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標準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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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标准汉语
普通話、國語、華語
使用国家和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香港澳門),中華民國台澎金馬),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各國、蒙古俄罗斯亚洲地區毛里求斯英国美国等地的华人社区[1]
区域 Map-Sinophone World.png
标准汉语主要使用人口分布(含作为通用语言)
 官方语言或大多数人口使用
 庞大但较少数人口使用
 少数人口使用
注:有华人分布但未使用現代標準華語的区域不包括在内
当地使用人数 8亿3千6百万以上(日期不详)
語系
官方地位
作为官方语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華民國
 新加坡
 聯合國
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華民國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新加坡 推廣華語理事會
馬來西亞 華語規範理事會
語言代碼
ISO 639-1 zh
ISO 639-2 chi (B)
zho (T)
ISO 639-3 cmn

現代標準漢語是一種廣泛通行於中國汉族地区與全球华人社會的語言,於1923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決定基於現代中國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語法和北京話語音制定[2],1932年經中華民國教育部頒佈《国音常用字汇》后,被採納為中國的官方語言,當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華民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均為官方語言之一,也是东南亚及其他海外華人群体广泛採用的共通口語書面語;且作為聯合國六種官方工作語言之一[3],成為國際人士學習汉语的主要參照。其称呼与定义因地而异,中国大陆港澳地區称其为「普通話」,臺灣稱其為「國語」,在东南亚與漢語社群以外地區則稱為「華語」。

因地域的不同,中国大陆的「普通話」、臺灣的「國語」与东南亚地区的「华语」在語音與詞彙上存在一些差別,尽管可理解为受到各地語言腔调的影响,然而在正式的書寫語法上相對統一。而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很多現代標準漢語的腔調變體,例如臺灣有台灣華語(受台語音調影響)、地區有新馬華語(受馬來語英语影響),身為漢語起源地的中國大陸則有更多腔調變體(相對於規範普通話,通稱為「地方普通話」),如四川普通話南寧普通話廣式普通話等等都帶有本地方言的腔調。

名稱[编辑]

以下是兩岸三地東南亞的官方和非官方組織的定義:

普通話[编辑]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國語」改称「普通话」。在中国大陸,1955年之後現代標準漢語的正式稱謂是「普通話」,意为“普遍共通、普遍通用”之全國共通語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以“推广普通话”被作为重要的政策之一。[4][5] 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指出:“要把六億漢族人民的方言逐漸統一起來,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必須作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究竟多長?就要看交通、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和我們的工作,但是只要我們不斷認真地工作,這個任務是一定可以實現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其直接管理地区(不包含香港澳門)推廣(比如方言地區許多中小學校不提倡師生在校使用方言)。而香港、澳及大陸民間有時也將「國語」一詞作為大陸普通話的別稱。在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根據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中央政府无法在当地強制推廣普通話,澳門政府以及民間機構均在通過不同方式推行普通話[6]。在香港即使推廣普通話,香港人在生活上都不會使用普通話,亦非首要語言。尤其在香港粵語英語已成為社會主流語言和定型語言,因此他們較少跟別人說普通話,只會工作上或用在其他方面才說,政府亦无法強制香港人使用[7]。雖然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於聯合國取得中華民國擁有的中國代表權後,便開始要求世界各國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並宣稱擁有臺灣的主權,但由於臺灣地區(包含臺澎金馬等)实际上被中華民國政府统治,故推廣普通話無法擴及臺灣。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早在臺灣推行國語运动,推行的語言類似普通話。

國語[编辑]

在中華民國时期,現代標準漢語的正式称谓是「國語」,國民政府收復臺灣後,臺灣的官方語言也由日語變化成國語,教育部門則多稱中華民國國語文。由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第四科,閱讀及語文教育科,2012年12月以前為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規範與推廣。

國語分廣義和狹義,依據國立編譯館主編、正中書局出版的部編大專用書《國語》解釋,大意為:

  • 對外國語來說,則國內各民族的一切語言和文字,可統稱為廣義的國語;
  • 在本國,對方言來說,則指國家選定以北京地方的現代音系為標準音的標準國語,為狹義的國語,對內用以通行各地,對外作為國家語言的代表。[8]

在中華民國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等地使用的國語,包括較為規範的標準國語與帶有台灣本地腔的台灣國語。

中國大陸地區在中華民國政府治理時也稱之為國語;而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大陸地區所實施的國語名稱改為普通話,故大陸地區民眾目前所講的普通話與國語並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大陸地區流行的大部分MTV,卡拉OK廳中,國語一詞依然常見,例如在大陆粤语歌曲的普通话版习惯称为国语版,非中国大陆的影视剧则有原声版和国语版之说。香港、澳門在普通話運動之時則分別被英國、葡萄牙所統治。

華語[编辑]

新加坡馬來西亞乃至其它东南亚国家,現代標準漢語的正式称谓是「華語」,基本上以跟随中国大陆及台湾的规范為基礎。新馬華人普遍使用的具有當地口音的華語,用词受到等南方沿海各省的汉语方言影响,并引入了一些源自英語及马来语音译词,因此較中國大陸台灣有較多外来語,與香港语文相似。

發展歷史[编辑]

不同于历史上一直以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为标准的阿拉伯语,同英语等世界上其它语言一样,标准汉语也一直在发展演变。

古代标准汉语[编辑]

上古汉语 周代
前1000年前200年
尔雅,引申为雅言 复辅音声母,無輕唇音,無舌上音[9]
秦汉时代
前200年–200年
雅言,也称正音通语 复辅音声母,無輕唇音,無舌上音
魏晋时代
200年–600年
大廣益會玉篇音系、金陵雅音 平、上、去、入四声形成;轻唇音逐渐产生;舌上音产生;庄组齿音声母产生[10]
中古汉语 隋唐时代
600年–900年
切韵(隋) 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
唐韵(唐) 帮滂並明 端透定泥来 知徹澄娘 見溪群疑 精清從心邪 審穿禪照日 曉影 匣喻
两宋时代
900年–1276年
广韵(北宋)[來源請求] 36个声母,206个韵母(含声调),-m、-n、-ng、-p、-t、-k、-i、-u8个韵尾
平水韵(南宋)[來源請求] 106个韵母(含声调)
近代汉语
元代
1276年–1368年
元朝發生較大變化,無正音[來源請求] 中原音韵
明清时代
1300年–1900年
南京官話(明,清初)[11] 20个声母,分尖团,76个韵母
北京官話(清中期以後) 21个声母,39个韵母(不含声调),前期不分尖团,后期分尖团

现代漢語的来源[编辑]

满清入主中原,虽然定满语为国语,[12]但全国通行的实为汉语,汉官多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滿族人進入北京後學說漢語北京官話,又把自己的滿語音韻和發音習慣、特色文化詞匯帶入自己的滿式漢語,于清末形成滿漢語言成分融合的京腔旗人話,使其成為現代標準北京語音的前身。[13]现代汉语标准语定命於清朝的“官话”体系。北平音系的聲調,為陰平、陽平、上、去之四聲,而沒有入聲。[14]

其实说满式汉语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主要起源于四种观点:

  1. 普通话中的zh,ch,sh,r音来源于满语的语音;
  2. “普通话”一词对应的英文词Mandarin,有满清官员的意思,是中文“满大人”的音译;
  3. 普通话中的“儿化音”是满人的满语口音造成的;
  4. 入声和尖团音的消失。

实际上,这四个观点都是错的,因为:

  1. 普通话中的zh,ch,sh,r音是汉语自身发展的产物,和满语语音根本毫无关系,普通话中的zh、ch、sh是由古字母“知彻澄、章昌船书禅、庄初崇山”这12个声母逐渐演变合流而来的[15],而卷舌音r声母,则来源于古日母字nz,[16](日),而满语中没有zh,ch,sh音,只有J, C, š(对应普通话的zh, ch, sh)而且它本身不是翘舌(因为它们可以接i音),满语中的r是大舌音,也和普语的r完全不同。不过满语在入关后发生了音变,传说受汉语影响反倒是把JI, CI等给弱化了。所以普通话中的zh, ch, sh, r根本就不是来源于满语语音。
  2. “普通话的英文Mandarin,有满清官员的意思,“Mandarin”是中文“满大人”的音译”,这是个可笑的错误,英国人称呼中国的官为Mandarin,该词来源于印度梵文曼怛罗,经由马来文与葡萄牙文,辗转传入英文。英文中用Mandarin(曼达林)一词来表示中国官僚,源自于葡萄牙语中的mandarim(早期拼写mandarin)。早在皮莱资使团被囚禁后,被囚葡国人写下的信札中,葡萄牙语中就已广泛使用Mandarim一词。(这些信札是葡萄牙关于中国最早的报道之一,可能成书于1524年)。在Castanheda的《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pelos portugueses》中,16世纪末经澳门进入中国大陆的利玛窦也在葡萄牙人中推广使用了该词。明朝1617年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次出现“Mandarin”(拉丁文:Mandarinos)这个词, 从而证实Mandarin(曼达林、中国官僚、官话)和满洲人毫无关系,更不是“满大人”的意思。
  3. 普通话中的“儿化音”是满人的满语口音造成的,儿化音具体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早的儿化音可追溯到宋明时期,一些古典名著和古代民间小说,都有过儿化音的描写,并且杭州,江浙一代的方言里,也带有很多“儿化音”这说明普通话中的“儿化音”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满语口音”,而是汉语自身发展的产物。
  4. 入声和尖团音的消失。这是貌似最言之凿凿的观点,也是一些人认为“满式汉语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最主要的证据之一,但其实入声的消失,只是北方汉语自身发展的所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因为什么“满语口音式汉语”。认为满族人学不好汉语而使入声消亡有一大逻辑矛盾,这就是在北方汉语方言区(晋语除外)中入声皆已消失,怎么能想象满族的贵族们去劝说陕甘高原、云贵山区以及中原的穷乡僻壤的人们放弃入声发音的。更何况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均为闭音节语言,音节结尾不乏p,t,k等辅音,对于说这些语言的人来说,入声是最好学的,平上去三个声调反而更难学,怎么可能导致入声消失。所以说肯定不是“北方方言中入声的消失是在满族的影响下发生的”这样,入声的消失是在汉族人自己发展自己的语言中逐渐实现的。为此需要从头说起,北方方言中除了元音外,只有两个辅音 n, N(在拼音方案中以ng表示)可能处于一个音节的结尾,而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中音节多可以用辅音结尾,例如英语中的dog , bit之类。不过在古汉语中,曾有过以 n, N, m, k, t, p 结尾读音的字。按记载,以 k, t, p 结尾读音的字的发音相当短促,这是必然的,否则就可会被误听成两个音,这就是入声。随着语言的演变,入声的这三个辅音,可能短促到只出现一个口型,并不真正发音,进一步还可能只是发音短促而已,不再体现三个不同的辅音的存在了。在唐代编写的韵书中, 入声分三十多韵,k, t, p 结尾的字被分别列于不同的韵部, 宋代编的平水韵中,入声压缩为十九韵,k, t, p 结尾的字仍被分在不同韵。m 属鼻音,以此结尾的字分别被列入平上去诸声部一些韵中。

不过,即使在唐代,也不是全国人的语音都这样。例如,晚唐诗人胡曾的《戏妻族语不正》(《全唐诗 12.8.870》)是非常有趣的:

  呼十却是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

讲北方汉语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此诗,在北方汉语中,十石,真针,阴因都同音,而唐朝时的正音,针、因是 m 尾,真、阴是 n 尾。十、石都是入声,但十是辑韵(p尾),十是陌韵(k 尾)。可见当时胡曾的妻族已经把m尾的鼻音和 n 尾的鼻音混同了。入声字中p、k、t 不同结尾也已经混同了。胡曾是湖南邵阳人,他的妻族是哪里人就不清楚了。可以肯定,当时某些方言中,入声的特点已经开始退化。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吴语及湘语的发音中,m 尾音消失,入声内部无区别,只是自成一调,恰有胡曾妻族发音的特点。

在宋代,写词是为了唱的,所以,不能和口语相违背。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等大词家的押入声韵的词(如念奴娇、浪淘沙慢、忆秦娥等)中都有不同的入声韵部的字混押、k, t, p 混押的现象。这时,胡曾妻族的发音也就不会受到讥笑了。也就是说,中原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南宋中心地区)口语中入声内部可能部分同化了。这样的大文人写词时必定还要考虑韵书的规定,一般老百姓说话,可能更自由一些。

元代江西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为了演唱北曲编写的。在此韵书中,已经把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中间。演唱戏曲是为一般平民观赏的,不能和口语相差太多的,由此可以推论,当时北方方言中入声很可能已经溶入其它三声中。当然,在元代出现了这样的韵书,有人说这是受蒙古人强烈影响出现的,是汉语胡化的证据,这样说是不对的。在当时蒙古人编的《蒙古字韵》,是用蒙古八思巴字母拼写汉字,用以指导蒙古人说汉语,入声调在其中标的清楚。可见,入声在北方消亡,并非蒙古人之过。同理,把入声音的消失当做是汉语满式化的证据,也是不正确的。由此可知,入声在北方方言中的退化及消失,从胡曾的年代(870年前后)至出版《中原音韵》的1324年约四百多年,是北方汉语一个自主渐变的过程,并未受到外族语音的影响。

至于尖团音的消失,事实上按照满文字母对当时汉字的记音来看,满人是严格区分了北京汉语中的尖团音的。但是这两组对应的尖团音主要是ji qi xi - gi ki hi。在发音上,满语中不存在区分这两组读音的技术难度——意思就是说满语中本身是有gi ki hi音的,而起初对满人来讲比较难读的反而是儿化音。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消失的一些元音组合,在清代涉及到满汉对音的场合也多有记载。比较常见的,就是清代宗室的名字。如康熙诸子名讳,按照满文谱录的记载,一些特殊读音如下:

第一子 允禔:yun Zhi 第二字 允礽:yun Cheng 第三子 允祉:yun Chi 第五子 允祺:yun Ki 第十八子 允祄:yun giei 第二十一子 允禧:yun Hi 而如第二十三子 允祁之祁字读法依旧为qi,第十三子 允祥之祥字读法依旧为xiang(而非hiang),由此亦可见满人对汉语尖团音的区分不但知晓,且记载,而且并不曾弄混两种读音。而至于zian这一类尖音,我倾向于认为彼时北京话中zian音已经腭化为jian——这个原因还是那句话,只要zian音存在,满文字母从技术角度不存在记录难度,但是整个《增订清文鉴》中只见得到zi音记载,看不到zian音,这只能说明当时的北京汉语中已经没有zian这种读音了。说满人读不清楚尖团音所以北京汉语的尖团音合流了,这种揣测是毫无根据的。有人还坚称“就算你们记载了也说明不了你们说话的时候分得清尖团”,那我只好再上一个大杀器——按照清末满语学者的一些记载,由于清末北京汉语中逐渐不分尖团了,导致一部分满人的满语发音不标准,产生了被当时学者称为“变态满语”的读法。这种错误的发音就是一些满人由于以北京汉语为第一语言,导致学习满语的时候学不会gi ki hi音,这在瀛生先生的《满语杂炽》一书中有详细记载。从梁的《切韵》、宋的《广韵》、《集韵》、清的《康熙字典》、《元音正考》民国时期的《中华大字典》,直到1932年,所有用反切注音的字书、韵书,无不是尖团分明的。即使是反映近代北方话实际语音的中、外字书,如元代的《中原音韵》,明代的《韵略易通》、《等韵图径》、《西儒耳目资》,清代的《五方元音》、《邮政式拼音方案》等,也都是分尖团的。而且现代京剧的许多唱腔里依然还有分尖团音的,尖团音的消失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的颁布,才正式砍掉了尖音,搞了尖团合流,这属于国家政策上的失误,所以尖团音的消失并不能说是汉语被满式化的证据,也就不能说明满式汉语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

综上所述,“满式汉语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原創研究?]

雍正6年(1728)8月6日,雍正上諭內閣曰:“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為編氓,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道,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為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達矣。”上諭頒布後,閩粵二省的各個郡縣普遍建立了正音書院、書館,教授官話。

清末民初的國語運動[编辑]

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展了“言文一致運動”以及文字改革运动,提倡废止汉字。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語改変主義者上田万年在日本作了《国语与国家》的演讲,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鼓吹“国语是国家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他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機関「国語調査委員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語辞典》,通过国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标准日本语。不论‘国语’或‘普通话’,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称。[17]1892年,受日本和西歐等國語言統一、教育普及的影響,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提出用南京話來統一全國語言。[18]1898年,卢戆章的老鄉林辂存向光緒上書建議“正以京師官音,頒行海內,則皇靈所及之地,無論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數十島國,凡華民散居處所,不數十年間,書可同文,言可同音。”。[19]

百日維新失敗後,禮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摹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國書(滿文)十二字头之法,創製官話合音字母為北京話注音,[20]出版了《官話合聲字母》一書。王照的京師拼音官話書報社,定官話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韻,四聲,輾轉相拼,得二千餘音。包括京師語言,其取音用合聲之法,與國書字頭相表裏。而字體則取漢字筆畫,相合而成。[21]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吳汝綸從日本考察學政回國,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師大學堂管学大臣張百熙上書,主張以京城聲口統一天下,以一統國民。[22]吳汝綸稱道王照的注音字母“盡是京城口聲,尤可使天下語言一律”,而得劐當時管學大臣張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凱的支持。光緒28年(1902),张百熙奏陳所擬學堂章程,奉准頒行,史稱《欽定學堂章程》,確立了漢語的國語地位。張之洞張百熙等為滿清制定《學務綱要》指出:“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扞格,茲擬官音統一天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中國文一科內附於官話一門。其練習官話,各學堂皆以用《聖諭廣訓直解》一書為準。”《聖諭廣訓》的宣講使北京官话在全國通行。通行本《聖諭廣訓直解》在官辦新學課堂“中國文學”學科中,已被指定為“習官話”的教材,因“其文皆係京師語”,每星期應學習一次。[23]這是北京官话和白話文得以推廣的前提。學部光緒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訂的《奏定各省勸學所章程》,已明確將“宣講所”納入各廳、州、縣必須設立的勸學所建制中。有關規定也強調了與宣講《聖諭廣訓》的銜接,內容要求與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屬地方一律設立宣講所,遵照從前宣講《聖諭廣訓》章程,延聘專員,隨時宣講。……宣講應首重《聖諭廣訓》,凡遇宣講聖諭之時,應肅立起敬,不得懈怠。……其學部頒行宣講各書,及國民教育、修身、歷史、地理、格致等淺近事理,以迄白話新聞,概在應行宣講之列。”[24]則《聖諭廣訓》的白話解讀本是晚清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的一條線索。[25]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書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

1905年,勞乃宣將王照的官話字母加以修正,作《簡字譜》一書。1906年,卢戆章也贊成用京城語音統一語言。[26][27]盧懋章的“京音”方案有字母63個(聲母21個、結合韻母42個)。

1909年,政府設立了國語編審委員會,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國語”。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1910年因《拼音官話報》觸犯攝政王,官話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傳習。從1900年王照創制官話字母到1910年清朝攝政王查禁官話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編印書籍6萬餘部。

1910年,資政院議員滿人慶福等《陳請資政院頒行官話簡字說帖》:“竊維官話簡字,舊名官聲字母,本國書合聲之製,取首善京音為準,發現於天津,實驗於各處。拼音不過兩母,故較東西各國拼法為易學易記;四等不分於韻母,故較中國韻學舊法為直截了當。”資政院議員江謙在《質問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說帖》中提出了“用合聲字拼合國語,以收統一之效”的主張。連署此說帖的有嚴複等32人。此案通過提交學部。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其中包括“以京音為主,審定標準音,以官話為主,審定標準語”。決議在京城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各省設分會,進行語詞、語法、音韻調查,審定國語標準,編輯國語課本、國語辭典和方言對照表等;並提出語音以京音為主,調整四聲,不廢入聲;語詞以官話為主,擇其正當雅訓者。但章太炎指責北京音為“金元虜語”,為方言爭地位。[28]吴稚晖認為“南人則雜有苗蠻之音,然北人亦未嘗不離胡羌之聲……多數人通解之音為最當。”[29]

國語統一籌備會委员黎錦熙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為了團結各民族,提倡國語運動,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提到“本部现拟编定国语音韵标准”云云,广告多次发布。

教育總長蔡元培主持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併計劃成立讀音統一委員會。12月,教育部公佈“讀音統一會章程”及任務為:一、審定一切字音為法定國音;二、將所有國音均析為至單至純之音素,審定所有音素總數;三、採定字母,每音素均以字母表之。次年2月在北平召開了中國讀音統一會制定了史稱“老國音”的國音系统,確定了以“北京音爲主,兼顧南北”的國音,具有入聲。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吴稚晖任議長,王照任副議長,網羅全國文字學、音韻學、語言學之權威專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最終參與表决的共44人。1913年讀音統一會上的爭吵打架,是明清南北兩派正音傳統的最後一次沖突。王照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大戰。[30]這個會開了三個月,爭論很激烈,結果是製定了三十九個字母,稱為“注音字母”。字母的形式是採用筆劃最簡而音讀與聲母韻母最相近的古字。[31]拼音官話書報社的編譯員、各號官話字母義塾的教員、教習、經理、贊成員等111人向資政院的說帖提道:“凡京師所在,人皆趨之。千百年薈萃磨練,而成此一種京戲話,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且原與京話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甘肅、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十一省,及江蘇、安徽之兩半省矣。此外各語,無兩省相同者。為高因陵,為下因澤,豈有捨京語而別事矯揉之理哉!京語非北京人私有之語,乃全國人共有之語。”最後讀音統一會決定以“每省區為一表決權,以最多數為會中審定之讀音”。讀音統一會從清人李光地音韻闡微》中選出6500多個常用字,以表決方式審定國音,编成《国音汇编草》,並擬訂了一套注音字母。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韻闡微》的同音字,採取較為常用者,隔夜印發各會員,以便分省商定音讀,用會中預備的「記音字母」注於字單上。次日開會每省提出一張記音字單,由注音員逐字比較各音的多少,而以該字最多數的音為會中審定的讀音。同期並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满文十二字头“合声法”标音的《音韻闡微·凡例》說:“世傳切韻之書,其用法繁而取音難。今依本朝字書合聲切法,則用法簡而取音易。”[32]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33]教育部令第75号:“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经该会会员议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并由会员多数决定常用诸字之读昔,呈请本部设法推行在案。”但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胡适以及反对新文学的胡先骕

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在于民智不开。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簡稱“國語研究會”),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國語。其《成立緣起》指出:“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之起源,蓋由同仁等目擊今日小學校學生國文科之不能應用,與夫國文教師之難得,私塾教師之不曉文義,而無術以改良之也。……同人等到以為國民學校之教科書必改用白話文體,此斷斷乎無可疑者。惟既以白話為文,則不可不有一定之標準,……”國語研究會五項任務為:調查各省方言;選定標準語;編輯標準語的語法辭典;用標準語編輯國民學校教科書及參考書,“國文”教科書改稱“國語”教科書;編輯國語刊物。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提出:“用白话作各种文学”。1917年,吳稚暉依據《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將《國音彙編》改編為《國音字典》。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頒布第七五號令指出:“查國語統一問題,前清學部中央會議業經議決。民國以來,本部鑑於統一國語,必先從統一讀音入手,爰於元年特開讀音統一會,討論此事。”1918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公佈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筆劃簡單的古漢字,音節的拼寫採用聲、介、韻三拼法。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說:“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他贊成吳稚暉提出的辦法:限制漢字字數,夾用世界語,逐漸廢除漢字。陳獨秀的答復是:贊成廢除漢字,不贊成廢除漢語,認為“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則表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選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文字,然後再把白話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逐漸形成了國語羅馬字運動。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吳稚暉仍然堅持主張用世界語代替漢語,反對用羅馬字拼音。傅斯年針對吳稚暉的觀點,發表一篇長文《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主張用羅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寫漢語。中华民国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

1919年,国语运动与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與會者包括吳敬恒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錢玄同胡適劉復周作人蔡元培許地山汪怡等人。經教育部指定張一聾為會長,吳稚暉、袁希濤為副會長,會員有劉半農及錢玄同。劉復、周作人、胡適、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等提出《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等議案。9月,吴敬恒等人将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七千二百个汉字的国音和没有审定的同音字六百五十余个,总共一万三千七百余字,编成一部《中華民國國音字典》出版并由教育部公佈。教育部同時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與普通音不合,且與北京人讀書之正音不合,此類土音,當然捨弃,自不待言。”第六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開會於上海,議決「請教育部廣徵各方面意見,定北京音爲國音標準,照此旨修定《國音字典》,即行頒布。」[34]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并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被教育部以《训令第五十三号》颁发实行。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35]《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黎锦熙的弟弟黎锦晖擔任「國語統一籌備會」幹事,編寫了《新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並出任「國語專修學校」的校長等職,创作歌舞,親自向兒童們普及國語。由於《國音字典》語音標準與北平語音標準産生的矛盾,爆發了“京國之爭”。同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文科主任張士一發表《國語統一問題》,認為注音字母連同國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認同國音,主張以北平音為國音標準。張士一在《國語統一問題》一書中明確提出,連注音字母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其辦法是:一、由教育部公佈合於學理的標準語定義——就是定至少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二、由教育部主持,請有真正科學的語音學訓練的人去研究標準語裡頭所用的音,分析之後,先用科學的方法記下;三、由教育部主持,請語音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製配字母。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江蘇全省師範附屬小學聯合會相繼做出了定北平語音爲標準音的決議,最後由“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將國音確立了“以北平讀法為標準音”,即“新国音”,並開始在全國學校推廣。《國音字典附錄》:“凡遇原來注音有生僻不習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於普通音者。當然在採取之列。”《國音字典》只將聲母和韻母拼定字音,不但沒有指定何種方言可以作口頭上標準之聲調,就連紙片上的四聲點也沒有點進去。由於平上去入各地調値不一,在民國初年的「國語」及《國音字典》雖然有各漢字的聲韻拼法,但對於聲調的表現法卻莫衷一是,沒有統一的標準可言。在京音派持續鼓吹其主張之際,黎錦熙等人開始提出以北京聲調爲準則的意見。連原來主張廢除五聲的人也出來呼籲教育部從速公佈國音聲調的標準,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最好就用北京調為國語的聲調標準”。

1921年,中華國音留聲機片及國語留聲機片先後發行,確定了國音聲調。中華國音留聲機片由王璞在上海發音,陰陽上去依北京聲調,入聲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讀書音。國語留聲機片是趙元任在美國發音,上海商務印書館製作發行,陰陽上去依北京聲調,入聲則為標準南京音。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22年8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以后,创制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风气更达到高潮。钱玄同式两种,赵元任式一种(1922),周辨明“中华国语音声字制”一种(1923)。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36][37]瞿秋白则批评这种现代汉语是“非驴非马”的新文言。翻译西方文学对国语的语法影响至深。[38]鲁迅也认为接近欧化文法是必要的。[39]国语是一种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新的语言体系。[40]国语研究会出版会刊《国语月刊》。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钱玄同

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又把社员叶谷虚提出的《请审定一种罗马字拼音制度案》转送筹备会。于是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國語統一籌備會另組成一個叫做「國浯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推舉了錢玄同、趙元任、黎錦熙等十一位當委員,負貴起草和擬訂方案。1924年至1925年,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等人每月在東方飯店聚會研討,最終發明了以羅馬字母為漢字注音的方案,這是最早的漢語拼音。[41]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提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仿造英语语法。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出版。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1925年9月,劉復在趙元任家發起組織在京的音韻學家學術討論的“數人會”,成員是:劉復、趙元任、林語堂、汪怡、錢玄同、黎錦熙。除劉復外,其餘的都是“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委員。從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時間,開了22次討論會,“數人會”終於議決了一份《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9月14日,正式召開“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決議通過,呈交教育部。11月9日,由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作非正式公佈。佈告中說:“羅馬字母,世界通用,辨認拼切,已成國民常識之一”,因此,“定此《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兩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此後增修《國音字典》,即依校訂之國語標準音拼成羅馬字,添記於《注音字母》之後,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羅馬字時,即以此種拼音法式為標準,以昭劃一而便通行”。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園舉行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通過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宣言》第一次明確地宣告:“這種公共的語言並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語言中之一種;也不就把這幾百年來小說戲曲所傳播的‘官話’視為滿足,還得採用現代社會的一種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標準的方言,就是中華民國公共的語言,就是用來統一全國的標準國語。這也是自然的趨勢,用不著強迫的:因為交通上、文化上、學藝上、政治上,向來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樞,而標準的語言照例必和這幾項事情有關係,然後內容能豐富,可以兼採八方薈萃的方言和外來語,可以加入通俗成語和古詞類;然後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論上精密的組織,可以添加藝術上優美的色彩。這彷彿是一種理想的語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環境和時代的關係,實已具有這種自然的趨勢,所以採定北京語為標準國語,比較地可算資格相當。”胡適在《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中說:“我們如果考察歐洲近世各國​​國語的歷史,我們應該知道,沒有一種國語是先定了標準才發生的;沒有一國不是先有了國語然後有所謂‘標準’的。凡是國語的發生,必是先有了一種方言比較的通行最遠,比較的產生最多的活文學,可以採用作國語的中堅分子;這個分子的方言,逐漸推行出去,隨時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別貢獻,同時便逐漸變換各地的土話:這便是國語的成立。有了國語,有了國語的文學,然後有些學者起來研究這種國語的文法,發音等等;然後有字典、詞典、文典,言語學等等出來,這才是國語標準的成立。”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制订并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布告决定推行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所修订的国语标准音,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

胡適在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班、南開學校、南開大學、教育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講授《國語文學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學社以南開油印本講義作底本出版《國語文學史》。

1928年北師大教授錢玄同提出“請組織《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案”。7月12日,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成立“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代理主席沈步洲指定王璞、張士一等27人為“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委員,逐字審改《國音字典》,正式採用北平地方音編成《國音常用字彙》取代《國音字典》。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指示:“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1931年北京大学公布《国文学系布告》,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胡适、周作人余平伯担任担任散文指导教员;徐志摩孙大雨担任诗歌教员;冯文炳担任小说教员。新文学运动的老教授退出教学一线以后,罗常培和魏建功接棒从事国语推广,并在1936年合拟了文学系课程纲要。

1932年5月,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公佈並出版《國音常用字彙》,指定北平語音為國語拼音和聲調的標準,爲確立國語的標準提供了範本,為現代漢語標準第一個系統——國語系統。《國音常用字彙》序言對國音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含義做了進一步說明,“所謂以現代北平音標準音者,係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必字字尊其土音”。京中市井土語與京中通用之官話不同。[42]1935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改組為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進行國語的全面普及和推廣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國語廣播,都採取了以《國音常用字彙》為標準的形式。1937年,中國第一部現代漢語辭典《國語辭典》由由黎錦熙、錢玄同主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出版。1938年3月,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基础上成立中國辭典編纂處,所長黎錦熙。

1940年,國民政府公佈準照國音的《中華新韻》。往後的國語系統及普通話系統、華語系統,均源於中華民國此時期的國語系統。

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指导儿童练习国语,熟谙国语的语气语调和拟势作用。”

1949年以后的现代标准汉语[编辑]

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官方語标准(分别为國語系统和普通話系统)沿不同的轨迹发展。台湾的《国语审订表》和大陆《普通话审音表》有所差别。此外,在东南亚等华人地区,有源于国语系统的华语系统。

中華民國於1945年至戒嚴结束,一直延續中華民國的新國音作為國語標準。之後的語音,常混有台語或客家口音,而出現俗稱的台灣國語

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北京音为标准音,決議用「普通話」来称呼汉语标准语。[43]会议对普通话的内容作了定义式的规定,除了继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外,新增加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两项内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机构的解释,“普通”二字的涵義是“普遍”和“共通”,不称为“國語”是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尊重。普通话仍以北京音为基础,与(老派)国语相比,在单字的发音上几乎相同,但在听感(涉及到语调等)、词汇上又有不同。自1950年代起,各时期普通话的特点亦有所变化,兩者已有一定的区别。1950年8月,国家出版总署组建新华辞书社,着手编写《新华字典》,由钱玄同的学生、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主编。[44]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音体系和《国音字典》是一致的,在文白异读上,较《国音字典》来说更注重口语音。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10月,在国务院领导下召开的全国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任务。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国务院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语言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始编纂《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45]現代漢語詞典》和《新華字典》,是繼三十年代《國語字典》之後最權威的現代漢語工具書。1958年,几经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代替已经推行了40年的注音字母。[46][47]1956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历经八年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及“续编”“三编”,1963年合并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总表初稿》,奠定了普通话语音规范的基础。198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组织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展了第二次普通话审音工作,以《总表初稿》为基础,形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此表1985年由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是普通话语音的现行国家标准,是普通话推广普及的基础依据。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跨世纪奋斗目标,计划在2010年以前在全国初步普及普通话,下世纪中叶在全国普及普通话。[48]1992年国家语委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草案)。“八五”计划期间,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由“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努力使普通话成为学校的校园语言,成为党政机关的工作用语,成为交通、邮电、商业、旅游等公共服务行业部门的主要服务用语,成为省、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用语。部分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率先普及普通话。[49]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根据《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等规范字形,根据《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规范词形,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范读音等,出版了“新的有特色的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11年10月28日,新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50]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51]《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是词的声音。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52]《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继续要求:“坚持说普通话,能用普通话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小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53]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接着,教育部等15个单位向全国发出《大家都来说普通话的倡议书》。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认为学校更是贯彻“说普通话、写规范字、正确使用汉语拼音”的主要园地,学生从小养成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与习惯,才有可能真正推动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进程。

东南亚华人社区裡,「华语」特指現代標準漢語,而不指东南亚华人最常见的母语(几种汉语南方方言)或其他北方方言。东南亚华语的标准语大致继承了老派国语-普通话的体系,但是当地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推广标准汉语以来[54],已经出现具当地特色的华语,如新马华语。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发音、词汇甚至语法往往带受母语方言和非汉语(如马来语及英语)的影响,与國語、普通話有一定的差别。

投票轶闻[编辑]

网络流传西南官话吴语粤语以“一票之差”败给北京话,差点当选为现代标准汉语。然而,北京音自清末以来就是官方音,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从未以投票形式决定官方音 。[55]投票传言的来源之一是1913年(民国2年)2月15日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举行的读音统一大会,会上以一省一票的机制对6500个字的“国音”进行投票审定,但并无将任何方言票选为国语的议程;[56]另一来源则是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惟会上代表一致赞成将北京音定为官方音,亦没有投票。[43]

地位[编辑]

現代標準漢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台湾官方語言,在新加坡共和国是四種官方語言之一,也是联合国六種官方語言之一。

中国大陆[编辑]

普通話并不是北京話(北方話),有些许差异[57]。在中国大陆,“推广普通话”被作为重要的政策之一,甚至写入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方言的使用则受到了限制。近年来,这种限制有所放开,各个地方电视台方言类节目层出不穷,不少城市有方言类新闻节目和电视剧,但多以娱乐类为主,例如重庆台的《雾都夜话》、《生活麻辣烫》;上海台的情景喜剧《啼笑往事》;苏州台的苏州话新闻《山海经》;南通台的《总而言之》;广东电视台的《外来媳妇本地郎》;吉林台的《紅男綠女》;湖南经视的《一家老小向前冲》;江西台的《松柏巷里萬家人》等。教育部也推行“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的运动,致使一些学校某些时期出现了禁止学生讲方言的情况。有观点认为:一面倒的「推普政策」致使九十年代生的小孩子无法流畅地使用方言,方言和地方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也有可能会灭绝。强制推普在网络引起争议。

比较客观的观点则认为,「推廣普通話」有利于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交流,也便于外国人与不同地区中国人交流。但方言承载着大量的口头文学遗产,例如苏州评弹[58]河南豫剧[59]、绍兴越剧、成都川剧、温州南戏等曲艺或戏曲都诞生于方言基础。消灭方言将导致这些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临灭绝。并且方言是乡情的纽带。人为割断这种纽带,可能会加速地方性传统文化的破坏。

改革开放以前,习惯说普通话的人很少,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使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隨著推普蔓延至全國,以及近年来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作用,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截止2009年全国约有六成左右的人会说普通话,方言流行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发达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但日常生活中本地人间多以方言交流。[60]而普通话甚至变成异乡人后代的主要語言。更有人指「普通话教学」即是「母语教学」,此番言论更激发方言保护者的舆论挞伐。关于“是否应该推普”、“推普同时是否要限制方言使用”、“推普是否必然造成方言萎缩”等问题,在中国大陆民间一直有争论。

在许多特定场所,如大型机构、地级以上政府部门、高等院校,規定普通话是唯一的正式语言,一般不会在這些场所中使用除了普通话外的其他方言。但是局部的村镇由於本地人佔多数,官方仍以当地方言作一般交流。各地的本地人在公共场合与外地人交流多使用普通话,当地人之间交流一般使用方言,然而对于9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来说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北方使用中原官话晋语的部分地区的许多城市和南方个别城市,已经出现一些当地年轻人不会说当地方言,只会说普通话的情况;在其它地区,城市年轻人的母语也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方言表达能力相对上一代有不同程度的减弱,即使讲方言也会偶尔夹杂普通话。

在北京,人们很难听到纯正的普通话,基本上都是儿化音的“京腔”。在中国大陆沿海经济发达的深圳上海等城市,普通话普及率高,但日常生活中本地人多以方言交流。[61]珠三角,普通话不敌方言,显示出相对弱势。[60]在普通话逐渐侵蚀方言区的大背景下,就连以往的区域强势方言——四川话也未能幸免,出现了老派与新派的分歧。而老派方言者在逐年减少,新派方言者逐年增加,导致了目前的新派四川话与普通话的互通程度,相对以往来说更高了。

普通话在乡村的普及率较城市低,但逐年提高。乡村方言保留着比较多的古汉语词汇,某些方言词汇无法用普通话准确表达,而普通话历来在村民心中属于场面上的“官话”,有时说普通话会被嘲笑是“拿腔拿调”。[60]

香港[编辑]

香港主權移交(1997年)前,只有少部份因為學校本身的歷史緣故,如蘇浙公學,因江蘇浙江同鄉集資創校,所以使用華語作中文教學語言,但沒有廣泛趨勢。到現在香港不受普通話約束,政府不會要求學校強制學生使用普通話,亦可自由用其他語言教學。可以「兩文三語」的語言教授其他學科:書寫中文、英文兩文,語言粵語英語普通話三語,可用母語教學(粵語授課其他科目,英文要用英語)、亦可全面用英語授課其他科目(但教中文科要是粵語),學校另有普通話老師教學生普通話科,讓學生學習。然而在东南三音(吴語、闽語、粤語)中,粵語是三音中唯一一个几乎可以和官话对字(即每個官话单字都可對應一個粵語单字)的一个,所以中文科老師可以用粤語教中文,中學會考考試時亦可書寫英文作答其他學科(參閱英中學校)。祖父母已在香港一百多年的少數族裔,如:土生印度裔、巴基斯坦裔等後裔,他們除了有族群語言,而且不少能操流利粵語(廣東話)和英語,他們在香港有粵語和英語能力交流便足夠。

香港以中文英文為法定官方語文,並沒有法定官方語言。然而,中文在港澳地區普遍指粵語,而粵語亦是香港最流行的中國語言,因此粵語和英語以已經成為香港定型的基本語言和本地人多數日常用語為先,政府人員至少有粵語、英語才可擔任公職,在香港有粵語和英語能力交流便足夠。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是用來以備不時之需,方便日後往操普通話地區工作、外地交談。在香港由於普通話不是生活上主流的語言,大部份本地港人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會用普通話來溝通,只會在往操普通話地區工作才用到。基於閩語吳語湘語等等語言是無法互通、無法對談的,若往其他地方,對方用普通話回答時,方便聆聽對方說話、溝通上容易掌握。此外,一些香港初學者學習普通話時,多數偏向南方變體的普通話。本地港人所能說的都是限於基本的簡單交流,只簡單回應,亦因受粵語影響,只能說出一些廣式普通話,所能說的普通話有限度,都是“有限公司”,在日常生活較少使用,他們多數出外地用在工作上。

香港:兩文三語,書寫中文(繁體字)、英文兩文,在法律上中文和英文亦是地位相等的法定語文,立法會會議或政府新聞發佈會等行政人員一般用粵語和英語回應,如有需要的話會有傳譯員提供粵語、英語、普通話三種語言的即時傳譯。

澳門[编辑]

澳門法定官方語言是汉语葡萄牙語[62]。但葡語在澳門民間並不廣泛,且葡語在世界上流通程度不如英語,故澳門民間仍以粵語為主要語言,民众中会葡语者亦不如会英语者多。葡语主要流通于土生葡人及其后裔中。

台湾[编辑]

國語是台灣主要官方用語、不同族群間的交際語甚至年輕族群的主要語言。根據國語推行委員會統計,台灣能聽講國語人口達90%(中國大陸的普通話普及率約66%)。由於先前政府政策與大眾媒體的強勢作用,包括新聞台、親子台、新知、娛樂、綜藝、卡通等類型節目及電視廣告仍以國語為主。

根據語言學家洪惟仁等於主要台鐵車站的調查,除了部份小型車站以外,現代標準漢語的使用量大於 40%,台北桃園等北台灣大站甚至超過60%,且認為有向其他地方語言擴張的趨勢。[63]

東南亞[编辑]

东南亚華人主要以閩南語粤语客家話潮州話海南話等南方汉语为母语。近年来,华語在这些地区升温,逐渐成为社交和商业通用语之一。

新加坡,華語是四種官方語言之一,新加坡華籍人士多來自,政府推行的華語並非來自家鄉的福建話广东话,官方所指的華語普通話新加坡政府則有鼓勵華人民眾使用華語溝通的「說華語運動」,同时有明确的指示禁止媒体播放方言節目。

而华语虽然在马来西亚并非官方语言,但大部分华人都会讲华语。这是因为该国华社热心兴办华校,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当地方言私塾纷纷改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在独立以后,国民型华小和独立中学都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而北马的国民型中学也规定华语为必修科。

今天,大馬華人的主要語言基本上已經是華語,華語的全面推廣至今已經在整個華人社區持續了三代,廣泛的流行亦加速語言的異變,政治上的不同,加上地理位置確實和兩岸三地有一段距離,當地的馬來西亞華語自成一色,然而网络的发达也拉近了新马与兩岸三地的语言距离。

語音系統[编辑]

現代標準漢語的發音基本沿袭了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但各地標準略有差異。对汉语而言,单音节(单字)发音可分为声母、介音(韵头)、韵腹韵尾声调五个要素,而韵头、韵腹、韵尾又被合成称为“韵母”;超音节(词句)发音还存在连续变调等要素。直音反切都是古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至一九二六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曾由当时南京的大学院于一九二八年正式公布。接着,一九三一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大大超越了它们之前的各种方案。现在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的优点,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下来的。

  • 依據注音符號的標音系統,其聲韻系統共有21個聲母、3個介母、13個韻母及不含輕聲的四個聲調。
  • 依據漢語拼音的標音系統,其聲韻系統共有23个声母(計入y、w兩個半母音)、39个韵母(略同於注音符號中所有獨用與結合韻母)和不含輕聲的4个声调。

单音节发音[编辑]

声母[编辑]

声母列表
雙唇音 唇齒音 齒齦音 捲舌音 齦顎音 軟顎音
清音 濁音 清音 清音 濁音 清音 濁音 清音 清音
鼻音 /m/
ㄇ m
/n/
ㄋ n
塞音 不送氣 /p/
ㄅ b
/t/
ㄉ d
/k/
ㄍ g
送氣 /pʰ/
ㄆ p
/tʰ/
ㄊ t
/kʰ/
ㄎ k
塞擦音 不送氣 /ʦ/
ㄗ z
/ʈʂ/
ㄓ zh
/ʨ/
ㄐ j
送氣 /ʦʰ/
ㄘ c
/ʈʂʰ/
ㄔ ch
/ʨʰ/
ㄑ q
擦音 /f/
ㄈ f
/s/
ㄙ s
/ʂ/
ㄕ sh
/ʐ/
ㄖ r
/ɕ/
ㄒ x
/x/
ㄏ h
邊音 /l/
ㄌ l
聲母排列順序
唇音 舌尖音 舌根音 舌面音 捲舌音 舌齒音
國際音標 [p] [pʰ] [m] [f] [t] [tʰ] [n] [l] [k] [kʰ] [x] [ʨ] [ʨʰ] [ɕ] [ʈʂ] [ʈʂʰ] [ʂ] [ʐ/ɻ] [ʦ] [ʦʰ] [s]
注音符號
漢語拼音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事实上,现在有许多年轻人(非北京官话)把翘舌组的音读成龈后音:[ʃ][ʒ][t͡ɕ][t͡ʃʰ]

韵母[编辑]

現代標準漢語的基本母音如下:

不圓唇元音
前元音 後元音
閉元音 /i/ ([i])
ㄧ i
/ɨ/ ([z̩ ~ ʐ̩])
U+312D.svg -i
中元音 /e/ ([e ~ ɛ ~ œ])
ㄝ ê
/ə/ ([ə ~ ɤ ~ ʌ])
ㄜ e
開元音 /a/ ([a ~ ä ~ ɑ])
ㄚ a
圓唇元音
前元音 後元音
閉元音 /y/ ([y])
ㄩ ü
/u/ ([ʊ ~ u])
ㄨ u
中元音 /o/ ([o ~ ɔ])
ㄛ o

現代標準漢語的韵母可由上表中七個母音(/a/、/o/、/ə/、/e/、/i/、/u/、/y/)與兩個鼻音韻尾([n]、[ŋ])組合而成。其中,只有一个元音或者一个元音带一个鼻辅音的情况,该元音称之为韵腹,所带的鼻辅音称为韵尾。兩个元音构成的韵母,则是开口度较大的为韵腹,韵腹前的元音称为韵头或者介音,韵腹后的元音称为韵尾。三个元音或者兩个元音带一个鼻辅音,则中间的元音是韵腹,第一个元音是韵头,韵腹后的元音或鼻辅音为韵尾。

近代漢語根据介音把韵母分为四类,称为四呼,即

  • 開口呼:無介音,開頭為/a/、/o/、/ə/、/e/等母音(注音符號:ㄚ、ㄛ、ㄜ、ㄝ,漢語拼音:a、o、e、ê)。
  • 齊齒呼:以/i/作為開頭介音(注音符號:ㄧ,漢語拼音:i)。
  • 合口呼:以/u/作為開頭介音(注音符號:ㄨ,漢語拼音:u)。
  • 撮口呼:以/y/作為開頭介音(注音符號:ㄩ,漢語拼音:ü)。

現代標準漢語使用到的韻母組合表列如下:

韵母列表
開口呼(無介音) 齊齒呼(介音[i]) 合口呼(介音[u]) 撮口呼(介音[y])
國際
音標
注音
符號
漢語
拼音
範例 國際
音標
注音
符號
漢語
拼音
範例 國際
音標
注音
符號
漢語
拼音
範例 國際
音標
注音
符號
漢語
拼音
範例




[ɨ] U+312D.svg -i [i] i [u] u [y] ü
[ä] a [] ㄧㄚ ia [] ㄨㄚ ua
[ǫ]/[ɔ] o []/[] ㄧㄛ io 唷* []/[] ㄨㄛ uo
[ɤ]/[ɤ̝] e 鹅*
[ɛ] ê [] ㄧㄝ [yœ̜] ㄩㄝ üê
[əɻ]/[ɑɻ] er




[] ai [iaɪ] ㄧㄞ iai 崖* [uäɪ] ㄨㄞ uai
[] ei [ueɪ]/[uəɪ] ㄨㄟ ui
[ɑʊ] ao [iɑʊ] ㄧㄠ iao
[ɤʊ] ou [iǫʊ]/[iɔ̝ʊ]/[iəʊ] ㄧㄡ iu




[än] an [iɛn] ㄧㄢ ian [uän] ㄨㄢ uan [yɛn] ㄩㄢ üan
[ən] en [in]/[iïn]/[iɪn] ㄧㄣ in [uən] ㄨㄣ un [yn] ㄩㄣ ün
[ɑŋ] ang [iɑŋ] ㄧㄤ iang [uɑŋ] ㄨㄤ uang
[ɤŋ] eng 亨的韵母 []/[iɯ̈ŋ]/[iɤŋ]/[iəŋ] ㄧㄥ ing [uɤŋ] ㄨㄥ ueng [yʊŋ]/
[iʊŋ]
ㄩㄥ iong
[ʊŋ] ong 轰的韵母

注释:

  1. “知、蚩、诗、日、资、雌、思”等字的韵母稱為「空韻」。注音符號以單獨的ㄓ、ㄔ、ㄕ、ㄖ、ㄗ、ㄘ、ㄙ表示發音,如需特別表示韻母則寫作「ㄭ」(U+312D.svg),而漢語拼音則統一用 i 標示。
  2. 北方腔調的現代標準漢語有儿化韵,注音符號會將「兒」字獨立標音為ㄦ;漢語拼音作為韵尾的时候写成 r 且與前一字組成一個音節。
  3. 漢語拼音將注音的ㄧㄡ、ㄨㄟ、ㄨㄣ等韻母寫成iu、ui、un,其實際上為iou、uei、uen的縮寫;例如:牛 niú、归 guī、论 lùn。其他縮寫及改寫規則請參考漢語拼音條目。
  4. ㄧㄞ(崖)、ㄧㄛ(唷)韻字少;中國大陸將ㄧㄞ併入ㄧㄚ ia 而不用,台灣仍繼續使用,但目前僅限於崖和睚兩字。詳見教育部國語字典
  5. ㄜ(e)韵母在一些地方(如北京)通常读作雙元音 [ɯ̯ʌ]

亦有分析指出,假如去掉一些感叹词(例如“哦”、“诶”),并将介音视为独立音素,则现代标准汉语只会剩下五个([a]、[ɤ]、[i]、[u]、[y])、六个(如果将空韵分析为独立的闭央不圆唇元音[ɨ])、三个(去掉[i]、[u]、[y]),甚至两个([a]、[ə])元音[64],变得与一些西北高加索语言,例如阿布哈兹语尤比克语一样。

單字聲調[编辑]

普通話四聲音值

現代標準漢語中,只有平聲有陰陽分立,沒有入聲,因此除輕聲外共有四個聲調

調序 調名 調值 注音符號調號 漢語拼音調號 備註
1 陰平 ˥˥ 55 ¯
2 陽平 ˧˥ 35 ˊ ˊ
3 上聲 ˨˩˦ 214 ˇ ˇ 調值214為全上聲,21為半上聲。臺灣的國語多半為21。
4 去聲 ˥˩ 51 ˋ ˋ
輕聲 在超音節詞句使用。輕聲是否該稱為聲調,學術界有一定爭議。


超音节发音[编辑]

現代標準漢語在读词句时,字的发音会有一定的变化,例如变调轻声儿化

变调[编辑]

現代標準漢語发音时,字和字连起来发生字调与单字音调不同的现象,叫做变调。变调一般出现在下列情况:

上声的变调[编辑]
  • 如果上声字后面接着非上声字,亦即阴平、阳平、去声和轻声前,且该上声字不处于句末、不处于被强调状态时,常读作半上声21。
  • 当两个上声字连读时,第一个字的声调变得接近阳平。许多人将其与阳平35合并。
    • 例如“老鼠”,两字音调都是上声,但发音若阳平、上声,和“牢鼠”的读法相近而不相同。
  • 当三个上声字连续时,则比较复杂,要分析具体情况。
    • 当词语首二字是双音节,而第三字是单音节时,首二字都变调。如“保管好”,发音若阳平、阳平、上声。
    • 当词语首字是单音节,而尾二字是双音节时,首字变成21,第二字变如阳平。如“总保管”发音若半上声、阳平、上声。
“一”和“不”的变调[编辑]
  • 在去声音节之前,“一”读阳平声,如“一定”。
  • 在非去声音节之前,“一”读去声,如“一天”、“一年”、“一起”。
  • 在词语之间,“一”读轻声。但表示序数时或其他情况下,“一”都读原本的阴平声。
  • “不”只有在去声音节前才变调为阳平声,如“握不握得住?”“不”即為陽平聲。在词语之间,“不”读轻声。
“七”和“八”的變調[编辑]

現代標準漢語中,“七”和“八”在去聲字之前需要變為陽平。例如,“七月”“八拜”等詞。但隨著時代發展,年輕一代變調的人數越來越少。中國大陸2005年出版的第五版《現代漢語詞典》中已經刪去了“七”和“八”變調的內容。[65]但部分講解現代漢語的書籍有所保留。現在的年輕人幾乎很少會在去聲字前讀為陽平。讀為陽平普遍被認為東北官話的象徵。

轻声[编辑]

現代標準漢語发音时,某些字音失去了其原有的声调,而变得轻而短促的现象,叫做轻声

中國大陸[编辑]

根据中国大陆普通话标准,简单而言,轻声一般出现在下列情况:

  • 现代汉语中的结构助词(如“的、得”),动态助词(如“了、着),语气词(如“吗、呢”)等虚词,一般读轻声。
  • 普通话中名词和代词的后缀,如“子、头、上、们”,读作轻声。
  • 现代汉语中某些双音词的末字读作轻声,分以下几种情况:
    • 有些词语必须或总是读为轻声,如“多么”“孖孖”,其中也包括大多数叠音词(如“哥哥”、“星星”)和连绵词(如“萝卜”、“模糊”)。
    • 有些词语可以读为轻声也可以不读,但二者词义或词性不同,如“大意”、“地道”、“便当”。
    • 有些词语可以读为轻声也可以不读,且二者词义并无区别,如“因为”、“起来”、“机器”。
台灣[编辑]

根据中華民國教育部标准,轻声出现的情况要比中国大陆标准略少。在上述情形中,轻声可读可不读且意义无差异时,台湾国语标准一般不作轻声处理。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南方人、台灣人和東南亞華人在使用現代標準漢語时,受其方言影响,使用轻声的频率要比上述标准低得多,不少人甚至几乎不使用轻声。但由于并不影响交流,因此也可将其视为廣義上的現代標準漢語。

儿化音[编辑]

現代標準漢語发音时,词尾的“儿”不独立成音节,而是与前一音节融合成一个音节,成为前一音节韵母的卷舌韵尾的现象,叫做儿化

在某些诗歌、散文中,词尾的“儿”独立成音节,不需要儿化。

台灣[编辑]

根据中華民國教育部标准,儿化出现的情况要比中国大陆标准少得多,除“这儿”等少量词语外,台湾的标准国语一般不作儿化音处理。

漢語標音的沿革[编辑]

最早期漢語字書中採取同音相注。中古時期發明反切後,開始以上字之聲切下字之韻,以反切標音成為漢語字書的通例。 然而反切取字並無成法,不能有系統的反應語音系統。由於佛教傳入中國後,華人受到悉曇的啟發,開始以等韻圖的表格來表達漢語的聲韻系統。日本的假名系統也受到等韻圖的影響。

而歐洲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东来中国,并尝试学官话,自然需要能记录漢語語音之標音系统,早期天主教教士以拉丁文譯寫。到19世纪时,劍橋大學中文講師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發明威妥玛拼音,後由英國來華外交官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完成修訂,此拼音又被稱為威翟氏拼音。此拼音方式大量用點號'來表示送氣音,在電報輸入上產生不便。1906年,邮政式拼音推出,採取了省略所有特殊符號的威妥瑪拼音,同時承認已有的拉丁地名以及東南閩粵的方言地名。同時法國遠東學院以及青島德國人也分別採取基於本國語音系統的漢語標音系統。

到了20世纪时,有些中国语言学家提出数个標音系统:注音符號、漢語速記、國語羅馬字等等。 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採用章太炎注音字母,並於1930年改稱注音符號。而章太炎反對直接借用外國符號來標記漢語語音,所以注音符號主要是以篆字為基礎發明的符號,以華人為主要使用對象,並不普遍適用於外人。故為了便於中文譯音及外人需要,1928年又公佈了國語羅馬字(隔年改稱譯音符號)。注音符號以中文篆字為形、以傳統漢語聲韻學為基礎,便於幼童習慣中文筆順及聲韻的概念。同時注音符號可以直寫也可以橫書,可以配合中文字直寫橫書皆可的特色。 而國語羅馬字有鑑於中文同音字過多的困擾,引入了改變拼法標四聲調號的概念來作為國語羅馬字的原則。其特色就是可以使外人能夠較為自然的區分聲調不同的中文字,減輕同音不同調對外人的困惑。這也是当时唯一一套以拼法而非數字符號來區分四聲的漢語標音系統。直至今日,陝西的譯名仍常被譯為Shaanxi,其中重複元音a表示上聲(3聲)就是國語羅馬字的原則。

然而在20世纪,中國大陸官方和一些意見认为汉语应该走抛弃汉字的汉语拉丁化道路。這個意見認為中國之弱就在於漢字難讀難寫難認,所以拋棄漢字才能使中國變強。所以漢語拉丁化要先簡化漢字、最終則是用拉丁字母來書寫漢語語音。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8年推出標準漢語拼音方案,因為最終目的是不要讓幼童有中文方塊字的包袱,所以將注音符號中的21個聲母都指派一個拉丁字母來表示,比如說ㄑ=q,ㄒ=x,ㄓ=zh,ㄗ=z,ㄘ=c,都是比較特殊的強制性規定,而韻母則由注音符號轉寫為拉丁字母。但是由於注音符號在創制時,為了配合開齊合撮的等韻傳統,所以有規定ㄧㄢ不念 ian 而要念 ien;相對的ㄩㄢ 也不念 üan 而念 üen。這些轉音規定在制定漢語拼音方案時仍然留下影響,比如淹就拼yan而不是如威妥瑪式的yen。由于汉语拉丁化运动采取的是汉语标准语的语音系统,因此汉语拼音得到了运动支持者的重视。但完全以漢語拼音取代漢字的漢語拉丁化最后被徹底放弃,技術上是基于汉语包含非常多同音字、同音词,漢語拼音無法提供足夠分辨的線索而徒增溝通困難。而更根本的是,使用字體與國家強弱的關聯有限。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的發展,汉语拼音的標音系統除了在中國大陸境內使用外,在國際間也越來越盛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现在也部分採用汉语拼音。台湾自2009年开始,中文译音也采用汉语拼音。

语法[编辑]

現代標準漢語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是指現代優秀作家、理論家如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代表性優秀作品,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論著和國家發布的各種書面文件如法律文本、通告、政令等。1898年,马建忠以印欧语系的语法为基础,发表了第一本汉语语法专著即《马氏文通》,从此奠定了所谓的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66]

国语运动以及新文学运动以来,不少语言学家投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初期有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以及后来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高名凱《汉语语法论》、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朱德熙《语法答问》。如《新著國語文法》的最大特點是在最大程度上仿照英語語法。[67]《新著國語文法》在民国时代讲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中,影响最大。在以上专家语法的基础上,国家教育系统颁布了一类教学语法。教学语法又称学校语法。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号召人们学语法、修辞和逻辑。并且从同一天起,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力编写《汉语》和《文学》教科书。从1954年初拟订,全国语法学界和广大语文教师共同努力,花了两年半时间经过试教、修改、审订终于形成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1959年得以颁行。期间张志公和王力编写了《語法和語法教学——介绍暫拟汉语教学語法系統》,供中学语文教师参考。[68]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是共和国的第一个教学语法系统,尽可能集中各家语法研究的成果而又便于进行基础教学的一个语法系统。根循《暂拟系统》,1955年至1957年陆续编写出版了初级中学《汉语》课本,1959年又根据《汉语》课本,改编、出版了《汉语知识》。1981年,全國語法學界在哈爾濱舉行全國語法和語法敎學討論會,研究修訂「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84年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讨论,对《暂拟汉语教学语法》进行了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制定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中的语法系统成为了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蓝图。胡裕树黄伯容张斌编写的各类称作《现代汉语》的教科书。

现代汉语语法是句式使用「主謂賓」的結構,經常使用「的、地、得」,以及甚少語氣助詞。現代標準漢語雖然摒棄了文言文的表達方式,在許多官方或正式文件仍遵從這種方式。但在其他許多華人社會的現代文章中,經常會用到曾經歷幾個朝代全國各省通用文言文中的通用字、詞或成語以令句子更為簡潔文雅,如之(的)、其(他)、甚(很)等等。

地方差异[编辑]

北京話、大陸普通话、台灣國語中華民國國語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有少許差異。要注意的是北京话并不属于一种标准语,因为它是未经整理和标准化的北京城区方言。以上的几种标准语都是以北京话这种方言为基础来进行标准化的产物。

标准口音[编辑]

語音方面,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而不是“以京音為主、也兼顧其他方音”,語音標準是就整體而言,並非北京話每個音都是規範和標準。国语、普通话、华语三大系统内部还存在“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上说,汉语标准语构成了汉语的一種大类“方言”。即使是標準,三地也有區別,如「消息」一詞。大陸「息」讀輕聲,台灣讀二聲,新馬同台湾(如同“休息”的“息”字读音,音同“席”)。

国语的情况与之相似:老派国语、新派國語都是被视为标准的;华语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學習普通話及口音的有无與出身地域與教育程度有相當關係。不标准的普通话古称“蓝青官话”,蓝青即是暗指发音夹杂方言口音。

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以普通话为例:

  1. 最严格定义的“标准口音”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发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汉语使用者,包括许多播音员,其普通话都是带有口音的。但事实上,许多人普通话的发音方式和口音用词上偶尔违反了“中国国家语言文字标准”。
  2. 明显受方言或其它语言影响的普通话,一般都会视为带有口音。例如,声调系统与普通话声调系统差异过大,或有过多的字发音不準。但台灣地區的取音不同與中國大陸,如垃圾,中華民國國語文讀「樂色」、「ㄧㄞˊ yai2」,大陸普通話讀「拉機」、「牙」。
  3. 官话内部的方言,使用时完全不影响交流。而这些方言是否被视为带有口音的标准普通话,则因人而异。例如,通常所称的“京味”、“东北味”普通话,实际上是北京方言东北官话

詞彙差別[编辑]

臺海兩岸在某些習慣用語上,經過長時間的隔絕,也有某些程度的差異。這些差異中,有些是因為臺灣調國語保留了1949年以前在大陸所使用的一些語彙,而這些語彙在中國大陸則由於種種因素而不再使用,或者是比較少使用。比如說,「長」(相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村长”,在中华民国,里和村為相同等級的行政區域,而中國大陸沒有這種行政區域。以下括号内均为中国大陆替代用词)、「郵差」(邮递员)、「車夫」(臺灣地區只會對非機動的陸上運載工具的駕駛員才稱車夫,已成為舊時代語彙,現在使用或含貶義)、「傭人」、「次長」(中華民國文官體制,次長約略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副部長)、「級任教師」(班主任)、「學藝股長」(学习委员)等,這些詞語都是1949年以前的常用詞,也繼續在國語中經常使用。但是,中國大陸則是使用反映新社會關係的一些詞語來替代它們。 「先生」、「小姐」、「太太」、「老闆」、「男士」、「女士」等1949年以前的常用稱謂詞語,中國大陸在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一般也不常使用[69][70]

台灣國語與普通話的詞匯相比,台灣國語的詞匯除了融入部分日語、福佬話或客家詞語外,還有一個特點是保留較多的古語詞,如“定谳”。台灣國語詞匯另一個特點是,保留一些1949年前使用的詞語繼續指稱某一群體的人。由於,國民政府遷臺後,在各地成立許多眷村,各省或幫派間詞彙亦有少部份成為臺灣國語的詞源,例如條子(警察)、馬子(女性,女友)。台灣亦出現很多國字頭的詞語,如國樂國文國中國字國立等,其「國」字可能代表:國民、民國、國家、中華民國或著是漢族的傳統文化。

同樣地,中國大陸由於共產主義體制下重視“人民當家做主”,故名稱多有「人民」字樣,如人民路人民警察人民醫院人民公社(已廢除)、人民公園等。大陸又因為60年間特別的歷史原因出現了許多名詞,如“武鬥”,“知青”,“老三屆”,“自衛反擊戰”,“下海”,然而這些用法在1980年之後漸漸減少,同時一些1949年前的舊稱呼重新出現。現今的大陸網絡事件也造就許多新詞彙,如“欺實馬”,“”,“羊叫獸”等名詞。

此外,兩岸對新名詞的不同譯名也是詞彙差異的一大來源,特別是在於新出現的科技等词汇上。港台多稱“原子笔”,在中國多稱“圆珠笔”。雖然大陸和台灣在20世纪中叶分隔后交流较少,然而由於大陸與香港並未隔絕,香港還是有相當多的詞彙引入中國南方,如廣東也是稱為原子筆。这种现象在198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术语的不同而更加明显。

同样使用简化字的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等地,也存在一些用词习惯的不同。正體中文的文献如果仅在文字上转换为简化字形式,根据规范的要求,通常还不算作简体中文。現在,「現代標準漢語」的三個名稱正好體現地方用語的不同,如「普通話」(中国大陆、港澳)、「國語」(台灣,港澳則為非官方叫法)、「華語」(新馬)。

以上的差異用詞,一般使用時,對方都能大概理解。在近幾年隨著網路交流、電視娛樂節目變得普及,兩岸三地的用詞開始有重新融合的趨勢,例如臺灣的台獨及臺港兩地的反对互联网审查制度人士漸漸使用河蟹一詞;又如「粉絲」對追星族、球迷、影迷的統稱;等等諸如此類,都是在二岸三地自一九八〇年代開放接觸與交流之後,文化呈現融合之勢。

参见[编辑]

推广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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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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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