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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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學的一派,又稱性理學,有時會被简称為理学,與心學相對。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從不同的角度認識,祂有不同的名稱,如上帝等),而且祂是善的,祂將善賦予人便成為本性,將善賦予社會便成為“禮”,而人在世界萬物紛擾交錯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稟賦自“理”的本性,社會便失去“”。

所以如果無法收斂私欲的擴張,則偏離了天道,不但無法成為聖人儒家最高修為者,人人皆可達之),還可能會迷失世間,所以要修養、歸返、並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存天理),以達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時完全進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時人欲已融入進天理中(滅人欲,不是無欲,而是理欲合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從“毋”變成“無”),則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偏離天道了。

他還認為,由於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致知)。

發展[编辑]

“理學”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周敦颐邵雍張載。繼後有程颢程颐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稱為“理學家”。

理學初起於北宋、盛極於南宋與元、明時代,清朝中葉以後逐漸沒落。它是宋朝以后才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儒學思想,除了傳統儒學的自身更張和社會形勢所迫之外,還與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學名家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朱熹呂祖謙楊簡真德秀魏了翁許衡吳澄曹端薛瑄吳與弼邱濬陳獻章……等。

細分來講,陸王、濂溪與理學有所差異,而更背道而馳,萬不可混為一談。

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卻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無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體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一提到理學,人們馬上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在理學發達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雖然是一種有等級尊卑的愛,但“仁”是以人性為基礎。雖然傳統儒學也主張孝道和貞潔,但其禁欲色彩並不濃厚。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以後,已帶有濃厚的禁慾主義色彩。二程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並稱:“無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飲食為例闡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語類·卷十三》),在宋朝以後,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我本楚狂人”的詩人了。

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藉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標準。他們的好後學朱熹(1130—1200)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腐;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欲”[1]

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但同時又從道家思想裡借鑒了許多關於的論述,作為儒家形上哲學體系的材料。其實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

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較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朱子是繼孔子後,儒學集大成者。他的許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與呂祖謙共同編撰了一本著作《近思錄》作為理解四子書(指周、二程、張)的階梯,而他認為四子書是通往五經的階梯,《近思錄》曾為後世儒生必讀。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2]。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繼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將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心學

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编辑]

明末,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清朝以後,“反理學”的態勢一度形成。顏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3];“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4];又批程朱“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5]。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6],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7]

清代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五四運動後,知識份子極力破除“吃人的禮教”[8],甚至對理學有一致的觀點,中國的衰落自宋開始,其中,朱熹的理學曾被认为是所有這些衰落的罪魁禍首[9]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编辑]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张载与王夫之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陈亮叶适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陆王心学於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载与王夫之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注釋[编辑]

  1. ^ 清道光年間《休寧縣志》卷一、十六記載,休寧縣在明代有“節婦”、“烈婦”四百餘人;自清初至道光年間多達兩千餘人。
  2. ^ 熊赐履:《下学堂札记》卷之一
  3. ^ 《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4. ^ 習齋記餘·未墜集序》
  5. ^ 《習齋記餘·曲阜祭孔子文》
  6. ^ 《習齋年譜》卷下
  7. ^ 《朱子語類評》
  8. ^ “吃人的禮教”一語出自吳虞〈吃人與禮教〉一文:「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這真是殘酷極了!一部歷史裡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地都會吃起人肉來。就是現在的人,或者也有沒做過吃人的事,但他們想吃人,想咬你幾口出氣的心,總未必打掃得乾乾淨淨。……我們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該文發表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1919年11月1日出版)。
  9. ^ 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最終章

研究書目[编辑]

  • 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 Hoyt Tillman(田浩)著,阮東升等譯:《旁觀朱子學:略論宋代與現代的經濟、教育、文化、哲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出版社,2011)。
  • 島田虔次著,蔣國保譯:《朱子學與陽明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 山下龍二:《朱子学と反朱子学:日本における朱子学批判》(東京:研文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