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宋明理學,即為兩宋明代儒學。雖然是儒學,但同時借鑒了道家甚至是道教佛學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年—1067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蜀學等派。

後來談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濂學张载關學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後來洛學由朱熹發揚光大,在福建創出閩學,成為居正統之位的程朱理學。濂、洛、關、閩四學派,人稱理學四派。

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支流,有時會被簡稱為理學,以便與陸象山(陆九渊)王陽明心學相對。但其實心學亦屬於宋明理學的一支。

發展歷史[编辑]

南北朝期間,道、儒成形,道家講玄理,佛家講空理。宋明理學雖以儒學內容為主,同時也借鑒了佛學道教思想,講的則是「性理之學」。宋明儒者的學術,大致可以分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個階段。他們擺脫了唐代以來「疏不破注」的教條,慢慢培養了對經書懷疑的態度,從疑經走上了改經的道路。

宋朝[编辑]

北宋諸儒以周敦頤張橫渠程顥程頤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變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學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1]

宋朝南渡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頤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直承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全祖望评价:“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2]

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3]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之際,朱學進居正統之位,為中國君主社會後期的官方思想。惠棟在評《毛詩注疏》時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

明朝[编辑]

明朝中葉,王陽明承陸九淵而闡發心學,創立致良知之“陽明學”,集心學之大成。明末劉蕺山呼應胡五峰而盛言以心著性之義。明末王學亦走入末流,黃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是真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偷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清朝[编辑]

理學在清初以後走入空谈,严重脱离实际,變成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4]。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读了崔蔚林的文章,说“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又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说“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5]。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便如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颁布诏令,规定朱熹成为孔庙十哲之一,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学术。[6]

現代[编辑]

現當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程朱理學派及陸王心學派。

主要学派[编辑]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

  • 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
  • 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

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橫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思想[编辑]

理學家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自視為「天民之先覺」,以天下為己任,要建立天下有道的社會。[7]

理學參照佛教禪宗而調整自己的思想結構,在修養方法以至世俗倫理都吸收了禪宗的成份,但理學又批判並超越了禪宗。程頤的「存養工夫」便從六祖慧能得來,理學強調超越之「理」,即自佛教的超越的「心」轉移而來。[8]

理學相信有「天理」,「理」在事上又在事中,人生在世必須在各自的崗位上做事以完成理分,即盡本份。佛教只強調「靜」的存心養性,理學則強調「敬」,「敬貫動靜」,不但是通向價值之源的超越境域,也是成就此世之事的精神憑藉,是入世做事的行動原則。敬就是一種全神貫注的心理狀態,演變成中國社會的「敬業」精神。理學強調勤勞勤學,愛惜光陰,認真把事做好,反對閑反對懶,也有類似禪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倫理觀念。[9]

評價[编辑]

  • 钱谦益说“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10]又说:“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于近代。”[11]
  • 顾炎武曾痛责明末以来的清谈理学“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顾炎武還在《与施愚山书》中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12]
  • 颜元稱:以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僕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僕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13]又指责“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14]。其门生王源对理学虚伪性的无情揭露更为露骨,他说“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也”。
  • 余英时说:“理学家虽然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自待,但毕竟仍旧接受了‘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15]

注釋[编辑]

  1. ^ 参见《张载集》附录《吕大临(作)横渠先生行状》和《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
  2. ^ 《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3. ^ 钱钟书:《宋诗选注》
  4. ^ 康熙帝批評张伯行: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
  5. ^ 康熙朝實錄》卷之一百十五
  6. ^ 《清圣祖实录》卷249
  7.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500-501。
  8.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頁493-495。
  9.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頁495-498。
  10. ^ 《初学集》卷25
  11. ^ 《初学集》卷79
  12. ^ 《亭林文集》卷3
  13. ^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习斋记余》卷3《寄桐乡钱生晓城》
  14. ^ 《存性编》卷1
  15. ^ 《朱熹的历史世界》,第455-456页。

代表人物[编辑]

參見[编辑]

研究書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