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名家系列條目
名家論題
離堅白合同異白馬非馬
名家人物
公孫龍惠施鄧析宋鈃
名家典籍
公孫龍子》、《鄧析子
尹文子
相關條目
諸子百家稷下學宮

名家,通俗的说是辩论家,是中国战国诸子百家之一。他们主要以诠释“实”与“名”来阐述观点。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與班固的《漢書藝文志》都有提到名家。

名家將對名的探討從具體問題中抽象化,並且從更高角度繼續闡發其中的政治倫理思想,並且強調端正名實關係,實際上也是希望天下得治。

名家的重要人物有公孫龍宋钘尹文鄧析惠施等人,其提出的命题包括白马非马堅白石合同异等。

思想內容[编辑]

名辯之學雖然是因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為論辯之必要而興起的。然而名家對於名學的研究,與諸子相較就有了變化。名家學者首先將「語言」與「事實」分離開來,讓語言變成純粹運思的符號。接著,又任意挪移這些符號,有意識的違反語言約定俗成的內涵與外延,使得變異的語言本身就變成哲理思辯的內容。也就是說,在名家學者的思想裡,語言不再只是思辯用的工具,而是思辯的主要對象。

在語言與事實分離之後,惠施藉由瓦解語言與事實之間的確定關係,從而消解語言認知和經驗知識帶給人們的固執,並理解相對的視角。當萬事萬物皆不存在絕對的分別時,就能到達天地一體的境界。

而公孫龍則更偏向純粹的語言分析,將用於描述事實、感覺、性質的語言一一分離。世界的萬事萬物都分析成感覺要素之後,就可以得知真實世界都是拼湊各種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語言的呈現才能讓事物真實的存在,而現象世界中的萬物卻都是虛幻的。[1]

學派發展[编辑]

在先秦時期,並無「名家」的稱呼,先秦諸子的著作當中多半稱其為辯者。如《莊子‧天地篇》「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天下篇〉:「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到了漢代始見名家之稱。司馬遷之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說:「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漢書‧藝文志》採劉歆《七略》說法,則云:「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對於此一命名,後世有些學者持反對之見。著名的如胡適認為:「家家皆有名學,所以沒有什麼名家,不過墨家的後進如公孫龍之流,在這一方面,研究的比較高深一些罷了。不料到了漢代,學者如司馬談劉向劉歆班固之流……凡有他們不能懂的學說都稱為『名家』……。」[2]

源流[编辑]

關於名家的起源,《漢書‧藝文志》引用劉歆七略》的說法,認為出於禮官,因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禮儀要遵循,因此禮官會特別擅長於辨別名位之事,成為後代名家的來源。[3]

另有一說認為名家系出於墨家之後,如晉代魯勝在注《墨辯》時,就認為惠施、公孫龍是祖述墨家辯論之學[4],甚至考證出他們屬於「相里氏」這一系的墨家流派。然而,也有學者認為惠施、公孫龍的觀點與《墨辯》恰恰相反,因此不同意這一類的看法。[5]

衰落[编辑]

先秦名學到了秦始皇滅亡六國就難以發展,其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幾項:

  1. 秦朝使中國統一以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秦始皇禁止私學,只能以吏為師;到了漢代,又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央政府的強勢領導下,名辯之學難以發展,名家也隨之衰落。
  2. 名辯之學與秦漢以來的中國主流文化精神不一致。中國古代文化重人文,輕自然,名辯之學窮極事理,卻招致諸多批評;而儒家成為顯學之後,士大夫皆關注於社會倫理,強調經世致用,名辯之學被視為以爭勝為目的的無用之學。此外,名辯之學所採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純粹的語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學皆對此方法有所批評,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擠之下,名家之學無立足之地。
  3. 就名家內在的發展而言,名辯之學本身相當艱澀難懂,也影響了其發展。首先是一字多義的情況嚴重,致使後學眾說紛紜,難以詁訓;其次,由於名家時常以違反常識的語言敘述命題,常人難以接受而失去研究興趣。在後學難以為繼的情況之下,難免走向絕路。[6]

名家學者與著作[编辑]

鄧析[编辑]

鄧析,中國春秋時代末年鄭國人,與子產同時,著有《鄧析子》二篇,已散佚,今傳者一般認為是後世偽託之作。荀子曾將鄧析惠施並列進行批評,認為他們同是「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之徒。[7]

尹文[编辑]

尹文,中國戰國時期人,著有《尹文子》。《尹文子》序稱其在齊宣王時,於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皆為公孫龍的學生[8];但是《漢書‧藝文志》卻說「先公孫龍」。《呂氏春秋》則有其遊說齊湣王的記載[9]

尹文的思想出於名家,但是也雜揉了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子的學說,可以說是自道家至名家,再自名家而至法家。[10] 這種現象反映戰國初期,由宗法封建過渡到法治專制的政治社會的思想。[11] 但由於尹文思想本身的複雜性,有些近代學者不再沿襲班固的分類,而對其學派歸屬有了不同意見:有的認為是稷下黃老道家三派之一、有的認為是墨家,或有直接列入雜家的。[12]

《尹文子》一書的真偽也歷經許多討論,20世紀初期有些學者據認為今本的《尹文子》全係偽託之作,但在1970到80年代間,已有學者認為書中材料在研究尹文思想時,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後,偽書之說更受到全面的批駁。[11]

宋鈃[编辑]

宋鈃,又作宋牼宋榮子中國戰國時代人,約與孟軻尹文彭蒙慎到同時,曾游於稷下。著有《宋子》十八篇。[13]

宋鈃的學說流派歸類,自古以來眾說紛紜。《漢書‧藝文志》歸入小說家,又說「其言黃、老意」則視同道家;荀子將墨翟、宋鈃並稱[14]。不過,今人多依《莊子‧天下篇》將宋鈃與尹文並稱之言[15],將兩人的思想並稱為「宋尹學派」。

公孫龍[编辑]

公孫龍,戰國時期趙國人,曾經做過平原君的門客。著有《公孫龍子》14篇,目前只殘留6篇,共一卷。最著名的即〈白馬論〉與〈堅白論〉,其中提出了「白馬非馬」和「堅白石」等論點。

惠施[编辑]

惠施,戰國時期宋國人,與莊子同時,著有《惠子》一篇,已散佚。《莊子》之中保有大量惠施的言談與學說,著名的有〈天下篇〉的「歷物十事」[16],〈秋水篇〉的「濠梁之辯」等等。[17]

其他[编辑]

  • 桓團,生平不詳,《莊子》中將其與公孫龍並列為「辯者之徒」。[18]
  • 綦毋子,生平不詳,曾在平原君門下為公孫龍之徒,曾與鄒衍辯論「白馬非馬」之論。[19]
  • 毛公,戰國時人,與公孫龍同為平原君門下食客,著有《毛公》九篇。
  • 黃疵,秦博士。著有《黃公》四篇,今已不傳。
  • 成公生,與黃疵同時,游談而不仕。[20]

先秦諸子論名家[编辑]

先秦諸子與名家或迭有爭辯、或有所批評,錄於其作中。

儒家[编辑]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說當中也吸取了名家與墨家的認知心和邏輯方法,但是他卻用這些方法,對名家與墨家都展開批評。

有些研究指出,荀子認為學術必須為政治、道德服務,而對於名家熱烈研究「堅白」、「同異」、「有厚無厚」等自然科學問題,荀子認為這是以人的認知能力,是不可能求盡的。所以他批評名家是「愚者、妄人」[21],認為君子不應該去追求這類知識[22],而要由「格物致知」轉向「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23]

也有學者指出,由於荀子學說中的「名實」與公孫龍的「名實」有別:

  1. 「實」方面:荀子指的是時空中的個體物與其統類;公孫龍指的是物體的性質。
  2. 「名」方面:荀子是用以命謂一個個體或統類;公孫龍則用以命謂一個體物的各項性質。
  3. 名實對應方面:荀子認為名應該與對應物的個體或統類相應;公孫龍則認為應該與個體物的各項性質相應。

在「名實」觀點不同之下,荀子便以自己的名實觀批評公孫龍的「以實正名」是「以名亂實」。[24]

另外,也有人認為荀子在批評名家時是站在政治的立場,以統治者而非哲學家的觀點討論名家問題。荀子認為制名是統治者的重要任務,而名家的詭論會威脅到這個系統,統治者對其學說不必研究,應該予以壓制。[25]

對於名家哲學,荀子不但反對,甚至主張以政治勢力和刑禁止。[26]

道家[编辑]

名家強調純粹的語言邏輯,因此,道家中莊子一系對於語言採取懷疑而蔑視的態度。就像《莊子‧秋水》篇認為能用語言來論說的,都是「物之粗也」。在追尋道的過程,語言也只是一項工具而非目的。對於將語言當成思想的名家,自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所以,即使名家中惠施對知識語言的看法與莊子頗為接近,但是莊子仍然批評他是「逐物而不返,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27]

墨家[编辑]

《墨子》一書中,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通常合稱為《墨經》,是後期墨家通過邏輯的方式,反駁名家辯論的著作。

對於惠施的「合同異」之說,墨者認為這其中的「同」字必須分別為「重、體、合、類」四種,而「類同」為真的命題,不能據以推論出「體同」的命題也為真。惠施的謬誤,是出自於文字的歧義。

而對公孫龍的「堅白石」之說,墨者以現實世界的堅白石為據,認為堅、白同時存在於石中,不會互相排斥,反對公孫龍的論點。[28]

影響與發展[编辑]

名家重視邏輯思辨,不為東周各大學派所容,尤其不為重心性的儒者。但對中國數學印度因明學有實際的重疊範圍,這對天文曆法建築是有實際幫助的。

若名家真出於禮官,那麼《禮經》當中與名家相關的記載便是其中的數學問題。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数学的九个分支-九数: 郑玄引《周礼注》:“九数:、方田、粟米、 差分、 少广、商功、 军输、 方程、 盈不足、 旁要。”[6]

參考資料[编辑]

  1. ^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2. ^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
  3. ^ 《漢書‧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為之,則苟鉤鈲鋠析亂而已。」
  4. ^ 《晉書‧隱逸傳》引魯勝《墨辯注》敘:「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
  5. ^ 周山,《絕學復蘇──近現代的先秦名家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6. ^ 杜國平,〈先秦名辯為何成絕學〉,《中國文化月刊》2001年第8期,台中:中國文化月刊雜誌社
  7. ^ 《荀子‧非十二子篇》:「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
  8. ^ 《尹文子》山陽仲長氏序:「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
  9. ^ 《呂氏春秋‧正名》
  10. ^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其書本名家者流 ,大旨指陳治道,欲 自處于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 入于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 至法,蓋得其真。」
  11. ^ 11.0 11.1 王曉波,〈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尹文子的哲學與思想研究〉,《臺大哲學論評》第三十期
  12. ^ 陳日青,〈《尹文子》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13. ^ 《荀子》杨倞注:「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牼』,與鈃同音,口莖反。」又,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宋榮即宋鈃,榮鈃偏傍相通。《月令》腐艸为螢,《吕覽》、《淮南》作鈃。榮之為鈃,猶螢之為蚈也。”
  14. ^ 《荀子‧非十二子》:「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
  15. ^ 《莊子‧天下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 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 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16. ^ 《莊子‧天下篇》:「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 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17. ^ 《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18. ^ 《莊子‧天下篇》:「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19. ^ 裴駰《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
  20. ^ 毛公、黃疵、成公生皆見於《漢書‧藝文志》及其注
  21. ^ 《荀子‧解蔽》:「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歿世窮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獨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
  22. ^ 《荀子‧修身》:「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
  23. ^ 吳文璋,〈從荀子哲學探討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兼論科學如何在生命中生根〉,《成大中文學報》第四期,1996年
  24. ^ 陳聲柏、李巍,〈從「物」、「實」之別看公孫龍名學的價值——以荀況為參照〉,《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三十五期,2008年
  25. ^ Chad Hansen ,“Xunzi :Pragmatic Confucianism”,in 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307-334.依據:李哲賢,〈荀子名學研究在美國〉之整理。
  26. ^ 《荀子‧正名》:「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化道也如神,辨說惡用哉?」
  27. ^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28. ^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研究書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