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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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
明代绘画中所描绘的殿试
明代绘画中所描绘的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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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名稱
日文汉字 科挙
假名 かきょ
新字體 科挙
舊字體 科擧
羅馬字 kakyo
韓文名稱
谚文 과거
韩文汉字 科擧
文观部式 gwageo
馬賴式 kwagŏ
越南文名稱 (？)
國語字 Khoa bảng · Khoa cử
越文漢字 科榜 · 科舉
琉球語名稱
琉球漢字 科
琉球國字頭 コー
拉丁化 kō
儒家
Confucius Tang Dynasty.jpg
 
儒家文化圈

科举是一種通過考试來选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试產生的“士大夫”阶层。鄰近中國的亞洲國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鮮也曾引入了這種制度來選拔人才[1][2]。

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1]，发展并成型於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1905年被廢除；在越南更遲至阮朝末年的1919年才廢除，持续了1300多年。现代社会选拔公务员的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3]。

目录

發展與演變 [编辑]

科舉以前的人才制度 [编辑]

秦朝以前，中國社會採用分封制，選士也依靠世襲制度。西周時，天子以及諸侯分封天下。周禮之下，社會階級分明。管理國家由天子、諸侯、卿、士分級負責。而各階層按倫常，依照血緣世襲。到了東周，制度開始崩潰，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為各國國君服務。

到了漢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廢，皇帝中央集權得以加强。皇帝為管理國家，需要提拔民間人材。當時採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級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員徇私，所荐者不實的现象。

魏文帝時，陳群創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晉、六朝時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別是將察举之權，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員負責。但是，這制度始終是由地方官選拔人才。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後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於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民間人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響皇帝的權力。

隋唐 [编辑]

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後的科举。在整個隋朝的三十八年內，總共舉行了四至五次科考，總共取秀才、進士十二人。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國子監（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學館入學考試合格的學生。乡贡則是通過府試、州試的人，又稱舉人；考頭名的稱解元。通過朝庭尚書省的省試者稱為進士及第，考頭名的稱狀元，其餘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4]，开元二十四年（726年），以郎官地位太轻，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代科举中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和明经。进士一般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试帖经、经义、策论。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于辞章和经义。当时人重进士和轻明经。进士每年录取名额不过三十人，加上明经也只有百人左右。进士、明经等及第后，一般要守选数年，方可通过吏部铨选授官[5]。

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记载的就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制举以开元时期为最盛，唐文宗太和以后就很少举行了。

武則天主政時，曾首創了由皇帝主持，覆核進士資格的殿試；和取武將的武科舉。但是，二者在唐朝時並未有成為定例。

唐代的科舉仍然留有一定的舉察制影子。例如：士子在應試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會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薦。叫作「行卷」。除了武則天主政的一段時間外，唐代的科舉沒有糊名的習慣。考官在評卷時，考生的名聲往往是考慮因素之一。這樣做的原意跟舉察一樣，是希望可以兼顧人材在試場外的表現。但同時這亦無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現士子與考官之間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敗壞時，弊病更甚。

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主要有秀才、明经和進士科。進士科考詩賦、時務策，以文章辭彩為標準。明經科則考士子對儒家經典的認識。唐代的宰相中，百份之八十是進士出身，可見科舉的成效。不過進士科一般較困難,因此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一語。但科舉亦並非唐代政府招納人材的唯一方法，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径。到了唐代後期，出身寒門由科舉入仕者漸多，與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兩大官僚派系集團，互相傾軋，史稱「牛李黨爭」。

唐朝的新科进士仅授予的官职远较后代进士低微。例如，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的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当最小的官从九品下。著名诗人王维考中状元后当的太乐丞，就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因此，唐朝的科举类似于现代的基层公务员招考。

宋 [编辑]

明朝的科举考试

宋代進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舉制度，確立了一套相當完整的體制。宋朝的科舉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許多大臣的子孫也未考上科舉，僅能擔任中低階官員，因此當時還產生「富貴不過三代」的俗語。

宋代改良科舉制度，其中重要原因是皇帝欲加強對取士過程的控制，減少考官及士子聯黨結派的可能。自宋太祖開寶六年起，取錄的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後一關殿試，名次也由皇帝親定。自此以後，進士都是「天子門生」，而一定可以再是考官的門生。為了保證考試公平及公正，宋朝對考試的規則進一步完善，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另一方面，宋代取士的數量大增，每科進士通常達數百人，並且放寬了應考條件，不論財富、聲望、年齡皆可應考，對偏遠地方的考生更給予路費。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開考，三年一科，之後為明、清二朝所沿襲，至科舉被廢為止,宋代的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和殿試。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省試在貢院內進行，連考三天。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為臨時委派，並由多人擔任。考官獲任後要即赴貢院，不得與外界往來，稱為鎖院。考生到達貢院後，要對號入座，同考官一樣不得離場。試卷要糊名、誊錄，並且由多人閱卷。而殿試則於宮內舉行，由皇帝親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於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取進士39,711人。[6]

北宋各地方進士人數比較[7]
960年-997年 998年-1020年 1021年-1063年 1064年-1085年 1086年-1100年 1101年-1126年
兩江、江南、福建 163 403 1604 1363 1034 2471
京畿、山東西、河北 67 47 63 41 23 19

元、明、清 [编辑]

元朝的科举取士一共经历四个阶段：戊戌选试、延祐复科、至元废科和至正复科。

元太宗九年（1237年）农历八月，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窝阔台下诏书[8]，对儒士开科取士。诸路考试，均于1238年（戊戌年）举行，史称“戊戌选试”。录取东平杨奂等4,030人，皆为一时名士。[9]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此后准备再辟举场精选入仕。这说明戊戌选试确实是科举取士的步骤之一。但后来「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10]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元朝君臣围绕科举兴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之议，这是灭宋后关于科举的一次重要讨论。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11]但是终世祖之世，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实行。元成宗、元武宗时，也一再议「科举事」，但仍无结果。

元朝前期有相当一段时间不舉辦科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元朝开国之初，客观上没有迫切需要另辟取仕途径。第二，科举取士是汉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全面实行此种办法便意味着全面的汉化，意味着蒙古贵族特权的丧失。第三，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这种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以越来越大的力量排挤和对抗实行科举制来求得自身的生存，最后导致科举制的流弊日趋甚笃。[12]

1311年，元仁宗即位，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主张以儒治国，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的问题。[13]皇庆改元（1312年）仁宗将其儒师王约特拜集贤大学士，并将王约“兴科举”的建议“著为令甲”（《元史》列传第六十五王约）。 皇庆二年（1313年）农历十月，仁宗要求中书省议行科举。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元廷以行科举诏颁天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元仁宗下诏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科举考试者的指定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科举考试者增试科目的指定用书。[14]

这一变化最终确定了程朱理学在今后600年里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因为后来的明清两朝的科举取士基本沿袭元朝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全国举行乡试，延祐二年（1315年）二月，在大都举行会试，1315年三月，在大都皇宫举行殿试（廷试），录取进士56人，史称“延祐复科”。

元代的科舉制度基本沿襲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舉分為地方的鄉試，和在京師進行的會試及殿試。

和唐宋科举不同的是，元代科舉只考德行明经一科，[15]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應考；鄉試時只考兩場，要求相對較簡單。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鄉試時考三場，要求相對較嚴格。

中书省对于乡试、会试（“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朝）、殿试的举行时间，每次考试的录取人数、考试内容、考官来源、各行省的乡试录取名额分配、考试过程中的考场纪律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16]

乡试，每三年一次，都是在八月二十日举行，全国共在17个省级区域设17处乡试科场，按照不同的地方的人口和民族进行名额分配，从赴试者中选合格者300人于次年二月到大都参加会试。会试，于次年二月初一日试第一场，初三日第二场，初五日第三场，取中选者100人。一个月后，在三月初七日，100名会试中选者在大都皇宫举行殿试（廷试），每次录取进士数十人。鄉試、會試中选的名额都按照不同的地方的人口和不同的民族进行分配。[17]

值得注意的是，征东行省（高丽）也有乡试科场，并在300名乡试中选者中有3人的名额。这也是元朝时期朝鲜半岛是进行有效管辖的有力证据。

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专权的右丞相伯颜使得惠宗下诏停止科举取士，因为伯颜专权到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原本定于至元二年（1336年）和至元五年（1339年）在大都举行的两次科举取士都被迫停止，史称“至元废科”。

1340年二月，伯颜去职，脱脱被惠宗任命为知枢密院事；1340年十月，惠宗任命脱脱为右丞相。

至元六年（1340年）十二月，惠宗下诏恢复科举取士。至正元年（1341年）八月，全国范围内恢复乡试，至正二年（1342年），会试和殿试相继在大都举行，史称“至正复科”。

此后科举取士三年一次，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最后一次在大都举行会试和殿试。1368年八月元朝退回草原后，不再有科举取士。

元朝自元仁宗于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取士至元惠宗（順帝）1368年八月退回北方草原，不再科举取士，每三年舉辦一次，除了1336年和1339年曾停辦兩屆外，共舉辦過十六次，取進士1,139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正副榜284人，总计为1,423 人。[18]但元科舉所選人材通常並沒有受到足够的重視，在元政府中產生的影響也不大。

明清科舉各級考試名稱

明朝的科舉在元代萎缩的基礎上改良并得到發展，制度已完善，規模也增加，參加科舉的人數大增；但考核的內容卻開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24,536人。

清朝科舉基本承襲明制。清開國初時曾在順治年間兩次分滿漢兩榜取士；之後改為只有一榜，但不特別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把科舉入士之途留給漢人。滿人、蒙古人參加科舉雖然有較易考中的捷徑，但最後殿試頭三名習慣只授予漢人，即所謂「旗人不佔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進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滿人，其中兩人是順治分榜時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鲁忒·崇绮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状元。

明清時，正式由國家舉行的科考分为三級：乡试、会试、殿试。

因為明清的科舉與學校結合，故此在參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學」的資格，即成為生员。入學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稱為童試的縣、府、院三級考試。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認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監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監」；因長輩曾為國建功而特准的「蔭監」；和最常見的方法：透過捐獻金錢財物而成的「捐監」。監生雖然亦可應乡试、會試；但一般被認為是「雜流」，就算能考中進士，地位也較為低。

童试 [编辑]

童試亦稱童子試，分為「縣試」、「府試」及「院試」三個階段。[19][20]

縣試在各縣進行，由知縣主持。[21]清朝時一般在每年二月舉行，連考五場。通過後進行由府的官員主持的府試，在四月舉行，連考三場。通過縣、府試的便可以稱為「童生」，參加由各省學政或學道主持的院試。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舉行兩次，由皇帝任命的學台官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稱為歲試；寅、申、巳、亥年，稱為科試。院試得到第一名的稱為「案首」。通過院試的童生都被稱為「生員」，俗稱「秀才」，算是有了「功名」，進入士大夫階層；有免除差徭，見知縣不跪、不能隨便用刑等特權。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為廩膳生員，簡稱“廩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為增廣生員，簡稱“增生”，不供给粮食，“廩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學生員，簡稱“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22]

生員獲得「入學」的資格後，可以到官辦的府、州、縣學讀書。不過明清的入官學基本上只是一種形式，相當於一種資格的獲得，並沒有多少真正的知識傳授。入學後經過學政的選拔，便可以參加下一級乡试。成績特佳的生員，有機會被選為貢生，成為國子監的學生。與國子監其他「監生」不同，「貢生」是正途所出，屬一種榮譽。

有些讀書人要多次嘗試才能通過最基本的縣、府試成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後，院試多次落第，到了白髮蒼蒼仍稱「童生」者大不乏人。清道光時廣東曾經多次有百歲童生參加院試的紀錄。[23]

乡试 [编辑]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關。按規定每三年一科。[24]清朝時是在子、卯、午、酉年舉行，遇上皇帝喜慶亦會下詔加開，稱為「恩科」。乡试於八月在兩京及各省省城的貢院內舉行，亦稱「秋闈」。考官是由翰林及進士出身的官員臨時擔任。乡试每次連考三場，每場三天。開考前，每名考生獲分配貢院內一間獨立考屋，稱為「號舍」。開考時，考生提著考籃進入貢院，籃內放各種用品，經檢查後對號入座。然後貢院大門關上，三天考期完結前不得離開，吃喝拉撒睡都得在號舍內。每次各省鄉试取錄的名額不一，按各地文風、人口而定。清朝時，以直隸、江浙取錄最多，貴州最少。監生、貢生更可以離開本籍，到京師赴考。

乡試發的稱為「乙榜」，又稱「桂榜」。考中的称为「举人」，頭名举人稱「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則稱為「亞元」。[24]中了举人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

会试和殿试 [编辑]

金榜名錄

通過乡试的举人，可於次年二月參加在京師的會試和殿试。會試由禮部在京城貢院舉行，亦稱「春闈」，同樣是連考三場，每場三天，由翰林或內閣大學士主考。會試發的榜稱為「杏榜」，取中者稱為「貢士」，貢士首名稱「會元」。

得到貢士資格者可以參加同年四月的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和出題，亦由皇帝欽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试只考一題，考的是對策，為期一天。錄取名單稱為「甲榜」，又稱「金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25][26]，賜「進士及第」。二甲多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則賜「同進士出身」。[27]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稱為「傳臚」。殿试只用來定出名次，能參加的貢士通常都能成為進士，不會再有落第的情況。 能中進士便是功名的盡頭，不能重考以求獲得更高的名次。能夠一身兼解元、會元、狀元的，就是「三元及第」。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中，僅有14人能夠三元及第，在唐朝有二人张又新 、准元翰、宋朝有六人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代一人孟宋献，在元代只有王崇哲一人；明代三百年間的八十九位狀元中，只有黃觀[28]和商輅两人，清代則有錢綮、陳繼昌兩人（另有三元及第的武狀元王玉鐾）。

明清的慣例，殿试一甲授翰林院修撰及編修。其他進士要經過考核（稱朝考），成績較好及年齡較輕者獲得進入翰林院任「庶吉士」進修。其餘的進士則可能任六部、中書、御史；間中亦有派為知縣、知府等職。進士榜下即用為知縣，被稱為「老虎班」；指其行事往往雷厲風行。

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會試曾發生南北榜之爭。當年春天杏榜取錄的五十二名進士全部為南方人，引起北方舉人的不滿。朱元璋大怒，親自查問後，把三名主考處死，在夏天再發榜，所取的進士全為北方人。之後在明仁宗時確定，會試按地域分配名額。在會試的試卷中加上「南」、「北」等字，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規定錄取進士。之後比例偶有調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額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朝科舉被廢。这种制度保障了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省份（如甘肃、贵州、云南等）每界科举会试有一定数量的举人成为贡士、进士，进入政界的中高层，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与政治安定。[29]

廢除 [编辑]

清初，康熙皇帝已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并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说：“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康熙于是在1668年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说：“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30]。

鴉片戰爭後，科舉的內容一下子就完全顯現了與現代世界脫節的窘況，加上西學東漸和學校教育的崛起，科舉制度漸漸衰落。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發生在京考會試的舉人集體請願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為、梁啟超等舉人們的建議之一，便是改革科舉，興辦新學。百日維新時，科舉內容由八股改為試策論，但在戊戌政變後再次被恢復。1901年，清政府先廢除考試用八股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經袁世凱奏請，慈禧以光緒名義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清政府雖然廢止了傳統的科舉，但並未停止透過考試來從民間選拔人材；而科考千年來深入民心，民間對以考試入士為官之途，仍然有相當的需求。在廢科舉的同時，清政府同時製訂了「留學生考試章程」，吸引歸國的海外留學生透過考試進入政府。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為止，被稱為「洋科舉」的留學生考試舉辦過六次，總共取錄了1388人。根據規定，在海外高等學校入學三年者可以應考。考試分為兩場，首場在學部舉行，稱「部試」；次場在保和殿舉行，稱為「廷試」。考試內容包括外文，以及留學生留學時所習科目。考取者按成績及其學習專業，分別授予各科「進士」、「舉人」等傳統科舉的身份，成績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編修。當時的各式名銜包括有「格致科進士」、「工科進士」、「商科舉人」以至「牙科進士」等等。

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亦有重提科举制讨论。对此，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予以激烈的反驳，其中以《孔乙己》一文为代表，讲的是一名名叫孔乙己的讀書人在封建科举制的迫害下受难直至灭亡的悲惨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篇文章被选入全日制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课文。

科舉的考試內容 [编辑]

隋、唐、宋 [编辑]

明朝绘画：科举考试中的皇帝

隋煬帝時的科舉分兩科，一稱明經，另一稱進士。雖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數量，但明經和進士仍是選拔官員的主要科目。

明經科的主要考試內容包括帖經和墨義。帖經有點像現代考試的填充，試題一般是摘錄經書的一句並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詞；至於墨義則是一些關於經文的問答。進士科的考試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題目創作詩、賦，有時也會加入帖經。

唐高宗時代以後，進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明經，成為科舉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進士科考生需要發揮創意方能及第，而明經只需熟讀經書便能考上。而且進士科的評選標準甚嚴格，考上的人數往往只是明經科的十分之一。當時曾有一句說話：「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道出了進士科的難度。歐陽修稱：「東南俗好文，故進士多；西北人尚質，故經學多。科場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東南州、軍進士取解，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

另外，在武則天時代開始，亦設立了武举考试，用以挑选武官。

宋代大部份時間的科舉內容與唐代分別不大，但王安石執政時，曾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把帖經、墨義和詩賦等考試都取消了，改為以經義（解釋經書）、論（對時局的評論）和策（提出解決時弊的辦法）作為考試內容。然而，蘇軾等人對該項改革提出了強烈的抗議，王安石辯解說：「西北人舊為學究，所習無義理，今改為進士，所習有義理。……今士人去無義理就有義理，脫學究名為進士，此亦新法於西北士人可謂無負矣。」。

元 [编辑]

元代的科舉雖然對自身的統治影響不大，但它的內容卻有重大轉變。第一是科舉不再分科，專以進士科取士。第二是考試的指定讀物有所變動。新的規定是，如果經義的考試內容包括四書，則以朱熹著述的《四書集註》作為主要的依據。

明、清 [编辑]

1894年会试题目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在鄉試及會試皆以四书的內容命題，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語氣闡述經義，「代聖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極為講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後一關，用以決定名次的殿試，才會改為考時務策問。但是考生答策的內容很多時都並不重要，清朝便慣以試卷的書法高下，取定殿試名次的高低。

熱衷科舉的人只識四書五經，其他以外的知識，統統都成了「雜學」，很多讀書人都是一概不通。諷刺科舉的小說《儒林外史》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進士出身的山东学道范進的幕宾對范進讲了个笑话，说有一个四川学差在上任前其老师说：“四川如苏轼（蘇東坡）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该学差后来向老师汇报，他在四川三年，查不到苏轼来应考。范進不知誰是蘇軾，答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

而就算是對四書五經的內容，科舉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華麗詞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近乎文字遊戲；不能有獨立思考、創新見解。考生的實際見識和才學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不少考生索性捨四書五經，專門鑽研為應付考試而設，稱為“帖括”的八股文範文選刻本。當時一些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意即考取功名後便可棄之如敝屣。周作人曾將八股文與「鴉片」、「纏足」、「阉人」並列，認為是荼毒中國人的四大害[31]。

晚清時，力主廢除科舉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兩師徒，可算是才學與考試成績不相符的典型例子。梁啟超十二歲便入學成為秀才，十七歲舉人，被稱為神童，算是科舉得意。但梁啟超中舉後自認「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遇見康有為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竅不通，反而要拜老秀才康有為為師。相反，康有為書香世家，家中有萬卷書樓，年少已熟讀經史子集古今典籍。雖然康有為名滿廣東南海，但他十六歲成秀才，獲生员身分後卻是鄉試六試不售，失意科場二十載。三十六歲時方才時來運轉中举人，得以與徒弟梁啟超一同上燕京赴考，會試最終能以首名及第成為會元，高中進士。

影響 [编辑]

科舉放榜時的情景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對中國以至東亞、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隋唐以後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舉的影響。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材。相對於世襲、舉薦、九品官人法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最初東亞日本、韓國、越南均有效法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後。16至17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遊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18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19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後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32]。今天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33]。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拻人材的基礎，還讓處於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 

科舉為中國歷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 。當然其中並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閒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樑之中，進士出身的佔了絕大多數。明朝英宗之後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生。

科舉對於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推動是出於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於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來源請求]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於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學習的亦是相同「聖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縳；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舉亦侷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進士出身；但到了明清兩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傑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於科場。可以推想，科舉制度為政府發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傑出人物；百年以來，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

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後，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於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跡。

貢院号舍模型，陈列于北京国子监

作弊 [编辑]

由於，科舉考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一生的富貴榮華，因此不少人均企圖以作弊（包括武舉）以在科舉中取得好成績。最常見的作弊有三種：

  1. 賄買（即賄賂主考官以獲取好成績）。
  2. 夾帶考試經文（帶書或抄錄於隨身物品中）入內作弊。
  3. 請人代考（俗稱替身、槍替（替槍）、請槍、捉刀）。

賄買 [编辑]

唐代武則天時代曾設立糊名的辦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減少批卷者認出撰卷人的機會，這做法在宋代以後成為定例。同時又發明了謄錄的方式，由專人抄錄考生的試卷並以抄本送往評級。這樣批卷者連辨認字跡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與考官約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詞來作暗號，即所謂「買通關節」。為了減少這種可能，自宋太宗起訂立了鎖院的制度。每次考試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為臨時委派，以便互相監察。當考官接到任命後，便要同日進入貢院，在考試結束發榜前不得離開；亦不得接見賓客。如果考官要從外地到境監考，在進入本省境後亦不得接見客人。賄買若然被揭發，行賄受賄者都可能被處死；而同場的考官亦可能被牽連受罰。

清代入关初期，便曾发生了丁酉科考案（顺治十四年），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闱弊案，最后以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斩立决，數十人被正法或贬徙尚阳堡、宁古塔。其間，数百名举人在清兵夾帶下赴北京重考。是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有人認為這是清初嚴厲懲治科考作弊的具體舉措[34]，也有人认为这是初入中原的清朝满族统治者以严刑酷法震撼汉族知识分子，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所谓“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35]。

夾帶 [编辑]

科举考试中被夹带入场的作弊材料
貢院內的號舍

唐代的科舉考試已設有兵衛，以阻止夾帶作弊。但抄襲捉刀，屢有發生。例如賈島手持紙條，“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36]宋朝起，考試在貢院內進行，貢院內考生之間是以牆壁隔開的，稱為號舍。考生不可以喧嘩、離場，以防止傳卷或傳話。但是夾帶經文這作弊方法始終是屢禁不止，層出不窮。常見的方法有將經文藏在衣服鞋襪裡，或索性密寫在衣物、身體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蠟燭等等都曾被用作夾帶。明清的科舉保安十分嚴格，要求達到「片紙隻字皆不得帶入試場」的程度。除了在進場前由兵衛仔細搜查外，乾隆時更曾下詔詳細限定考生帶入場各式物品的規格。例如：硯台、木炭、糕點的大小厚度；水壺、燭台的用料；以至毛筆、籃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對檢舉夾帶者有賞格，被發現者按刑律，除了取消資格外，更要带枷示眾，發配充軍，還可能累及父、師。但科場舞弊始終未曾徹底有效地受到打擊。有傳說指一次會試中有舉人把夾帶的書本掉在地上，奉旨檢查的親王卻為他掩飾，說：「何以攜账簿入場！」[37]2003年2月在苏州又发现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小抄书，厚0.4厘米，只有半个巴掌大，竟有9万字的考试内容，一粒米就能盖住六个字。[38]

代考 [编辑]

代考在唐朝時頗為常見，詩人溫庭筠“多為鄰鋪假手”[39]。為了防止代考，需要考生交具鄉里保結，及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的履历。進場前考官會根據履历驗明考生的身分。但是，代考作弊似乎亦沒有被完全杜絕，至清朝時仍間有揭發「請槍」代考。大部份的槍手都是經歷科場的高手，常有已是舉人出身者。例如民國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漢民，便是著名的代考“槍手”，胡漢民本身為舉人，曾在清末兩次代人參加鄉試，皆獲得中舉，並因而獲得巨額銀錢。[40]

處罰 [编辑]

科举作弊历代皆有，清朝之前，科场作案的處罰是革职、流放[41]。趙翼嘆道：“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42]清朝首开“科场作弊者死”之先例。顺治十四年（1657年），發生丁酉順天、江南科場舞弊大案，數十名考官被處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邊境。咸丰八年的戊午顺天乡试案，主考官柏葰是中國唯一被斩处的一品大员，也是科举史上死于科场案的职位最高的官员。

武舉 [编辑]

武举考试
主条目：武举

唐代武則天始創選拔武將的武舉考試。至清朝時改稱武科。歷史上武舉一共進行過約五百次。相對於文科舉，武科舉較為不受重視。歷朝的武舉時而被廢，時而恢復。而武舉出身的地位亦低於文科出身的進士。

唐代 [编辑]

唐代的武舉主要考舉重、騎射、步射、馬槍等技術；此外對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軀幹雄偉、可以為將帥者」。宋代時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問孙武兵法等。到了明朝時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不能參考武試。初期的筆試考三題，試策兩題，另一題論考四書。後來四書的題目改為默寫武經。武試則最少要求騎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時，改為先試馬步射，馬射二回六矢，中三為合。步射九矢中五為合。之後比併力氣，包括拉硬弓、舞刀、舉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筆試。

宋代 [编辑]

宋以前並沒有「武狀元」之設。首名武狀元產生於宋神宗時，為福建人薛奕，後與西夏作戰時戰死。歷史上著名由武舉出身的武將尚有唐代的郭子儀（唐玄宗開元初年武舉異等）、北宋徐徽言（文進士出身，後棄文習武，宋徽宗授武狀元）、明代戚繼光（明世宗嘉靖年武進士）等。

清代 [编辑]

清代武舉分鄉試、會試及殿試三級。鄉試分三場，首場考馬射，二場考步射及技勇，合稱外場，三場默寫武經。會試亦分三場，內容與鄉試相同。殿試於太和殿舉行，皇帝親試。馬試立三靶，各距三十五步（一百七十五尺），二回六矢，再射地球一次，中三為合始可考步射，弓以三力為準。步射立一高五尺五寸、闊二尺寸布靶，與射者距三十步（一百五十尺），六矢中二者為合，弓以五力為準。技勇包括拉弓、舞刀、舉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技勇弓必開滿，刀必舞花，石舉離地一尺為合。內場默寫武經一段，以不錯漏及端正為合。

中国以外的科舉制度 [编辑]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历史上其他一些周边的国家除了有学子赴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外，也在本国设立科举制度。

越南 [编辑]

另見：越南狀元

越南的科舉制度，始自於1075年始，至1919年止，是全世界科舉制度最晚廢除的國家[43]。

越南的科舉制，最早始于李朝的仁宗太寧元年（1075年）。与高丽一样，越南实行科举和中国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实行科举是出于同样的理由，都是看出科举对选拔人才稳定社会有积极作用，才模仿采行[43]。但李朝的科舉制一共只舉行四次，人數也較少，未產生較大影響。其後陳朝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時，再度實行科舉，其施行方式，是設立太學，由太學生參與考試，來取得進士資格，并与中国一样，以三甲定高下。其後為了擴大科舉取士，陳朝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正式創立進士科，讓更多的人能參與進士考試。

1397年，執政的胡季犛下令在越南的各府、各州開辦學校。山南、京北、海陽諸路各府各設立一個學官，賜予官田（大府州賜十五畝、中府州十二畝、小府州十畝），以供學校使用。路官、督學官教育生徒，每年每季選出優秀者送往朝廷，由皇帝親自選拔合格者為官。胡季犛厭惡程朱理學，自行編纂《明道書》十四篇作為學習《詩經》的序言，以取代朱熹的《詩集傳》。胡季犛還廢除了科舉考試中的默寫，以討論政治的「策文」代之；又增設書算一場，以考察數學能力。不過這些改革由於1407年安南被明朝吞併而被廢止。[44]

後黎朝時，越南進一步模仿中國明清的科舉制度。明太祖洪武三年，曾允許安南、高麗、占城士人在本國鄉試通過之後，到南京參加會試，之後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年），又一度將安南收入版圖，這些都促成中國科舉制對其後的后黎朝越南重大的影響，包括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的考試方式。

黎太祖黎利登基的時候，便在首都昇龍設立國子監。1430年，規定四品以下官員都必須參加科舉考試，文官考經史、武官考武經。全國各地則仿照中國科舉制度以選拔人才。此外又規定僧人和道士必須參加考試，以測試其對宗教典籍的瞭解程度，不合格者勒令還俗。[45]黎仁宗在位期間，朝廷下令廢除「論經義」（討論五經的意義）科目，改為考算術的科目；[45]但後來論經義科又被恢復。据《大越史记》中记载，洪德三年时的科举分为四场，第一场题目出自四书，有八题，举子选四题来做答；同时又有《论语》、《孟子》中各四题，“五经”中每经出三道题，举子从中自选一题做答。第二场考制、诏、表各三题。第三场考诗赋。第四场则考策问，靠的是历代政事的得失。[46]可以看出当时的考试内容与中国的科举内容大同小异。[43]

從1627年起，越南進入了鄭阮紛爭時期。越南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部由鄭主挾持後黎朝統治，南部則由廣南阮主統治。這個時期的朝廷重武輕文，科舉只有鄉試和會試。鄉試每三年在清華、宣光、諒山、安廣各府舉辦一次，會試在京畿地區每三年舉行一次。此時期的越南賣官鬻爵非常嚴重，根據1750年明都王鄭楹頒佈的法律，考生只要交了錢就可以免除一次考試，科舉淪為了一種公開的買賣。[47]裕宗在位時（1705年-1729年），新設立武舉考試。

1788年，西山朝的光中帝阮惠統一了越南之後，試圖用字喃來取代漢字的官方地位，下令凡是官方書信、公文都以字喃為主要文字。他還命令官員在科舉中以字喃出題。[48]阮惠之子阮光纘繼位之後，因政局動盪不安，科舉被停止。

阮世祖在1802年建立阮朝，于嘉隆六年（1807年）开乡试，制度上则模仿中国清代科举。之后的阮圣祖重视科举，曾命派往清朝的人士多买书籍，颁布士林。他在位期间实行的诸多改革措施，使阮朝的科举制度更趋于严密与规范[43]。明命三年（1825年），初开会试恩科，并定试法，在京城南部建造试场，分为内外场和甲乙二围。按照当年应试的考生数来建造号舍。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义经，第二场考诏、制、表，第三场考诗赋，第四场考策问或古文、今文。此外模仿清朝科举也建立了严格的考试纪律[49]。其後在明命十年（1832年）進一步引進八股文為主要的考試內容。不過，阮圣祖也認為當時的科舉制度陳舊迂腐，應該逐漸加以改進。阮圣祖規定廷試（殿試）不再設立狀元、榜眼、探花等名目。

同时，因为社会环境不同，越南的科举也出现了许多本土化的特点：首先，越南科举中有自己独创的制度，如太学生科、饶学试、四十分采点评卷法、“核”等等[50]。其次，越南科举中曾实行儒、佛、道三教考试[51]。最后，越南科举中曾尝试以大象把守试场，来防止作弊，后来在明命二十一年被废[52]。这在东亚科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43]。

总的来说，越南科举在正规性、权威性和满足行政职位的要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皆逊于中国科举，但在考试制度上与中国科举是最为相似的[53]。

1919年，阮朝最後一次舉辦科舉考試，其進士第一名為阮封彝。

朝鲜 [编辑]

朝鲜的科举制度始于高丽时代光宗9年（958年），光宗采用了当时随商船来到高丽的五代后周出使高丽的官员双冀的建议，开始实施科举[54]。主要是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55]。然而到朝鲜王朝时期才正式实施。至1894年止，科舉制在韓國歷史上存在了936年，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43]。

高丽王朝的科举制度是融会了唐、五代、宋、元等诸朝的科举制度而成。具体而言，高丽制度直接渊源于隋或唐的有礼部三场试、三条烛试（夜试）、试期在春三月（春试）、科目中的宾贡科、咒噤科等。其直接渊源于五代、宋，间接渊源于隋或唐的有：主试机关在礼部，科目中的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三礼、三传等科，进士科分甲、乙第，重诗赋，明经有帖经、墨义，以及考试用糊名法等等。其直接渊源于宋，间接渊源于唐的有：武学及武举、贡举人的乡饮酒礼、拜谒文庙之礼等。其直接渊源于元，间接渊源于唐者有：乡试、会试、殿试三阶考试的成立等。至于三年一开科、进士科及第除官地位较高等，则均见于宋制。而科目中的卜业、地理业、何论业、政要业等，考试过程中的国子监试，僧科的设立等则属于高丽的独创[56]。

李朝于1392年取代高丽朝统治朝鲜半岛后继续实行科举制。李朝太祖元年（1392年）定科举法，去掉“四书”“五经”作文，改试讲论，以切实际。但实行数科之后，发现并不能选拔出“经学杰出之才”，于是在太宗七年（1407年）吉昌君权近上书请求罢讲论而重开经书疑义，并建议设立考试诗赋、吏文、经典和汉语的“汉吏科”，与正科同榜唱名。

朝鲜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分为大科、小科（文科)、武科及杂科（易学科、医科、阴阳科、律科），朝鲜王朝的统治阶级是“两班”，即文班和武班的大臣。大科考试是成为两班文武的必由之路，名义上平民也可以参加，但事实上主要被两班子弟垄断。每三年举行一次“式年试”属于“大比之科”，录取人数一开始是和高丽朝一样，为三十三名，后期式年试录取人数常达四十至五十名。此外还举行各种不定期“别试”，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恩科考试，每当皇帝登基、行幸、万寿、太妃附太庙称庆，册封世子、世子行冠礼、世子入学称庆等庆典时都会举行，而且每十年会开一次“重试”，允许现任官员赴考。不定期有国王亲临考场的“亲临试”，该试再分成成均馆儒生参加的“谒圣试”和在昌慶宮举行的由官员参加的“春塘大试”。这些别试的科目少则录取三名，最多时录取四十名以上，通常录取十多名。这样，朝鲜的进士人数大大多于中国的进士人数。

雜科則沒有規定的階層，從賤民到貴族都可以參加，若賤民、白丁、常民，則被授與官職並升為中人階級，因此賤民男子，尤其是兩班貴族之賤妾（賤民出身之妾）所生、根據從母法繼承母親賤民身份的庶子，由於有機會接受比一般賤民較為良好的教育，往往以考取雜科空缺為目標，擺脫賤民身份。少數表現極為優秀的更可成為兩班，例如宣祖至光海君時期的醫官許浚，本是兩班賤妾所生之庶子，為賤民出身，後來考醫科成為醫官，由於表現傑出而受賜扈聖功臣三位，晉身兩班行列。杂科中的医科考試會在首都漢陽（今首爾）舉行，一般每五年一次，目的是要補充內醫院的大夫空缺，假如五年內沒有空缺，便不會舉行。医科考有關「內景」（內科）、「外形」（外科）、「雜病」、「湯液」（藥學）、「鍼灸」等五科的知識。

李朝也出现不少类似于中国科举的弊病，关于科举存废利弊的争论时有出现，历史上甚至有“近来科弊，难以毛举”[57]的说法。但是科举制度也给朝鲜社会带来了正面的作用，使得“私门塞而公道开，浮华斥而真儒出”[58]。韩国学者李成茂指出：“随着官僚制度的发展，在仕宦途中渐渐形成了一道阻止常人晋升的坚固长城，而科举则是助人突破这道长城升至高位的促进剂。科举的这种独特作用不以某个权势人物或某种权力机构所左右，它依靠考试制度客观地发挥着其作用，可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一大长处。”[59]尽管改革和废止的呼声不时出现，但朝鲜的科举制度从未间断，如果不是因为日本的压迫，朝鲜科举还将延续一段时间[43]。

日本 [编辑]

日本是最早仿行中国科举的国家，同时实行科举制时间也是最短的[43]。

日本在8、9世纪时开始仿照唐朝的科举制度举办贡举，701年的大宝令颁布后，贡举制度确立，分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四科和醫、針二科，其中以秀才科为盛[60][61]。贡举考试由掌管考察和任命官吏之职的式部省直接主持，每年一度，在十月、十一月间进行。考试的学生分为贡人和举人两种，由地方诸国贡送来参加科考的学生称为贡人，依据天皇临时制举（依临时需要而特别招收人才）或由大学寮经过寮试而来参加科考的学生称为举人[61]。来自大学寮的举人不仅要通过国学的考试，还要经地方长官的推荐。考试内容大致同于唐朝科举各科。明经科考试“试《周礼》、《左传》、《礼记》、《毛诗》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在总计为十条的考试中，通十为上上，通八以上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进士科考试“试时务策二条”和帖读（七帖从《文选上秩》中选，三帖从《尔雅》中选）。帖策全通者为甲，两策通及帖读答对六帖者为乙，以外皆为不第。明法科考试与唐朝完全相同，内容为“试律令十条”，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通七以下为不第[60]。

按照“选叙令”的规定，要在考试合格者中选拔人才叙位任官。其中以秀才科最高，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依次递减[60]。总之，日本的贡举在考试项目、评审标准、等第区分和及第授阶方面都主要仿自唐朝。唐制考试内容较日制为难，录取标准也比日制高，但日本更重视贡举出身者[61]。

然而，日本实施科举的时代，正处于贵族势力上升的时期。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因而难以在日本生根。自大宝令公布，实施贡举后的一百年内，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个[62]。由於貴族干政、學官世襲，到10世紀以后，进士科已经废绝，科举基本上為貴族所把持，並且也不是依據才學高下，而是以資歷名望，致使科舉日漸流於形式化和世袭化。

11世紀以后，雖然在形式上還繼續實行式部省試，但除了文章试之外的诸科都已没落。考生皆由權貴推薦，應考者幾乎是無條件及第，且不及第者可以改判及第，科舉制至此已完全異化。1177年，大学寮被大火焚毁，之后再未重建。到十五、十六世纪时，只剩下形式上的方略式。江户时代贡举已经绝迹。

琉球 [编辑]

早期琉球並無官方的教育機構，也沒有相應的考試選拔制度。各大士族都在自己的府邸裡設有私人教學機構，但不收家族以外的學生。1718年，程順則奉命在至聖廟中創立琉球歷史上第一個公共教育機構——明倫堂，為琉球的儒學教育奠定了基礎。

琉球也定期向中國派遣官生（留學生），每次定額四名。不過由於當時琉球的教育水平較為落後，往往四個名額都被久米村出身的人物所佔據。

為了提高琉球人的教育水平，尚温王於1798年（清朝嘉庆3年、日本宽政10年）接受國師蔡世昌的建議，在王府之北建立国学。國學中設講解師一員，按司奉行、親方奉行各一位，附設中取筆者各二名。又建乡学三所，設講解師一員，又設奉行、中取等職以管理學務。国中士族子弟由乡学选入国学。尚温王作《国学训饬士子谕》，说明琉球学习中华文化，开设科举（称为“科”）以選拔人才。不過琉球的科舉形式远比中国简略，不见有进士、状元等记载，只是成绩优异者可保举做官。官生的四個名額也由國學中最優秀的人才中選出，其中對久米村人的名額被限制為兩名。

直到1879年日本侵入琉球，琉球国灭亡为止，国学科举不断。[63]

科举名銜称谓一览 [编辑]

考場的座位
  • 進士：意即贡举的人员。唐代科目中以进士科最被重视，明、清两代，始以进士为考中者的名称，凡是举人（乡试考中者）经过会试考中者为贡士，由贡士经过殿试录取者为进士。
  • 状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唐代举人赴京应礼部考试都须投状，因此称进士科及第的第一名为状元，也叫状头。宋代以殿试首名称状元。明、清会试以后，贡士须作殿试，分三甲取士，一甲三名，第一名为状元。
  • 榜眼：科举殿试一甲第二名称榜眼。北宋初期，殿试录取的一甲第二、三名都称榜眼，意思是指榜中双眼。明、清两代专指第二名，第三名称探花。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 探花：科举殿试一甲第三名称探花。唐代进士曲江杏园初宴，称“探花宴”，以同榜俊秀少年进士二三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探采名花，探花之名始于此，宋代又称探花郎。南宋以后，专指殿试一甲第三名。元、明、清三代沿袭不改。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 貢士：古代向朝廷荐举人才的制度。自唐以后，经乡贡考试合格的叫贡士。清代，会试考中的为贡士。
  • 会元：科举制度中乡试中式为举人，举人会试中式第一名为会元。
  • 舉人：原指被推荐之人，为历代对各地乡贡入京应试者的通称。明、清两代，为乡试考中者的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中了举人叫“发解”、“发达”，简称“发”，习惯上俗称为“老爷”。
  • 解元：唐代，举进士者皆由地方解送入试，故相沿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宋以前称解头。
  • 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为士大夫的主要途径。明清俗称举人为孝廉。
  • 举主与门生：汉代士人通过察举和征辟人仁做官、主持州郡察举的列侯。刺吏、郡称为举主，被举、被辟的贤士便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后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亦自称门生。宋太祖之後，進士由御前殿試取錄，進士從此成為「天子門生」；同時亦明文規定以後舉人不得自稱考官門生。
  • 贡生：明、清时府、州、县学的生员，凡已考选升入国子监肄业的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
  • 秀才：别称“茂才”。本是优秀人才的通称。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南北朝时，最重此科。唐代初期，设秀才科，后来渐渐废去，仅作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明太祖曾采取荐举的方法，举秀才数十人，反以知府为官。明、清两代，专门用来称府、州、县的学员。习惯上也称为“相公”。

逸聞 [编辑]

  • 荊州（湖南）位處僻地，沒多少進士，人稱荊南為“天荒”，當地的考生稱“天荒解”。 唐宣宗大中四年，長沙人劉蛻中進士，破了“天荒解”，故稱為“破天荒”。孫光憲《北夢瑣言》第四卷：“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為‘破天荒’。”
  • “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兩句為中國讀書人耳熟能詳的詩，來自宋真宗趙恆的傑作《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 在清代，白发童生比比皆是。《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所述：“廣東三水縣人陸雲從，入學時已百歲。”可見得中國最老的童生至少已是99歲。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科会试，陆云从年已104岁。三场考毕，不第，道光帝钦赐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衔。清代筆記《清稗類鈔》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廣東鄉試，廣東順德人黃章的百歲人瑞，仍千里迢迢進京趕考，自言：“吾今科且未中，來科百五歲亦未中，至百八歲始當獲雋，尚有許多事業，出為國家效力耳。”最後雖然還是落榜，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贈給他錢和布匹作為獎勵。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广东人谢启祚百岁时参加鄉试，此人三妻二妾，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一举考中，作〈老女出嫁〉诗一首：“行年九十八，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生血白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 《聊斋志异》中描写乡试士子：入场提篮像乞丐，点名受呵责像囚犯，进入号房像秋后的冷蜂，出场后像出笼的病鸟，盼望报子时坐立不安像被捆住的猴子，得报没中像中了毒的苍蝇[64]。

相關條目 [编辑]

注釋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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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唐音癸签》卷一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云：“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部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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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庙学典礼》卷一《选试儒人免差》：丁酉年（1237年）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圣旨道与呼图克、和塔拉、和坦、谔噜、博克达扎尔固齐官人每：“自来精业儒人，二十年间学问方成。古昔张置学校，官为廪给，养育人才。今来名儒凋丧，文风不振。所据民间应有儒士，都收拾见数。若高业儒人，转相教授，攻习儒业，务要教育人材。其中选儒士，若有种田者，输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出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此上委令断事官蒙格德依与山西东路徵收课程所长官刘中，遍行诸路一同监试，仍将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试，专治一科为一经，或有能兼者，但不失文义者为中选。其中选儒人，与各住处达噜噶齐 、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者。随后照依先降条理，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准此。”【其中，文中的“扎尔固齐”，元代文献中常作「达鲁花赤」，参见《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文中的“达噜噶齐”，元代文献中常作「达鲁花赤」，参见《元史》卷九○《百官志六》。】
  9. ^ 《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7页
  10. ^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11. ^ 《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8页
  12. ^ 选自韩儒林《元朝史》：“元朝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忽必烈建元之前，蒙古对中原统治已长达半个世纪。在这一时期，凡纳土归降者，均命其为当地长官，依照金朝的官制授予官职，其中许多汉人儒士和官吏、地主等成为蒙古统治区的政权主宰者。他们在自己的辖境内，既统军，又管民，有权任命其下属官吏。到忽必烈更定官制时，"先帝朝廷旧人，圣上潜邸至龙飞以来凡沾一命之人，随路州府乡曾历任司县无大过之人，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举人"（《紫山大全集》卷12），几乎都成为既定官员人选。因此，元朝开国之初，客观上没有迫切需要另辟取仕途径。 第二，中统、至元之际，国家多事，大量的军费开支使元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短缺问题。忽必烈重用阿合马、桑哥等人，让他们"理财助国"，遭到朝中许多儒臣的反对。科举取士是汉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全面实行此种办法便意味着全面的汉化，意味着蒙古贵族特权的丧失。而忽必烈又一向嫌恶金朝儒生崇尚诗赋之作风，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这时的忽必烈对于儒学已失去原有的热忱和兴趣，他所急需的是增强军力，保证财用。儒臣们反对阿合马、桑哥等人理财，就进一步加深了蒙古统治者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遴选"真儒"的科举制度十分冷淡。 第三，在忽必烈疏远儒臣、科举制度滞泥不前的同时，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这种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以越来越大的力量排挤和对抗实行科举制来求得自身的生存，最后导致科举制的流弊日趋甚笃。元灭南宋后，一部分儒生痛呼"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辟以自解矣!"（谢枋得《程汉翁诗序》，《叠山集》卷6）理学家许衡等人由于忌恶宋、金科场遗风，自己重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材，对立即恢复科举也不感兴趣。社会对以章句注疏、声律对偶之学取士的严厉批评，也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科举制本身的不信任（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因此，自忽必烈开国算起，科举停废长达半个世纪。”
  13. ^ 《黄金华集》卷43
  14. ^ 根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记载，皇庆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徵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绦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具合行事宜于后：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资诸路府。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所在官司迟误开试日期，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弹治罪。流官子孙荫叙，并依旧制，愿试中选者，优升一等。在官未入流品，愿试者听。若中选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资级，比附一高，加一等注授；若无品级，止依试例从优铨注。乡试处所，并其余绦目，命中书省议行。於戏！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咨尔多方，体予至意。”
  15. ^ 根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记载，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
  16. ^ 《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有详细记载。《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17. ^ 根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记载，全国共在17个省级区域设17处乡试科场，“乡试，行省一十一：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宣慰司二：河东，山东。直隶省部路分四：真定，东平，大都，上都。 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蒙古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十五人，上都六人，河东五人，真定等五人，东平等五人。山东四人，辽阳五人，河南五人，陕西五人，甘肃三人，岭北三人，江浙五人，江西三人，湖广三人，四川一人，云南一人，征东一人。色目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十人，上都四人，河东四人，东平等四人，山东五人，真定等五人，河南五人，四川三人，甘肃二人，陕西三人，岭北二人，辽阳二人，云南二人，征东一人，湖广七人，江浙一十人，江西六人。汉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一十人，上都四人，真定等十一人，东平等九人，山东七人，河东七人，河南九人，四川五人，云南二人，甘肃二人，岭北一人，陕西五人，辽阳二人，征东一人。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湖广一十八人，江浙二十八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南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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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清世祖在顺天乡试案发后，他一再强调“朝廷选举人才，科目最重，必主考、同考官皆正直无私，而后真才始得”、“开科取士，原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岂容作弊坏法”，并下令把定案结果“刊刻榜文，遍行严饬，使知朕取士釐奸至意”，“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
  35. ^ 《研堂见闻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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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廿二史札记·卷二五》
  43. ^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刘海峰，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学术月刊》，2006年12月刊
  44. ^ 明崢，《越南史略》，129~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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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大越史记·本纪·实录》卷三《黎纪》：“洪德三年三月，会试天下举人，取黎俊彦等二十六人。其试法：第一场，“四书”八题，举子自择四题以作文；《论》四题，《孟》四题，“五经”每经三题，举子自择一题作文，惟《春秋》二题，并为一题作一文。第二场，则制、诏、表各三题。第三场，诗、赋各二题，赋用李白体。第四场，策问一道，其策题，以经书旨意之异同、历代政事之得失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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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十四:“先期铸会试之印，建试场与京城内之南。分为内外场及甲乙二围。照应试人数于围内各造号舍、悬名简。……试题第一场制义经五题、传一题，第二场诏、制、表各一道，第三场排律诗一首、八韵赋一道，第四场策问一道、古文或十段、今文或三四段。试院设红案，以备奉安御题。贡监行文墨卷，书吏誊录朱卷，均用官令纸印红格。入场日，号舍外，武士各一人，终日纠察。贡监行文，用真字不得草书。收卷以日暮为限。外场官各期收卷后，照次送弥封、撰号、誊录、对读。墨卷留试院，朱卷送同考。每卷二人合同点阅，分优、平、次、劣。外场官审阅定去取。”
  50. ^ 竹田龙儿：《べトナムの科挙制度と学校》，见多贺秋五郎：《近世東ァヅァ教育史研究》，第132—188页，东京，学术书出版会，1970。
  51. ^ 罗长山，《越南科举三教考试问题初探》，《东南亚纵横》，1993(2)。
  52. ^ 《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一五记载：在明命二十一年(1843年)以前，“向来京外各试场，例有派拨兵象弹压”。帝曰：“象所以用之战阵，若夫考试士人，派兵防察足矣，安用象为?准嗣后试场，毋须派象，著为令。”
  53. ^ 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reface，PP．4—5．
  54. ^ 柳寿恒：《迂书》卷一《论丽制》，朝鲜汉文古籍本：双冀“即中国秀才，附商舶东来，官至翰林学士也。其法颇用唐制，以诗、赋、颂、策，取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所谓诗，即十韵排律之类。所谓赋，即八义赋之类。唐赋有官韵，其体如骈俪”
  55. ^ 。《高丽史》卷七四，《选举志序》：“三国以前，未有科举之法。高丽太祖，首建学校，而科举取士未遑焉。光宗用双冀言，以科举选士，自此文风始兴。大抵其法，颇用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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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 《令集解》卷十七，选叙令，“秀才出身”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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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编辑]

研究書目 [编辑]

科舉主題 科舉主題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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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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