进行全面整顿[58]:2521[18]:35-37,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41]:81-82。但是这很快遭到激进左派攻击,他们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双方矛盾日趋激烈[92]:263

第三次下台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来去世。[85]:1581月9日至1月14日,根据姚文元命令,不准报导首都北京市民对周恩来悼念活动。[85]:159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門广场人民大会堂準備舉行追悼会。[85]:159从中午起,警察和軍队禁止市民进入天安门广场。[85]:159市民们汇集到广场上吊唁。[85]:159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85]:159,并主持会议[93]。在追悼会闭幕后,毛泽东保镖汪东兴率领「八三四一」部队拘留邓,软禁在中南海住宅裡。[85]:159邓与外界隔絕,只能与小外孙接触。[85]:167而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58]:2656。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過「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85]:162。华国锋批评邓不坚持阶级斗争。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85]:160,江青指名道姓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94]:38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85]:1633月,北京市民周恩来活动大规模开始。[85]:163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85]:165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85]:165會上,華國鋒攻擊鄧小平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85]:165。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85]:165。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85]:1654月5日,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中,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小平接班[95]。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泽东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96]

4月7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97],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98]这是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毛泽东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加以保护[99]。邓小平被打倒后,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但四人帮的攻击并未因此停止。

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将參加四五运动的群眾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并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92]:279,“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100]

4月28日,《人民日报》發表著名写作组梁效的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其中称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党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這次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鄧小平炮製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為旗幟的……他們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原來他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之日,就是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復辟之時!”[101]“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鄧小平代表的資產階級,已經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102]

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小平作準備。[85]:1699月9日,毛泽东逝世[85]:167政治局势变得异常复杂。10月2日,毛遠新調派瀋陽軍區1個坦克師開往北京,同時要求上海民兵、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民兵做好準備。[85]:170瀋陽軍區司令李德生,向葉劍英報告毛遠新出動部隊,葉立即下令軍隊退回原地。[85]:170四人幫住宅戒備森嚴,各個住宅都有二重以上警備。[85]:171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85]:17310月7日,华国锋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李德生根據華國鋒、葉劍英命令逮捕毛遠新等人。[85]:172中共中央用電話通知上海軍政大員一起到達北京。[85]:173

10月10日,邓小平即向华国锋表示拥护,并在信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94]:38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103]:2。华国锋主张,邓小平同四人帮有显著区别,但他和其他人仍是修正主义。

1977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已经有人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并认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给华国锋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并绵里藏针的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104]。在当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103]:3,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05]。同年8月,邓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拨乱反正与上台

在1978年底以前,邓小平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的身份继续领导中国发展,邓则是党内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06]:10:华国锋虽解决了四人帮和停止了文革,但文革时期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包括自1958年以来数百万被划归右派的共产党员和文革时被打倒的大多数人,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没有停止过对这些本质性问题的追究。华国锋基本维持了文革后期的政治思路,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此话即是后来被中国有传闻讲共产党所批判的“两个凡是”)作为其政治理念。“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抵制[18]:42-47,38-39,并成为邓小平在接下来近两年中对华国锋所批评的最主要观点。

1979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1977年,邓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恢复了日后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高考,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18]:48-58。在1978年初,邓小平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8]:85-100,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18]:41。此举由于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18]:66-71,因而在党内引发诸多不同声音,邓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华国锋的默许下平息了党内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18]:111-112。但邓小平在实施自己的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的路线分歧。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邓的亲信胡耀邦进行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显是在批评拥护“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汪东兴。这篇文章在全国被广泛转载,为邓小平上台做好了舆论基础。此后不久,包括中国各大军区、各省市在内都进行了广泛讨论。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小平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18]:140-153。在党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邓的理念,而华国锋汪东兴等则成为少数。这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内决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叶剑英、邓小平接管中国的政治大权。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为1958年以来被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平反。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广泛传播[107]。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占原“右派”总人数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108]。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109]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严厉批评华国锋。[85]:197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110]。这次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8]:182;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18]:237-238。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又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邓颖超王震等邓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外方面,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85]:19610月,繼續到日本[85]:19611月,先後訪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85]:196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5]:13,并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萬斯等会談[85]:197-198,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5]:15。访问期间,他试探了这些国家元首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5]:13。1979年2月4日,鄧小平回國。[85]:1982月17日,在雲南、廣西邊境對越南反擊,中越战争爆发。[85]:198在短暫占领越南北部几个重要城市後,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次月撤出越南。

中越战争暴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诸多弊病[103]:11,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18]:284-290。为了贯彻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路线,邓小平辞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提名他原来的部下、在中越战争中表现上佳的杨得志继任。之后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胡耀邦赵紫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18]:189。1980年8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103]:8,邓小平也辞去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华国锋的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又被于1980年2月已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取代。

改革开放时期

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四千余人参加、九次大规模修改完善[18]:291-310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确定了关于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和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18],克服个人崇拜[18]:334,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18]: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46]:278,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18]:140-153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3]:10。之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方案[41]:49-50,58-59

位于深圳特区深南大道的著名宣传画“邓小平画像

从1982年以来,邓小平致力于国内的改革[18]:408-412[41]:9-10。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幹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幹部[103]:5[41]:5-8,意在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方案[18]:413-414。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18]:396-401。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对内经济方面,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展开[41]:115-118。农业方面,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18]:315-316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103]:14。城市建设方面,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103]:13。1984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41]:51-52。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41]:32: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41]:119;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106]:142

1984年,邓小平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41]:96,提出“反对霸权主义”[41]:56-57、“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18]:415-417。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41]:126,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41]:98。实行这一转变的同时,组建了其陆军集团军,并通过两山战役(老山、者阴山)及其轮防,提高了各集团军的战斗力。然而,邓小平允许并鼓励军队各级部队经商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111]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辞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主任一职由另一位中共元老陈云接任。他继续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03]:3[41]:77

中英香港谈判

香港殖民地此前分別有兩項協議:香港岛九龙半岛分别因为《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被割让给英国;中国大陆的另外一部分被称为新界的地方在1898年因为香港膨胀的人口而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首度訪問中國,並首次向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112] 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中國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對香港的土地契約等安排十分關鍵。鄧小平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113]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人保留治權[114]。邓小平则提出在收回主權和治权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115][116],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此政策被称为一国两制[117] 一国两制的提出最初是为了解决台灣問題,但最先在解决香港回归的有关问题方面得以应用。

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获得胜利后不久,1982年9月,英国首相戴卓爾夫人访问中国。9月24日,她在北京與鄧小平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118]。她堅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119],但鄧小平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120][41]:12-15,雙方無法達成共識。隨後,戴卓爾夫人訪問香港,并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121] 其後,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利[122],但中方拒絕接受。1983年7月12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的第二輪談判,中方團長為中國副外長姚廣[123],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124]。雙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權問題達成共識。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122]。1984年4月,英國外相賀維爵士訪華,就香港主權問題讓步,會談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賀維在香港發表聲明,宣佈1997年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5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東大樓會見香港和澳門政協代表,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85]:204席上,鄧小平說:「中央政府有關香港發言,我和趙紫陽的是正式的,還有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是正式的。而黃華耿飈二人所謂不駐兵香港簡直是胡說八道」[85]:204-205。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及时任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英国外交官)代表簽署,历经22次的香港前途談判結束。

1984年12月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该《聲明》中明确规定,中國將在1997年7月1日正式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確保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该香港特別行政區得以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維持50年不變。1997年7月1日,随着中国政府正式从英国政府手中正式接管香港政权(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从英国军队手中和平解放香港,正式接管香港防务,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正式把其所占领的整个香港地区正式交还给中国政府,使之成为中国的一个由中央直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最终正式得以在香港得以实施。

改革中的问题

当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时,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各类经济犯罪开始大量出现,邓小平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41]:33-34。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同时,大量冤假错案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构成破坏。

邓小平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103]:20[41]:134。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41]:123-124;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103]:18

1983年,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25]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126][127]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128][129]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41]:110,118,190-1911986年12月发生了八六学潮。12月30日,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30]1987年1月,因为坚持改革扩大化的观点,原本被邓小平选定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迫下台,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小平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103]:18,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03]:22。此后,中共党内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利用胡耀邦下台的机会,又掀起一股反右浪潮。邓小平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41]:198-200,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41]:226-229,248-250

1988年,中国人普遍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自由化,而是严重的通货膨胀[41]:262。商品零售率从1984至1987年的7.4%骤然提升到1988年的18.5%,而1988年底政府的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103]:24。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中国社会对“官倒”等腐败行为的广泛愤怒[103]:24,邓小平的子女被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131]

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

1989年春天,中国社会出现动荡[41]:271-272。4月15日早上,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当晚北京各大学学生就举行各种悼念活动。4月17日,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事件成為導火線,很快就蔓延並演变成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游行活动。4月19日晚、20日凌晨,数百名学生喊着口号、唱着国际歌,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并打伤警卫战士,当时围观者近万人。这便是当年的「四二零」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会举行,邓小平等全体中国高层领导人出席[132]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当时引起游行参与者广泛的愤怒、反对和恐惧。据称将这次风波定性为动乱是邓小平的决定[133],也有人认为[134] 邓受到当时向他报告事件动态的高层领导人(指李鹏等中央领导和陈希同等北京市领导)的影响。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41]:302-308。5月31日,邓小平对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 “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 “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135][136]在邓小平的首肯下,中共中央决定以武力镇压。6月3日晚至6月4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从北京外围强行开入天安门广场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17]:3。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137]6月下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38]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惩治腐败,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139][140]

六四事件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下台,赵此后一直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邓小平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41]:301。从此江泽民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41]:309-314。不久邓小平又将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41]:11,24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小平为江泽民安排的继任者[142]:238[143]:91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请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41]:322-323。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44]

南方考察(南巡)

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所乘坐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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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1997年
  2. 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六四事件后的中国形势十分严峻。在国际上被孤立,西方国家缩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并延長本国的中国留学生滞留期限[106]:10;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则有“保守”势力抬头,他们的纲领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1992年春夏,保守势力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左”的势力在“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旗号下,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内的重重矛盾[145]。1992年秋,要开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張在十四大占了上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便会付之东流[146]

1992年春,已辭去所有正式職務的邓小平考察了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上海[147]。依靠昔日的威望,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41]:306-307,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41]:225。“南巡”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41]:373。他的南巡与讲话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148]

同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还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5年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當時鄧已去世),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中共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中共党章。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

南方考察后邓小平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並絕少在公開場合出面。但是邓小平的思想理念與政治方针以“鄧小平理論”之名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106]:3,其理论是“不争论”。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149]。但他恪守了当年他辞职时的承诺,并没有在这次活动中发表正式讲话。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仅仅是在一些会谈中人们谈及“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时,才会成为人们的焦点话题。

去世

1997年邓小平去世,享年92岁。2月20日,依据联合国1947年旗典,按例,联合国总部降半旗[150][44]:692[22]:410[151]:526联合国大会默哀[152][153][154]:134[155]:163[156]。3月2日,遵遗嘱,骨灰撒入大海[22]:65,其角膜亦捐出[157]。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他的影响力仍继续存在着。

评价

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会见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中,曾对自己评价道[158]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正面评价

对邓小平之正面评价,是他执政后倡导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中国长期对外封闭,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国国民生活,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现代中国崛起贡献卓越[159][160]

1997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154]:134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12]:3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评价邓小平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小平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161]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162]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评价邓小平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63]。此外,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称赞邓小平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164]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是邓小平结交的众多外国友人中的一位。他说:“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他说:“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165]

负面评价

对于邓小平的批评与争议,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的动机、经济改革中的问题及他对六四事件的处理。

改革开放方面,市场化使中国国有企业面临危机[166]:23农业改革到在1990年后开始失效,农民生活质量与人均收入增幅减缓,贫富分化加大、腐败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失业加剧、社会不公、官民冲突、环境污染这些都是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对此,多方有不同解读[151]:570。一方认为这是邓小平改革不彻底的结果,特别是没有彻底改革政治体制所造成:由于政治不够民主,舆论监督不够自由司法不够独立,致使政府部门或官员掌握干预经济权力太大,是今日权力寻租腐败问题的主要根源[167]:156;但中国人关系唯利是視,官僚垄断各类软硬资源,平民传统上缺少发言权也不可忽略,在严重官僚主义集团的后文革时代,并非邓一人可以力挽狂澜。六四之后,中国在政治改革上较缓慢,着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政治与经济改革不同步,加剧中国社会在转型中的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与深化[168]

另外一方认为改革开放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尽管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41]:139,“如果产生了甚麼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41]:110-112。而现实情况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没有对致富手段做出有效的限制,也没有对“先富带动后富”提出具体的方式方法,致使特权阶级兴起,许多改革成本从社会支付变成个人支付(实际是弱势群体支付)。而资本的逐利性,必然导致污染、过度开采、两极分化等一系列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因此,中国经济中生产资料私有制比重越来越大的趋势,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169]:269

六四事件中的处理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170]。支持者认为这是为了维持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的被迫之举[171]。批评者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和晚年的遗憾[172]:262。六四事件发生后,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制裁,而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本国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及教育体系的控制[173]

主要影响及贡献

邓小平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174]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包括自考[175])、研究生考试的必修必考科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深圳的邓小平雕像

邓小平主张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41]:252,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1]:373。有观点以为,这种新解释降低、乃至消解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实际效用[176]:230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41]:115-118。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少脱离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同时邓小平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41]:274-275,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41]:107-108

邓小平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速度[41]:77

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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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英联合声明
  2. 中葡聯合聲明

根据中国共产党文献《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澳门。作为这种制度的确立,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邓小平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举行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41]:30-31

家庭

1945年,邓小平夫妇及其长子长女

邓小平一生结婚3次,首任妻子张锡媛於1930年不幸难产早逝。[12]:151931年,与第二任妻子金维映结婚,1933年离异,后嫁与李维汉,1941年死於莫斯科。[12]:15邓小平与第三任妻子卓琳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12]:15,育有五名子女:

  • 长女邓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艺术家;丈夫吴建常曾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现任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 长子邓朴方,1944年4月16日出生,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在80年代后期是康华公司的负责人;妻子高苏宁,骨科专家。无子女。
  • 次女邓楠,1945年10月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丈夫张宏曾任中科院科技开发局局长。
  • 三女邓榕,1950年出生,又名萧榕,小名毛毛,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丈夫贺平,少将贺彪之子,总参装备部少将,曾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0年4月29日卸任。
  • 次子邓质方,1952年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董事长,1993年初,邓质方正式加入建设部管理企业属下企业"四方集团",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总经理。1993年5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并易名为"首长四方"。妻子刘小元,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
  • 长外孙女鄧卓芮,1972年出生,小名眠眠,鄧楠之女。丈夫吴小辉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
  • 外孙鄧卓溯,1974年4月出生,小名萌萌,鄧林之子,公开姓名为卓泝,易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3月因心肌炎发作病逝。
  • 外孙女鄧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鄧榕之女,在孫輩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讀美國波士頓韋斯利女校,攻讀心理學,學成回到北京,從事廣告公關。其后傳隨夫到加拿大生活,為鄧家育有首個第四代曾外孫女。丈夫冯波,联创策源风险投资基金的创始合伙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新浪、亚信融资。
  • 孙子邓卓棣,1985年出生,原名邓小弟,邓质方与刘小元1984年在美国留学所生,曾拥有和使用过美国国籍[177],是邓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孙。2008年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现任广西百色平果县副县长。[178]他于美国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David Zhuo。

亲属

  • 邓先烈,邓小平大姐,丈夫唐惠民。
  • 邓先群,1935年12月出生,邓小平同父异母之妹。陆军少将,原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
  • 栗前明,邓先群丈夫。中将军衔,原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
  • 栗小兵,邓先群和栗前明之女。青城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其丈夫俞一平是“中国第一高端矿泉水”西藏5100冰川矿泉水的大股东。
  • 邓先芙,1931年出生,邓小平的同父异母之妹。原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
  • 张仲仁,邓小平妹夫,邓先芙丈夫。原四川省档案学会理事长、省档案局局长。
  • 邓垦,1911年出生,原名邓先修,邓小平亲弟。历任泸州专署专员,重庆市、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
  • 邓蜀平,1913年11月生,邓小平亲弟。历任贵州省普安县青山镇镇长、县财政科副科长,安顺县财政局局长、贵州省政协委员。1967年3月批斗会后自杀。夫人谢全碧。

爱好

邓小平是桥牌好手,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50]:232。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38]:173聂卫平曾透露,邓小平常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一起打桥牌,邓经常跟丁关根为搭档,聂卫平经常跟胡耀邦万里为搭档[21]:257。此外,邓小平爱抽烟,其烟为“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以味道淡著称。“熊猫”牌香烟因为邓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65]:224。晚年的时候邓把香烟戒掉了[22]:398

鄧小平亦是一位資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訪時表示鄧最愛的是孩子和足球[179]。早於青年時期,他曾在法国勤工儉學,花費吃飯的錢去購買球票[53]:227[180]。他亦有要求工作人員錄製重要的足球比賽,供他在業餘時間欣賞。1979年,他提出了“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并改組中國足協,提出“衝出亞洲”的目標[21]:15-17。令其遺憾的是直到他逝世亦未能看到中國國家足球隊進入世界杯決賽階段的比賽。[181] 1977年7月30日,他第三次復出后,突然在舉行國際足球邀請賽的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出现,現場八萬名球迷在賽前起身為其鼓掌致敬[182][21]:262[32]:58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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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职务
新頭銜 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1982年-1987年
繼任:
陳雲
前任: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1年-1989年
繼任:
江泽民
前任:
毛泽东
(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1956年-1967年
繼任:
胡耀邦
(1980年)
前任:
李维汉
柯庆施
任弼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1927年12月-1929年8月
1935年1月-1935年4月
1954年2月-1956年9月
繼任:
李立三刘英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务
前任:
周恩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978年-1983年
繼任:
鄧穎超
前任:
劉少奇
國防委員會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3年-1990年
繼任:
江澤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职务
前任:
薄一波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部長
1953年-1954年
繼任:
李先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职务
前任:
黃永勝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975年-1980年
繼任:
杨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