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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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96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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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別: | 男 |
| 籍貫: | 江蘇無錫 |
| 出生: | 1895年7月30日 |
| 逝世: | 1990年8月30日 (95歲) |
| 配偶: | 錢胡美琦 |
| 研究領域: | 秦漢史、中國思想史、朱子學 |
| 經歷 | |
| 作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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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 《劉向歆父子年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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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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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
目录 |
[编辑] 生平
錢穆九歲入私塾,1912年輟學後自學,任教於中小學。1930年[來源請求],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錢穆居北平八年,先後授課於北京、清華、燕京、北師大等名校,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
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齊魯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各大學。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
1949年4月,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抛家离子,从无锡南下广州。不久(4月23日)无锡被攻陷。10月,钱穆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1]。不久,錢穆答應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亞洲文商學院出任院長。[2]1950年钱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絃歌不輟,而辦學有成,亦獲港英政府尊崇,於1955年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56年,他与胡美琦在香港结婚。1960年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又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錢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
1967年10月,錢穆應總統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築素書樓於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3][4][5],1968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6]。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
1990年6月1日,錢穆不滿當時身為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與台北市議員周伯倫指控他霸佔政府建築物,以九十六歲高齡之身毅然搬離素書樓,同年8月30日逝於杭州南路寓所[7]。
錢穆与钱鍾书同宗不同支,钱鍾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穆去世后,其子侄申请去台湾奔丧,台湾当局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钱穆的侄子,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钱伟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8]
[编辑] 學術
錢穆没受过正规教育,他的治學理念受呂思勉影響甚深。當胡適學派反對“崇古”與“迷信”,對中國封建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與否定態度時,錢穆等人立表異议,說“余任上古史課,若亦疑古,將無可言”[9]。他在《國史大綱》一書中說:“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也應稍加修正。”[來源請求]
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一書,考證數十本秦漢古籍,排出先秦時各事件的先後順序。後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钱穆自称该书以論證完整的二十八個不可通駁斥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使當時再無學者為康文辯。[10]
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但不是君主专制,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钱著〈中国传统政治〉商榷》,以三十万言,对《中国传统政治》一書逐条批驳。徐復觀《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钱穆的徒弟余英時稱他“一生為故國招魂”。錢穆也常有些即興的發揮。他認為西方人寫歷史,重事不重人,猶如《尚書》的體裁:“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又說“馬克思《資本論》講資本家如何賺錢,這是馬克思天天看報、調查得出來的,其實中國人一句簡單的話早就講明白了,這就是‘為富不仁’”。
[编辑] 其他
原本胡適相當賞識錢穆,稱錢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乃「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來源請求]外界以為錢「喜治乾嘉學」,張君勱甚而勸錢穆「何必從胡適之作考據之學」。錢穆初到北平,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他優禮有加,邀至史語所,奉為上賓。胡適也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研覽。
錢穆在治學方面與胡適頗多抵觸。胡適繼承傳統的說法,認為老子略早於孔子;錢穆則創立新說,認為老子略早於韓非,後於孔子。一次,兩人不期而遇。錢穆說:「胡先生,《老子》成書的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你的錯誤了!」胡適說:「錢先生,你舉出的證據還不能說服我;如果你能夠說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也可以不要!」
錢穆與胡適二人在老子生年、《說儒》等學術問題上觀點迥異,時有爭辯。具體學術分歧尚屬表面,深層原因是錢對胡的「新文化」主張不以為然,他後來甚至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如「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當年北大講壇上最叫座者乃胡適和錢穆二人,錢穆稱「大凡余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
[编辑] 評價
-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引陳寅恪評錢穆《诸子繫年》:「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11]
- 錢穆對中國文化是一個有名的溫情主義者,李敖質疑他是不是對中國的歷史“太滿意了”;歷史學家不能感情用事[12]。李敖更认为:「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为足,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13]
- 錢穆的《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歌頌蔣介石:“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李敖說:「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爲他悲哀!」[14]
- 汪榮祖教授在《錢穆論清學史述評》一文以為:“錢穆論清學史的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也不脫傳統的義理,尤重宋儒朱熹。這部書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紀的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编辑] 年表
- 1895年清光緒廿一年生於江蘇省金匱縣
- 1900年(六歲)入私塾讀書
- 1903年(九歲)進果育小學就讀
- 1905年(十一歲)父逝
- 1906年(十二歲)入常州府的常州中學堂
- 1910年(十六歲)退學,離開常州,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適逢辛亥革命,學校停辦,遂輟學
- 1911年(十七歲)任教無錫三兼小學,為教學生涯之始
- 1918年(廿四歲)任教鴻模學校(即原果育小學),出版《論語文解》同时任教县立第四小学(梅村镇)
- 1919年(廿五歲)任後宅泰伯市初小校長,创办无锡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泰伯图书馆」,任馆长
- 1922年(廿八歲)赴廈門任教集美學校,為任職中學教師之始
- 1923年(廿九歲)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
- 1927年(卅三歲)轉任教蘇州中學
- 1928年(卅四歲)連遭三喪:妻歿、兒殤、兄亡。
- 1929年(卅五岁)與小學校長張一貫女士締婚,4子2女自1931至1940年先後出生,四子早夭
- 1930年(卅六歲)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後任教北京燕京大學。為任教大學之始
- 1931年(卅七歲)任教北京大學歷史系,並兼課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師大
- 1935年(四一歲)出版《先秦諸子繫年》
- 1937年(四三歲)隨政局南遷,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 1939年(四五歲)《國史大綱》脫稿,回蘇州侍母一載
- 1941年(四七歲)往成都任教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及武漢大學
- 1943年(四九歲)先後任教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
- 1944年(五十歲)撰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份子投筆從戎
- 1946年(五二歲)赴昆明任教五華學院、兼任雲南大學
- 1948年(五四歲)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課餘撰《湖上閒思錄》
- 1949年(五五歲)应张其昀之邀赴香港创办亞洲文商學院,任院長
- 1950年(五六歲)成立新亞書院,應邀赴台灣講演
- 1951年(五七歲)為籌辦新亞書院台灣分校,滯留台灣數月,未果。
- 1952年(五八歲)四月,在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講演,屋頂泥塊墜落擊中頭部,暈厥送醫。
- 1955年(六一歲)新亞研究所正式成立。代表教育部訪問日本,教育部頒贈學術獎章。香港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 1956年(六二歲)新亞書院農圃道校舍暑期落成,為自有校舍之始。與胡美琦女士於九龍締婚
- 1957年(六三歲)新亞書院增設藝術專修科
- 1960年(六六歲)赴耶魯大學講學,課餘撰《論語新解》,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後赴歐洲訪問
- 1961年(六七歲)新亞書院理學院成立
- 1963年(六九歲)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曾辭新亞書院校長職
- 1965年(七一歲)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離開香港,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講學
- 1967年(七三歲)十月,遷居台北
- 1968年(七四歲)遷入素書樓,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 1969年(七五歲)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聘為研究員
- 1974年(八十歲)撰《八十憶雙親》
- 1976年(八二歲)是年冬,胃病劇作,幾不治
- 1978年(八四歲)該年常病,目不能視(抱病赴香港任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人。
- 1979年(八五歲)赴香港出席新亞三十年紀念會
- 1980年(八六歲)與三子、幼女會於香港,卅二載未見,得七日相聚
- 1981年(八七歲)與長女、長侄晤聚香港,五子女兩年內分別見面
- 1984年(九十歲)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章
- 1986年(九二歲)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學生上最後一課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
- 1988年(九四歲)在家中授課至是年方休
- 1989年(九五歲)赴香港參加新亞四十年紀念會
- 1990年(九六歲)6月1日遷出素書樓,8月30日逝於台北市杭州南路寓所
- 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编辑] 主要著作
- 《錢賓四先生全集》
- 《先秦諸子繫年》
- 《國史大綱》
-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中國歷史研究法》
- 《中國歷史精神》
- 《國史新論》
- 《中國史學名著》
- 《中國文化史導論》
- 《中國文化十二講》
- 《中國文化叢談》
- 《民族與文化》
- 《文化學大義》
- 《湖上閒思錄》
- 《人生十論》
-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 《國學概論》
- 《古史地理論叢》
- 《史記地名攷》
- 《靈魂与心》
- 《晚學盲言》
- 《孔子傳》
- 《庄老通辨》
- 《中國文學論叢》
- 《朱子新學案》
- 《朱子學提綱》
- 《清儒學案》
-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秦漢史》
- 《黃帝》
- 《論語新解》
-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 《中國思想史》
- 《新亞遺鐸》
[编辑] 注释
- ^ 人民政协报《钱穆1949年的选择》
- ^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完整的人格 偉大的事業─《新亞遺鐸》與錢穆的教育理想
- ^ 1989年,受立法委員陳水扁及台北市議員周伯倫“質詢政府財產不當佔用”之影響,年屆96歲高齡的錢穆主動遷出素書樓,另覓居所,數月後辭世。1990年,夫人奉先生靈骨,歸葬太湖之濱。素書樓在錢穆返台前原為招待外賓之用,現隸屬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轄下的臺北市立圖書館,已闢為錢穆先生紀念館。
- ^ 李敖表示:蔣介石“用公帑建賓館”,為錢穆安老於“素書樓”,證明了雙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報登錢穆搬出“素書樓”,是“國家和社會不尊重知識分子”(裴普賢語),其實,請錢穆不要霸占公產、請他遷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華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李敖:〈我最難忘的一位學者〉)
- ^ 錢妻胡美琦於錢穆逝世二十周年撰文強調「當年兩位蔣總統禮賢下士,定要由政府蓋素書樓,他們不是隨便作此決定。賓四接受政府的禮遇,也經過了一番深思。『素書樓事件』的發生,有關政治領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國傳統『士』人的風格氣節,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責任詳細說明。」指「素書樓」本因經濟考量,由朋友介紹購買一塊靠近東吳大學的墳地,再由胡美琦兄長胡美璜底下的工程師負責建築新宅。但事後總統蔣中正得知此事,透過蔣經國表示,建築素書樓的規劃理當由政府負責,要求胡美璜交出建築設計圖,並對胡說後續之事不需要再過問,於是錢氏夫妻已無法推諉政府籌建素書樓的事務了。錢穆搬離素書樓之後臥病在床,胡美琦對錢穆說:「我們自己該要辨明的是民國72年以前沒有契約時的兩點理由,一是為兩位去世的蔣總統爭清名。我們認定素書樓是國家賓館,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當年兩位蔣總統是公開興建素書樓的,二十年來不是沒有民意代表,但從沒有異議,這一段時期自屬合法。時代變了,這表示禮賢下士的時期,在台灣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只有搬出素書樓,才能替兩位去世的蔣總統表明當年建賓館並不為私。一是為你,人活著必該要有尊嚴。借用契約於81年一月到期,報上說某議員表示到期還要再議論。那時你九十八歲了,難道還要再受一次他們呼名喚姓的羞辱嗎?素書樓再好,也不值得了。」(2010.08.27、2010.08.28 錢胡美琦:聯合報-〈錢穆逝世20周年/百感交集20年〉)
- ^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钱氏名落孙山。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就是未能當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後李敖認為這是不公道的,他說:「錢穆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 ^ 探訪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故居
- ^ 钱穆:最后的国学
-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139頁
-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二零零五年)第153頁
- ^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八二。
- ^ 「我們姑且舉一兩個例子,錢穆說“中國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伯夷、叔齊,他們反對周武王伐商紂,但他們仍有言論的自由。可見反對的意見,在中國常被容忍的。”又說:“自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納稅怎樣、當兵怎樣、選舉怎樣、考試怎樣,一切都有法;而這些法都是從上到下、歷代一貫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觀念來講中國傳統政治,只可說是君主立憲,而絕非君主專政。”又說:“依照漢代慣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十八歲做皇帝,信用他老師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時代所受教育的影響,哪里是他早知專制便該用儒家言呢?”」(引自余杰:〈錢穆 大師還是奴隸?〉)
- ^ 李敖:〈我最難忘的一位學者〉
- ^ 李敖:《蔣介石研究》五集,《蔣介石和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
[编辑] 參考書目
- 余杰:《我來剝錢穆的“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