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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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关于儒家是否是一种宗教存在很多争议,本条目中不考虑这种争论,相關爭論請見儒教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的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

词源[编辑]

儒家创立人——孔子

儒的名称很多,内涵也很多,一般有:“儒家”、“儒学”、“儒教(孔教)”、“礼教(名教)”、“孔家店”、“孔孟之道”等等,这些说法彼此各有些不同,但并不宣称自己是支派。正式的派别有新儒家孔教,但是一般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支派,而是希望能取代过去的“儒家”。之所以如此,因为“儒家”的基本教条之一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这些名称都可以是儒家之一。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

儒家作为一种普遍的标志性信仰,它的核心思想和准则在各类儒家典籍中没有直接的记载,“儒”字的图像更能体现它的核心思想。儒字有二種意思:其一,即有道之士。《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說:“凡有道術者皆稱儒”。其二,《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 不过一般《說文解字》的最後一意接受较广。「儒」即今所謂「學者」,是極普泛的一種名稱。《論語》,孔子子夏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見那時只稱有知識材藝者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儒”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儒”字本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字义是“雅”、“优”及“和”的意思,从“人”从“需”,指他们的思想学问能够安定别人,说服别人,为人所需。儒家一词本来自《汉书·艺文志》的图书目录。“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也就是说,儒家以六经为圣经,遵循尧舜之道、以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章(周礼)为典范,以孔子为宗师,教化民众的流派。[1]春秋戰國以後起,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門四科十哲、二十二賢、七十二弟子以下及歷代名儒為祭孔「從祀」。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

儒家尊崇的圣王 
儒家尊崇的圣王周武王 
儒家尊崇的圣王 
儒家尊崇的圣王 

历史[编辑]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鲁国讲学,以“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其中:“为群经之首”,它是关于如何认识天命的重要哲学典籍,西周开创时曾对的“卜问”方式总结和推演发展,形成“天命”的观念,总结为周易孔子则进一步为其作上注解,成为儒家的,它是理解其他经书的基础,为变化、通达的技术,它是为儒家的基础课程,可见儒家是一门通达之学,而非布道传经般的教条之学。分别为上古三代的诗文、史书、德训规章、祭祀仪乐的收录,它们是在西周之前的就存在的典章制度,包含了最早的祖宗信仰和礼乐文化,孔子为它们加上注解。春秋则是一部记录东周时期的编年史书,据说为孔子本人所著。

孔子的主张是人本主义的,“人本”和“性善”是儒家重要信仰:人天生固有的人性是善的。儒家主张普及对人的教育,西周教育只限于宫廷的士官,孔子提出要教天下人都知道德礼节,他带着徒弟们周游列国,行教一生。孔子身后,他的学生有著名的“七十二圣人”,论语据说是他的学生们记录孔子一生事迹、言行的书。

随着朝代的推移,儒家也包括了后期朝代的儒家学者著作和思想,著名的有:西汉董仲舒三纲五常天人感应南宋朱熹创建理学,尊四书、立中庸,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开创的程朱理学在元代之后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此外,宋明以后儒家逐渐整合了中国民间信仰佛教道教,一起形成现代中国多元的信仰体系。

开放性[编辑]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社会,一般都具有一些显见的道德教条及行为教条(尤其在公共场合);但是在私人场合,儒家对其治下的个体只要求自我反省,与其他很多宗教相比,这种自我反省并不具有排他性。儒家的这种开放导致了儒家具有一些宗教所不具有的的包容性,这是儒家与一般宗教的一个重要区别。

很多儒家教条是古老的,有时会引起人们的交流障碍,譬如无法交流一些可能违背教条的想法,这有时甚至引起互相猜忌。一个古代教条更多时候在表面上被维护,而公开讨论其他观念又被视为叛逆,在今天,它引发的尴尬就更多。

起源及发展[编辑]

历史上,孔子的言教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即遵循尧舜禹之道和周文王之德,在春秋战国鲁国讲学,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2]史记记载孔子在鲁国编注六经,并在战国时期讲学。[3]。孔子终生遍历中华大地讲学,奉行有教无类,有大量信徒跟从,最著名为“孔门七十二圣人”。至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六经立学宫,将儒家经典抬升至汉朝最高道德规范。

汉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正式把儒教定为国教。[4]从汉朝到唐朝,朝廷重视儒家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礼仪制度的建设,被称为经学,或者汉学。唐朝制定了《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成为宋明朝廷的典范。

南宋朱熹创建理学,尊四书、立“中庸”,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开创的程朱理学在元代之后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自元代起均以朱熹《四书集注》作科举答题标准。[5][6][7]明末顾炎武不满于理学家空谈心性的学风,提倡“经学即理学”,开创了以“明道救世”的朴学[8]认为经之义存于训访,识字审音音,才能知其义。[9]清代考据学、音韵训诂达到了顶峰。戴震甚至主張學好天文、地理、古音韻、古典章、數學、生物等知識之後才能閱讀儒家經典。清末的儒家已经包含了经学以及与四书五经相关的音韵学史学、天算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10]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儒家以宋明理學的現代鬥士自居,着重义理之辨,寻求会通西方哲学和佛学。[11]

儒家思想至今对整个东亚文化圈影响颇深。早先未来学者Herman Kahn称:“儒家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不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甚至中国,都不可能如此快地现代化和工业化。"[12][13]伦敦大学教授Cristobal Kay认为这是源于儒家思想所产生的、历史悠久的“中国朝贡体系[14]

主要历史变迁[编辑]

根据史记记载,孔子在鲁国编注六经,并在战国时期讲学[15],孔子强调讲学收纳门生,形成儒家学派,儒家先贤诸弟子所重为六经易经为“群经之首”,其下为其他诸经。孔子钦慕周文王的“羑里演易”,以正天道而取代失道暴虐之商纣,安抚万民,因有“周易”,《周易》也是中国本土最早产生的一部典籍。至汉武帝采纳朝廷学者董仲舒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经典抬升至汉朝最高道德规范。

后世或前世只是选择性的采纳儒家经典,之后可称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或“神道设教”,往往采用在之前就产生的原始教义。

传统儒学可分为经学和理学,之后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内涵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 1、东晋:经学是汉晋隋唐的主流,立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南宋末,朱熹认为古礼不可考,遂提出了道统论,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创立理学。两代将程朱理学定为官学。清末,疑古辨伪学风益盛,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集疑古之大成,认为经学所依据的经典大部分皆为汉朝人伪托,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孔子托古改制以及儒教为孔子所创,是奉孔子为宗师,建立了孔教,所以后来的新儒家又有稱儒家為孔子學說[16]

唐代韓愈認為自堯舜至孔孟以來,是一脈相承的,此觀念後來為程朱理學所沿襲。

辛亥革命结束中国的皇帝统治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冲击,几乎由官方完全否定;但在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官方态度转变为“继承接受其精化部分,剔出其糟粕部分”。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 儒家对中国以及東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也有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人文主义的宗教。儒家思想是東亞地區的基本文化信仰[17]

派别 汉唐经学 宋明理学 明清朴学 新儒家
经典 四书五经、十三经注疏 《四书集注》、《河南二程全书》、《程颐文集》、《皇極經世》、《象山先生全集》、《王守仁全集》 《周易本義辨證》《春秋左傳補注》《九經古義》《尚书集注音疏》《尚书今古文注疏》 《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新唯识论》《中國哲學史》《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曾子、子思、董仲舒郑玄何晏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孔颖达郑樵 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 張載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惠栋江声钱大昕戴震王鸣盛段玉裁王念孙黄以周江永馮登府俞樾章太炎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林彪(中国在九一三事件后的观点见批林批孔

儒家的歷史[编辑]

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编辑]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应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是中国历史学术言论的开明时代。

儒学的形成[编辑]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禮、樂、射、御、書、數)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世袭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荀子則認為“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

孔子創造了士、君子和聖人的新名詞。這些名詞原是舊有的,孔子則賦以新的意義,不復指世襲的貴族,而是指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才。由此打破了階級世襲的觀念,代之以修身為學和選賢舉能。從此在思想觀念上消滅了封建制度,開創了民治社會[18]。在文獻記載中,孟子最早預言了封建制度行將解體。面對諸侯爭戰的局面,孟子認為天下一統方能最終太平,他曾經告訴梁襄王天下將「定於一」;不過他提出的「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訴求則未能應驗,最終是秦始皇統一了中國。

在以後,儒家逐步發展出帝國時代的基礎理論和思想,並建立了適應皇朝君主制的一套制度。在帝國統一政府時代,建立了從民間選拔政府官員的制度如察舉制、科舉制。傳統中國的最基層政府為縣政府,並且政府職能和機構相當節簡。在傳統中國社會,一直保持著由士紳領導的民間自治。這些都和儒學有密切關係。在中國大陆唯建立共产制度以后,这种简節政府和民间自治体系才被摧毁;但很顯然,儒家思想無法連根拔除,因而簡節政府和民間自治的心理依然會存在於人民的理想觀念之中。

秦儒[编辑]

秦始皇消灭六国,建立秦朝,推行中央集权郡县制,秦儒淳于越主张地方自治實行分封制。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19]秦始皇曾實行所謂“焚书坑儒”,一般認為其中的儒非專指儒家,而泛指文人術士。秦汉以後,儒家基本上主张维护中央集权統一政府,儘管仍有少部分儒士熱衷分封制,直到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論》問世。

獨尊儒術与天人感应[编辑]

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由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因此选取了道家作为主流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帝王祭天的天坛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汉武帝时期,由于汉初的宽松统治,导致豪强并起,统治阶层意识到秩序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同时为了集中资源进行战争及大规模公共建设,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餘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但实际上,董仲舒的体系中的儒学只是个壳,本质上是法家思想,因此被称为"外儒内法"。

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秩序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同时建立完善的等级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董仲舒还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这是汉儒的一个特点。

今古文之爭[编辑]

汉灵帝所立熹平石经

一種觀點認为,焚書坑儒之後,除易經外,儒書基本絕跡,靠儒生的記憶背誦才流傳下来。汉朝獨尊儒術以后,五经通過年邁的儒者得到復原,以漢隸書寫,稱今文經學。但後來在孔子故居發現隱藏了一部分儒經,以孔子時代的蝌蚪文記載,刘歆做了很大整理,稱古文經學。兩者在流傳文本和經典解讀方法上均有差異,但其後經學家鄭玄基本統一了今古文,今古之爭漸息,儒經在文本上的爭議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對《大學》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後明朝王陽明所反對,並推崇古本《大學》,於是又開始流傳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對《孟子》進行刪節,但因遭到臣屬以死要挾的強烈反對而放棄。直至清末,時局動蕩,人心思變,疑古之風日盛,今古文之爭又起。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但又被其後的學者所駁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經,大多源自漢儒的流傳,而解讀上,則承襲了宋明儒的思想。

唐儒道统之说[编辑]

韓愈提出道統之說,《原道》認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20]韩愈又說:“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21]韓愈本人則以孟子繼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22]。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23]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24]

程朱理学[编辑]

自汉以来至今,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是也有低迷时期。魏晋时期儒学的地位被道教玄学替代。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佛教宋朝时程朱理学为儒学主流,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朱熹作《伊洛渊源录》確立了北宋理學產生、發展、傳衍的歷史統緒,使之具有一個統一的學術流派的地位。但陸九淵與程朱理學不同,另有一套“明心見性”、“心即是理”的哲學觀點,經明朝王陽明又發展為心學。程朱理学的源头是《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而陆王心学的根据则是《尚书》中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明代晚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间进行的义理之争转入了儒家文献的全面考证,由此产生了顾炎武的汉学。[25]

朱熹《四书集注》

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相当部分是来自宋朝的解讀。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響。

汉学与宋学[编辑]

汉学与宋学的对立是清代儒学的主线,又因满清变成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26]汉学大师惠栋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火”。[27]戴震进而指出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掺杂了释道的成分,作《原善》《诸言》《孟子私淑录》以及《孟子字义疏证》寻找纯粹的孔孟之道。

事功学派[编辑]

在程朱理学发展的同时,还兴起一个强调“以利和义”,反对义利对立的儒家学派,成为事功学派。不过没有成为主流。

亡国后的反思[编辑]

1644年,明朝灭亡,这是以汉人为统治者的中国第二次亡国。明亡之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清代中期,戴震批判朱熹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中体西用[编辑]

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面对西学的压力,清代儒家开明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张。赫胥黎的《天演论》在改变中国人以儒家为主的思维模式方面起了最大的作用。

近代对儒学的冲击[编辑]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孔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致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儒学内部龚自珍魏源等,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成为近代儒学中的异端。面对冲击,儒学也作出反应。康有为陈焕章创立孔教,将儒学宗教化。而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产生了新儒家李泽厚提出“儒学四期说”,“我所谓‘四期’,是以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国民党的民国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推行孔子的伦理教育,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28]民国以后,儒家从思想到形式的系统体系在民间和官方的存在转为主要保存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

之后,又有三次对儒家思想的较大冲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草根阶层对儒学的冲击。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时代,变法派思想家对儒学的冲击。第三次是民国成立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各类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的冲击。第四次是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受到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反共冲击,1961年中国共产党采用了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29]形成了党管学校的规定,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马克思主义灌输教育,加强政治理论教学,对知识分子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培养又红又专的群众,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观念内化为人们固有的思维品质和行为习惯,[30][31][32][33][34]消除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35]同时从青少年儿童下手灌輸培養少年兒童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36][37]2004年以来中共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严禁在讲台上和教材中散布违背宪法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和言论[38]。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政府当局曾经带头“打倒孔老二”,但儒家思想在国人价值观中的并不可能彻底去除,改革開放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恢复、发展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儒家经典[编辑]

传统的儒家典籍有三类,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39]《庄子·天运篇》中孔子也对老子说自己“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立为国教,并设立了五经博士,五经成为国家法典,开启了春秋决狱的时代。熹平四年,汉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共刻《易经》、《论语》、《尚书》、《春秋》、《公羊》、《鲁诗》、《仪礼》七经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1922年在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熹平石经残石百余块,现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处都有残石收藏。

注疏 诸儒文集 汉学
易经 周易正義 《春秋繁录》《新語》《鹽鐵論》《說苑》《揚子法言》《潛夫論》《要覽》《颜氏家训》《中論》《申鑒》《帝范》《家范》《世范》《何晏集》《杜預集》《韓康伯集》《近思錄》《朱子語類》《大学衍义补》《王守仁全集》《日知录》《船山遗书》《四书集注》《象山先生全集》 《周易述》《周易述补》《周易虞氏义》
尚書 尚書正義 《尚书集注音疏》《尚书今古文注疏》
詩经 毛詩 毛詩正義 《诗毛氏传疏》《毛詩古音考》
乐经 《律呂正論》《樂經律呂通解》《律吕新论》《律吕阐微》《声律通考》
儀礼 礼記 儀礼注疏、礼記注疏 《仪礼正义》《仪礼释宫》《群经宫室图》《礼书通故》《禮經釋例》《禮經本義》《禮記疑義》
周礼 周礼注疏、禮經會元 《周礼正义》《读礼通考》《考工记图》《周官禄田考》《周礼军赋说》
春秋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注疏 《公羊义疏》
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传注疏 《春秋左傳補注》《春秋左傳敘錄》
春秋穀梁传 春秋穀梁传注疏 《穀梁折諸》
論語 論語注疏 《論語異文考證》《論語稽求篇》《論語經正錄》《 论语正义补》《何休论语注训述》
孝经 孝经注疏 《孝经郑注疏》
孟子 孟子注疏 《孟子正义》
爾雅 爾雅注疏 《易本音》《诗本音》《六书音韵表》《小爾雅疏证》 《爾雅义疏

四书和宋明理学[编辑]

南宋时朱熹认为周礼在宋代难行,“若是古人如此繁缛,如何教今人要行得。”朱熹批判的继承了韩愈《原道》的道统论,坚称儒家应以尧舜孔孟为道统,排除了文武之道,也就是不再认同周礼为儒家的神道设教,周敦颐、二程以及朱熹自己才是儒家正统。于是,朱熹提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因此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著有《四书章句》。中庸是“天人一理”的最高境界,从《大学》到《中庸》的修道就是“先致知而后诚意”。中庸出自子思所作《礼记·中庸》,本意是“致中和”,是“聪明圣知达天德者”的修行方式,“知、仁、勇”三达德是实现中庸的道路,《中庸》所谓“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朱熹提倡把《大学》作为框架,用《论语》来体会,进而领会《中庸》。朱熹说:“人之为学,先读大学,次读论语。大学是个大坯模。大学譬如买田契,论语如田亩阔狭去处,逐段子耕将去。”[40]

今文經學[编辑]

秦始皇焚書坑儒而將全國圖書以及學術集中到咸陽城,秦亡,項羽焚燒咸陽,致使大量先秦典籍亡軼,六經除了《易經》因是占卜之書而不必毀除,其它幾未能倖免於難。漢代起初,儒生,默誦已遭焚毀的經典而口述謄抄,或把秦時書記於身邊的典籍重新拿出,用當年通用的隸書使之傳世稱為今文經。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拆孔子門第,從孔宅牆中發現《孝經》、《詩經》等經;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這些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與通行的五經相比,不僅篇數、字數不同,而且內容上也有相當差異,此後即統稱為古文經

儒家学科[编辑]

孔子授徒,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其中以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爲德行之選;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41] [42]此處「文學」指詩書禮樂、[43]指「經學」、博學古文。韓非子:「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44]经学分三个科目:章句、义理和训诂。班固《汉志》也将“小学”列为经学中的一个类目,并收录10家45部典籍。北宋时,逐渐出现所谓文章之学、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分野。明清後儒所區分的義理、考據、經世、詞章之學,大抵亦從孔门四科而來。[45]南朝宋劉義慶編《世說新語》的體例即仿孔門四科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北宋初期胡瑗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创办了"苏湖教法",[46]把学生分成"经义"和"治事"两斋,经义斋讲授经学,旨在"明体达用" 。治事斋分治兵、治民、治水、算数诸事,每人以选一事为主科,兼学一事为副科,使得學生中「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尙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47]明儒顏元提倡恢複“周孔正學”,主张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教其门人”,尤重六艺之学。其主政的漳南書院師法胡瑗的蘇湖敎法,分爲六齋,分習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理學與帖括。書院有文事齋(設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武備齋(設黃帝、太公、孫吳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諳戰法、射、禦、技擊等科);經史齋(設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諸文等科);藝能齋(設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理學齋(主要編著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夫之);帖括齋(設八股舉業)。[48]顾炎武反对明代以心性之学为主要教育内容,认为"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

儒家的思想和主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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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祭祀

按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说法,儒家学派是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

在儒家的思想元素中,仁义礼智信五常居於核心。孔子把礼仪看得很重要,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9]治国的要义就在于用夏历,穿汉服[50]仁、義是基礎,又可將仁義和道德等同。韓愈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四字」為忠、孝、節、義。誠、恕、廉、恥、勇、溫、良、恭、儉、讓、中庸、寬、嚴、剛、柔、敏、惠等都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元素。

隨著學科的細分,儒家學說可以細分為許多分支學科。張其昀孔學今義》將孔子學說分析為八大部,即人生哲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法律哲學、藝術哲學、歷史哲學、軍事哲學、宗教哲學[51]。儒家思想也可以主要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解析。

伦理学[编辑]

女孝经

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意謂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遊,遊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君子远庖厨”推己及人的思想。

孝经图

關於生活工作的人生,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用白話來說,小孩子的時候,就傾愛父母;年輕的時候有了女友(戀人),就傾愛戀人;結婚有了妻兒(配偶愛人和兒女),就傾愛愛人和兒女;做了官(公務員,更廣義地說,職員),就傾愛君主(及或上司)。

政治学[编辑]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

顧炎武認為明朝之所以亡,最大的原因是士大夫中了心學的毒。顧炎武具有民主思想,主張吸收更多知識分子參政,實行「眾治」,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52]“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只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53]

史学[编辑]

儒家的华夷大防思想

儒家有一个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历代多数学者主张《春秋》包含经学与史学属性,《春秋》具有“义经而体史”的性质。[54] 經學上的問題,同時即為史學上之問題。[55]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但是孔子编修《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且也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体现出一套褒贬倾向,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称之为“微言大义”。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用六经绍明世的理想,作《史记》。[56]司马迁之后接续史书的传统由此发端,汉人效仿孔子《春秋》记录历史的叙事方法也被称为“春秋笔法”。由于历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编年史从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57]

宋代的《春秋》学对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的春秋学,以胡安国为主。胡安国撰《春秋传》,主张讨伐夷狄,引史学入理学,崇尚“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夷夏之辨在其阐发的《春秋》大义中,处于相当突出的地位。胡安国之子胡宏作《皇王大纪》弘扬道义,胡宏推崇邵雍《皇极经世》书,对于史料“事有近似古先而实怪诞邯悸者,则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后世而不害于道义者,咸会而著之”。诚如清末经学家皮锡瑞所说: “元明以来,治《春秋》者,止是胡安国一家,当时所谓经义,实安国之传义。”朱熹曾于胡氏闽中故居侍坐于胡寅,并得以读到胡安国的《通鉴举要补遗》。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将史学理学化,声称本《春秋》大法而作的《资治通鉴纲目》,意欲达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鉴戒昭矣”。理学化和经学化的史学,构成了朱熹宏大的理学体系的第三个层面,他努力使经学与史学统一起来,以经说史,以史证经,经学"史"化,史学"经"化。朱子曰:“《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理学化和经学化的史学,构成了朱熹宏大的理学体系的第三个层面,使经学与史学统一起来,以经说史,以史证经,经学"史"化,史学"经"化。

经学、理学和史学共生共存。[58]清末儒者章太炎將孔子定位於一位傑出的文獻整理者、史學家、敎育家,抨擊漢以來儒者以富貴利祿爲心,故用儒家之道德,艱苦卓厲者絕無,用儒家之理想,宗旨多在可否之間,高度評價荀子一派儒學和《儒行》所表彰的剛毅特立的儒者。[59]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利用史籍宣传民族主义为“排满”革命服务,保存民族意识,要求改革现状,在辛亥革命时期起到了作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创制“新史学”,多以近代西方学者、西方历史为据批判儒家旧史观,胡适又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提出用西方方法研究历史。其后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以及唯物史观成为主流。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盗墓人在魏国古墓发现一部书简书,是魏国人写的编年史,被称为“竹书纪年”,内容有些地方与孔子春秋相同,但是也有一些重要内容完全不同,因此后世有人怀疑儒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

音韵学[编辑]

声音文字、名物訓詁、校勘輯佚为治经之途径,故凡属经师,大率先通小学音韵。南北朝时代沈重的《毛诗音》中己有叶韵之说。今韵与古韵因古今音变而有不同,如以今韵读古韵文,多不和谐。宋儒程迥,着《古韵通式》一书。宋儒吴棫朱杰提出了古韵通转说,认为古韵可通可转。吴棫作《毛诗补音》、《韵补》、《古韵通式》,自成系统的叶韵体系对古音推阐加密。鄭庠著《古音辨》,分古韵为六部。朱熹广读古韵方言之书,推考吴棫叶韵说,增补减改吴说。明代陈第又作《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根据《诗经》和《楚辞》等韵文考察古韵。杨慎撰《古音略例》驳吴棫叶韵之说。顧炎武學識廣博、著述宏富,在經學、音韻學、歷史學和地理學方面造詣尤深,目睹明末空疏學風造成的危害,治學特別強調經世致用,著《音學五書》、《韻補正》、《古音表》、《唐韻正》,[60]討論古音、韻書反切。顾炎武彻底摆脱《广韵》韵目的限制,逐字审核古音,根据古韵文押韵客观串联韵字,归纳古韵韵部。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形成了漢學。漢學又稱樸學、鄭學,它以推崇漢儒樸實學風、反對宋儒空談義理著稱,與同時期繼承理學的「宋學」抗衡。汉学思潮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61]戴震推崇“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對考證學的方法及對音韻、曆算、水利工程等學問的貢獻巨大。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有江永著《古韻標準》、段玉裁著《六書音韻表》、戴震著《聲類表》、《聲韻考》、孔廣森著《詩聲類》、王念孫著《古韻譜》。

教育學[编辑]

儒家的教育目的,在於以發揚人性、完成人格為起點,直至達到建立仁治之國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儒家教育,注重學生的自動自發、教師的循循善誘、人格的感召和變化學生的氣質[62]。子曰:“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因此,儒家的理想,是成為通才,或者多才多藝而不僅僅是一才一藝,或者在一才一藝基礎上能觸類旁通,也即專才和通才的結合。儒家十分重视童蒙之学,童蒙教育的內容包含讀書、溫書、寫字、作詩、釋字、改文字及說書。蒙学读物无不带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的印记。《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训蒙绝句》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朱熹認為是古人為學分大學、小學兩個階段,「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拯救亂世的根本,是在使童蒙教育能「益其正」。朱舜水指出:“圣庙,即学校也。中為聖廟,西為明倫堂,北為尊經閣,東北為啟聖宮,或西或東為射圃,以較射為義,故曰校也。每府每縣,必建學立師。”[63]

经济学[编辑]

儒家重義輕利,以義為本,以義導利。儒家在經濟上的基本原則是「無功不受祿」、有功當受祿。在提出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的同時,儒家贊成社會分工,而不同意農家的“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儒家尊重利用自然市場經濟規律,反對違背破壞市場規律,同時反對操縱市場,但认可「待價而沽」。例如,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这種做法便受到孔子的批駁。儒家典籍《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类理想社会而服务。

科学技术观[编辑]

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視科技及在物質上的實用,提出了「用力少,見功多」的原則,併發展出了實學,但同时注重全面的人格發展,反對把人變成物質的工具。

形而上學[编辑]

早期儒家的形而上學思想包含在一些經典如孔子所著的《易經·繫辭》中,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柳詒徵:孔子「形而上之原理,與老子所見正等」。儒家形上哲學特別在以後的理學心學中進行了展開。

儒家主要派別[编辑]

儒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出不同的派别体系。

儒学的影响[编辑]

作为宗教的儒学[编辑]

由于儒教只关心现世,将来世交给其他的宗教,因此对其他宗教有很大的宽容性,任何宗教,只要不试图干涉现世的政权,都可以在儒教的背景下存在,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儒教发源地中国历史上最早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在儒家文化圈内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世界任何地区在宗教战争中失败的一方,都可以到中国继续传教、发展,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像一个黑洞,任何外来文化都会被吸收和消化,改造为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样主动扩张,而是使周围文化一层层塌陷进来,被同化,是一圈一圈地缓慢扩张,周围文化被同化的程度非常高。

百家争鸣中,經學家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实施,儒家融合諸家思想,如法家的“三綱”、陰陽家五德終始論以及道家的道法自然等。中国历史上出現過迫害佛教徒,焚烧寺庙的重大事件(如三武灭佛);佛教傳入中國後,在中國與道家、儒家思想互相啓發形成玄學思想,衆多學者,如孔融竹林七賢竟陵八友等對儒家的原教旨進行改進,中唐和晚唐時代儒學原教旨長期受到外來宗教和道教的衝擊,而引發了韓愈、柳宗元等發起的復古運動[64],維護儒學原教旨,提出道統理論。而宋明的學者受到佛教、祆教、明教等外來宗教的哲學思想,形成了反對過分崇禮而重視格物之學的理學和重視實學的心學。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受到明末士大夫的重視,崇禎皇帝對其曾有所推崇。部分士大夫也成爲基督教的信徒。但是基督教不容許偶像崇拜、祖先祭祀的价值理念与世俗化的儒家孝道、追遠和敬天命相抵触,導致部分儒者反對(如中国礼仪之争)。清朝閉關之後儒學趨於考據之學而沒有與外教交流,理學右翼的禁慾主義被推崇,導致了排外主義。清末開明學者開始使用經學思想反對這種極端化的理學思想,儒家內部出現宋學漢學的大論戰。在這種論戰中,漢學派人物大量的使用僞書論來打擊宋學,以達思想解放之目的。清代儒學的考據作風使得儒學一時間死氣沉沉,缺乏東周、魏晉和宋明的開放學風[65][66],導致民間的排外之風大盛。鲁迅在《小杂感》中总结道:“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對中國的影響[编辑]

临沂孔庙

後世理解孔子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皇权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政治和經濟[编辑]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

对东亚的影响[编辑]

头戴幅巾着朱子深衣的幕府大儒林罗山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僅是歷代中國的官方學說,同時也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南韓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在南韓,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进入南韓社会,韩国政府依然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朝鮮半島[编辑]

朝鮮宗庙祭礼
朝鲜儒者

朝鮮半島,早在西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鮮半島。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鮮半島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朝鲜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朝鲜王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官奴婢),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朝鲜王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朝鲜王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雜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雜科除技術考試外,也包括部份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朝鲜王朝的500年间,塑造了朝鲜文化。

日本[编辑]

湯島聖堂大成殿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

日本大儒藤原惺窩

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佐賀県多久市多久聖廟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越南[编辑]

越南1961年发行的孔子像、孔庙纪念邮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廣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越南孔庙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现代教育的影响[编辑]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其他[编辑]

中華民國於二戰後參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將儒家精神镕鑄到「世界人權宣言」當中。[67] 2005年9月29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届执行局会议作出决定,正式批准设立国际“孔子教育奖”,奖励在教育和文化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国政要和专家。 这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的奖项。

特点和評論[编辑]

對儒家的批判[编辑]

自儒家形成之始,便存在對儒家的批判。兩千多年以來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事實上又可區分為汉儒、宋儒、明儒及清儒,清代則排斥宋儒最烈。钱大昕則表示過“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需平允,词气需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尔。”[68]錢穆曾言:“清儒治經,菲薄宋儒,自號曰漢學,以與宋學劃疆界,樹門戶。然余觀朱子治經,其識解之明通,意趣之宏深,既已遠超於清儒之上。”儒家主張德治,法家主張法治,兩者均為治民(人治),而非現代所強調的民治(民主的法治)。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批判[编辑]

到了近代,儒家文明、中華文明與外界其中主要是與西方的深度交流以來,湧現出了對儒家的批判浪潮。其中,太平天國暴動和文化大革命是這些浪潮中的兩個高潮。太平天國暴動者將許多儒家中的聖賢以及道教佛教中的神稱為妖怪。

西方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69]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内因论,一国之所以穷,不在自然环境与资源,而在于统治集团的思想观念。反传统以及改变的病态“国民性”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70]留學日本歸來的吳虞、陳獨秀、钱玄同掀起反儒的高潮。陈独秀追求法兰西文明,认为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而中国封建文化则是以“家庭本位主义”、“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为特征的。1916年底,陈独秀明确表达出“全盘西化”的文化设想:“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71]吳虞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猛烈攻击儒学。[72]錢玄同反孔最激烈,一九一九年聲言「共和與孔經是絕對不能並存的,如果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常、礼乐、政刑、历史、文学棄如土苴」。錢玄同大呼:“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之解决。”“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字!”[73]魯迅更高叫﹕「漢字不滅,中國必亡!」[74][75]同时,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辨伪史学家通过对古史和四书五经的诠释剥掉了儒家经典神圣的外衣。由于疑古派的推波助澜,当时普遍存在着古书不可信、古史不可信的看法,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入侵大开方便之门。[76]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他认为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时代之道德”、“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政治”,实际上是将秦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视为封建时代。斯大林的封建论,[77]《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学说”——即认为人类社会必然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五阶段发展模式,经过毛泽东的采纳,[78]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教科书中,[79]封建成了落后的同义词。[80]郭沫若提出中國上古歷史分期問題並主張春秋末期到戰國初期乃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時期,成为了中国教科书的基调。[81]50年代全盘苏化的斯大林模式建立后,中宣部通過各級黨委的宣傳部,對全國所有的報紙、雜誌、書刊、廣播、電視、電影、文學、藝術、出版等大衆傳播媒體和文化事業進行壟斷性控制,並對全國民衆强行灌輸黨的意識形態。[82]文革时期,冯友兰赵纪彬、杨荣国等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將孔子描述為奴隸主階級的代表。他們造出了許多儒家觀點和解釋,而其中很多本身實際為儒家所反對。批孔“大红人”杨荣国在《红旗》、《人民日报》、《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南方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在全国有影响的文章,出版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1973年10月中华书局)、《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1973年12月人民出版社)等小册子,又在“文革”中曾將中國歷史改寫成儒法鬥爭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83]它们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而且被印成了“大字本”,被要求广泛“学习”,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84]

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后,“全盘西化”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签。在中国,西方宣扬民主多党制之风盛行。中国政府看中了儒家宣扬“君君、臣臣”之道,觉得是对付西方“民主多党制思想”的有力武器,中共开始宣传鼓吹民族主義,批判对待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85]1999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上讲到“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儒家学说可以为我们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儒家学说进行挖掘、整理、总结、研究,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既不抱残守旧、照搬照抄,也不数典忘祖、全盘否定。”[86] 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儒学在中国处于史上最好发展状态。[87]2013年11月26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曲阜曾这样评价:“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很多观点方法,对人类文明思想宝库有很大的贡献,提出了很多基本观念,有些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思想一致的,不约而同的,有些是独自的贡献。”[88]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89]

儒家的批判[编辑]

孔子曾經批評過苛政、壓制言論、鄉願等。孟子對楊子和墨子有過批判。「君子和而不同」是儒家與此相關的一個基本的理念原則。儘管人們存在觀點、偏好、利益、特徵等的差異,但應該首先保持相互和平;在人們和諧相處的同時,保持多樣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也是與此相關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特点和評論[编辑]

儒家思想关注的中心并非“自然”、“科学”,而是人和社会,是人类的课题。但儒家對宇宙各種現象有自己的解釋,而且相信人間各種道德禮節都源於形而上的宇宙自然規律,而人則通過踐行這些道德禮節來達到天人合一。此處所謂儒家思想指的是秦朝焚書坑儒後的儒學學說,與先秦儒學有所差異。

先秦儒學是指未經漢儒天人感应之說改造的原始孔孟思想。譬如子曰:「六和之外存而不論」,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說明孔子其實不講玄幻鬼神之事,而孟子則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此處明言「善之四端」是天生即內在每一個人心中的,而不涉及外在的形而上之宇宙自然規律。先秦儒學著重個人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在的條件,譬如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人皆有善心,只要發揚四端,則皆能為善,若放棄為善則失之,「每個人只要有意願則皆能為善」。惻隱之心是自然的由內心發出,因此不需假外在條件,只需問自己是否願意為善而已。先秦儒學與漢儒以後的儒學學說,存在著許多差異,不宜合併而論之。

相关条目[编辑]

註釋[编辑]

  1. ^ 《汉书·艺文志》
  2. ^ 《漢書‧藝文志》:「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孔子。」
  3. ^ 《史记‧孔子世家》
  4. ^ 任继愈《中国儒教史·序》
  5. ^ 《元史》卷八十一 志第三十一“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
  6. ^ 《明史》卷七十 志第四十六“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7. ^ 《清史稿》卷一百八 志八十三“四书主朱子集註,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穀梁。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
  8. ^ 钱穆,《朱子学提纲》“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其意乃欲以古人经学替出宋明理学,终是于朱子精神有距离。”
  9. ^ 顾炎武,《答李子德書》“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
  10.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
  11. ^ 《現代新儒家與宋明理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 年 5 月,頁 133-196。
  12. ^ ^ Stéphane A. Dudoignon, Hisao Komatsu, Yasushi Kosugi, ed. (2006).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Islamic world: transmission, transformation,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p. 250. ISBN 0-415-36835-9. Retrieved 28 June 2010
  13. ^ ^ Stéphane A. Dudoignon, Hisao Komatsu, Yasushi Kosugi, ed. (2006).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Islamic world: transmission, transformation,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p. 250. ISBN 0-415-36835-9. Retrieved 28 June 2010
  14. ^ ^ 2002. Third World Quarterly 23 (6): pp. 1073-1102. DOI 10.1080/0143659022000036649, URL http://homes.ieu.edu.tr/~ibagdadi/INT230/Christobal%20Kay%20-%20Why%20East%20Asia%20Overtook%20Latin%20America.pdf
  15. ^ 《史记‧孔子世家》
  16. ^ 陈大齐,《孔子學說論集》
  17. ^ 安樂哲(Roger T. Ames):Confucianism and A-theistic Religiousness (《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18. ^ 《孔學今義》,張其昀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
  19. ^ 《史記·卷006·秦始皇本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20. ^ 《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
  21. ^ 《送王秀才序》,《韩昌黎全集》卷二十
  22. ^ 《与孟尚书书》,《韩昌黎全集》卷十八
  23. ^ 《祭吏部韩侍郎文》,《李文公集》卷六
  24. ^ 《原化》,《皮子文薮》卷三
  25. ^ 黄宗羲,《明儒学案》
  26. ^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27. ^ 惠栋,《松崖笔记》
  28. ^ 中共中央关于积极参加国民党区的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指示(1940年2月18日)
  29. ^ 论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探究”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30. ^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指示
  31. ^ 《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出版座谈会发言摘要
  32. ^ 灌输理论的特点和当代价值
  33. ^ 新时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灌输理论的思考
  34. ^ 青年团的目前情况与工作(人民日报1952.01.09第1版)
  35. ^ 周恩来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理论贡献——兼谈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
  36. ^ 陸昊強調:少先隊工作要圍繞根本任務展開 在兩個層面上下工夫
  37. ^ 党旗,飘扬在知识高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党建发展纪实
  38.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39. ^ 章太炎,1922,《国学演讲录》
  40. ^ 朱子語類巻14
  41. ^ 《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42. ^ 《后汉书》“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
  43. ^ 何晏:「文學謂詩書禮樂。」
  44. ^ 皇侃論語義:「文學指博學古文。」
  45. ^ 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
  46. ^ 《宋史 选举志》指出: "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 世方尚词賦,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
  47. ^ 《宋元學案》卷一
  48. ^ 顏元主政漳南書院
  49. ^ 《论语·颜渊》
  50. ^ 《论语·卫灵公》:“行夏之时,乘殷之车,服周之冕。”
  51. ^ 孔學今義 (中華百科全書)
  52. ^ 顧炎武,《日知录
  53. ^ 《清儒学案·亭林学案》
  54. ^ 义经而体史:《春秋》经史学性质之争的再检讨
  55. ^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56. ^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57. ^ 萧功秦从历史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
  58. ^ 章太炎“講經學不可與史學分,但究史學而不明經學,不能知情理之所在:但究經學而不明史學,亦太流于弊。”
  59. ^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儒家之病”,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
  60. ^ 顧炎武,《又與人書二十五》“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
  61. ^ 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62. ^ 孫邦正儒家教育學說
  63. ^ 朱舜水,《答源光国问十一条》
  64. ^ 韓愈:原道
  65. ^ 黃宗羲:明儒學案
  66. ^ 黃宗羲、黃白家:宋元學案
  67. ^ 引用错误:无效<ref>标签;未为name属性为MYJROC100的引用提供文字
  68. ^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
  69. ^ 艾森斯塔德:《社会的进化与发展》(S.N.Eisenstad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ies),牛津1966年版,第1页。
  70. ^ 陶东风,《世界体系理论的挑战与回应》
  71. ^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独秀文存》,第79页。
  72. ^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73. ^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74. ^ 「打倒孔家店」溯源
  75. ^ 日本與中國的漢字改革運動
  76. ^ 中囯社会科学院史学史硏究室,1996,《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7.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78. ^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79. ^ 李峰谈西周封建说的终结
  80.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81. ^ 郭沫若、宋慶齡與斯大林的一次談話
  82. ^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若干问题
  83. ^ 应该知道一点杨荣国先生
  84. ^ 新华网:中国共产党简史
  85. ^ 1990年1月10日李瑞环《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
  86. ^ 1999年10月9日 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举行
  87. ^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4-23/6098150.shtml
  88.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60/1/2/137194759.html
  89. ^ http://news.artxun.com/qinshihuang-1573-7862015.shtml

参考文献[编辑]

延伸閱讀[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