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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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
戴震

清代學者像傳》第二集《戴震像》,楊鵬秋繪


大清翰林院庶吉士
籍貫 安徽省休寧縣
族裔 漢族
字號 字慎修,號東原
出生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
即1724年1月19日
安徽省休寧縣
逝世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
即1777年7月1日
京師
出身
  • 乾隆四十年乙未科同進士出身
著作
  • 《戴氏遺書》等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中國清代語言學家思想家。字慎修,號東原,安徽徽州休寧隆阜(今黃山市)人,曾六次會試未中[1]。晚年因學術成就顯著,乾隆帝特招入館任《四庫全書》纂修官,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生平[编辑]

戴震生於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1724年1月19日),小時聰敏,過目成誦,十歲讀《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私塾老師說:「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但戴震接著指出周朝離宋朝有兩千年之遙,為什麼朱子能知道這些事呢?問得老師無言以對。[2]

戴震是音韻學江永的弟子。他對經學天文地理歷史數學機械水利生物及古代器物都有研究,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戴震初識紀昀,戴震後來幾次到京師都住在紀昀家。紀昀出資將戴震的《考工記圖》付梓,並為之作序。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設館於禮部尚書王安國家,教授王念孫讀經。次年,結識惠棟揚州轉運使盧文弨署內。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中式舉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成《原善》三卷。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因紀昀的推薦為《四庫全書》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乾隆帝特許,經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未及散館授官而病卒。紀昀有詩懷念:「披肝露膽兩不疑,情話分明憶舊時。」洪榜為戴震寫行狀稱:「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

學術[编辑]

戴震對於音韻學很有研究,創立了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外,他也精通訓詁學,晚年所著《孟子字義疏證》是其思想的結晶。

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批駁了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主張,並指出,宋儒輕言天理、公義,而輕「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3]於是,理學以理殺人,「適成忍而殘殺之具」,極大地壓抑了人的天性,扭曲了道德、文章:「夫詖辭邪說之深入人心,必害於事,害於政,天下披其禍而莫之能覺也。」[4]可謂是「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5]

戴震對道學的批判,延續了清初王夫之等人的套路,在文字、考辨的基礎上,提出了人乃血氣之軀,道德也無非“不過”、“不及”之論,是人類天性的合理調節,是自然需要的合理表達,由此改變了体用兩分,倫理為体,人慾為氣,由私欲害理推導出理慾對立的本體論,恢復儒學本來面目和倫理的原初意義。

在否定了朱熹的形而上學本體論的過程中,戴震發揮了張載以來所形成「天道-性-人道」体用一體的説法,形成了「天道論」這一世界圖式。由此戴震得出結論:天道無非氣化流行之變,「氣」即「道」,体用唯一的説法:「形而上」之「道」,即「未成形質」以前之「氣」;「形而下」之器,即「已成形質」以後之物,形式與質料互為條件,陰陽消長相為基礎,理學所謂「理在事先」不過是私心自用,偏執形式而已。戴震這一對体用一體的繼承所發展出來的「天性論」充滿了人性的關懷和肯定,極大地解放了籠罩「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學桎梏之下的人心思想。同時,戴震與章學誠並稱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上兩大高峰,以漢學為宗,發揮了六經皆史的治學方法,開創了儒家學術思想由「尊德性」向「道問學」的歷史轉向。

章太炎是推重戴震的第一人,「銓次諸儒學術所原,不過惠、戴二宗」[6]。又說戴學源於荀子。從章太炎開始,戴震的哲學才進一步為人所注意。胡適著《戴東原的哲學》,認為戴震建立起「清朝學術全盛時代的哲學」,「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說是新理學的建設——哲學的中興。」

姚鼐與戴震共修四庫全書時,欲事戴為師遭到拒絕[7],姚鼐於是攻擊戴學「破碎不通」,甚至罵戴將「身滅絕嗣,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8]。戴震「反宋儒」、「反朱熹」,故不為錢穆所喜。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認為︰「然東原斥程朱即所以發揮程朱,實齋(章學誠)宗陸王即所以叛離陸王,取徑雖異,旨則歸一,則兩家之貌異緩和疼不能掩其心同。」戴震撰有《汾州府志》和《汾陽縣誌》,其間與章學誠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余英時謂:「東原謂方志當重地理沿革,這裡顯然表現出了一種狹義的考證觀點。蓋東原治《水經注》有年,即移《水經注》之法於方志之纂修也。」後世出版有《戴震文集》、《戴震集》等。

評價[编辑]

安徽屯溪老街戴震紀念館
  • 章實齋文史通義‧書朱陸篇後》指出:「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
  • 方東樹漢學商兌》批評戴震:「程朱所嚴辨理欲,指人主及學人心術邪正言之,乃最吃緊本務,與民情同然好惡之慾迥別。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說,謂當通遂其欲,不當繩之以理,言理則為以意見殺人,此恆古未有之異端邪說。」
  • 梁啟超說:「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9]
  • 胡適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分析戴震關於《堯典》「光被四表」當作「橫被四表」的考據,將其作為清代學者以「科學精神」進行「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的典範。
  • 戴震認為:「必知字之詁,而後識句之意,識句之意,而後通全篇之義,進而窺全書之指。」錢鍾書說:「是特一邊耳……復須解全篇之義乃至全書之指,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詁;或並須曉會作者立言之宗尚、當時流行之文風,以及修詞異宜之著述體裁,方概知全篇或全書之指歸……交互往復,庶幾乎義解圓足而免於偏枯。」[10]

主要著作[编辑]

水經注公案[编辑]

戴震從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開始研究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才最終校定《水經注》,前後十年。他三次校訂《水經注》,為《水經注》總計補缺漏字2128個,刪妄增字1448個,正臆改字3715個,使得《水經注》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貌。

戴震在四庫全書館中校勘《水經注》時,曾捲入抄襲趙一清成果的公案。段玉裁認為趙書襲戴。[11]王國維對於戴震的《水經注》是否剽竊問題,撰寫《書戴校水經注後》一文,指斥其非。胡適則為戴震辯護,認為戴震在《水經注》研究方面沒有抄襲的嫌疑。楊守敬《水經註疏》每每點出:「此戴襲趙之確證。」例如卷五寫道:「趙氏不撿……而……以訂酈氏,大謬。戴氏亦不加詳考,竟依改,可哂也。」陳橋驛則認為「未獲得開脫」。

學生[编辑]

戴震的學生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字學家:

註釋[编辑]

  1. ^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
  2. ^ 《國朝漢學師承記》(清)江藩 著 中華書局1983版,第八十五頁
  3. ^ 《孟子字義疏證‧權》,《戴震全書》卷六,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217頁。
  4. ^ 《孟子字義疏證‧權》,《戴震全書》卷六,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215頁。
  5. ^ 《與某書》,《戴震全書》卷六,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496頁。
  6. ^ 吳承仕:《章炳麟論學集》
  7. ^ 《戴東原先生全集》,卷9,《與姚孝廉姬傳書》
  8. ^ 姚鼐,《再覆簡齋書》,《惜抱軒全集》卷6
  9. ^ 《清代學術概論》
  10. ^ 《管錐編》第一七一頁
  11. ^ 段玉裁《戴東原年譜》裡說:「趙書經梁處素校刊,有不合者,捃戴本以正之。」

參考書目[编辑]

  • 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1923年(民国十二年)《饮冰室合集》 第五卷
  • 梁启超《戴东原哲学》1923年(民国十二年)《饮冰室合集》 第五卷
  • 洪榜:《戴東原先生行狀》,《二洪遺稿》
  • 胡適:《戴東原的哲學》
  •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

研究書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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