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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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周作人像
本名 櫆寿(后改为奎绶)
筆名 遐寿、仲密、岂明(共有90多个笔名)
出生 1885年1月16日(1885-01-16)
 大清帝國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
逝世 1967年5月6日(82歲)
 中国北京市
職業 作家
配偶 羽太信子
子女 周丰一、周静子、周若子
親屬 周伯宜(父亲)
鲁瑞(母亲)
周树人(兄)
周建人(弟)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星杓,又名启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知堂药堂等。魯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生平[编辑]

早年[编辑]

周家新台门

周作人出生在绍兴府城内的周家新台门(今绍兴鲁迅故居),籍贯属会稽县。出生时祖父周福清在京任官,得到家信时正好有一魁姓旗人来访,遂将这个孙子取名“櫆寿”,与长孙“樟寿”(鲁迅原名)对应。[1]

周家新台门对岸的三味书屋

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书屋)裡接受傳統的國學教育,1898~1899年和1900~1901年两次参加科举均止于院试[2]

後來在國內新學的風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輪機科;輪機專業)讀了6年[3],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留学日本[编辑]

他以學“造房子”(土木工程建築工程)的名目出國,抵日後先讀法政大學預科,後入東京立教大學希臘文英文等西方語文(周作人的古英語頗有水平),研讀《遠征記》(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學經典,課後也到神學院學福音書的希臘原文。

課餘和哥哥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在1909年的2月,印出第1册,到6月間,又印出第2册),這两部譯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的作品,其中的迦爾洵的《四日》,安特來夫的《謾》和《默》這3篇是魯迅翻譯,魯迅校訂了周作人翻譯的其他各篇,這是史上第1部直接從英語德語原文翻譯成漢語古文的短篇小說集。

魯迅、周作人1920年3月20日給這1年的重印版寫的〈域外小說集序〉裡說:每集在東京只賣去20本就再也没有人買了,第1集另有1本是許壽裳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而去試買的(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帳。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上海的寄售處「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裡說:「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來譯小說。他們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

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寫給林紓的公開信裡說:「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说》,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

周氏兄弟、許壽裳、钱玄同等在日本時師從章太炎學《說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暂學习俄文(與魯迅等共學)、梵文(與老師章太炎共學,教師是會說英語的旅日印度人,周給老師做英語翻譯)等。

中華民國成立後[编辑]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后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師資還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辦。

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1922年與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1927年,李大釗20餘名國民黨員(有的身兼共產黨員身份)被奉係軍閥張作霖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把李氏子女李葆华李星华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灣胡同的家中。此後,對李氏遺孤的救濟幫助一直持續近20年。 [4]

中日戰爭期間[编辑]

留平教授[编辑]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馮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長蔣夢麟后来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裡談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神秘槍擊案[编辑]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凶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軍方的阴谋,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戰后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當年是學生,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以時間點來說,周作人當時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他先是應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委託,在家裡翻譯英文古希臘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搬到香港。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學美國基督教背景)國文系每周授課6小時,擔任客座教授。但遭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確加速民眾對其親日印象的懷疑。

出任汪精衛政權職務[编辑]

最新支那要人傳》(1941年出版)中的周作人

經過槍擊案的身心衝擊,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后兼任文學院院長。

1940年11月8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1943年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査研究所副理事長,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戰後[编辑]

抗戰结束后,1945年12月在北京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審,监禁于老虎橋監獄,周的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說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967年7月發表)一文寫到「理學院仍設景山東街前北京大學理學院原址,文學院因為沙灘紅樓被日本憲兵隊所佔據,乃在馬神廟北大圖書館邊新蓋三層大樓一座供用;這兩個學院在淪陷期間,不但絲毫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設備,所以周作人勝利後在法案受審時,供稱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當漢奸,是蔣夢麟校長託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這樁事有蔣前任校長去函法院證實,而新任校長胡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所以法院寬大為懷,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鄭振鐸說:“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給了他不好的影響”。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上海的家暫住。

他曾通過尤炳圻聯繫以前教過的台灣籍學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灣,1948年起在台灣大學教書)表示有意到台灣,在北京大學修過周先生2學期2學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文回憶:「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消息了。」

他不到台灣與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不無關係。

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託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託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見《知堂回想錄》)。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指出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來往的事實,文中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旁聽了許多課程,並造訪了多位老師,《胡適日記》1920年1月15日有記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說周作人1949年後「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今非昔比的毛澤東,對昔日老師的信以如下口氣作了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與他對另一位昔日老師胡適的口氣如出一轍(“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5])。但據郭宇一的文章,「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

周作人的學生在台灣的有許世瑛許壽裳大兒)、張我軍板橋人)、鄭騫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張深切北京曾和周作人來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编辑]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上書毛泽东[编辑]

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書面報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澤東批了:“照办。”[6]

翻譯[编辑]

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

康生周揚的过问下,稿费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當時他的愛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這段期間,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臘文學作品多部,同時應邀校訂別人的譯稿(《今昔物語集》、《源氏物語》等),日本現代文學譯作有:《石川啄木詩歌集》等。

有些沒有結集的日本文學中短篇譯作散見中國和香港傳媒

他每個月開銷頗大,在寫給香港曹聚仁的信件裡面曾說:「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寫作[编辑]

回憶魯迅的專書著作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

在報刊發表散文隨筆,后輯成《木片集》。

曹聚仁介紹,在香港傳媒連載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后结集出版。

文革期間[编辑]

1966年5月,文革開始。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壽82岁。

家庭[编辑]

周氏家族在明朝正德年间定居绍兴,到周作人这一代已是第十四代。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父周凤仪,母鲁瑞。长兄樟寿(周树人、鲁迅),三弟松寿(周建人),妹端姑未满周岁即夭折,四弟椿寿六岁夭折。[7]

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为妻(1909年在東京結婚)。

生子周豐一(1997年病逝),女兒周靜子,1929年夭折的女兒周若子

周豐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北京圖書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工作。

周豐一和愛人張菼芳照顧周作人度過晚年。

成就[编辑]

散文[编辑]

他主張「美文」及「言志文學」,風格平和沖淡,富幽默感,深具哲理,常援引詩文,有點田園詩人悠閒自得的情態,也有點隱逸與古雅的封建士大夫的風味,號稱真正的隱士。他在初期的散文集《自己的園地》和《雨天的書》,流露出一些現代人感情和思想,對現實和封建文化的不滿,以後提倡「言志」的趣味文學。

周作人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的创作,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曾风靡一时,并迅速形成一大流派:“言志派”。

翻譯[编辑]

周作人精通日語古希臘語英語,並曾自學古英語世界语。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鲁迅合作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1]

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周作人受到剝奪政治權利(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決)的處分,在北京的家裡專事翻譯和寫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交給他翻譯希臘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這項任務(胡喬木提議,毛澤東批准),產生了一批高質量的日本文學古希臘文學經典漢語譯本。

包括古希臘喜劇《財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臘神話》、《伊索寓言》全譯本、古希臘悲劇《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作翻譯);日本現存最古的史書《古事記》、滑稽短劇《狂言選》、平安时代隨筆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風呂》)和《浮世理髮館》(日文《浮世床》)等。他應邀校訂北京翻譯社的《今昔物語集》本朝部譯稿和豐子愷的《源氏物語》全部譯稿(與錢稻孫合作)。

他自己覺得畢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譯作是用古希臘語(和羅馬帝國希臘化地區當時流行的新約希臘語;通用希臘語不同)寫作的古羅馬敘利亞作家、哲學家路吉阿諾斯的作品選《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魯迅研究[编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另一貢獻是撰寫《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這些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杂学[编辑]

除了文学创作及翻译,周作人的研究涉及到了多个领域。在《我的杂学》中他提到了他所受到的杂学的影响。

著作和译著[编辑]

評價[编辑]

舒芜说:“周作人是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的存在,又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早在清朝末年,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留学日本的时候,就从事新文学工作,倡导新文学运动,成了后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遥遥先驱。‘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来,他们都成为第一流的代表人物。周作人的名字,曾经是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关于周作人的文学成就——鄭振鐸說:“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麽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陣;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郁達夫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爲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爲最所溺愛。一經開選,如竊賊入了阿拉伯的寶庫,東張西望,簡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斷。”

張中行說:“我由上學時期讀新文學作品起,其後若干年,常聽人說,我自己也承認,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剛勁,一沖淡,平分了天下,這不是吹捧,有一微末的事可以爲證,是不管不署名還是署生僻的筆名,熟悉的人看三行兩行就可以斷定:這是魯迅,這是周作人。這情況,輕一些說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獨有的風格,重一些說是別人辦不了。別人辦不了,也許就可以說是高不可及。”

舒芜说:“他最早是作为翻译家出现,他的翻译工作,首先是一种启蒙工作,求新声于异邦的工作。他是北京大学第一个讲欧洲文学史的教授。他还写了大量的介绍外国作家作品,输入外国文学与理论知识的文章。接着他又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出名。他的名文《人的文学》,第一次给中国新文学运动制定了一个民主的人道的思想纲领,启发了一代两代的文学青年。接着他第一个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号,为文学革命提出进一步的目标。他呼吁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他提倡宽容和自由,反对束缚和统制。他又是最初的新诗人之一,他的长诗《小河》被推为中国新诗运动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周作人后来把写作的重点转向小品文,他对新文学新文化史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在这一方面,他的冲淡隽永,苦涩回甘的小品文,极尽“阴柔”之美,与鲁迅的极尽“阳刚”之美的杂文,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鲁迅晚年与美国斯诺夫人的谈话记录稿中,斯诺夫人问中国最优秀的杂文家有哪些,鲁迅说出的第一个就是周作人。

陈之藩在《在春风里·纪念适之先生之八》一文中写道:“胡先生(指胡适)对周作人的偏爱,是著名的。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到现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是尽量搜集周作人的东西。”

关于周作人的学识——張中行說:“在我熟識的一些前輩裏,讀書的數量之多,內容之雜,他恐怕要派在第一位。多到什麽程度,詳說確說,他以外的人做不到。但可以舉一事爲例,他說他喜歡涉覽筆記,中國的,他幾乎都看過。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絕大多數是偏僻罕爲人知的,只此一類,也可見數量是如何大。何況還有雜,雜到不只古今,還有中外。他通日語、英語和希臘語,據我所知,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於中文典籍。英語呢,專說他常提到的藹理斯,他自己說有藹氏書二十六冊,加上向我借閱的《藹理斯自傳》,是二十七冊,其中最大的一種是《性心理研究》[8],連補編共七厚冊,總不少於三百萬字吧,他都讀了……還喜歡讀一些正統儒生不大注意的書,如《齊民要術》、《天工開物》、《南方草木狀》、《燕京歲時記》以及謠諺、笑話之類。總而言之,還是無所不讀。”

黄乔生说:“周氏少时接受旧学训练,颇涉野史笔记,自述由杂学入门。后步长兄树人(鲁迅)后尘,求学南京,留学日本,得异域文化熏陶,参较中西,遂淹博贯通。此可谓由杂而一。五四时代,本思想启蒙之旨于神话学、民俗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等东西洋著述,多所译介,于中国思想革命及新学科之创立,功不可没。此可谓由一而杂。此后转而广览中国古代笔记,提要勾玄,披沙拣金,用功甚勤。推崇平实态度,讲伦理准乎自然,论道义力避空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同情而宽容,不责备于古人,惟佳言之务得,思有惠于后学。常述先贤通达之论,公诸同好,其为书话,蔚成大观。此乃由复杂归于一。”

文潔若說:“解放後周作人爲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合適的字眼加以表達。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注釋,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者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他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9]

林燕说:“周氏所译,往往是他人很少光顾的作品。这大概不是为了独辟蹊径,而是一个眼光问题。”

参考资料[编辑]

  1. ^ 1.0 1.1 钱理群. 周作人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0201756. 
  2. ^ 止庵. 周作人传.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7136866. 
  3. ^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 河北教育出版社. ISBN 7-5434-4400-3. 
  4. ^ 《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贾芝(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贾芝,學者,是李大釗的女婿
  5. ^ 胡适与中共的恩怨纠葛:曾被中央宣布为“战犯”
  6. ^ 龔育之《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
  7. ^ 止庵. 周作人传. : 2. 
  8. ^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by Havelock Ellis
  9. ^ 文洁若. 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 河南大学出版社. 

研究書目[编辑]

  • D. Edward Pollard著,陳廣宏譯:《一個中國人的文學觀——周作人的文藝思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外部鏈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