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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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Yuan shikai re-design.jpg
任期
1911年11月16日-1912年2月12日
君主 宣統帝(溥儀)
前任 慶親王奕劻
繼任 民國創建,清朝覆滅
任期
1912年2月15日-1913年10月10日
副總統 黎元洪
繼任 被國會選為正式的中華民國大總統
任期
1913年10月10日-1916年1月1日
副總統 黎元洪
前任 臨時大總統
繼任 准备实施君主立宪,称帝
YuanFlag1.svg 中華帝國皇帝(筹备)
任期
1916年1月1日-1916年3月22日
總理 陸徵祥
前任 帝國創建
繼任 民國恢復,頭銜廢止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第1任大總統(復任)
任期
1916年3月22日-1916年6月6日
總理 徐世昌 段祺瑞
副總統 黎元洪
前任 民國恢復,重任大總統
繼任 黎元洪
个人资料
出生 1859年9月16日
大清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
逝世 1916年6月6日(56歲)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京兆地方
政黨 北洋軍閥共和黨
信仰 儒教
簽名 袁世凯的簽名
袁世凯
简化字 袁世凯
繁体字 袁世凱
經歷
著作
  • 《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慰廷(又作慰庭慰亭),容庵汉族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今项城市袁寨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重要的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北洋新军領袖[1],对近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恢复作出过重要贡献[2],被称为中国近代陆军之父[3],是中国警政、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奠基人[4],对中华民国的成立起到关键作用[5]。曾任清朝內閣總理大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華民國大總統等职。

袁世凱於清末投身行伍,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軍,被清廷委以重任[6],回国组建新军,襄贊洋務運動清末新政[7],自道員總督巡撫累升,至入值軍機處,甚至內閣總理大臣,成為清末頭號權臣。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是大清帝国的直接终结者,他用和平手段劝使大清皇帝逊位,临朝称制隆裕太后诏授袁世凯全权组建临时政府[8]中華民國因而得以真正成立[5],并完整继承了晚清版图。

當選为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后,袁世凯延续自己在前朝当政时的改革思想,积极发展民族实体经济,竭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在赣宁战乱倭扰之患后,伴随着政局和社会乱象[註 1],质疑共和立宪的声音甚嚣尘上。相较于落伍的君主專制及在中国踉跄而行的共和立宪,部分列強当时施行的君主立宪[註 2]被认为对拥有千年君主历史的中国更为有利,中外相关学者力谏变更国体以巩固国基。经国民会议表决,多数代表赞同改变政体[9],袁接受推戴后,着手建立年号为洪宪中華帝國,但在日本及反袁势力的摧挫中以失败告终[10]。袁於1916年6月6日逝世,受国葬礼遇,葬于河南安阳洹水北岸袁林[11]

早年生涯[编辑]

袁世凱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出生於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寨(今項城市王明口鎮袁寨村)一個官宦家族。父祖多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間開始興盛,袁世凱的從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運總督,並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為淮軍重要將領,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與捻軍作戰得勝。他的父親因此將他取名為“凱”,並按照家族族譜譜名字輩“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給他命名“世凱”。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紳,曾任陳留訓導,父袁保中官至候補同知。叔父袁保慶曾在袁甲三的軍中帶兵,官至二品江南鹽道道臺。袁世凱自幼過繼给袁保慶為嗣子,少年時隨嗣父先後到濟南金陵等地讀書。袁保慶病故後,复隨堂叔袁保恆燕京念书。1876年秋,赴陈州参加乡试不中,年底与沈丘于氏结婚。1878年袁保恒去世,返回项城,移住陈州,与当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结交,拜为金兰。1879年秋,再次乡试不中,遂棄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凱至山東登州,投靠袁保慶的結拜兄弟吳長慶,任“慶軍”營務處會辦。吳長慶出身淮軍,為慶軍統領,統率慶軍六營駐防登州,督辦山東防務。

嶄露頭角[编辑]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軍亂,朝鮮高宗李熙之父雲峴君李昰应利用軍隊兵變,成功奪權;朝鮮「事大黨」與雲峴君有隙,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東征朝鮮半島。清軍將雲峴君擄至保定問罪,當年年仅23歲的袁世凱,則以「通商大臣」身份駐藩屬國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式陸軍並控制稅務。

1884年朝鲜政治又起纷争,政权内部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王室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激进派。以金玉均激进派为代表的「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被「事大黨」及閔妃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指揮军队擊退日本军,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12]1885年,袁世凱被封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1887年8月开始,朝鲜政府先后向日本和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不满。[13]对此袁世凯上书李鸿章,献议对朝鲜问题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然而清政府饱受列强欺凌已是焦头烂额,所以在对朝鲜问题的处理上举棋不定,对袁世凯的建议搁置不问。[14]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形势愈演愈恶,朝鲜国王向清廷借兵,李鸿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军开赴朝鲜。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6月7日清廷将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廷称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军到达朝鲜京城。获悉清廷出兵后,起义军6月11日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朝鲜内乱有所缓和。6月12日大鸟圭介主动与袁世凯会晤,商谈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对此不满,在没有达到全部目的前拒绝撤兵,中日双方对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对清军发动袭击,挑起丰岛海战,进而引爆中日甲午战争[15]

小站练兵[编辑]

中日甲午戰爭以清軍海陸皆敗收场,袁世凱奉命隨軍撤退天津。因袁世凱在朝鮮時期表現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鴻章等大臣乃於1895年舉薦袁世凯負責督練新軍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命袁世凱接替胡燏棻練兵。袁世凱派人到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16]袁世凯開始了在天津塘沽之間的天津小站的练兵生涯,史稱小站練兵,這股兵力後來成为清末陸軍主力。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16]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普鲁士风格曲调的《大帅练兵歌》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7]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速度,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6]

清末政局[编辑]

戊戌变法[编辑]

戊戌变法因戊戌政變而失敗,对于1898年发生的戊戌政變,袁世凯是否向榮祿告密,存在不同说法。光緒帝重用的維新派人物寄望於袁世凯的新軍,9月18日(八月初三)譚嗣同夜访法华寺,面勸袁世凱兵變,出兵慈禧太后所居之頤和園,控制燕京政局。但忠於慈禧太后榮祿曾有恩于袁世凯[註 3],所以有观点认为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回天津后將譚嗣同的想法告訴了保守派势力榮祿(时任直隶总督),榮祿连夜赶到北京将情况告诉慈禧太后,慈禧发动政变,光緒帝遭軟禁。但这种观点有许多破绽。

近代根据史料记载,戊戌时袁世凯倾向维新派,并未主动告密,[18]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全面掌握政权。假如袁世凯真有告密行为,那么谭嗣同作为劝言袁世凯劫持慈禧的人,可谓罪不可赦,但上谕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18]同时,时间和技术也是问题,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抵达天津已是日落,赶到荣禄处已是夜间,即便告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荣禄根本无法在凌晨及时赶回北京。可见慈禧太后凌晨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18]再者,根据清宫档案《知会簿》军机章京命令军机大臣值班情况看,袁世凯回天津之前,保守派已经采取了行动,可见政变非袁世凯回天津主动报告引起。[19]其实,1898年6月11日后,慈禧就为发动政变做准备,包括一系列孤立、监视光绪皇帝的行为[註 4][20]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罪責為族滅叛國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只是脱身之举。[18]即便按照维新派原计划进行,袁世凱對於戊戌維新能否成功仍有爭議,因为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新軍戰力,并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於北京附近的眾多部隊。

义和团[编辑]

義和團山東的排外斥行為,引起歐洲各國不滿,1897年11月德国藉口巨野教案,武装侵占胶澳地区后引起连锁反映,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界地。在此期间,袁世凯先后向山东巡抚张汝梅[21]、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22]、代理营务的徐世昌[23]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24],实则是遏制德军。[25]

1901年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及光绪皇帝的朱批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并间接或直接地支持义和团,毓贤尤为显著,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纠纷引起教案。外国入侵引起人民反抗,进而引起教案,而教案又是列强进行扩张、发动战争的借口。对此毓贤无力驾驭局势,只能是自己怕洋人所以煽动百姓与人闹事。[26]这引起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27],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这个意见也符合慈禧太后和荣禄罢免毓贤任命袁世凯的想法。12月6日,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八國聯軍戰禍爆发,山東省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清末新政[编辑]

1901年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成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顺利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隸總督期间,袁世凱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除科舉、兴办学校、督辦新軍、发展实业、獎設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請建立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前身),后来參與到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前身)的建設中,他一手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成为今天中华民国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由他倡導的北洋新区是中国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區。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基础,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六镇,后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总兵额达7万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凯在河间府举行河间秋操,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现代化正式野战演习。1906年又舉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瞩目。

1907年丁未黨爭軍機大臣瞿鴻禨被罷黜,林紹年請辭,因而袁世凱與張之洞替補調入朝廷,任軍機大臣,成為中樞重臣。但同時也讓他疏遠軍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天津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支新式警察隊伍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并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1908年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溥儀繼位,醇親王載灃攝政,升任攝政王的載灃因為反對袁世凱的很多新政措施,解除了袁所有职务,袁知時勢不祥,稱疾返回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陽市)。袁在此期間韜光養晦,隐居期间仍關心政事。

东山再起[编辑]

袁世凯军装照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註 5]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北洋军是清政府唯一可以抵抗起义的力量,令陆军大臣廕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廕昌没有驾驭北洋军的能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中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袁世凯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表达善意,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议和。[28]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则都希望袁世凯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29]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将袁世凯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凯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29]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清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廷又宣佈解散滿人皇族內閣,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凱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11月16日以汉族人为主的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註 6]。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世凯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28]12月2日,《时报》发表袁世凯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30]

大清帝國覆滅[编辑]

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

在南方独立各省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召开的联合会中,1911年12月2日《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同时决定大总统职权暂由大元帅行使,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对。《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让黄兴代职。[29]而黄兴力辞不就,组建中央临时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凯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展开讨论,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相关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无疑将当选民国首任总统。这样的结果是同盟会不愿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并選出孙中山為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属非法代表[31]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解释原因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28]

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通电清政府,称军情紧急,请求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其实是袁世凯压制清室主战派的手段。1月12日,袁世凯指使奕匡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例。1月16日袁世凱亲自上奏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在当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凯遭到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侍衛隊長等十人,袁倖免於難。袁世凯后来称病休息,但继续让他的亲信代他逼宫。[32]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註 7]的方式向袁世凯摊牌,企图做实南京临时政府。[28]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幕后谈判全部曝光,势同最后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28]袁世凯以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与南北双方协商的内容不一致为由拒绝接受,袁世凯认为,如果清帝退位后各国不能及时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又不能统一中国,中国便成无政府状态,这样就无法维持秩序,对付外人。如果孙中山一定坚持己见,他不得不作废先前谈妥之事。期间,孙中山还以出让中国利益的方式企图向日本借款,以筹备与袁决战,但未能得逞。[28]袁为少生枝节,屡屡向孙妥协,同意同盟会多人进入总长之列,同盟会最終如愿以偿。[28]最终在袁世凯亲信的继续逼宫下,隆裕太后于2月12日颁降懿旨,接受優待條件,幼帝溥儀退位,清朝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让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清朝統治宣告終止。她在《宣统帝退位诏书》中说: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中華民國總統[编辑]

临时大总统[编辑]

南北議和後,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共和,根据南方独立各省及部分革命党人自始至终的意愿,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准备将总统一职还位[29]给袁世凯,并于2月14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參議院发贺电称“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袁)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2月18日,八旗全体上函袁世凯称“北方人士既推(袁)公为中国华盛顿第一,南方君子复许公为世界华盛顿第二,实为中国全体人民所同钦仰之铁证”。[33]

袁在北京外交部迎賓館就職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履行約定迫使清帝退位後南京临时政府不願交出实权,遂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變總統制责任內閣制[註 8],内阁代大总统对国会负责,使大总统成为空有其名而无实权的虚职,希圖架空袁世凱,并规定大總統到南京就職。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35]2月29日,北京兵變后,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

袁世凯就職後,堅持五族共和,同時積極與列強交涉,維持中國對蒙古西藏的主權。在施政上,袁世凯遇到不少困扰,《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但第一届内阁就与总统闹独立,内阁总理唐绍仪不仅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而且在执行袁世凯所制定的政策时,更多地不是考虑整个国家利益,而是考虑与同盟会的向背。[36]

在1913年2月举行的民国首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获得多数議席,按約法精神應由該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不料宋于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在没有证据前提下,孙中山指称袁世凯授意暗殺,袁世凯在5月3日的政府公文中表示,宋案应候司法机关裁决。近代部分学者认为宋是被孙中山派人暗杀[37]。宋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租界西捕房安然无恙,刚转进陈其美老部队改编的军营中,[38]还未仔细审讯,就离奇死亡。当时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径并未走完,各界也纷纷呼吁依循法律解决。但提倡“五权宪法”的孙中山却越过司法途径,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坚持诉诸武力,以造反的方式(史称二次革命)对抗袁世凯,惨遭失敗后流亡日本。[39]面对种种乱象,袁世凯颇为苦恼,于1913年7月22日发表《中央困难情形文》,他从选拔人才、财政和党乱等方面阐述中央的苦衷:

……經年國基甫定……乃忽有贛寧亂耗發生。……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议院果清白乃心,博商共济,则物色一国最高之才,使荷一国最重之任。……乃自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一年以來,原有賦稅,地方節節截留,中央徵解無幾,而善後之費日增,舊債之期更迫,乃或利用感情之弱點,倡爲無責之游談,國稅則屢徵而屢抗,外債則旋贊而旋否,借風作浪,節外生枝,以黨略為前提,置國命於孤注……

正式大总统[编辑]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國會选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0月10日,袁在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就職演説中,談及個人從政生涯及共和國成立后,法律、道德、教育和實業發展等方面問題。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乃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增訂版,對大總統的權限仍然有衆多限制。袁世凯10月16日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指出临时约法限制过苛,而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規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所以爲了政务统一,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国会无视《临时约法》规定的临时大总统向议会咨询的权力,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世凯的陈述。袁的意见遭国会堵塞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电复中均支持袁世凯的意见。[40]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根據警备司令官查获贛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組成部分)領導者李烈钧與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來往勾結之實,爲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遂發佈《解散國民黨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在對國民黨人的告誡中,袁世凱指出:

……國民黨之所謂黨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奪權利之實。凡可以逞其野心者,雖滅國亡種,荼毒生靈,亦所不惜。其運動方法,或以利誘,或以威嚇,或以詐取,務使同種之人,互相殘害,而自為狡兔三窟之謀。其鼓吹之術,或以演詞,或以報紙任意造謠,顛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單簡之青年,一入彀中,即為所賣,附和煽亂,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為,即個人尚不能立身,遑論治國?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國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袁世凱派員組織中央政治會議作爲臨時替代機構,在召開的首次政治会议上,袁世凱指出内政紊亂是因部分人錯誤理解平等自由共和的内涵所致,還聲明亂黨人員失敗后捲公款而逃,并談及外交及司法獨立問題。1914年1月,袁世凱根據黎元洪等人及政治會議的意見,將國會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了民告官爲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凱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改责任內閣制為總統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与日条约[编辑]

背景[编辑]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註 9][41]

——胡适对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涉的评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協約國)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東膠州灣膠濟鐵路沿線地帶。袁世凯政府分别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

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而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産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这一借款案的主谋正是时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42]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际,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條》)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42]及孙中山与森恪之间达成的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的秘密借款案。[43][44]日本还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認日本取代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洲及蒙古的權益,以及承諾聘用日本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美國聞訊雖對日本提出抗議,但日方並沒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经过[编辑]

《中日民四条约》文本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削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45]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

……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

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46]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45]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他说: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46]

在日本的脅迫下,袁世凯政府5月9日在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后将当日定为中国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 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註 10],总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48]近年来一些新的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袁世凯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

……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49]

日置益的话让袁世凯倍感压力,袁世凯政府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现存一份孙中山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註 11][51]。孙中山甚至承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52]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周旋、拼命外交之时,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孙中山却秘密与日本人暗中联系,甘心接受比《二十一条》更为苛刻之条款,以换取日本的支持。[53][44]

中华帝国[编辑]

君主立宪背景[编辑]

外部视频链接
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

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54]

——美国政治协会会长古德诺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憲法顧問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與君主論》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9]。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註 2]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註 12]之稱的楊度孙毓筠等人成立籌安會,发文支持施行君憲。楊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55]8月23日,籌安會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9]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偽造《順天時報[註 13],營造日本支持袁稱帝的氛圍。[53]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9]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依參政院起草的《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由全國選出的國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時就國體變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9]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書,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

……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57]

12日早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57],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

中華帝國國旗
……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58]

此后,中華帝國进入筹备阶段,[59]欲改年號洪宪,意为洪扬宪法,定1916年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總統府改為新華宮。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舉行护国运动,西南爆發反袁運動。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60]原令如下: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60]

中华帝国结束[编辑]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討袁(或表面支持君主立宪,背后却筹备讨袁),蔡锷这种表里不一的背叛行为亦遭人质疑。[60]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勝負。與此同時,中華革命黨和日本帝国也趁機活動,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世凯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註 14][10]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註 15]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註 16]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於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佈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临终遗言
1916年袁世凯葬礼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註 17],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英语Royalist attack on Chaves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机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63]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61]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取消帝制后滇军仍坚持要袁下台。革命党人继续动乱。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61]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中毒[61]。5月16日,袁的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61]袁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2]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者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11]北洋政府根據其「葬吾洹上」的遺願,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趕赴河南安陽慎選堪輿,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續近兩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餘萬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銀元建成,[11]陵墓被稱为「袁林」,佔地近130畝。[64]

任内施政[编辑]

文化方面[编辑]

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十二章国徽

满清入主中原后,中华传统的礼仪风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65]汉族出身的袁世凯在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上不遗余力,逼满清宣统帝退位之后,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倫常文》,提倡国民尊崇伦常,他在《通令國民尊崇倫常文》中说:

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66]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孔聖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

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67]

另外,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关史料记载,中国春节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68]

军事方面[编辑]

新军操练场景

1903年起,袁世凱开始着手中國軍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軍教官,创办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舊軍改編警察,令中國軍警分離,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69]

對外軍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鮮王朝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擊退日軍,瓦解了朝鮮親日派和日軍顛覆朝鮮政權的圖謀。之後,在袁任清朝駐朝鮮大臣期間,他盡一切可能擴大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成為朝鮮王朝內最有權勢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外交事務和內政。[70]義和團運動爆發后,在山東的袁世凱兩廣李鴻章湖廣張之洞兩江劉坤一,一起組織了東南自保運動,反對朝廷對於義和團的支持、也反對朝廷對外國的宣戰,並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鎮壓拳民,保護在華外國人的安全。雖然這一政策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具有反動性,但是也正是這一政策使得經濟昌盛的東南地區,避免了義和團運動帶來的社會混亂與外國武力的入侵。[71]

经济方面[编辑]

袁世凯对工业、农业、商业三者并重发展,甚为得策,尤其對中國的工業化有很大貢獻。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72]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73]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74]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75]

教育方面[编辑]

1903年,袁世凯(中)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与该馆监督和学官大臣合影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新式學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53]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國家之繁榮昌盛,實繫於國民之品德、知識和體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強化公民教育。[53]袁世凯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76]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77]

政治方面[编辑]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宫下,满清皇帝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成立。[5]袁世凯作为编纂官制大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78]他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選人考試,以考察行政能力與一般知識為主。并建立廉政機構,設置平議院,專門審理官員犯罪案。[79]在法律建设上,袁世凯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69]袁世凯还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80]

捍卫领土[编辑]

1912年中华民国共和纪念邮票所示中国疆域,外蒙古在后来中国国民党统治期间独立。

袁世凯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竭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利益。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令中明确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中国内政。然而,英国公然表示不承认中国关于对西藏主权的宣示,以麦克马洪线製造了中国和英属印度的領土爭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企图用欺骗手段让中方在条约草案上“草签”,被袁世凯政府一口回绝,最终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而“麦克马洪线”也未获承认,成功捍卫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81]清末民初,外蒙古俄国的鼓动下独立,致使内蒙古局势不稳。袁世凯对此保持高度警觉,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大量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使内蒙古王公们放弃了分裂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人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袁世凯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82]另外,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保障了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83]

禁毒禁赌[编辑]

禁毒禁赌也是袁世凯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84]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85]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註 18]。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86]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87]

評價[编辑]

孙中山政治继承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两党利益影响(而非中国国家利益),为维护和宣传孙文派系发动“二次革命”、中国国民党颠覆北洋政府继而国共两党先后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官方版本的近代中国史對於袁世凱的歷史評價以負面居多,袁世凯的真实形象被扭曲丑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表示,中国国民党在1927年成功夺权后,对袁世凯进行了大量妖魔化工作。实际上,没有袁世凯就没有民国的建立。[88]因有史料支撑,部分学界人士对袁世凯的功过已经有趋于客观公正的评价;袁家子孫表示,受官方误导,民间近百年来对袁的评价还是以负面居多。[89]而關於他的負面評價是否公允也遭人質疑。[90]

袁世凯在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各有建树,他和平逼迫清帝退位,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避免流血冲突的方式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领导的北洋政府开放党禁,解放思想,使中国在思想领域上出现自春秋时期后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经济上确立“私有产权”制,推行“自由经济”,使中国经济在晚清后出现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90]有人視袁世凯为一个真正的改革家。[91]

国民党声称袁世凯是暗殺宋教仁的元兇。真正的元兇近代有不同说法。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如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53]亦有學者從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情況分析,指出宋教仁是被幫會分子暗殺。[92][93]後來袁世凯欲建立中华帝国,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對,起初表示衷心支持君主立宪的北洋軍人蔡锷也背叛袁世凯。稱帝之舉被部分人视为袁氏政治生涯中的錯誤决定,但当时部分社会精英认为君主立宪制度比共和制度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後來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不仅袁世凯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孙中山及后来者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对共和政体产生过动摇,事实上他们最后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蒋、毛二公虽然都有做皇帝之实,但力避做皇帝之名,袁公的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94]

1915年,日本政府企图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在外交壓力下,最终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但在東亞地區因歐戰爆發而陷入國際權力真空之際,面對日本一國獨強的巨大壓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袁世凱竭力维护国家利益,袁世凯政府對於抵抗日方《二十一條》要求,實已盡最大之努力,并拒绝了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条款,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处理已使中国利益最大化,[95]没有让日本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印度被英国殖民)。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96]再加上《二十一条》中的相关条款跟孙中山之前为筹款而主动提出的涉日条款相似,[44]因此以此深究实在有欠公允。袁世凯本人也号令全国教育联合会将签订条约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依此警励国人毋忘此日,誓雪国耻。[97]

私人评价[编辑]

在袁世凯任朝鲜总督时,李鸿章于1890年2月给写下「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1901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遗折中极力推荐袁世凯接替自己的职位,并称赞其「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认为袁世凯一定能顺利解决天津不能驻军问题。而慈禧的心腹荣禄在病中也举荐袁世凯。[98]

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冯自由認為袁氏是一個投機份子,他认为袁世凯在被光緒帝委以大任時卻投靠慈禧太后后黨。冯自由还认为袁世凯支持南方革命,并逼迫清廷皇帝退位是为了当上民國總統。因此冯自由声称袁世凯是選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投機分子。但近年史学界披露袁世凯并没有投靠慈禧太后[18],另外在辛亥革命期间,北洋军的军事实力远胜于革命党人,称袁世凯投靠革命军,实无从谈起。也正是由于袁世凯主动积极的和平努力,使中国避免陷入严重内乱,而且也给中国创造了一个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99]

中国实业家王錫彤称袁世凯:「……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以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而成则奖藉不遑,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其生平于政治外无嗜好,一切饮食,衣服,绝不讲求。未明求衣,夜深方息,日日惟国计民生是谋,以破烂不堪之民国,至三四年间,天下大势得以粗安,工艺商业,逐渐发达,国库渐丰,民生渐遂,有由来矣。特中国习染之污已不可湔,四围空气,异常恶劣,地位愈高者,左右趋承愈众,献媚希荣之术百出不穷,稍一疏懈,辄为牵动」。[100]

袁世凯外交秘书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称其:「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101]……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101]」,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的外交工作称:「此人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袁世凯总统都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101]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101]……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积贫积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101]他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101]

民国政要张一麟评价袁世凯:「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非卓卓贤长官哉」。美国外交官马慕瑞称:「相较於同时代的国民党,袁世凯是一位敏锐,引人注目的外交官」。毛泽东称袁世凯是近代四大伟人之一,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仅次于曾国藩。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称:「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102]

家族[编辑]

袁世凯与母亲的合影
周妃(左)、閔氏(中)、翠媛(右)
袁世凯与儿女合影

袁世凯一妻九妾,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二十二个孙子、二十五个孙女,儿孙总和达七十九人。

  • 第一妾 沈氏(蘇州人,未生育子女)
  • 第五妾 楊氏(天津楊柳青人,小戶人家,精明能幹)
  • 第六妾 葉蓁(南京人)
    • 第十四子 克捷,娶北京女招待王氏為妻。
    • 第十七子 克友,娶京劇演員於雲鵬的女兒為妻。
    • 第九女 福禎
    • 第十一女 奇禎
    • 第十二女 瑞禎
  • 第七妾 張氏(河南人,未生育子女)
  • 第九妾 劉氏(第五妾楊氏一個丫頭)
    • 第十六子 克藩,早亡。
    • 第十三女 儀禎,在季禎死後,續嫁陸寶忠之子。

著作[编辑]

  • 袁世凯 纂,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光绪廿四年(1898年)秋石印本
  • 袁世凯 纂,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光绪廿五年(1899年)石印本
  • 袁世凯 纂,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光绪廿八年壬寅二月昌言报馆石印本

袁世凯相关书籍[编辑]

  • 沈雲龍 輯,袁世凱史料彙刊(影印本),台北:永和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五年(1966年)
  • 張鎭芳 修,淸 施景舜 纂,項城縣志,民國三年石印本
  • 丁振鐸 輯,項城袁氏家集,宣統三年淸芬閣排印本
  • 沈祖憲 輯,養壽園電稿
  • 袁世凱 輯,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光緒二十四年排印本
  • 袁世凱 輯,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
  • 沈祖憲 輯,養壽園奏議輯要
  • 甘厚慈 輯,北洋公牘類纂,光緒三十三年排印本
  • 甘厚慈 輯,北洋公牘類纂續編,宣統二年排印本
  • 沈祖憲 吳闓生輯,容庵弟子记,1913年
  • 袁克文 撰并輯,洹上私乘,大东书局,1926年
  • 劉成禺 撰,洪憲紀事詩本事簿註
  • 陸純 輯,袁大總統書牘彙編,民國三年序排印本
  • 國事新聞社 輯,北京兵變始末記,民國元年序排印本
  • 黃毅 輯,袁氏盜國記,民國五年序排印本
  • 白蕉 撰,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人文月刊社,1936年
  • 梁啓超 撰,盾鼻集,民國五年序排印本
  • 庾恩暘 撰,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民國六年序排印本
  • 闕名 撰,袁世凱全傳 袁世凱佚事,民國中排印本
  • 洪憲公報 洪憲元年一月六日至三月二十四日(卽政府公報),政事堂印鑄局 發行
  • 黃遠庸 撰,遠生遺著(卽黃遠生遺著),民國八年序排印本
  • 張維翰 輯,民初文獻一束,鈔本
  • 阮忠樞 等輯,居仁日覽,鈔本
  • [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天津时闻报馆,宣统二年(1910年)
  • [日]佐藤铁治郎 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此书为上一书之新版)
  • 金陵中立騃汉撰,袁世凯之新出现:六集,光明书社,上海,1911年
  • [日]关矢越山(关矢充郎),怪杰袁世凯,实业之日本社,大正二年(1913年)五月
  • [日]内藤顺太郎 著,范石渠 译,袁世凯,文汇图书局,1914年
  • [日]内藤顺太郎 著,张振秋 译,袁世凯正传,广益书局,1914年
  • 亚苏,救亡 袁世凯叛国自帝之真相,亚强社,1915年
  • 袁世凯全传,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
  • 野史氏辑,袁世凯轶事,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
  • 野史氏辑,袁世凯轶事续录,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
  • 云南政报发行所,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云南政报发行所,1916年
  • 民心社 辑,最新袁世凯,泰东图书局,1916年
  • 袁世凯 撰,襟霞阁主编,袁世凯家书,上海:共和书局,1925年
  • 平如衡,袁世凯家书 (第七版),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
  •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袁世凯奏折专辑,台北:廣文,1970年
  • Lo Hui-min (ed.)(1976)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1: 1895-19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 Hui-min (ed.)(1978)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2: 1912-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澳]骆惠敏 编,陈霞飞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
  • 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 佚名撰,中日交涉纪事本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
  • 袁世凯家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
  • 天津市档案馆辑,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 陈瑞芳 王会娟编辑,北洋军阀史料 袁世凯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 袁世凯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委会辑,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
  • 文斐,我所知道的袁世凯,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 袁静雪袁克齐著,袁世凯秘辛,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註釋[编辑]

  1. ^ 1913年,《大公報》發表題爲《諭中國今日人心風俗敗壞之原因》的文章指出:吾国今日人心风俗之坏,为亘古所未有。民国建设,瞬息年余,海内人民,喁喁望治。以为旣采用世界最良之政体,必能增进五族无涯之幸福,启发吾国未有之文明。顾就一年余之成绩言之,政体之表面,虽已号称共和,而考其内容,几无一事不与共和相反,举国上下,纷纭扰攘,惟知有权利之争,是故就大部分之争言之,则有南北之争,中央地方之争,就各部分之争言之,则有省界之争,县界之争,鄕界之争。至於立法机关,自县议员以逮参众议员,选举以前之运动,开会以后之喧嚣,无在■竸争之怪剧,行政机关,自知事以至总统,或取之以金钱,或得之以势力,各逞其争夺之私谋。若夫司法机关,权利固较狭矣。而位置之争,资格之争,薪俸之争,法官辩护士之争,嚣然不靖。而立法行政两部,又以私人权利之故,曡起争端,此外如党派之倾轧,报纸之纷呶,学校之风潮,社会家庭之革命,尤方兴未艾……
  2. ^ 2.0 2.1 当时各大列强中,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有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國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奥匈帝国则属于二元君主国
  3. ^ 1896年4月监察御史胡景桂以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嗜杀擅权”等罪弹劾袁世凯,荣禄当时视察新军,被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得以留任。
  4. ^ 这些行为包括:1,为了孤立光绪,免去翁同龢的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2,为了抓住朝廷的用人大权,使光绪皇帝无法破格重用支持变法的官员,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3,抓住军权,任命她的侄子荣禄统领清朝当时最强的三军,与此同时,慈禧还加强京城内外的警戒,在宫内部署眼线,密切监视光绪皇帝。[20]
  5. ^ 包括:1,资产阶级革命派;2,以中国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党;3,积极联合革命势力鼓动各省宣布独立自治的立宪派。
  6. ^ 其成員是: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趙秉鈞、度支大臣嚴修、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薩鎮冰、司法大臣沈家本、農工商大臣張謇、郵傳部大臣楊士琦、理藩大臣達壽。並以胡惟德烏珍陳錦濤楊度田文烈梁啟超譚學衡熙彥梁如浩榮勳分任各部副臣。
  7. ^ 1、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2、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3、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4、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5、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此方于事实上完善。
  8. ^ 孙中山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1911年10月宋教仁就起草了内阁制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孙中山对约法不满,但在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时,孙中山又重新拿出宋教仁的《临时约法》,将国家大法做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用于削减袁世凯的权利。[34]
  9. ^ 胡适还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称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
  10. ^ 《关于山东省之条约》的附属换文:《关于山东事项之换文》、《关于山东开埠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的附属换文:《关于旅大南满安奉期限之换文》、《关于东部内蒙古开埠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开矿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铁路课税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聘用顾问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商租解释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接洽警察法令课税之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条约第二至第五条延期实行之换文》;另外有《关于汉冶萍事项之换文》、《关于福建事项之换文》、《关于交还胶澳之换文》3件换文。[47]
  11. ^ 《中日盟约》是在当年3月出版的《民族评论》中被揭露的,当时外界似乎已有所闻。1915年2月15日在上海发行的《正谊》杂志刊登的来函中对《中日盟约》进行指责:“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50]
  12. ^ 指杨度、孙毓筠、李燮和、刘师培、胡瑛、严复、梁士诒、张镇芳等十三人,合称“十三太保”
  13. ^ 此事被袁世凱次子袁克文和女兒袁叔楨無意中發現,袁世凱曾責袁克定「欺父誤國」[56]
  14. ^ 1916年1月9日,孙中山电告上海总机关部,日政府派青木海军中将来沪,嘱与联络;[61]1916年1月19日,大隈重信内阁通过了注意中国南方动乱的决议;[62]1916年2月19日,孙中山与日人久原房之助订立借款七十万日元;[61]1916年2月21日,大陆政策急先锋田中义一向冈市之助建议采取手段让袁世凯退出并扶植日本的政治势力;1916年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晤梁启超,商讨袁事,并为设法赴广西;[61]1916年3月7日,大隈重信内阁决定要袁世凯退出权力圈,因为袁世凯不能保障日本在华利益;[10]1916年3月15日,代理奉天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电告外务省,日本人策动宗社党起事;1916年3月30日,日本太仓喜八郎以百万日元资助前清肃亲王善耆的宗社党;1916年5月4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得到日本资助,从青岛到潍县,攻击东城。
  15. ^ 电请或奏请袁世凯早日登位的有:1916年1月2日,李纯电请;1916年1月5日,倪嗣冲电请;1916年1月7日,段芝贵、陆荣廷、赵倜、孟恩远电请;1916年1月10日,参政院奏请,王占元、汤芗铭、靳云鹏等电请,陈箓电奏外蒙活佛及官府已遵用洪宪年号;1916年1月11日,朱庆澜、阎锡山、陈宧、张勋电请。[61]
  16. ^ 包括: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长江巡阅使张勋。[61]
  17. ^ 指1915年《二十一条》,日本企图殖民中国。
  18. ^ 可供查证的7次《禁烟令》颁布日期分别为:1912年6月11日,1912年12月25日,1912年12月28日,1913年10月27日,1915年5月12日,1915年7月17日,1915年8月13日。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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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0.0 10.1 10.2 田崎末松:《评传.田中义一》,和平战略综合研究所,1981年,第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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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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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
前任:
毓賢
山东巡抚
1899年 - 1901年
繼任:
胡廷幹
前任:
李鴻章
直隶总督
1901年11月7日 - 1907年9月4日
繼任:
楊士驤
前任:
呂海寰
外務部尚書
1907年9月5日 - 1908年
繼任:
梁敦彦
前任:
瑞澂
湖广总督
1911年
繼任:
魏光焘
前任:
慶親王奕劻
内阁總理大臣
1911年11月16日 - 1912年2月12日
繼任:
清朝覆灭,頭銜廢止,隆裕太后下诏袁世凯建临时共和政府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北洋政府
前任:
临时大总统
1912年3月10日 - 1913年10月10日
繼任:
临时大总统废止,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
前任:
设置大总统职位
大总统
1913年10月10日 - 1916年1月1日
繼任:
袁世凯建立君主立宪制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YuanFlag1.svg 中华帝国(筹)
前任:
中华民国大总统
中華帝國皇帝
(未登基)
1916年1月1日 - 1916年3月22日
繼任:
中华帝国失败,复任大总统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北洋政府
前任:
中华帝国取消
大总统
1916年3月22日 - 1916年6月6日
繼任:
黎元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