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摄于195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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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93年5月8日 大清江苏省苏州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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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世 | 1980年12月25日 （87歲） |
| 配偶 | 吴征兰 (1911年-1918年) 殷履安 (1919年-1943年) 张静秋 (1944年-) |
| 親屬 | 祖父: 顾之义 子女: 顾德辉、顾潮、顾洪、顾谖 |
| 學歷 | |
| 北京大学哲学门 | |
| 經歷 | |
| 北大图书馆助教 | |
| 代表作 | |
| 《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 |
顾颉刚（1893年－1980年），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中国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
目录 |
生平 [编辑]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部，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
从1920年开始考辨古史，次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论点，在史学界引起争论。后编入《古史辨》（八册）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辨文章。
1935年，由于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逐渐侧重边疆地理研究，并于1936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同时宣传抗日。抗战期间，转入内地。1939年顧頡剛发表《中華民族是一個》，開啟了輸血論的先河，提出“漢人是許多民族混合起來的，他不是一個民族”“常有強壯的異族血液滲進去，使得這個已經衰老的民族時時可以回復到少壯，所以整部的中國歷史的主要問題就是內外各族的融合問題”。
1949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三皇考》、《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吴歌甲集》等。
思想 [编辑]
顧頡剛成長於晚清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他最早接觸到的時代思想便是戊戌維新思潮。五四以降引進的西方近代科學的懷疑論觀點對於顧頡剛的早年學術活動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催生了一個以顧頡剛爲代表的批判的反傳統的古史辨派。顧頡剛乃歷代疑古辨僞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對崇拜帶有深厚儒家色彩的歷史傳統，而且也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實用主義，從一開始就受到維護中國史學正統人士的批評。虽然顧頡剛採用的某些方法和結論值得商榷，但是無庸置疑，他的理論對20世紀的中國史學的産生了深遠影響，这是任何構建新史學理論體系的人所無法回避的。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近年來的“走出疑古時代”的提倡者對於顧頡剛和古史辨派的攻擊最爲猛烈。
史學理論 [编辑]
中國傳統的古史系統，在前漢時代已經大致確立，為：盤古開天，經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只是其前段的系統並不十分穩定。
中國疑古之風自古即有，惟1904年之後，西洋「中國民族西來說」、「中國古文明西源論」等觀念傳入中國，國人開始思考中國人種與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1895年，法國最著名的“中國學者”沙畹所譯的《史記》第一卷出版，其序論中曾指出堯舜禹等模範人王的傳說，大都屬於後人所偽造的。其後，夏德(F.Hirth)在所著《中國古代史》（1908年出版）中，對於堯舜等的傳說亦致懷疑。當時深受西方近代史學家Ludwig Riess等人影響的東洋史學強調史料的嚴格考辨，在此背景下1909年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提出“堯舜禹抹殺論”宣稱堯、舜、禹是春秋戰國以後創造出來的，震驚日本漢學界。[1]在此背景下，胡適1918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則開啟國內疑古派先聲。胡適在這本書裡對沒有可靠材料證實的遠古時代採取了質疑的態度，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第一次把孔子作為一個哲學家、思想家，而不是作為一個聖人來研究。胡適大力倡導用歐洲、日本漢學方法整理國故，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截斷眾流”，直接以諸子百家開篇，開啟一代疑古之風。他的古史觀是：“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的軌道以後，然後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五四運動開始，疑古風潮大興，傳統的古史系統遭到破壞，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莫過於顧頡剛。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则深受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影响，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2]1923年，顧氏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即層累造成說，顧氏認為傳統古史有三個特點：
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
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為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為一個孝子的模範。
第三，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如我們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但可以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
顧氏又提出推翻信史必須具備的四項標準：
（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
（二）、打破地域一統的觀念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在1926年的《自序》裡，顧頡剛認為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來源有四：第一是自劉知幾至崔述的辨偽傳統，第二是康有為為代表的清代今文經學，第三是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方法，第四是故事傳說、民間歌謠的暗示。[3]顧氏一開疑古之風，學者蜂起跟隨，若將疑古學者分類，概有信古派、疑古派、考古派、釋古派。胡秋原則認為錢玄同是古史辨運動的關鍵人物，不但引導顧頡剛“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齊揭破”，否定堯舜、否定六經、否定六經與孔子的關係、甚至否定《說文》，就是要通過“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來達到“廢孔教滅道教”的目的。[4]
师承 [编辑]
老师：
师兄弟：
主要弟子：
軼事 [编辑]
1923年發表「大禹是條蟲」的論點。顧頡剛引《說文》的「禹，蟲也，從禸，象形」及「禸，獸足蹂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話裡的動物[5]。此一論點受到刘掞藜[6]、胡堇人[7]等人的批评。1940年時，教育部政務次長顧毓琇提出禹的生日可不可考的問題。顧頡剛說：“禹是神話中的人物，有無其人尚不能定，何從考出他的生日來。不過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懋、汶一帶地方，他們習慣以六月六日為禹的生日的。”後來國民政府訂於6月6日為工程師節，當天報紙上刊出陳立夫的一篇演說，說：“大禹治水是我國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現在禹的生日已由顧頡剛先生考出來了，是6月6日，所以我們就定這一天為‘工程師節’。”[8]。後來陳立夫說：“你不是說大禹是條爬蟲，怎麼會有生日！”顧反駁：“你只叫我考證生日，我是根據現有的資料考證出來的，我是從學術考察，不是從爬蟲考察。”
魯迅與顧頡剛曾在廈門大學同事，但在廣州中山大學兩人並沒有共事，因顧來時魯迅已離開。兩人在廈大時已有很深矛盾。《故事新編·理水》裡的「鳥頭先生」這個角色，被認為就是影射顧頡剛（據《說文解字》，"顧"字從頁雇聲，雇是鳥名，頁本義是頭）。
主要著作 [编辑]
- 《崔东壁遗书·序言》，亚东图书馆，1936
- 主编：《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中华书局，1955
- 《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
-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重印本)
- 《尚书通检》
- 《中国疆域沿革史》
- 《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与章巽共同编写，譚其驤校訂）
-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
-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至第三集），中华书局，1988
- 《顾颉刚读书笔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 《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
- 顾潮、顾洪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中国当代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
- 《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西北考查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尚书〉校释译论》
注釋 [编辑]
- ^ 李孝迁,《日本“堯舜禹抹殺論”之爭議對民國古史学界的影響》，《史学史研究》2010年 第4期
- ^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编，第80页。
- ^ 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
- ^ 《古史辨》第1冊213頁，1982
- ^ 顧頡剛，〈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第9期
- ^ 1923年5月13日，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禹是上帝派来的神，不是人’的意思。”
- ^ 胡堇人在《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中说:“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说文》禹字训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般望文生义的解释，如何叫人信服呢?”
- ^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
研究書目 [编辑]
- Laurence A. Schneider著，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台北：華世出版社，1984）。
-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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