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反革命的原意是指一切反对革命,与革命政权对立,进行破坏活动,企图推翻革命政权的行为属于「反革命」。

原本「反革命」与「革命」一样同属于中性词,但在中國革命發展的過程中,反革命被視為嚴重的負面行為,成为政治犯的罪名。

「反革命」通常被用来对政敌的攻击。1924年前後,在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1]政治宣傳與演講中,這個詞彙本身已經轉向一種帶有嫌惡意涵的負面評述,在國共分途後,雙方互執過去齊心打造的「反革命」互相攻訐,最明顯的如国共内战期间,国共双方互指对方为“反革命”。1950年代,毛泽东發起「镇压反革命运动」,處決「反革命分子」,雖然在時空背景與政治條件殊異狀況之下,比對1930年代對反革命分子的審理,有某方面巧妙的相似。文革期间,也有红卫兵派系宣称自己拥护毛主席而指责敌对派系为「反革命」。

「反革命事件」的說法並非中國獨有,前蘇聯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使用,如1917年俄國革命後,一批批的帝俄貴族,多以反革命名目,執行死刑。

話語流變[编辑]

中國最早出現「反革命」字彙,不晚於1917年,這年在中國的報刊上對於俄國革命報導中有記者使用「反革命」稱呼帝俄時期留下的殘存武裝貴族等反對勢力;發生在廣州國民政府統治下1924年廣州商團事件中,《廣州民國日報》與《嚮導》對事件的報導與評論內,有意識地運用相關話語進行政治宣傳,同時,在黃埔軍校內或一般南方民間開始廣泛運用「反革命」一語,以至於當時人在北方的唐有壬大加撻伐,稱:「有一種流行名詞『反革命』,專用以加於政敵或異己者。只這三個字便可以完全取消異己者之人格,否認異己者之舉動。……被加這種名詞的人,頓覺得五內惶惑,四肢無主,好像宣布了死刑似的」。這組詞彙在北伐一開始就帶有負面意義,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前與行進過程中,眾多軍事電文、各地民眾響應呈文、官方宣傳或南方的機關報內,「反革命」一語幾乎等同正在討伐的北洋軍閥;然而隨著軍事行進推演到長江中下游一帶,唐有壬「死刑似的」一語成讖,武漢國民政府在有留俄背景司法部長徐謙主導下,真將〈反革命罪条例〉成為一紙刑事法規,而首次審判的,是前隸吳佩孚部的陳嘉謨劉玉春,審判日期僅在法規公布隔日,[2]根據報載,當日圍觀者眾,群情激亢,然身為軍事將領的蔣介石聽聞此事卻不甚愉快。[3]

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中, 反革命分为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两类。

相關法規[编辑]

  • 以「反革命」為名或與之有關的法規,以刑事法規為大宗,刑罰中的「反革命」相當於北洋時期的「內亂罪」,或所謂的「叛國」、或今日我們所稱的「間諜」、「洩漏國家機密」。明确将反革命作为一种罪行的法律是1927年2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布的〈反革命罪条例〉,[4]它规定:“凡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推翻国民革命之权力,而为各种敌对行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结军队,或使用金钱,而破坏国民革命之政策者,均为反革命行为。”1928年3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5],对反革命罪做了更细致的规定,然而各款內容大體延續。[6]劉恆妏在論文中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在「反革命案件」審理程序中,特別採行了陪審制度,而此「黨員陪審制」,限定「25歲以上的中國國民黨員」具有陪審員資格,仰賴黨員對黨的忠誠與對黨義的認知,去定義反革命。[7]中國國民黨方面雖然在1931年初廢止相關法令,而代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然而,刑事法規中的「反革命」刑罰仍舊存在,並且,由於「危害民國」與「反革命」法規上的延續以及審判案例的便利考量,〈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頒行後,〈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在司法上照舊有效,雖廢猶存。中国共产党沿用了这个做法,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34年4月8日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8]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2月20日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第十一次會議批准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9]
  • 1979年7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反革命罪规定在分则第一章,并在第90条为反革命罪规定了如下的定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后来,随着政权稳固、社会发展,「革命」一词已不符合国情(建国数十年,已不适合再称为革命,這是歷史上巧妙的共通點: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也以為建國不適合再稱革命,而廢止反革命法規);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了该罪名,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革命、造反罪)取而代之。

研究概況[编辑]

  • 法學方面,在臺灣在劉恆妏以前,有兩篇以反革命罪為討論的學位論文:李有容,〈中共社會主義人權觀之研究──以反革命罪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9年)。以及陳毓雯,〈中共刑法反革命罪章之研究〉(臺北: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2年)。兩篇處理的也是「反革命罪」,然而這兩篇與本研究的屬性及範圍相關性不高,關注議題也完全殊異,故不列入討論。此外,吳奇英,《中共專政下的反革命份子》(臺北:韋柏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年)是以中共建國以來的「反革命」罪為討論的專著。以上四位研究者皆非歷史學家,除劉以外的研究者,研究時皆未注意考察1920、30年代聯俄容共至訓政前期國民政府對「反革命」的司法審判與中國共產黨於1930年代萌芽的「反革命」審判、司法理論是否有所連結。
  • 社會學方面,臺灣東海大學社會系黃金麟曾以單篇論文探討相關議題,[10]而歷史學界的研究者,兩岸學者頗早就有志一同留意到胡適對反革命法規修改提案的表態中,所涉及「嚴厲處置反革命份子案」及相關探討。蔣永敬〈胡適與國民黨〉(1980年)[11]、 〈國民黨實施訓政的背景及挫折〉(1992年)[12]、 以及楊天石〈胡適和國民黨的一段糾紛──讀胡適日記〉(1991年)[13] ,此外,李雲漢、鄭建生、陳耀煌等研究者亦在研究中曾提及相關案件,但反革命案本身皆非上述研究者關注焦點所在。
  • 1949年以前反革命罪的源起問題,歷史學界唯獨近年來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奇生研究中對此有直接論述,其著有數篇專文探討之,並有專書出版(內集結專文兩篇,與反革命法規淵源有關)堪稱此領域之研究開創者,然而關於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審判反革命案件的對象分析不足,僅以一例舉證分析,以至於文中錯以「反革命份子」為針對北洋戰犯的罰則,與當時多數反革命犯屬於國民黨員,政治犯職業遍及商民、工人、學生、軍人等的事實不合。
  • 1949年以前中國的「反革命」罪如何認定,又造成何種影響?而該法與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法規是否存在延續性?至今無論是在法學、政治學或歷史學研究中,對相關議題仍欠缺完整的認識。

参考文献[编辑]

  1. ^ 臺灣方面學界慣稱「聯俄容共」,或大陸學界稱「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聯俄聯共」,指的是1923年至1927年這段時期共產主義信徒在中國國民黨內部共同推動國民革命的這階段
  2. ^ 王慧婷,〈在刃之端:1927 年的〈反革命罪條例〉與司法審判〉,2013年「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發表會」(臺南:長榮大學,2013年5月31日),會議論文,無出版。
  3. ^ 王奇生,〈「北伐」與「南征」與「反革命罪」的緣起〉,《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初版,簡體]。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9月)〔海外增訂本〕。
  4. ^ 〈昨日中央聯席會通過之反革命罪條例〉,《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2月10日,第1張新聞第2頁。
  5. ^ 除本版本外,另有1928年2月29日時先行公布之版本,與1928年3月9日公布、《國民政府公報》上之條文有部分文字不同。該法實際公布日,當以3月9日為准。先行公布之版本見諸:一日、一葦,〈反革命治罪法 條文已公布〉,《晨報》,北京,1928年3月7日,第3版。
  6. ^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制定「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年3月9日),《國民政府公報》(1929年3月,南京)第39卷第3期,頁2-4。
  7. ^ 劉恆妏,〈革命/反革命──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的法律論述〉,頁290。
  8. ^ 吳奇英,《中共專政下的反革命份子》(臺北:韋柏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年),頁381-387。
  9. ^ 吳奇英,《中共專政下的反革命份子》(臺北:韋柏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年),頁389-393。
  10. ^ 黃金麟,〈革命與反革命──「清黨」再思考〉,《新史學》,第11卷第1期(2000年,臺北),頁99-143。
  11. ^ 收入蔣永敬,〈胡適與國民黨〉,《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3年),頁215。
  12. ^ 收入蔣永敬,〈國民黨實施訓政的背景及挫折〉,《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頁191。
  13. ^ 楊天石,〈胡適和國民黨的一段糾紛──讀胡適日記〉,《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09-215。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