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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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士大夫畫像
韓國士大夫

士大夫是古代中國對於社會上具有聲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官吏之统称。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证。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與者,同时又是社會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韓國琉球越南三國熟習中國文化的知識份子和官員,亦稱為士大夫。

詞義[编辑]

「士大夫」一詞,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兩個稱號演變而成。西漢前期,「士大夫」一詞主要指武人或軍官;其後士族興起,及至東漢,「士大夫」乃成為士族、官員、豪族的通稱。[1]

起源[编辑]

精神渊源[编辑]

”,最初是指上古原始公社的勞動者。[2]隨著時間演進,到了商、西周、春秋成为統治官僚,封建統治公職者之稱、為封建階級之一。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專業與知识分子的统称。西周時代,士為封建制度下的一種階級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

春秋戰國時期,是「士人」的形成期,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是说,重视道德操守、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原創研究?]

荀子对“士”的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对士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3]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可以是“侠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泛指具有一定异于常人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

形成制度[编辑]

西汉儒生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不以祖制黃老之術治國,改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举孝廉”往往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而考试不是必须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4]

明朝科举考试中的皇帝,能在科舉中層層上攻到殿試成為天子門生是士大夫的最高榮譽。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意義的士大夫,是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逐步形成的文化群體。到了宋代,科舉成為选拔公家官员的唯一途径。如此,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稱「士)这一群體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5]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发展[编辑]

绝大多数“士大夫”都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

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

科举消亡而衰落[编辑]

既然士大夫阶层和“科举制度”相伴相生,那么科举制度的消亡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政治制度保障的缺失。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不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更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改变。

注釋[编辑]

  1.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頁281-284。
  2. ^ 说文解字》:「士者,事也。」
  3. ^ “士君子”的清流遗风
  4. ^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曰:“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
  5. ^ 《余英時訪談錄》. 中華書局. 2012年9月: 頁28–29. 

参见[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