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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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關於儒家是否是一種宗教存在很多爭議,本條目中不考慮這種爭論,相關爭論請見儒教

儒家,又稱儒學,以孔子為先師、以「儒」為共同認可符號的各種與此相關、或聲稱與此相關的思想道德準則。

詞源[編輯]

儒家創立人——孔子

儒的名稱很多,內涵也很多,一般有:「儒家」、「儒學」、「儒教(孔教)」、「禮教(名教)」、「孔家店」、「孔孟之道」等等,這些說法彼此各有些不同,但並不宣稱自己是支派。正式的派別有新儒家孔教,但是一般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支派,而是希望能取代過去的「儒家」。之所以如此,因為「儒家」的基本教條之一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所以這些名稱都可以是儒家之一。

《說文解字》對「儒」的解釋是:「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中國人歷來重視死的觀念與喪葬禮儀,這種廣泛的社會需求促成了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儒」。在中國古代社會,最晚到殷代有了專門負責辦理喪葬事務的神職人員。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稱為術士。他們精通當地的喪葬禮儀習慣,時間一長,便形成了一種相對獨立的職業。

儒家作為一種普遍的標誌性信仰,它的核心思想和準則在各類儒家典籍中沒有直接的記載,「儒」字的圖像更能體現它的核心思想。儒字有二種意思:其一,即有道之士。《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說:「凡有道術者皆稱儒」。其二,《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 不過一般《說文解字》的最後一意接受較廣。「儒」即今所謂「學者」,是極普泛的一種名稱。《論語》,孔子子夏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見那時只稱有知識材藝者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儒」最初指的是冠婚喪祭時的司儀。《說文解字》對「儒」的解釋是:「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儒」字本是古代對學者的尊稱,字義是「雅」、「優」及「和」的意思,從「人」從「需」,指他們的思想學問能夠安定別人,說服別人,為人所需。儒家一詞本來自《漢書·藝文志》的圖書目錄。「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也就是說,儒家以六經為聖經,遵循堯舜之道、以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章(周禮)為典範,以孔子為宗師,教化民眾的流派。[1]春秋戰國以後起,指由孔子創立的後來逐步發展以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孔門四科十哲、二十二賢、七十二弟子以下及歷代名儒為祭孔「從祀」。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古代自漢代以來的主流意識流派,自漢以來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華人的主流思想基礎。

儒家尊崇的聖王 
儒家尊崇的聖王周武王 
儒家尊崇的聖王 
儒家尊崇的聖王 

歷史[編輯]

傳統儒學可分為經學理學,之後中國歷史上儒家的內涵經歷了三次大的變遷:東晉:經學是的主流,立足春秋六部經典,「祖述,憲章,宗師仲尼」。南宋末,朱熹認為古禮不可考,遂提出了道統論,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合為「四書」創立理學。兩代將程朱理學定為官學。清末,疑古辨偽學風益盛,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集疑古之大成,認為經學所依據的經典大部分皆為漢朝人偽托,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孔子托古改制以及儒教為孔子所創,是奉孔子為宗師,建立了孔教,所以後來的新儒家又有稱儒家為孔子學說[2]

產生背景[編輯]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於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衝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並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應者雲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是中國歷史學術言論的開明時代。

形成[編輯]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自由民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世襲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荀子則認為「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歷史上,孔子的言教是以「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六經為經典,即遵循堯舜禹之道和周文王之德,在春秋戰國魯國講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3]史記記載孔子魯國編注六經,並在戰國時期講學。[4]。孔子終生遍歷中華大地講學,奉行有教無類,有大量信徒跟從,最著名為「孔門七十二聖人」。至西漢時期,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尊六經立學宮,將儒家經典抬升至漢朝最高道德規範

孔子創造了君子聖人的新名詞。這些名詞原是舊有的,孔子則賦以新的意義,不復指世襲貴族,而是指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才。由此打破了階級世襲的觀念,代之以修身為學和選賢舉能。從此在思想觀念上消滅了封建制度,開創了民治社會[5]。在文獻記載中,孟子最早預言了封建制度行將解體。面對諸侯爭戰的局面,孟子認為天下一統方能最終太平,他曾經告訴梁惠王天下將「定於一」;不過他提出的「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訴求則未能應驗,最終是秦始皇統一了中國

在以後,儒家逐步發展出帝國時代的基礎理論和思想,並建立了適應皇朝君主制的一套制度。在帝國統一政府時代,建立了從民間選拔政府官員的制度如察舉制科舉制。傳統中國的最基層政府為縣政府,並且政府職能和機構相當節簡。在傳統中國社會,一直保持著由士紳領導的民間自治。這些都和儒學有密切關係。在中國大陸唯建立共產制度以後,這種簡節政府和民間自治體系才被摧毀;但很顯然,儒家思想無法連根拔除,因而簡節政府和民間自治的心理依然會存在於人民的理想觀念之中。

秦儒[編輯]

秦始皇消滅六國,建立秦朝,推行中央集權郡縣制,秦儒淳于越主張地方自治實行分封制。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於公元前213年開始銷毀除秦記以外的所有史書,民間只允許留下關於醫藥、占卜和種植的書。[6]秦始皇曾實行所謂「焚書坑儒」,一般認為其中的儒非專指儒家,而泛指文人術士。秦漢以後,儒家基本上主張維護中央集權統一政府,儘管仍有少部分儒士熱衷分封制,直到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論》問世。

獨尊儒術與天人感應[編輯]

漢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漢初,當時,由於秦朝苛政的覆滅,統治階層意識到仁政對於維持王朝穩定統治的必要性,因此選取了道家作為主流思想,所謂黃老道行無為之治。

帝王祭天的天壇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的根本。漢武帝時期,由於漢初的寬鬆統治,導致豪強並起,統治階層意識到秩序對於維持王朝穩定統治的必要性,同時為了集中資源進行戰爭及大規模公共建設,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三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君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術,作為獨尊儒術的基礎學說。但實際上,董仲舒的體系中的儒學只是個殼,本質上是法家思想,因此被稱為"外儒內法"。

漢朝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秩序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同時建立完善的等級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董仲舒還強調「天」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會有所表示,稱之為「天人感應」,這意味著君權之上還有一個神權,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對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這是漢儒的一個特點。

今古文之爭[編輯]

漢靈帝所立熹平石經

一種觀點認為,焚書坑儒之後,除易經外,儒書基本絕跡,靠儒生的記憶背誦才流傳下來。漢朝獨尊儒術以後,五經通過年邁的儒者得到復原,以漢隸書寫,稱今文經學。但後來在孔子故居發現隱藏了一部分儒經,以孔子時代的蝌蚪文記載,劉歆做了很大整理,稱古文經學。兩者在流傳文本和經典解讀方法上均有差異,但其後經學家鄭玄基本統一了今古文,今古之爭漸息,儒經在文本上的爭議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對《大學》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後明朝王陽明所反對,並推崇古本《大學》,於是又開始流傳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對《孟子》進行刪節,但因遭到臣屬以死要挾的強烈反對而放棄。直至清末,時局動蕩,人心思變,疑古之風日盛,今古文之爭又起。康有為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是新莽一朝之學,非孔子之經。但又被其後的學者所駁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經,大多源自漢儒的流傳,而解讀上,則承襲了宋明儒的思想。

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正式把儒教定為國教。[7]從漢朝到唐朝,朝廷重視儒家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的禮儀制度的建設,被稱為經學,或者漢學。唐朝制定了《開元禮》成為後代禮儀制度的模範,其中對於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詳細的、具有法典意義的規定,成為宋明朝廷的典範。

唐儒道統之說[編輯]

韓愈提出道統之說,《原道》認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8]韓愈又說:「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9]韓愈本人則以孟子繼承者自居,並自謙說:「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10]。李翱說:「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坏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辨之,孔道益明。」[11]皮日休說:「千世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12]

程朱理學[編輯]

自漢以來至今,儒家思想在絕大部分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主流價值觀,但是也有低迷時期。魏晉時期儒學的地位被道教玄學替代。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佛教宋朝時程朱理學為儒學主流,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朱熹作《伊洛淵源錄》確立了北宋理學產生、發展、傳衍的歷史統緒,使之具有一個統一的學術流派的地位。但陸九淵與程朱理學不同,另有一套「明心見性」、「心即是理」的哲學觀點,經明朝王陽明又發展為心學。程朱理學的源頭是《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而陸王心學的根據則是《尚書》中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明代晚期,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之間進行的義理之爭轉入了儒家文獻的全面考證,由此產生了顧炎武的漢學。[13]

朱熹《四書集注》

南宋朱熹創建理學,尊四書、立「中庸」,重視培養內心虔誠的「孔孟之道」,開創的程朱理學在元代之後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自元代起均以朱熹《四書集注》作科舉答題標準。[14][15][16]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相當部分是來自宋朝的解讀。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程朱理學發展的同時,還興起一個強調「以利和義」,反對義利對立的儒家學派,成為事功學派。不過沒有成為主流。

明清兩代[編輯]

1644年,明朝滅亡,這是以漢人為統治者的中國第二次亡國。明亡之後,以黃宗羲為代表的一些儒家學者對歷史進行了反思,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末顧炎武不滿於理學家空談心性的學風,提倡「經學即理學」,開創了以「明道救世」的樸學[17]認為經之義存於訓訪,識字審音音,才能知其義。[18]

清代考據學、音韻訓詁達到了頂峰。戴震甚至主張學好天文、地理、古音韻、古典章、數學、生物等知識之後才能閱讀儒家經典。清末的儒家已經包含了經學以及與四書五經相關的音韻學史學、天算學、律呂學金石學校勘學目錄學等等。[19]戴震批判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漢學與宋學的對立是清代儒學的主線,又因滿清變成儒學和皇權的道統之爭,康熙等以宋學的名義逐漸從儒學士人手中奪取儒學道統。[20]漢學大師惠棟認為「宋儒之禍,甚於秦火」。[21]戴震進而指出無論程朱還是陸王都摻雜了釋道的成分,作《原善》《諸言》《孟子私淑錄》以及《孟子字義疏證》尋找純粹的孔孟之道。明清以來,西學東漸。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之後,面對西學的壓力,清代儒家開明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良主張。赫胥黎的《天演論》在改變中國人以儒家為主的思維模式方面起了最大的作用。

近代衝擊[編輯]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批孔運動

20世紀初,《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有力批評儒家思想,當時中國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共識是,儒家傳統必須鏟除,中國才能現代化陳獨秀魯迅吳稚暉章太炎劉師培等人政見各有不同,但都共同反孔。捍衛儒家思想的人,結果也是摧毀了儒家思想。袁世凱把儒家封為「國教」,使他登極的野心合法化,嚴重打擊儒家聲譽;孫傳芳張宗昌等軍閥為了抬高自己的聲望,也提倡儒家,進一步挫傷中國人對儒家的認同。人們普遍相信,儒家是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支持中國的專制體制。儒家思想大受打擊,要在中國重建影響力,可能性微乎其微[22]列文森指出,即使孔子地位能再次提升,儒家文化和希臘文化一樣,都將是「歷史性」的。然而,中國的自我認同感仍然很強,儒家即使飽受攻擊,也不會完全解體[23]

近代以來,中國的落後致使人們對中國文化作出反思,儒學內部龔自珍魏源等,以漢學批宋學,主張改革,成為近代儒學中的異端。面對衝擊,儒學也作出反應。康有為陳煥章創立孔教,將儒學宗教化。而學衡派的學人對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產生了新儒家李澤厚提出「儒學四期說」,「我所謂『四期』,是以孔、孟、荀為第一期,漢儒為第二期,宋明理學為第三期,現在或未來如要發展,則應為雖繼承前三期,卻又頗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國民黨的民國政府從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推行孔子的倫理教育,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與禮義廉恥四維。[24]民國以後,儒家從思想到形式的系統體系在民間和官方的存在轉為主要保存了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在中國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

之後,又有三次對儒家思想的較大衝擊:第一次是太平天國運動中,草根階層對儒學的衝擊。第二次是戊戌變法時代,變法派思想家對儒學的衝擊。第三次是民國成立之後的新文化運動,各類激進主義新思潮對儒學的衝擊。第四次是共和國成立之後的文化大革命。由於受到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反共衝擊,1961年中國共產黨採用了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灌輸理論,[25]形成了黨管學校的規定,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加強馬克思主義灌輸教育,加強政治理論教學,對知識分子進行所謂的思想改造,培養又紅又專的群眾,試圖把馬克思主義思想意識觀念內化為人們固有的思維品質和行為習慣,[26][27][28][29][30]消除舊思想、舊習慣勢力的影響,樹立社會主義的新道德、新風尚。[31]同時從青少年兒童下手灌輸培養少年兒童熱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祖國。[32][33]2004年以來中共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嚴禁在講台上和教材中散布違背憲法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觀點和言論[34]。在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儘管政府當局曾經帶頭「打倒孔老二」,但儒家思想在國人價值觀中的並不可能徹底去除,改革開放以後,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恢復、發展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重視。

新儒家[編輯]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儒家以宋明理學的現代鬥士自居,著重義理之辨,尋求會通西方哲學和佛學。[35]

儒家經典[編輯]

傳統的儒家典籍有三類,孔子所定謂之弟子所釋謂之,或謂之。「孔子之前,《》《》《》《》已備。學校教授,即此四種。孔子教人,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又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詩》《書》《禮》《樂》,乃周代通行之課本。至於《春秋》,國史秘密,非可分布,《易》為卜筮之書,事異恆常,非當務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贊《周易》、修《春秋》,然後《易》與《春秋》同列六經。以是知六經之名,定於孔子也。」[36]莊子·天運篇》中孔子也對老子說自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漢武帝獨尊儒術」把儒家立為國教,並設立了五經博士,五經成為國家法典,開啟了春秋決獄的時代。熹平四年,漢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共刻《易經》、《論語》、《尚書》、《春秋》、《公羊》、《魯詩》、《儀禮》七經於石碑,為古文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1922年洛陽太學遺址出土熹平石經殘石百餘塊,現國立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陝西歷史博物館等處都有殘石收藏。

註疏 諸儒文集 漢學
易經 周易正義 春秋繁露》《新語》《鹽鐵論》《說苑》《揚子法言》《潛夫論》《要覽》《顏氏家訓》《中論》《申鑒》《帝范》《家范》《世范》《何晏集》《杜預集》《韓康伯集》《近思錄》《朱子語類》《大學衍義補》《王守仁全集》《日知錄》《船山遺書》《四書集注》《象山先生全集 周易述》《周易述補》《周易虞氏義
尚書 尚書正義 尚書集注音疏》《尚書今古文註疏
詩經 毛詩 毛詩正義 詩毛氏傳疏》《毛詩古音考
樂經 律呂正論》《樂經律呂通解》《律呂新論》《律呂闡微》《聲律通考
儀禮 禮記 儀禮註疏、禮記註疏 儀禮正義》《儀禮釋宮》《群經宮室圖》《禮書通故》《禮經釋例》《禮經本義》《禮記疑義
周禮 周禮註疏、禮經會元 周禮正義》《讀禮通考》《考工記圖》《周官祿田考》《周禮軍賦說
春秋 春秋公羊傳 春秋公羊傳註疏 公羊義疏
春秋左氏傳 春秋左傳註疏 春秋左傳補注》《春秋左傳敘錄
春秋穀梁傳 春秋穀梁傳註疏 穀梁折諸
論語 論語註疏 論語異文考證》《論語稽求篇》《論語經正錄》《論語正義補》《何休論語注訓述
孝經 孝經註疏 孝經鄭註疏
孟子 孟子註疏 孟子正義
爾雅 爾雅註疏 易本音》《詩本音》《六書音韻表》《小爾雅疏證》 《爾雅義疏

四書和宋明理學[編輯]

南宋朱熹認為周禮宋代難行,「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朱熹批判的繼承了韓愈原道》的道統論,堅稱儒家應以為道統,排除了之道,也就是不再認同周禮為儒家的神道設教,周敦頤二程以及朱熹自己才是儒家正統。於是,朱熹提出「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因此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獨立出來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並著有《四書章句集注》。中庸是「天人一理」的最高境界,從《大學》到《中庸》的修道就是「先致知而後誠意」。中庸出自子思所作《禮記·中庸》,本意是「致中和」,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的修行方式,「」三達德是實現中庸的道路,《中庸》所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朱熹提倡把《大學》作為框架,用《論語》來體會,進而領會《中庸》。朱熹說:「人之為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個大坯模。大學譬如買田契,論語如田畝闊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37]

今文經學[編輯]

秦始皇焚書坑儒而將全國圖書以及學術集中到咸陽城,亡,項羽焚燒咸陽,致使大量先秦典籍亡軼,六經除了《易經》因是占卜之書而不必毀除,其它幾未能倖免於難。漢代起初,儒生默誦已遭焚毀的經典而口述謄抄,或把秦時書記於身邊的典籍重新拿出,用當年通用的隸書使之傳世稱為今文經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拆孔子門第,從孔宅牆中發現《孝經》、《詩經》等經;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這些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與通行的五經相比,不僅篇數、字數不同,而且內容上也有相當差異,此後即統稱為古文經

儒學[編輯]

孔子授徒,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其中以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爲德行之選;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38] [39]此處「文學」指詩書禮樂、[40]指「經學」、博學古文。韓非子:「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41]經學分三個科目:章句、義理和訓詁。班固《漢志》也將「小學」列為經學中的一個類目,並收錄10家45部典籍。北宋時,逐漸出現所謂文章之學、訓詁之學與義理之學的分野。明清後儒所區分的義理、考據、經世、詞章之學,大抵亦從孔門四科而來。[42]南朝宋劉義慶編《世說新語》的體例即仿孔門四科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北宋初期胡瑗在蘇州郡學和湖州州學創辦了"蘇湖教法",[43]把學生分成"經義"和"治事"兩齋,經義齋講授經學,旨在"明體達用" 。治事齋分治兵、治民、治水、算數諸事,每人以選一事為主科,兼學一事為副科,使得學生中「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尙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44]明儒顏元提倡恢複「周孔正學」,主張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尤重六藝之學。其主政的漳南書院師法胡瑗的蘇湖敎法,分爲六齋,分習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理學與帖括。書院有文事齋(設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武備齋(設黃帝、太公、孫吳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諳戰法、射、禦、技擊等科);經史齋(設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諸文等科);藝能齋(設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理學齋(主要編著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夫之);帖括齋(設八股舉業)。[45]顧炎武反對明代以心性之學為主要教育內容,認為"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

思想與主張[編輯]

按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的說法,儒家學派是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為「內聖」與「外王」,即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兩類。

在儒家的思想元素中,仁義禮智信五常居於核心。孔子把禮儀看得很重要,他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46]治國的要義就在於用夏曆,穿漢服[47]仁、義是基礎,又可將仁義和道德等同。韓愈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四字」為忠、孝、節、義。誠、恕、廉、恥、勇、溫、良、恭、儉、讓、中庸、寬、嚴、剛、柔、敏、惠等都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元素。

隨著學科的細分,儒家學說可以細分為許多分支學科。張其昀孔學今義》將孔子學說分析為八大部,即人生哲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法律哲學、藝術哲學、歷史哲學、軍事哲學、宗教哲學[48]。儒家思想也可以主要從以下角度對其進行解析。

倫理學[編輯]

女孝經

倫理學上儒家注重自身修養,其中心思想乃「」,意謂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對待長輩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份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統治者要仁政愛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對待其他人要博愛,「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對待上司要忠誠,「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人要有抱負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尊重知識,「朝聞道,夕死可矣」,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以及「君子遠庖廚」推己及人的思想。

孝經圖

關於生活工作的人生,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用白話來說,小孩子的時候,就傾愛父母;年輕的時候有了女友(戀人),就傾愛戀人;結婚有了妻兒(配偶愛人和兒女),就傾愛愛人和兒女;做了官(公務員,更廣義地說,職員),就傾愛君主(及或上司)。

政治學[編輯]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

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說,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仁政易行」則提倡分清「不能」與「不為」之間的區別,即「不去做」與「做不到」之間的差異。而其「無恆產,因無恆心」也體現了民本思想

顧炎武認為明朝之所以亡,最大的原因是士大夫中了心學的毒。顧炎武具有民主思想,主張吸收更多知識分子參政,實行「眾治」,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則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廢棄不用)矣。」[49]「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只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50]

史學[編輯]

儒家的華夷大防思想

儒家有一個重視編修歷史的悠久傳統。歷代多數學者主張《春秋》包含經學與史學屬性,《春秋》具有「義經而體史」的性質。[51] 經學上的問題,同時即為史學上之問題。[52]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述而》)但是孔子編修《春秋》,不單純記載史事,而且也通過遣詞用字的方法,體現出一套褒貶傾向,藉此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稱之為「微言大義」。司馬遷繼承了孔子用六經紹明世的理想,作《史記》。[53]司馬遷之後接續史書的傳統由此發端,漢人效仿孔子《春秋》記錄歷史的敘事方法也被稱為「春秋筆法」。由於歷代儒家學者的努力,中國的編年史從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開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沒有中斷過[54]

宋代的《春秋》學對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宋代的春秋學,以胡安國為主。胡安國撰《春秋傳》,主張討伐夷狄,引史學入理學,崇尚「尊君父,討亂賊,辟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夷夏之辨在其闡發的《春秋》大義中,處於相當突出的地位。胡安國之子胡宏作《皇王大紀》弘揚道義,胡宏推崇邵雍《皇極經世》書,對於史料「事有近似古先而實怪誕邯悸者,則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後世而不害於道義者,咸會而著之」。誠如清末經學家皮錫瑞所說: 「元明以來,治《春秋》者,止是胡安國一家,當時所謂經義,實安國之傳義。」朱熹曾於胡氏閩中故居侍坐於胡寅,並得以讀到胡安國的《通鑒舉要補遺》。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將史學理學化,聲稱本《春秋》大法而作的《資治通鑒綱目》,意欲達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既舉而鑒戒昭矣」。理學化和經學化的史學,構成了朱熹宏大的理學體系的第三個層面,他努力使經學與史學統一起來,以經說史,以史證經,經學"史"化,史學"經"化。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谷》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理學化和經學化的史學,構成了朱熹宏大的理學體系的第三個層面,使經學與史學統一起來,以經說史,以史證經,經學"史"化,史學"經"化。

經學、理學和史學共生共存。[55]清末儒者章太炎將孔子定位於一位傑出的文獻整理者、史學家、敎育家,抨擊漢以來儒者以富貴利祿爲心,故用儒家之道德,艱苦卓厲者絕無,用儒家之理想,宗旨多在可否之間,高度評價荀子一派儒學和《儒行》所表彰的剛毅特立的儒者。[56]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利用史籍宣傳民族主義為「排滿」革命服務,保存民族意識,要求改革現狀,在辛亥革命時期起到了作用。新文化運動時期,梁啟超創製「新史學」,多以近代西方學者、西方歷史為據批判儒家舊史觀,胡適又在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下提出用西方方法研究歷史。其後馬克思主義新史學以及唯物史觀成為主流。

西晉太康二年(281年)盜墓人在魏國古墓發現一部書簡書,是魏國人寫的編年史,被稱為「竹書紀年」,內容有些地方與孔子春秋相同,但是也有一些重要內容完全不同,因此後世有人懷疑儒家記載歷史的真實性。

音韻學[編輯]

聲音文字、名物訓詁、校勘輯佚為治經之途徑,故凡屬經師,大率先通小學音韻。南北朝時代沈重的《毛詩音》中己有叶韻之說。今韻與古韻因古今音變而有不同,如以今韻讀古韻文,多不和諧。宋儒程迥,著《古韻通式》一書。宋儒吳棫朱傑提出了古韻通轉說,認為古韻可通可轉。吳棫作《毛詩補音》、《韻補》、《古韻通式》,自成系統的叶韻體系對古音推闡加密。鄭庠著《古音辨》,分古韻為六部。朱熹廣讀古韻方言之書,推考吳棫叶韻說,增補減改吳說。明代陳第又作《毛詩古音考》和《屈宋古音義》,根據《詩經》和《楚辭》等韻文考察古韻。楊慎撰《古音略例》駁吳棫叶韻之說。顧炎武學識廣博、著述宏富,在經學、音韻學、歷史學和地理學方面造詣尤深,目睹明末空疏學風造成的危害,治學特別強調經世致用,著《音學五書》、《韻補正》、《古音表》、《唐韻正》,[57]討論古音、韻書反切。顧炎武徹底擺脫《廣韻》韻目的限制,逐字審核古音,根據古韻文押韻客觀串聯韻字,歸納古韻韻部。以惠棟為主要代表的吳派以復漢人訓詁為宗旨,形成了漢學。漢學又稱樸學、鄭學,它以推崇漢儒樸實學風、反對宋儒空談義理著稱,與同時期繼承理學的「宋學」抗衡。漢學思潮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58]戴震推崇「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對考證學的方法及對音韻、曆算、水利工程等學問的貢獻巨大。其小學,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有江永著《古韻標準》、段玉裁著《六書音韻表》、戴震著《聲類表》、《聲韻考》、孔廣森著《詩聲類》、王念孫著《古韻譜》。

教育學[編輯]

儒家的教育目的,在於以發揚人性、完成人格為起點,直至達到建立仁治之國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儒家教育,注重學生的自動自發、教師的循循善誘、人格的感召和變化學生的氣質[59]。子曰:「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讀是:「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因此,儒家的理想,是成為通才,或者多才多藝而不僅僅是一才一藝,或者在一才一藝基礎上能觸類旁通,也即專才和通才的結合。儒家十分重視童蒙之學,童蒙教育的內容包含讀書、溫書、寫字、作詩、釋字、改文字及說書。蒙學讀物無不帶有鮮明的儒家思想的印記。《三字經》《千字文》《童蒙須知》《訓蒙絕句》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朱熹認為是古人為學分大學、小學兩個階段,「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拯救亂世的根本,是在使童蒙教育能「益其正」。朱舜水指出:「聖廟,即學校也。中為聖廟,西為明倫堂,北為尊經閣,東北為啟聖宮,或西或東為射圃,以較射為義,故曰校也。每府每縣,必建學立師。」[60]

經濟觀[編輯]

儒家重義輕利,以義為本,以義導利。儒家在經濟上的基本原則是「無功不受祿」、有功當受祿。在提出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的同時,儒家贊成社會分工,而不同意農家的「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儒家尊重利用自然市場經濟規律,反對違背破壞市場規律,同時反對操縱市場,但認可「待價而沽」。例如,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這種做法便受到孔子的批駁。儒家典籍《禮記》中所描述的大同社會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說,儒家思想的經濟學,是為了人類理想社會而服務。

科學技術觀[編輯]

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視科技及在物質上的實用,提出了「用力少,見功多」的原則,併發展出了實學,但同時注重全面的人格發展,反對把人變成物質的工具。

形上學[編輯]

早期儒家的形上學思想包含在一些經典如孔子所著的《易經·繫辭》中,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柳詒徵:孔子「形而上之原理,與老子所見正等」。儒家形上哲學特別在以後的理學心學中進行了展開。

儒家主要派別[編輯]

儒家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出不同的派別體系。

派別 漢唐經學 宋明理學 明清樸學 新儒家
經典 四書五經、十三經註疏 《四書集注》、《河南二程全書》、《程頤文集》、《皇極經世》、《象山先生全集》、《王守仁全集》 《周易本義辨證》《春秋左傳補注》《九經古義》《尚書集注音疏》《尚書今古文註疏》 《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新唯識論》《中國哲學史》《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曾子、子思、董仲舒鄭玄何晏賈逵許慎馬融服虔盧植孔穎達鄭樵 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 張載王陽明顧炎武黃宗羲惠棟江聲錢大昕戴震王鳴盛段玉裁王念孫黃以周江永馮登府俞樾章太炎 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馮友蘭錢穆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影響[編輯]

作為宗教的儒學[編輯]

由於儒教只關心現世,將來世交給其他的宗教,因此對其他宗教有很大的寬容性,任何宗教,只要不試圖干涉現世的政權,都可以在儒教的背景下存在,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所以儒教發源地中國歷史上最早實行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在儒家文化圈內的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宗教戰爭,世界任何地區在宗教戰爭中失敗的一方,都可以到中國繼續傳教、發展,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國、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像一個黑洞,任何外來文化都會被吸收和消化,改造為本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儒家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樣主動擴張,而是使周圍文化一層層塌陷進來,被同化,是一圈一圈地緩慢擴張,周圍文化被同化的程度非常高。

百家爭鳴中,經學家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得到實施,儒家融合諸家思想,如法家的「三綱」、陰陽家五德終始論以及道家的道法自然等。中國歷史上出現過迫害佛教徒,焚燒寺廟的重大事件(如三武滅佛);佛教傳入中國後,在中國與道家、儒家思想互相啓發形成玄學思想,衆多學者,如孔融竹林七賢竟陵八友等對儒家的原教旨進行改進,中唐和晚唐時代儒學原教旨長期受到外來宗教和道教的衝擊,而引發了韓愈、柳宗元等發起的復古運動[61],維護儒學原教旨,提出道統理論。而宋明的學者受到佛教、祆教、明教等外來宗教的哲學思想,形成了反對過分崇禮而重視格物之學的理學和重視實學的心學。基督教在傳入中國受到明末士大夫的重視,崇禎皇帝對其曾有所推崇。部分士大夫也成爲基督教的信徒。但是基督教不容許偶像崇拜、祖先祭祀的價值理念與世俗化的儒家孝道、追遠和敬天命相抵觸,導致部分儒者反對(如中國禮儀之爭)。清朝閉關之後儒學趨於考據之學而沒有與外教交流,理學右翼的禁慾主義被推崇,導致了排外主義。清末開明學者開始使用經學思想反對這種極端化的理學思想,儒家內部出現宋學漢學的大論戰。在這種論戰中,漢學派人物大量的使用僞書論來打擊宋學,以達思想解放之目的。清代儒學的考據作風使得儒學一時間死氣沉沉,缺乏東周、魏晉和宋明的開放學風[62][63],導致民間的排外之風大盛。魯迅在《小雜感》中總結道:「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中國[編輯]

臨沂孔廟

儒家思想並不等同於中國文化,中國文化還包括道教佛教傳統,以及民間文化和社會下層信仰[64]

東亞[編輯]

頭戴幅巾著朱子深衣的幕府大儒林羅山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歷代中國的官方學說,同時也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南韓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儒家對中國以及東方文明發生過重大影響並持續至今的意識形態,也有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人文主義的宗教。儒家思想是東亞地區的基本文化信仰[65]

儒家思想至今對整個東亞文化圈影響頗深。早先未來學者Herman Kahn稱:「儒家在東亞經濟發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不是儒家思想的影響,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甚至中國,都不可能如此快地現代化和工業化。"[66][67]倫敦大學教授Cristobal Kay認為這是源於儒家思想所產生的、歷史悠久的「中國朝貢體系[68]

朝鮮半島[編輯]

朝鮮宗廟祭禮
朝鮮儒者

朝鮮半島,早在西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半島。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

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讚朝鮮半島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里「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

朝鮮王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朝鮮王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官奴婢),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朝鮮王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

朝鮮王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雜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雜科除技術考試外,也包括部份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朝鮮王朝的500年間,塑造了朝鮮文化。在南韓,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進入南韓社會,韓國政府依然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日本[編輯]

湯島聖堂大成殿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

日本大儒藤原惺窩

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

佐賀県多久市多久聖廟

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範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

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

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越南[編輯]

越南1961年發行的孔子像、孔廟紀念郵票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廣西人士燮遊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

越南孔廟

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採取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製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對現代教育的影響[編輯]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台灣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華人的基本價值觀之一。

其他[編輯]

中華民國於二戰後參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將儒家精神鎔鑄到「世界人權宣言」當中。[69] 2005年9月29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2屆執行局會議作出決定,正式批准設立國際「孔子教育獎」,獎勵在教育和文化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各國政要和專家。 這是第一次以中國人的名字在聯合國設立的獎項。

特點和評論[編輯]

對儒家的批判[編輯]

自儒家形成之始,便存在對儒家的批判。兩千多年以來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事實上又可區分為漢儒、宋儒、明儒及清儒,清代則排斥宋儒最烈。錢大昕則表示過「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需平允,詞氣需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余無足觀爾。」[70]錢穆曾言:「清儒治經,菲薄宋儒,自號曰漢學,以與宋學劃疆界,樹門戶。然余觀朱子治經,其識解之明通,意趣之宏深,既已遠超於清儒之上。」儒家主張德治,法家主張法治,兩者均為治民(人治),而非現代所強調的民治(民主的法治)。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批判[編輯]

到了近代,儒家文明、中華文明與外界其中主要是與西方的深度交流以來,湧現出了對儒家的批判浪潮。其中,太平天國暴動和文化大革命是這些浪潮中的兩個高潮。太平天國暴動者將許多儒家中的聖賢以及道教佛教中的神稱為妖怪。

西方現代化理論強調現代化是一個朝著歐美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系統演變的過程,[71]根據馬克斯·韋伯的內因論,一國之所以窮,不在自然環境與資源,而在於統治集團的思想觀念。反傳統以及改變的病態「國民性」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72]留學日本歸來的吳虞、陳獨秀、錢玄同掀起反儒的高潮。陳獨秀追求法蘭西文明,認為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純粹個人主義之大精神」,而中國封建文化則是以「家庭本位主義」、「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為特徵的。1916年底,陳獨秀明確表達出「全盤西化」的文化設想:「欲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今世之生存,則根本問題,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73]吳虞發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吃人與禮教》、《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猛烈攻擊儒學。[74]錢玄同反孔最激烈,一九一九年聲言「共和與孔經是絕對不能並存的,如果要保全中華民國,惟有將自來的什麼三綱、五常、禮樂、政刑、歷史、文學棄如土苴」。錢玄同大呼:「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20世紀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之解決。」「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字!」[75]魯迅更高叫﹕「漢字不滅,中國必亡!」[76][77]同時,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辨偽史學家通過對古史和四書五經的詮釋剝掉了儒家經典神聖的外衣。由於疑古派的推波助瀾,當時普遍存在著古書不可信、古史不可信的看法,為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入侵大開方便之門。[78]

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號《敬告青年》中說:「舉凡殘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訓,而不可謂誣,謬種流傳,豈自今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他認為兩千年來所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時代之道德」、「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政治」,實際上是將秦漢代以後的中國歷史視為封建時代。史達林的封建論,[79]《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提出的「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即認為人類社會必然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種五階段發展模式,經過毛澤東的採納,[80]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教科書中,[81]封建成了落後的同義詞。[82]郭沫若提出中國上古歷史分期問題並主張春秋末期到戰國初期乃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時期,成為了中國教科書的基調。[83]50年代全盤蘇化的史達林模式建立後,中宣部通過各級黨委的宣傳部,對全國所有的報紙、雜誌、書刊、廣播、電視、電影、文學、藝術、出版等大衆傳播媒體和文化事業進行壟斷性控制,並對全國民衆強行灌輸黨的意識形態。[84]文革時期,馮友蘭趙紀彬、楊榮國等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將孔子描述為奴隸主階級的代表。他們造出了許多儒家觀點和解釋,而其中很多本身實際為儒家所反對。批孔「大紅人」楊榮國在《紅旗》、《人民日報》、《歷史研究》、《光明日報》、《南方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不少在全國有影響的文章,出版過《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1973年10月中華書局)、《反動階級的「聖人」——孔子》(1973年12月人民出版社)等小冊子,又在「文革」中曾將中國歷史改寫成儒法鬥爭史《歷史上的儒法鬥爭》。[85]它們受到了毛澤東的關注,而且被印成了「大字本」,被要求廣泛「學習」,要借宣傳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批判儒家反對變革來維護「文化大革命」。 [86]

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全盤西化」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標籤。在中國,西方宣揚民主多黨制之風盛行。中國政府看中了儒家宣揚「君君、臣臣」之道,覺得是對付西方「民主多黨制思想」的有力武器,中共開始宣傳鼓吹民族主義,批判對待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87]1999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在「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大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二屆會員大會」上講到「兩千多年來的歷史充分證明,儒家學說可以為我們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問題提供有益的啟示。我們要採取科學的態度,運用科學的方法,對儒家學說進行挖掘、整理、總結、研究,取其精華,剔其糟粕,既不抱殘守舊、照搬照抄,也不數典忘祖、全盤否定。」[88] 在中共的統治之下,儒學在中國處於史上最好發展狀態。[89]2013年11月26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曲阜曾這樣評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很多觀點方法,對人類文明思想寶庫有很大的貢獻,提出了很多基本觀念,有些是和世界其他國家思想一致的,不約而同的,有些是獨自的貢獻。」[90]但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落入歷史的一種循環,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91]

儒家的批判[編輯]

孔子曾經批評過苛政、壓制言論、鄉願等。孟子對楊子和墨子有過批判。「君子和而不同」是儒家與此相關的一個基本的理念原則。儘管人們存在觀點、偏好、利益、特徵等的差異,但應該首先保持相互和平;在人們和諧相處的同時,保持多樣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也是與此相關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特點和評論[編輯]

儒家思想關注的中心並非「自然」、「科學」,而是人和社會,是人類的課題。但儒家對宇宙各種現象有自己的解釋,而且相信人間各種道德禮節都源於形而上的宇宙自然規律,而人則通過踐行這些道德禮節來達到天人合一。此處所謂儒家思想指的是秦朝焚書坑儒後的儒學學說,與先秦儒學有所差異。

先秦儒學是指未經漢儒天人感應之說改造的原始孔孟思想。譬如子曰:「六和之外存而不論」,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說明孔子其實不講玄幻鬼神之事,而孟子則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此處明言「善之四端」是天生即內在每一個人心中的,而不涉及外在的形而上之宇宙自然規律。先秦儒學著重個人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在的條件,譬如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人皆有善心,只要發揚四端,則皆能為善,若放棄為善則失之,「每個人只要有意願則皆能為善」。惻隱之心是自然的由內心發出,因此不需假外在條件,只需問自己是否願意為善而已。先秦儒學與漢儒以後的儒學學說,存在著許多差異,不宜合併而論之。

相關條目[編輯]

註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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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編輯]

延伸閱讀[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