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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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份由在校大学生、中学生组成(中國所謂的"高校",是指大專院校以上的學校,並非指高中職與以下各級學校)。红卫兵并非国家军队,其組成也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是一种狂热的民兵组织。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中國社會、政府和經濟構成極嚴重的打擊,傳統的歷史文物、遺跡、名人的墳墓和文獻皆遭毀滅性的破壞。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仅仅进行两年多以后,即退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并作为“再教育”的对象被送往农村,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即告解体。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同期,在小学,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1978年后少先队恢复。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红卫兵组织可不再继续存在了。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1]

背景[编辑]

毛澤東得到了人民的擁護,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之前,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曾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就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對敵人的同情就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

同时,建国以后,阶级斗争哲学从小学开始就进入到国家义务教育体制当中,成为一些课文的内容(如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等),从而让“阶级仇,民族恨”在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暴力美学借助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对青少年构成了一种长期的熏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占领了他们的无意识领域。[2]

1966年5月,随着北京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彭、罗、陆、杨”被打倒,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整个北京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昔日平静的大、中学校的校园里,浮现着不安与骚动。一些青年学生凭借多年阶级斗争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同“修正主义” 将有一场生死博斗。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针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第一张大字报。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卜大华、王明铭、骆小海为首的数名高中生出于对学校当局在文化大革命表现出的“迟钝”和“麻木” 的不满,自发地聚集在圆明园的废墟上,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6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部分学生成立与清华附中红卫兵类似的自发学生组织--“红旗战斗队”。这两个组织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最早产生的红卫兵组织。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毛主席、党中央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6月24日,他们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随后,红卫兵这一名称不胫而走,出现在北京各个校园。不久,北大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等校中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由地下到地上,由秘密到公开,由非法到合法,由学校到社会,由城市到乡村,由北京到全国。从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为清华附中复信和18日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红卫兵组织蜂起。红卫兵演变成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当然的青少年组织。这一过程的完成是通过三个重大事件实现的,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大串联”。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毛泽东意外地从江青手中得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论造反”的大字报和写给他的一封信。从8月1日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中,连续使用了三个“热烈支持”,而且将这封信作为十一中全会的文件。显然,毛泽东认为青少年是一支打破现行秩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力量,这从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可以看出来。《决定》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泽东的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不但使正处于各级党组织压力下的红卫兵组织免遭解散,而且使红卫兵组织合法化,成为扫除发动文化大革命阻力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红卫兵代表的接见,并接受了红卫兵给他佩带的袖章。这一象征性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随后红卫兵走向社会,走上街头“破四旧”,这是中国红卫兵的第一次“壮举”。8月22日《人民日报》首次报导了北京地区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23日又发表了《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8月29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向红卫兵致敬》,指出“红卫兵充当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并喊出了“红卫兵万岁”的口号。这种前所未有的煸动,把红卫兵推到了中国政治狂潮的前沿,“破四旧”狂潮席卷全国。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8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表示:“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进行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9月5日,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学生代表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随之,全国的青年学生涌向北京,毛泽东连续8次在天安门接见赴京串联的1100万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之火终于通过红卫兵之手烧遍了全国的角角落落。直到1967年8月,毛主席发出“就地闹革命”的号召,红卫兵的串联活动才基本结束。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消息,《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提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各大高等院校师生听到广播后,纷纷集会、座谈、写大字报,并给地方党报编辑部写信挂电话,表示支持“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

1966年8月27日,江青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红卫兵,顾名思义是兵,是青少年组织,对不对?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战胜帝国主义、反动派、一切阶级敌人的军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有优良的革命传统的。我相信你们会继承这个传统的。”[3]1966年《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在文章结束的最后口号用语中第一次使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

紅衛兵在領取毛澤東的旨意後,奔赴全國各地。他們忠心不貳,對毛澤東的崇拜狂熱到超乎宗教信仰的境界。毛泽东组织团队(后称四人帮)进行立体全面的行销整合,从整体推广策略到各类的宣传形式,如大字报、红色宣传画、具有宗教特色的忠字舞、日常生活语言中每句必有的宣誓口号等,利用各种传媒载体通过从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教育和文艺等多方面对民众进行思想渗透。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前,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使得此次政治活动能在发动后极短的时间内达到高潮,并长久持续。

定义[编辑]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中学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裏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之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

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立四新”、“抄家”等,而“打砸抢”的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

文革初期除去首都红卫兵的发起者中,有许多是高干子弟外,在首都以外的红卫兵,大多数是工农子弟(红五类)。各地红卫兵最初的行动主要是“破四旧”,打击对象仍然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死老虎”和文革初期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人,包括自己非红五类的同学(平民子弟),并不包括“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中确定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子女及许多高干子弟都是红卫兵,甚至是各学校红卫兵运动的骨干,这证明红卫兵的初期目标不是“走资派”。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没有所谓“上层红卫兵”和“下层红卫兵”的政治分野,初期红卫兵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央文革认为这会偏离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的方向。在中央文革的幕后指使下,一批“矛头向上”的造反派红卫兵开始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如清华大学学生领袖蒯大富为首的红卫兵率先在1966年10月18日,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夺取了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功。而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则起来保卫他们的父辈,成了“保皇派红卫兵。”整个红卫兵运动也随着这种分裂及红卫兵“打倒走资派”(或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任务的结束而退出文革舞台。

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即毛語錄,在中國文革等混亂時期,毛語錄的"神聖"刊比宗教聖物)。

第一轮分裂[编辑]

1949年以后对国民的阶级出身进行等级式划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依据阶级成分被实际划分为三六九等,影响其就业、升学、入党、入团、参军等几乎所有与个人前途攸关的机会。文革期间,由半遮半掩的政治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4]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红卫兵首先贴出了一幅被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北京四中“老兵派”的代表人物刘辉宣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谱曲成鼓吹“血统论”的歌并迅速传播全国,成为红卫兵的“战歌”。反对之声也如约而至。为评判这首歌,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批判血统论长达三万字的《出身论》。1967年1月18日至4月1日,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名义在《中学文革报》1至6期上发表《出身论》等6篇论文。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并因此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宣判死刑。“血统论”后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评判,刘辉宣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各路红卫兵都追着他打,争相批斗。巨大的恐惧让他做好了随时被枪决的准备,有段时间,每天都在家里练习“慷慨就义”。 [5]

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在其《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中称赞对联“大长了好汉们的志气,大灭了混蛋们的威风”,我们“要大声疾呼‘好得很’”,他甚至把“重在表现”说成是“修正主义”。各地红卫兵组织都把对联作为红卫兵的组织路线,“血统论”渗入了红卫兵组织的肌体。 老红卫兵极端仇视“非红五类”的行为,招至出身“非红五类”和部分 “红五类”的青年学生的反对,进而双方开展了一场围绕着“血统论”的辩论。红卫兵运动在“血统论”和 “反对血统论”的两面大旗下分裂了。

对联的出笼,首先同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政策和革命的理想发生了冲突。尽管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屡出现把家庭出身、个人历史绝对化的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一直宣称“有成份,不唯成份论”,“出身不由己,革命靠自己”。导致红卫兵运动分裂进一步加深的是“革”与“保”的冲突。《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身居高位、执掌党和国家重要权力的领导干部。如果听任“血统论”的泛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会偏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江青、陈伯达说对联是“不全面的”,“我们怀疑又有什么人叫你们上当了。”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批“血统论”,说有人“用血统论代替阶级论,试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分裂,蒙蔽青年。”[2]陈伯达的观点表面冠冕堂皇,其真正用心是将矛头指向“制造分裂,蒙蔽青年”的老干部及所谓的“阶级敌人”,为打倒一大片制造舆论。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坚决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阶司令部”,革“走资派”的命。其中在北京地区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三司)为代表,声称“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他们同保卫老干部,坚持“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在理论和政治上批判“血统论”。以红三司为代表的激进红卫兵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逐渐成为首都地区红卫兵的多数派。首都红卫兵在“革”与“保”的大旗下进一步分裂。

在北京地区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都分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皇派”红卫兵两大派。“保皇派”红卫兵由于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特别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坚持“血统论”,一意孤行,内部不断分化,阵地逐渐缩小,成为少数派。部分老红卫兵的父母,在打倒“走资派”的狂潮中纷纷落马,使他们在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狗崽子”,陷入了他们自己制造的政治泥淖,沦为新的“政治贱民”。愤怒、恐惧、失落变成了疯狂的复仇。1966年11月27日,一个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宣告成立,他们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甚至指向毛泽东,并数次组织其成员冲击公安部。

“联动”成员的这种极端行为,招来了自己的灭顶之灾。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宣布北京的“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组织被解散,主要成员被逮捕下狱。至此,以“联动”为代表的“保皇派”红卫兵基本上解体。 “联动” 的解体,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第一轮分裂的结束。“联动”和北京地区的老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同造反派红卫兵后来的结局没有本质的不同,更没有所谓的输赢。因为什么无论老红卫兵还是造反派红卫兵,他们都是“比赛革命”的受害者。

第二轮分裂[编辑]

引发红卫兵运动第二轮分裂的是围绕着夺权和由谁执掌革委会权力的问题。早在1964年“四清”运动时,毛泽东就断言:“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重申“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根据毛泽东的观点,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要把这一部分权力夺回来。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揭开了全国范围内夺权的序幕,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标,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在夺权斗争之前,各地造反派红卫兵还保持着大体上的团结,但夺权前后随之而来的是围绕着由谁掌握权力的问题上展开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

在上海,最早参与夺权的“上海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上三司)、“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同张春桥、姚文元支持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围绕着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结果,“上三司”、“红革会”被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 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打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独掌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上海红卫兵成了为争夺权力而牺牲的第一批红卫兵。在北京,清华大学“八·八造反兵团”分裂成为“井冈山兵团”(老团)和“四·一四”派(老四)。中央文革的宠儿“红三司”分裂成为“天派”和“地派”。

1967年重庆武斗爆发,死于武斗的红卫兵埋在131座坟茔,埋着573人的遗骨的重庆市沙坪公园里的红卫兵墓园。[6]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借“一月夺权”和反“二月逆流”,在中央机关制造混乱。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时,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以纪念为名成立“五一六兵团”。大批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进驻农林口机关安营扎寨,到处寻找反谭震林的炮弹。他们发现:当年创建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功的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正在农林口机关大院被作为反党分子遭受批斗;在农垦部,他们又发现王震也被作为反党黑帮批斗;他们的秘书和同情者,同样被打成了反党分子。于是,红卫兵们决定为秦化龙和王震等打抱不平,强烈请求周恩来为他们平反。5月16日那天,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利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日,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那些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宣言还要求“应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7]

复课闹革命[编辑]

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概念,这些概念宽泛而笼统,没有具体标准和政策依据。《十六条》则在群众中划“左派”,“中间派”,“右派”的政治分野,甚至武断地说:革命的青少年“他们革命的大方高始终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意见》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回本校边上课边闹革命。中学师生分期分批军训。整顿红卫兵组织“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中学课程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必要的常识。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师生员工必须予以平反。中共中央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下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1967年3月,毛泽东指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在“三结合”中围绕着领导干部的人选争斗不已。文革之初,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坚决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一些领导干部根据自己的判断或中央文革的暗示,表态支持了某一组织,结果得罪了另一组织,形成了你革我保,你保我革的立场。“三结合”中各组织都推出了表态支持自己的领导干部,对其它组织推出的人选,轻则说你“挑动群众斗群众”,重者说你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中央文革和“四人帮”今天支持这派,明天支持那派,使人搞不清到底谁是左派,谁是革命群众。即便两派同时进入革委会,也存在着谁任正职,谁任副职,谁排前,谁排后,谁的席位多,谁的席位少等问题。这种无休止的派性斗争,使许多地方的革委会不能顺利产生,正常的秩序无法恢复。

一月夺权后,红卫兵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刘邓司令部”已经被摧毁,“走资派、黑帮”被撵下台,关押劳改,“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他们统统成了“死老虎”。造反派红卫兵再也找不到可以“革命”的对象了。在“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哲学的激励下,红卫兵们将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和组织统统置于对立面。 1968年9月,全国各省(自治区)革委会建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但并未实现全国的毛泽东预期的“安定团结”,尤其是离开学校及师长管束的青少年,成为实现“安定团结”的最大障碍,严重干扰了毛泽东 “一斗二批三改” 的战略部署,他们对社会的破坏力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意料,开始“对学生多少有点失望,转而寄希望于工人造反派。”

为了抑制红卫兵运动的破坏性,3月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决定,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入各级各类学校,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10月,毛泽东视察外地时,针对红卫兵的破坏行为,公开表示了他的不满:“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11月3日,毛泽东又指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但一年多的支持和骄纵所养成的“造反派脾气”已很难收敛。军训不能正常进行,复课犹如空中楼阁。红卫兵们打着与“工农相结合”的旗帜,到处插手厂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制造派性,挑起和参加武斗。红卫兵犹如脱缰的野马,无人可以管束。1968年5—7月间的清华大学流血事件,最终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红卫兵的终结[编辑]

1968年5—7月,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 同昔日的造反派战友“四·一四”派发生了百日大武斗,先后有数名大学生在武斗中死亡。为了制止武斗,“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千人奉中央命令进入清华园。令利智昏的蒯大富竟下令“文攻武卫兵团”向“工宣队”队员发动袭击,“致使宣传队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731人受伤。” 红卫兵的破坏性已成为城镇动乱不已和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成员紧急集体召见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毛泽东严厉训斥了北京的红卫兵领袖:“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谁如果还继续违法,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林彪也发了言,他说:“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向首都工人宣传队赠送芒果,象征着他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支持。1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8月25日,中共中央通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再度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的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从1968年9月到1969年1月,毛泽东多次提出由工农给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广大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广阔天地” 将是他们人生的归宿。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实际上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即告解体。 [8]

由于夺权以后的形势变化,以“红革会”、“炮司”为主的红卫兵组织于1967年1月28日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后又于1968年4月12日再次炮打。两次炮打均因中央文革的制止而遭受打压和清算,直接受审查达2500多人。直至1967年11月17日和12月30日,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等学校红代会分别成立,文革初期风云一时的红卫兵组织渐渐地淡出政治舞台。1972年7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就“拟将中学毕业生中的红卫兵转为共青团”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同年10月,张春桥在上海“团的工作”座谈会上仍坚持“共青团在学校中就是红卫兵,红卫兵在毕业时转为共青团”的态度。所以在上海1973、1974两届中学毕业生中的红卫兵是通过“发展”的办法入团的;1975、1976两届中学毕业生中的红卫兵则是通过“转入”的办法解决团籍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学恢复建立团组织,一律采用发展团员的办法。市、区、县的红代会也于1977年底撤销。

1974年6月16日,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共青团、红卫兵、红小兵、组织情况:全国共有197.5万个团支部;有团员4763.4万名;全国有红卫兵2143.1万多名;红小兵6788.6万多名。[9]

文革结束后,北京红卫兵五大司令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先后被捕入狱,后被判有期徒刑。

历史[编辑]

毛泽东选集文革前的版本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據駱小海宋柏林的回憶,張承志最早的筆名是紅衛士),意为“保衛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红卫兵运动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靠的是國家補貼紅衛兵全國大串連,吃住不花錢,各地紅衛兵與北京紅衛兵間互聯絡,以及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习惯上叫接见)超过一千万红卫兵。毛泽东当时的装束便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学生“停课闹革命”,废除所谓的“资产阶级考试制度”,并停止了招生。毕业设计、写毕业论文也被作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产物”予以取消,应届毕业生推迟毕业,留校搞运动。决定播出后,全国各省各市县学校又连夜写大字报表示“拥护”。7月3日,各省教育厅颁布《关于中等学校不举行学期考试的通知》指出:“为了保证中等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学生集中精力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所有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和半农半读学校本学年第二学期,除中学毕业班已经举行考试之外,其它年级均不举行学期考试,学生均予升级。”同日,各省教育厅又颁布《关于中学、师范、小学暑假的通知》。规定:“今年中学、师范是否放假,由各地、市委文化大革命发展情况,自行决定。中学放假也可采取初中、高中分别处理的办法,即初中放假,高中不放假”。7月5日,省教育厅、省人事局联合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推迟毕业的通知》。规定:“根据省委指示:为了保证把我省各级各类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我厅研究后提出以下意见和问题:高等学校、师范学校、普通高中毕业生按教育部通知推迟半年毕业,高等学校、师范学校、农职业学校以及普通中学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不放暑假;这些学生全部留原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俟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时组织下乡下厂劳动”。规定还说,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助学金,各级学校集训中的公杂费,教师参加学习往返的车(船)旅费补助、民办中学、农业中学教师的生活补助费等等均要专列经费,所需的经费高等学校可有高教经费统一调整解决;其它教育方面,因今年经费已安排得很紧,切实无法调整,所需增加经费共206.75万元,请省人委批准予以如数追加,以支持各地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开展。12月15日,省人事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内务部、高教部有关指示精神发出《关于1966年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分配派遣问题的通知》,今后中专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一律在本校“文革”基本结束时进行分配考察”。根据上述一系列通知、规定,大、中、小学开始全面“停课闹革命”。校内外贴满了揭发和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学校动乱逐步向社会上蔓延。6月16日,地方党委作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的决定》,要求各地派工作组进驻学校。8月地方党委作出了《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队(组)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撤销工作(组)之后,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领导“文革”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10]

1966年6月以来,红卫兵开始用暴力手段清除「四舊」,进而对早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施加残忍的暴力迫害,致死致伤成千上万。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上海各类学校立即仿效,纷纷贴出大字报,揪斗“牛鬼蛇神”,甚至连续发生戴高帽、身淋墨汁、跪爬、鸣锣游斗“牛鬼蛇神”等情况。据7月统计,在上海市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468所中学中,有191所中学存在类似情况。8月,批斗“牛鬼蛇神”之风迅速在各高校蔓延。8月4日下午,华东师大学生给批斗对象戴高帽子,鸣锣游斗。这一天全校共揪斗194人,占全校教职工11%,3人自杀而死,2人自杀获救。8月5~8日,复旦大学56名教授和干部头戴高帽,脸涂墨汁被揪斗。8月9日,同济大学城建系学生给校党委书记戴上用西瓜皮做成的帽子,身上贴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纸条,在校园内游斗。8月11日,上海体育学院60%的正副教授身上被浇了墨汁,贴着纸条,跪倒在食堂前示众,有的还遭受拳打脚踢。上海外语学院80多人身淋墨汁,背披字条,在煤屑跑道上爬行。8月12日~13日,上海第一医学院123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遭受游斗。另据不完全统计:8月13日~15日,各区有30多所中学发生打人、罚跪,共斗了114人。8月24日上海卢湾区工商联机关造反派串联中学红卫兵冲击区工商联机关,10多位民主人士等被强迫剃阴阳头、爬楼梯、遭拳打脚踢,至深夜11点钟。下旬各中学“红卫兵”组织走向社会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或非法抄家,或批斗所谓牛鬼蛇神,或剪行人“奇装异服”,或涂改店名路名等。自8月29日至10月24日,区属系统被非法抄家18531户。1967年12月24日,卢湾区机关造反派召开清队誓师大会。会上发生两派争执,旋因五十五中学红卫兵和街道工厂造反派介入,发生武斗,死3人,伤22人。[11]

北京红卫兵来沪串联后,公开宣扬“红色恐怖万岁”,并到学校、里弄武斗“牛鬼蛇神”。8月26日,北京来沪红卫兵和上海中学的学生用鞭子抽打梅陇公社朱行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打死1人,重伤2人。据9月15~17日的不完全统计,3天内共发生30起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被打达100人以上,其中斜土路第一小学支部书记被打成重伤。9月18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九纵队、十六纵队两次冲击西藏中路沐恩堂,用皮带殴打了6个牧师。9月19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八·一八”红卫兵殴打音乐家贺绿汀夫妇。9月22日,100多名北京红卫兵查抄佘山教堂,神父马风祥被殴打致死。另据全市不完全统计,从9月1日起,在市区的489所中学中,有361所中学发生红卫兵打人,有1万余人被打,打死11人,打伤961人。其中闸北区有913人被打,长宁区遭受重伤的有26人,被剃阴阳头的有55人。黄浦、静安等区红卫兵私设的打人公堂有33处之多。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析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8月23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首都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消息后,上海各学校的学生带着红卫兵袖章涌向街头(后职工、干部也参加)。红卫兵们还在各大服装、皮鞋、理发店前贴大标语和“最后通牒”:“不准缝制奇装异服”、“不准出售尖头皮鞋”等,蓝棠皮鞋店就被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斥为“尖头皮鞋司令部”。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就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12]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黄浦区“红卫兵”及来区内串连的外地“红卫兵”,冲击到里弄,任意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产阶级”进行抄家,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有的还用皮带抽人,并在其家门口张贴大字报,宣布所谓的“罪行”,勒令他们“彻底交代,低头认罪”。有的甚至被毁灭性抄家,被“扫地出门”。全区被抄家的有11667户,查抄财物金额达2512.4万元。仅对3009户的统计,被抄去文物、工艺品143126件,钱币27528枚,图书206045册,唱片6035张。[13]1972年7月4日,市中学红代会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请示:“最近,社会上穿奇装异服的人又多起来了,有的口袋大得出奇,有的衣服领头花样百出,穿超短裙的也出现了。”为此市中学红代会准备发动各红卫兵军区组织各校红卫兵团上街宣传,并希望上海民兵和服装公司协助。8月1~2日,红代会共出动红卫兵43087人次,上海民兵出动2386人次在全市举行统一行动,开展“抵制穿着奇装异服的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宣传教育活动”。

1966年8月,康生在会上讲话中攻击共青团中央,而且支持改组共青团的要求。他说:“团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有严重错误”,“改组共青团……这一要求是很正确的”,“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成为我们改造共青团的主要骨干。”还说,“过去团组织松散,我看有点象全民团,就是说,有的团组织阶级路线不明显。”康生这个讲话又进一步煽动起红卫兵到共青团中央造反的劲头。会后,有些学校红卫兵开始占领了共青团中央机关大楼,使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陷入困境。8月13日晚,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和学生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党中央常委李富春到会宣布了党中央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 红卫兵成立了“摧旧团”联络站,在全国掀起一股“摧旧团”浪潮,残酷迫害团的干部,大批株连青年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共青团组织活动被迫完全停顿了。

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但是在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到农村。《指示》修改了原先的规定,在农村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立红卫兵组织,进行串连,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14]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15]

1966年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肯定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长征到北京的行为,鼓励全国师生步行大串联。红卫兵“长征”由此兴起,全国各地的公路和乡间小道上开始出现打着红旗、背着背包的红卫兵长征队。[16]

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裡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鬥。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共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有。”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教育”去了。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

1968年7月全国开展 “ 三忠于 ”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四无限 ” (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活动。普遍流行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在各种场合大跳忠字舞、大唱语录歌。

1969年的九大之后,随着“復課鬧革命”的中央号召,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而共青团当时已经几乎瘫痪。1971年1月上旬,上海市革委会在整团建团中,便首先提出,在大学建立共青团,在中学只建立红卫兵组织,不建立共青团的意见。接着,张春桥在1972年又两次发表讲话,坚持共青团在中学的组织就是红卫兵。一次是10月16日在上海共青团工作座谈会上说,“我还是保留原来的观点,红卫兵就是共青团。……今后团章上规定一条就可以了,共青团在中学的组织就是红卫兵。”“红卫兵这个名字,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我们创造的,共青团还是从苏联学来的。”另一次是11月20日,张春桥在上海团代会筹备工作会议上说,“红卫兵就是共青团在中学中的组织,一个概念,两个称呼,现在全国做法不一样,等全国团代会定论。”[17] 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併,定名为“红卫兵”。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18]

派别[编辑]

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派别林立,互不隶属,互相斗争。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为:

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体,而只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红卫兵没有统一的组织。

红卫兵组织结构[编辑]

根据1973年《中国共产党章程》,红卫兵、红小兵与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样,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19]1967年,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通过《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关于掀起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新高潮的号召书》和《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12月30日又召开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海市大、中学红代会成立后,分别发出“整顿红卫兵组织”的通知和决定。大学红代会的《通知》指出:红卫兵队伍中还存在着不良倾向:如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无政府主义流行,个别老造反居功自傲等。故应进行组织和思想的整顿。具体内容有:各院校红卫兵机构设三级:院校设师部,系设团部,班级设小队。各级红卫兵负责人由群众推选和革委会推荐相结合产生。各级红卫兵均受上一级红卫兵组织、同级党组织领导,各级红卫兵组织均由同级革委会派一常委参加工作。组织整顿中应注意反对派性,增加党性,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思想教育为主,组织处理为副”,个别错误严重或意志消沉的可开除或劝退出红卫兵组织。同时,应“以红卫兵为领导核心对共青团进行整顿,并随时把好的够条件的共青团员吸收到红卫兵组织中来”(共青团与红卫兵组织的关系等中央文件下达后处理)。各级红卫兵组织一律采用委员会、常委会制。常委会推选1-3人负责主持日常工作。[20]

红卫兵组织均有总部或委员会(一些人数多、规模大的红卫兵组织,总部办公场所基本上是独门独院),总部负责组织的日常领导工作。总部均设有中心组或勤务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或骨干,都声称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心组一般下辖办公室、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作战部、对外联络部、机关组、工厂组、秘书组、后勤组等常设部门。例如“革委会”总部下设机构中组织部由7人组成;宣传组由6人组成;工作部由5人组成;外事组由9人组成;接待组由9人组成;材料组由3人组成;秘书组、后勤各1人:此外还专设2名作为军区联络人。八·二九总司还另设有“农运组”,负责联络农民。每一部门都由其核心组负责领导工作。每个组织的总部还十分重视基层建设,均下设较完整的直属分部(或称分队)。“革委会”有10个直属分部,即:1.红九二总部2.革委会教工总部(含福州郊区)3.鲁迅兵团(跨行业组织)4.列宁兵团(以教工为主吸收了部分高中部学生)5.卫东彪兵团6.七·二○兵团7.新文艺部工人8.新福建井冈山兵团9.红少分部10.志愿兵总部。组织建制上,遵循当时所谓的“巴黎公社”选举原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组织原则中规定:“各级代表按巴黎公社选举原则,由群众充分讨论选举产生。”“每个战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通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每位战士有申请退出的自由。”同时,该组织还规定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红卫兵代表大会为红卫兵最高权力机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委员会为常设权力执行机构。”“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场三大作风,如违反者,酌情处理。”

影響[编辑]

研究書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1. ^ 1978年8月19日 红卫兵组织在历史舞台消失
  2. ^ 红卫兵打人可能与长期的仇恨教育有关
  3. ^ 《文革传单:江青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4. ^ 遇罗克.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引用日期2015-04-24].
  5. ^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背后的故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 [引用日期2015-04-24].
  6. ^ 红卫兵墓园是一座历史的墓碑重庆市丰都县档案局
  7. ^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内幕
  8. ^ 看红卫兵运动潮起潮落.陕西省文物局 .2007-03-23 [引用日期2015-04-24].
  9. ^ 青年工作大事记
  10. ^ 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之特征——以福建红卫兵组织为个案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1. ^ 卢湾区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12. ^ 上海青年志.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13. ^ 《黄浦区志》第四十一编“文化大革命”纪略.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14. ^ 1966年12月15日 《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15. ^ 红卫兵破四旧时毁坏了中国多少珍贵文物
  16. ^ 济南文史:我经历的红卫兵“长征”
  17. ^ “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历史公案. 中国共青团网
  18. ^ 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国共青团网
  19. ^ 中国共产党章程
  20. ^ 专记一:“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红卫兵运动.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