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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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5年8月14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王世杰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莫斯科簽訂,此條約最大要點是關於中国北方边界的问题,尤其是外蒙古的主權問題。換文內容附件有两条主要:1,苏军三个月内从东北“撤完”,2,「鑑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華民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後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没有时限。並同意「蘇聯出兵擊敗日本後,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內部事務,等條件下,允許將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結果決定是否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1][2]1945年10月20日,外蒙人民在被蘇聯操控的外蒙當局的監視和控制下舉行了公民投票,結果顯示97%的公民贊成外蒙古獨立

簽訂緣由[编辑]

1945年,美國鑑於在太平洋反攻時,尚未取得決定性勝利,且原子彈尚未測試成功,預估要全面擊潰日本,需犧牲一百萬美軍與五十萬英軍,因此羅斯福邱吉爾,會同史達林,於1945年2月雅爾達會議中,要求蘇聯在對作戰勝利後,對宣戰。為此史達林在會議上開出若干條件,其中攸關且出賣中國權益者如下:

  • 在德國投降、歐洲戰爭結束後二至三個月之內,蘇俄依據以下條件協助同盟國參加對戰爭:
  1.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
  2. 對1904年由於背信攻擊(日俄戰爭)所受侵害的帝俄舊有權利,應予恢復如左:(a)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均須歸還給蘇俄;(b)大連商港國際化,蘇俄在該港的優越權亦須與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口為海軍基地,也需予恢復;(c)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入的中東鐵路南滿鐵路,應設立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俄的優先權益須與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全部主權。
  3. 千島群島須交予蘇俄
  4. 上述有關外蒙古东北的港灣與鐵路等協議,須徵求蔣中正委員長之同意,依史達林之提議,美國總統將採取措施,取得該項同意。[3]

中國方面在六月由繼任杜魯門總統於接獲賀浦金斯報告後,於六月九日在白宮會同代理國務卿格魯(J. Grew) 約晤宋子文舉行商談方才得知,而方則對中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由施壓,要求對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協議過程[编辑]

1945年6月12日,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國民政府主席官邸晉謁,出示一個為進行交涉的「五項先決條件」的文件,其內容是為﹕一、恢復旅順港的租借,建立蘇聯海軍基地。二、大連商港國際化;同時保證蘇聯在該港有優勢的權利。三、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組織合辦公司,共同使用。四、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古)現狀,使成為獨立國家。五、庫頁島南部以及與其鄰接諸島暨千頁群島歸屬蘇俄。如果 蔣主席同意這幾項基本條件,蘇聯準備即刻開始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交涉。6月15日,由美國大使赫爾利送來了杜魯門總統的極機密備忘錄——「關於中國國民政府和蘇聯協定綱要的說明」,附有雅爾達密約的全文。備忘錄中記載著「史達林所表示的明確意志」,內容是﹕(一)史達林盡全力促進由蔣主席領導的中國統一。(二)戰事結束後,中國應由蔣主席繼續領導。(三)史達林期待中國達成統一、安定,希望滿洲統一中國的一部分。(四)對於中國沒有領土的要求,為了和日軍作戰而進入中國領土的蘇聯軍隊,尊重中國主權。(五)為使中國便於在滿洲組織行政組織,歡迎 蔣主席的代表和蘇聯軍隊同行進入滿洲。(六)史達林同意美國對於中國所提倡的門戶開放主義。(七)史達林同意朝鮮四國託管。

美國方面依據這個外交文書,認為是史達林對於中國沒有存絲毫野心的『背書保證』。根據杜魯門回憶錄,由杜魯門總統發給赫爾利的電令很明顯地表示出基於在雅爾達協定中會商決定「由羅斯福總統通知蔣介石主席,讓他了解。」並指示赫爾利「要盡最大的努力得到蔣介石主席的認可。」

而蔣介石與蘇聯駐大使在該日談判過程,極力爭取兩項問題:(一)旅順問題,絕對不能使用『租借』等類的名稱。(二)對於外蒙古,可以賦予高度自治,在外交軍事上都能讓其相對於獨立;但宗主權必須屬於中國。不過,這個問題,現在還不宜提出去。[4]

同年6月20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華盛頓返回重慶,他告訴王世杰:「蘇聯將不惜丟棄中共與我訂約。」[5]6月27日,宋子文等人由重慶飛莫斯科,蔣介石派蔣經國隨行。[6]隨行的還有胡世澤沈鴻烈錢昌照等。[6]

同年7月6日,宋子文電告:「史達林對東三省問題尚可讓步,但對承認外蒙獨立一節則堅持。」[7]直到7月12日為止,在和史達林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中曾經六度晤談。宋子文回國請訓後,8月5日又與新任外交部長王世杰等,於8月7日午後抵達莫斯科。當晚十時,宋子文等等往克里姆林宮會晤史達林,「ㄧ切談話幾乎完全在宋子文、史達林之間進行」[8]經過四次談判後,8月14日上午十一時王世杰「與莫洛托夫將各約文稿逐一商定,彼方亦略有遷就我方意見」。後因「中俄文約稿書寫需時」,簽字手續直至8月15日「晨六時始在克里姆林宮舉行」,宋子文、史達林出席,「約文則由兩國外交部長王世杰、莫洛托夫簽字」[9][10]。《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由此簽訂。

談判過程主要由外蒙古現狀僵持不下,宋子文認為外蒙現狀,就是維持1924年蘇聯承認中國擁有外蒙宗主權之所有現狀。而史達林則認為外蒙現狀為蒙古人民共和國一名詞,並提出基於下列三項理由,中國要承認外蒙的獨立:(一)外蒙對西伯利亞東部的防守,處於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蘇俄應有自衛的法律權。(二)外蒙不願加入中國,亦不願加入蘇聯,故而獨立中國無代表在外蒙外蒙亦無代表在中國,故中國應承認其獨立。(三)蘇俄在東方的國防計劃,懸想日本在二十年至三十年之後,將恢復其力量;蘇俄目前在遠東防止日本再恢復其力量之準備,實嫌不足:正在建築彼得羅夫羅夫斯克脫卡斯脫里兩個軍港,及由該軍港至西伯利亞鐵路幹線的鐵路,以及在貝加爾湖以北的鐵路,估計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時間,才可以完成;因此蘇俄需要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和外蒙方面自衛法律權。

7月2日與7月7日兩次談判中,宋子文奉國民政府令,拒絕承認外蒙獨立的要求。7月2日會談記錄證實,宋子文對史達林說:「吾人實處於困難之地位,吾人無法向人民宣佈吾人將放棄任何一部分領土……如吾人承認外蒙之現狀,中國政府將發生動搖。」史達林說:「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蘇俄在遠東之地位。……日本即使投降,亦將再起,因此之故,蘇俄在外蒙領土應有自己之法律權。」[11]

史達林威脅這一問題不解決,則協定不能簽訂,並強調:波茨坦會議即將開始,如兩國間問題不能解決,以出兵問題就無法商討,脅迫中國美國總統特使哈里曼極力斡旋,美國官方記述:「在談判時,宋博士之主要注意,為獲得蘇聯承認中國在蒙古的主權;此在多年前,在事實上即早喪亡,雖有1924年中蘇條約,蘇聯自1920年起,已為事實上之控制權力;宋博士顯然願意同意其他重要之讓步,以為外蒙古之交換條件;經過若干困難後,哈里曼先生始勸服其接受實質以代替形式。」

因談判不成與美方斡旋決定對策為﹕「(一)东北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共同使用旅順軍港,大連闢為自由港,期限均為二十年;旅順行政管理權,屬於中國中國在东北之主權行政能完整。中東南滿鐵線與蘇聯共同經營,利潤平均分配,至鐵路所有權應屬中國,期限均為二十年。(二)新疆動亂蘇俄依照約言協同消滅此種叛亂,而外蒙侵占之阿爾泰山脈,原屬新疆,應仍為新疆之一部。(三)中國共產黨其軍事及行政組織,深盼蘇俄祇對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與物質上之援助,蘇俄政府對中國之一切援助,應以中央政府為限。(四)外蒙問題既為兩國關係癥結之所在,願擊敗日本及上述三項由蘇俄政府接受後,擬公投方式投票後,中國宣佈外蒙之獨立;外蒙之區域範圍,以原疆界中國舊地圖為準,藉以獲得兩國久遠而根本之合作」

史達林始同意中華民國提出「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的提議,這一提議在表示中國政府,不承認民國初年蘇聯外蒙獨立侵占部分內蒙新疆土地為其領土,同時根據這一原則規定,中國保有勘定外蒙疆界之權。遂將這些協議作成換文,以為條約附件之一。

中東南滿鐵路的經營與旅順大連的特權:史達林要求這些特權有效期限為40年至45年,同盟條約期間則為20年;而中國政府對宋子文訓令原則均為20年,史達林認為時間太促,再三要求改為30年,最後中方未同意。

大連雅爾達協定訂明:「應開闢為自由港,蘇俄在該港之優越權利應獲保障。」但在莫斯科談判時,史達林要求:「作為蘇聯專用港灣,蘇俄中國共同管理大連」,經中方代表以承認之領土主權完整原則拒絕。

旅順:雅爾達協定訂明﹕「仍復為蘇俄所租用之海軍基地」。史達林因要求軍港由蘇俄管理,附屬區之行政官吏,中國於徵得蘇俄同意後任用,並要求旅順附近之繆島雷島不設防(約一百公里以外島嶼不設防)。[12][13]

當時中華民國與蘇聯簽訂此約同主要有目的,(一)穩定關係(二)減少中共猖獗(三)保證對日作戰的蘇軍在作戰結束後,自東三省撤退,以利國軍接收东北,並儘量限制蘇俄東三省的權益,與其在新疆等地的活動。(四)之間的談判,鬧成僵局,恐波及關係,發生不良影響;能夠和在雅爾達協定上簽字的兩國保持協調,予此援助中國,牽制蘇聯動向的一個條件,並可藉由國際與論,防止蘇聯侵占更多中國領土,美國間的糾紛亦不能坐視,根據道義與公理的立場予中國以援助。[14]

蘇聯違約[编辑]

東北三省(1947年省區重劃才更為東北九省)方面違約:依據該條約附屬「關於蘇軍進入中國東三省協定」,8月14日十日軍已向蘇軍總司令投降,在中國東三省的最高當局,應為中國行政當局。但蘇聯方面卻拒絕國軍美國軍艦自大連港登陸接收。[15]且中蘇條約「關於蘇軍進入中國東三省協定談話紀錄」:俄軍應在12月3日以前撤出東北,然而蘇聯並外履行此協議,拖延至隔年1946年3月1日方才告知中國政府撤軍。另外東北日軍遺留之工業機械與武器,1945年9月3日,國民政府以備忘錄致美蘇駐華大使館表明決定沒收日本在中國的公私財產的立場,要求日本一切資產均歸為日本對中國侵略賠償[16],蘇聯進軍東北後,卻大肆掠奪日本遺留之機具、軍火,將東北產業視為戰利品,據美國賠償代表至杜魯門總統一份報告指出,蘇聯佔領期間,東北經濟損失達8億5800萬美元,全數復原費用需20億美金。且有價值30億美元黃金與50億美元滿州幣遭掠奪,但數字是否如此未定論。[17]國民政府東北工業會東北日僑聯絡處召集原在东北各地主持各種事業機構明瞭實際情形的高級日籍人員21人組織調查團,從事更為詳盡的調查,並查閱日人工廠原始簿冊帳表,計算損失經數月調查結果,其已證明確切的直接損失,共為12億3千6百萬美元[18]

外蒙獨立公投缺乏公正:據國民政府奉派出使外蒙「參觀」公民投票之代表[19]雷法章的報告書指出,外蒙當局當時已受到蘇聯在軍事、政治、經濟上所控制,在軍政文化機關,多有蘇聯人員在內工作,且在投票所、教育機關也可見到蘇聯方面高級人員參與。且在經濟方面,多仰賴蘇聯方面給予資助,故其資源物資來源以受蘇聯遙控。而在投票所的公民投票,雖稱爲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獨立行動,實則在政府人員監督之下,以公開之簽字方式表示贊成與否,人民實難表示自由之意志。[20]

廢除[编辑]

中華民國政府[编辑]

1949年10月中華民國政府鑒于蘇聯以軍事援助中共[21][22][23][24]、未使東北主權完整並且公開承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佈廢止該條約,其所有條款概無效力,並與聯大譴責蘇聯干涉中國内政。中華民國政府依舊固守雲貴川康寧青粵桂甘等諸省。1949年末,蒋介石从成都乘飞机飛往台北,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台灣。

1950年8月,聯合國安理會再度否決蘇聯排斥中華民國代表權案。[25]9月,聯合國第五屆大會,否決印度、蘇聯牽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建議。[26]

1952年,中華民國政府以蘇聯「違約」為由,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控蘇案」,並經大會決議通過。1953年3月5日,蘇聯官方宣布,史達林「因心臟病突發死亡」[27]。是年,中華民國立法院宣佈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部長葉公超聲明指出:

基於中華民國政府所提出之事實及證據,聯合國大會第六屆常會於四十一年二月一日(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通過決議案譴責蘇聯,指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就日本投降後對中國之關係而言,實未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簽訂之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此種背信違約之舉,已使中國及中國人民受有嚴重之損害與不堪言狀之痛苦。 由於蘇聯不顧其在中蘇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下之義務,繼續對中國進行侵奪、敵對之行動,意圖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為一自由獨立民族之權利。蘇聯此種行動,迄今尚在進行之中,而其狂妄暴戾之程度與日俱增,從而嚴重威脅東亞及世界之和平及安全。在此種情形下,中華民國政府認為該約及其它有關文件既因蘇聯之行動而歸於無效,中國自有權解除其所受該約及其它有關之文件約束,爰正式宣告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之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有關文件為無效。中華民國政府並保留中國及其他國家人民對於因蘇聯違反該約及其他有關文件所受之損害向蘇聯提出要求之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编辑]

在共产党成立早期即已支持外蒙独立,如顾维钧回忆李大钊激昂地说应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下。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路透社重庆记者甘贝尔的12个问题中的第6個問題:中共对中苏条约的态度如何?毛澤東表示中共方面完全同意中蘇條約,認為此條約有助於中俄兩國友好,甚至有助於遠東世界的和平。[28]

1949年10月蘇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邦交,且於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將该条约取代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於1949年10月16日承認已淪為蘇聯附庸蒙古人民共和國,並與該國建交。且於1962年12月26日簽訂中蒙邊界條約,1963年6月25日批准書並生效,1964年6月簽訂兩國邊界議定書[29]

而1949年與1950年的兩篇中共內部權威在人民日報上刊載的文章,明確註明了中國共產黨外蒙古獨立的態度。

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載郭沫若在8月12日為《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的文作,名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內容如下: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郭沫若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黨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黨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的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30]

1950年2月24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兩篇中共黨史學家胡華的談話文作,名為《我們應不應該承認外蒙古獨立》與《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內容如下:

《我們應不應該承認外蒙古獨立》
人民日報1950.02.24 作者:胡華

有人問:“蒙古是什麼時候獨立的呢?她為什麼要獨立呢?”

胡答:大家知道,蒙古曾侵入中華建立過蒙元。明太祖即位後蒙元滅亡,滿清興起後,又被滿清占領統治。蒙古人民長期在本族統治階級和異族統治的奴役壓迫下,過著極其貧窮痛苦的生活。

到一九一一年中國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後,蒙古是不是解放了呢?沒有的,相反的它更成了帝國主義侵略爭奪的對像。當辛亥革命十月中國武昌起義時,蒙古的統治階級――王公、便利用這個機會,以“獨立”的名義,投入帝俄的懷抱。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卻利用了白俄反動將軍謝米諾夫,竊據蒙古,和蘇聯紅軍作戰,到一九二一年才被蘇聯紅軍擊潰。謝米諾夫失敗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又利用了中國北洋軍閥安福系將軍徐樹錚侵入蒙古,在那裡建立了親日的軍事獨裁。安福系在中國北方失勢之後,日寇復扶植謝米諾夫的一個助手――溫根男爵,盤踞蒙古。蒙古人民受這樣長期的侵略掠奪,什麼時候才起來革命獲得解放的呢?

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劫掠,為了解放蒙古,蒙古貧苦破產的牧人和廣大的下層職員、喇嘛、便在卻伊巴桑等蒙古革命者領導下,在一九二○年組織了一個秘密的革命團體,發動游擊戰爭。

侵略者統治著雖然用各種野蠻的屠殺,死刑和迫害來對待蒙古革命者,但蒙古的革命團體和革命游擊隊卻日益壯大,到一九二一年的三月便舉行了一個游擊隊和恰克圖附近的盟族的代表大會,選出臨時的革命政府,會上並以大多數決議,請求蘇聯的幫助。

在三月十七日到十八日夜間,蒙古革命游擊隊便攻占了恰克圖,不久,又先後擊潰了中國北洋軍閥侵略軍萬余人,日寇扶植的白俄溫根男爵反動騎兵一萬一千人,在戰爭過程中,蘇聯紅軍曾出兵援助蒙古革命游擊隊,使革命取得了勝利。

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蒙古已宣告了獨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中國的國共合作的廣東革命政府,對蒙古的獨立是承認的,因為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承認了“民族自決”的原則。

有人問:“那末,正式承認蒙古獨立問題為何一直拖到一九四五年呢?承認經過如何呢?”

由於在一九二七年叛賣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反動政府,一直堅持大漢族主義,所以不肯承認蒙古獨立。而蒙古從革命以來,在蘇聯的友誼幫助下,內部已建設的很強盛;對牽制打擊日寇保衛遠東和平,有也很大的貢獻,如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蒙古革命軍曾兩次擊退了日寇在蒙古國境內東部的挑釁行為;一九三九年在諾門坎,蘇軍蒙軍並肩作戰,給進犯的日寇以嚴重的打擊。在中國八年抗戰中,蘇聯遠東紅軍和蒙古革命軍對百多萬日本精銳關東軍的牽制,對中國抗戰是極大的幫助。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國有對日宣戰,配合蘇軍,聯合東北抗日聯軍,出兵夾擊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間,建立了卓著功勛。因此,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應該正式承認蒙古的獨立,這是義不容辭的。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同時,雙方又交換了“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的問題”的文書。在文書中,中國國民黨政府聲明:“……由於外蒙古人民屢次所表示出的對於獨立的熱望,中國政府聲明:在日本失敗以後,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決證實此種熱望時,那麼,中國政府將承認具有其現時境界的外蒙古之獨立。……”

“投票公決”的結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舉行的蒙古人民投票的結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贊成獨立,連國民黨政府派去監票的內政部次長雷法章,也對投票手續表示滿意(見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庫侖電)。

蒙古的獨立,就是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下,一個新國家的誕生,給世界的和平民主陣營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認蒙古獨立,對每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只得歡呼的事。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獨立,他們在當時被迫成人了蒙古獨立,事後又大肆造謠,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蘇聯,說:“蒙古獨立是中國領土的喪失”。反動派這樣說原也不足為怪,可怪的是,我們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國的情緒,似乎蒙古也非得劃在中國“版圖”上不可以似的,這實在是中了大漢族主義的毒。

有人說:“蒙古獨立是不是被蘇聯吞并去了?”

這种怀疑是錯誤的。蘇聯政府在交換文書中講的很明白,他將:“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要知道蘇聯決不會趁此机會,把蒙古作為自己領土的。決不會像有些人所想,像日本帝國主義強迫清廷承認“ 朝鮮獨立”的結果一樣。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是沒有侵略任何國家的必要和野心的,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點。

有人說:“蒙古獨立是破壞了五族共和的國家”。

“五族共和”原是民元時代許多革命党人所標榜的,但自民元以來的有過“五族共和的國家”嗎?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等北洋軍閥統治也好,蔣介石新軍閥統治也好,什么時候有過“五族共和”呢?什么時候不是以大漢族主義欺壓國內別的少數民族呢?難道這些民族的被壓迫人民不應起來自求解放嗎?自求解放就是“破壞”嗎?

有人說:“蒙古不應自己先獨立,應該和全中國一起解放,一起走到共產主義。現在自己單獨解放,第一是鬧“宗派主義”,第二是犯了“自由主義”的錯誤。”

我們知道,蒙古是一九二一年就解放了,我們全中國呢?如果今年全國解放,也已經是一九四九年了。蒙古人民難道應該為了不被我們扣“宗派主義”、“自由主義”的帽子,而去多受二十七年的罪嗎?當全中國還沒有解放時,他們人民自己起來解放自己了,又有蘇聯幫助他們建設,把落后的蒙古變成進步的蒙古,這有什么不好呢?難道非等著我們漢人去解放他們才能解放嗎?還是給他們規定一條紀律,說是:“在漢人未解放前,你們蒙古人不得解放”才對呢?

至于全中國解放后,還是和中國聯合起來,作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聯邦之一呢?還是不聯合自稱一國呢?這應有以后蒙古人民自己決定。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各民族是可以自由聯合、自由分立的,誰也不能強迫誰。說一定必須和我們聯合才對,那是不對的,不合國際主義精神。不過自然,如果大家都在共產党國際主義原則的領導下,那么聯合、合作都不成問題的,看怎樣更對人民有利而已。(在北平各大學畢業生暑期學習團講,戴逸彥奇整理)[31][32][33]

《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人民日报》1950年2月24日 作者:胡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教研室主任,党史系名誉系主任。)

  在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与协定的同时,中苏两国外长又互换了照会,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的保证。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它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次中苏两国又重申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呢?

  蒙古简史

  蒙古——这原是中国北面的一个古国。一望无际的草原,终年积雪不化的阿尔泰山,迤逦数千公里的大沙漠,……构成了富有画意的牧畜者的天地。但是,它却长期的呻吟在本族的和异族的统治者的残酷的剥削与劫掠之下,是一个贫穷、落后与苦痛的地方。

  在中国历史上,大家知道,蒙古统治者曾经侵入过中国本部,建立过元朝。汉人朱元璋灭亡了元朝建立明朝,蒙古归明朝统治。满族统治者占据中国本部后,蒙古又被满清占领统治。

  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满清被推翻了。但蒙古仍没有获得解放,相反的它更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争夺的对象。当辛亥年十月中国武昌起义时,蒙古的统治者——王公、大喇嘛,便利用这个机会,以“独立”的名义,投入帝俄的怀抱。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却利用了白俄反动将军谢米诺夫,窃据蒙古,向苏联进犯,和苏联红军作战,到一九一九年才被苏联红军击溃。

  谢米诺夫失败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中国北洋军阀安福系反动将军徐树铮侵入蒙古,在那里建立亲日的军事独裁。

  安福系在中国北方失势后,日寇复扶植谢米诺夫的一个助手——温根男爵,盘据蒙古。

  蒙古人民受这样长期的侵略掠夺,他们的痛苦和血泪是描述不尽的。以牧畜为生的蒙古人,自己却没有或很少有牲畜,他们放牧的牲口绝大部分都是外国资本家、蒙古封建地主和喇嘛庙所有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蒙古人民起来革命了。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劫掠,为了解放蒙古,蒙古贫苦破产的牧人和广大的下层职员、喇嘛,便在却尔巴桑等蒙古革命者领导下,在一九二○年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发动人民游击战争。

  侵略者统治者虽然用各种野蛮的屠杀、死刑和迫害来对待蒙古革命者,但蒙古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游击队却日益壮大,到一九二一年的三月便举行了一个游击队和恰克图附近各盟族的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的革命政府,会上并以大多数议决,请求苏联的帮助。

  在三月十七日到十八日夜间,蒙古革命游击队便攻占了恰克图,不久,又先后击溃了中国北洋军阀侵略军万余人、及日寇扶植的白俄温根男爵反动骑兵一万一千人,在战争过程中,苏联红军曾出兵援助蒙古革命游击队,使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蒙古已宣告了独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下的广东革命政府,对蒙古独立是承认的,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也明确规定了“民族自决”的原则。

  自从一九二一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蒙古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变成了他们国家、土地和牲畜的主人。沙漠、草原和山岳里出现了崭新的人——医生、教师、兽医和牧畜专家。在蒙古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为人民的健康、福利与文化而服务的政府,开始改造旧的落后的生活方式。

  一九四五年中苏关于承认蒙古独立的换文的意义

  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叛卖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一直坚持着大汉族主义,以“宗主国”自居,不肯承认蒙古独立。而蒙古从革命以来,在苏联的友谊帮助下,内部已建设得很强盛;对牵制打击日寇保卫远东和平,也有很大的贡献,如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蒙古革命军曾两次击退了日寇在蒙古国境东部的挑衅行为;一九三九年在诺门坎,苏军蒙军并肩作战,给进犯的日寇以严重的打击。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远东红军和蒙古革命军对百多万日本精锐关东军的牵制,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帮助。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又对日宣战,配合苏军,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夹击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应该正式承认蒙古的独立地位,这是义不容辞的。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双方又交换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的问题”的文书。在文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曾不得不声明:“………由于外蒙古人民屡次所表示出的对于独立的热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失败以后,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决证实此种热望时,那么,中国政府将承认具有其现时境界的外蒙古之独立。……”

  “投票公决”的结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举行的蒙古人民公民投票的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赞成独立,连国民党政府派去监票的内政部次长雷法章,也对投票手续表示满意。(见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库伦电)

  中苏两大国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的意义,就是赞助一个新国家在世界各国面前获得正式的独立地位,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一分力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我国人民中有的人不明事实真情居然也被染上了这种“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似的,这正是中了反动派散播的大汉族主义的毒。[34]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

  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它是一个“摧毁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压迫,并确保国家之非资本主义发展以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独立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四○年通过)

  蒙古社会目前在本质上说是由两个友好的阶级——工人与农民所构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是按照计划发展的。一九四七年年底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与文化的五年计划(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保证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高涨。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友谊帮助,蒙古国内已产生了以工业、农业、运输业与交通事业中的国营与合作社企业为代表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地主阶级早已被清算了,资本主义成份则被限制与排除。……这一切,使蒙古社会有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机构是民主集中制。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大呼拉尔(最高人民议会)。处理政府经常政务的是部长会议。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是却尔巴桑元帅。

  蒙古人民的领导政党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在它领导下的“蒙古革命青年团”。它们的领导者是蒙古革命领袖苏西、巴托尔和却尔巴桑。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帮助下,由一个东方最落后的民族之一,而稳步地走向兴盛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证实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一个辉煌理论:落后国家在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帮助之下,能够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迈进。

  中苏重申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之换文的意义

  为什么这次中苏订立新条约时,两国外长要换文重申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呢?

  我们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位于中苏两大国之间的。一九四五年十月蒙古人民公民投票表示了要求承认和保证蒙古独立地位的热望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曾被迫不得不承认蒙古的独立;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被推翻了,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再来重新申明一次承认和保证蒙古的独立地位,这正是中苏两大国尊重蒙古人民的真正的自由意志的表示。同时,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蒙两国就很快的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已使承认蒙古独立地位问题获得了充分的保证。而且,在今天,美帝国主义和中国残匪还在那里白昼见鬼喊什么:“苏联吞并蒙古”“中共同意将满洲、蒙古、新疆划归苏联”的时候,这种申明也是有必要的。

  有人问:“我们既然承认蒙古独立,是否将来也应承认内蒙、西藏………的独立?”

  我们说,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自治与自决权,从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宣布了的一贯正确始终不渝的民族政策。也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明白规定了的。但是,各民族的联合与分立,要依据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对该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有利。蒙古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独立的:即中国境内各民族还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远没有得到解放,而蒙古人民却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侠义帮助,经过自己的艰苦斗争,因而首先获得了解放与独立。对于这种解放与独立,中国人民应该向他们表示欢呼、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而不是反对他们早解放早独立,要他们来和我们一起受罪。现在,他们已经解放了二十八年,我们全国才解放,他们已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了,我们则新民主主义建设还百端待举,因此,我们的态度是继续重申承认与保证他们独立,而不需要他们再和我们合成一国,拉着他们再来跟我们一道走。

  至于内蒙、西藏以及目前中国境内的其他各民族呢?那末,我们差不多都是在同一时期内获得解放的。当前的问题,是大家戮力同心,来共同建设强大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各自分立、各自独立的问题。正象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只有中国境内各民族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才能有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只有这样,才完全符合于目前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要忘记特定的历史条件,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应是我们看问题的基本方法。[35]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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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952年10月13日,蔣中正曾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表示:「承認外蒙獨立的決策,雖然是由中央正式通過,一致贊成的,但是我個人仍願負其全責,當時我決心的根據有三點:第一、我對於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來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獨立自主的能力,我們應該予以獨立自主的。第二、外蒙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自民國十年設立以來,事實上為俄帝所控置,我們政府對於外蒙領土,實已名存實亡了。第三、只要我們國家能夠自立自強起來,外蒙這些民族終久必會歸到其祖國懷抱裏來的,與其此時為虛名而蹈實禍,不如忍痛割棄一時,而換得國家二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那是值得的。因為割棄外蒙寒凍不毛之地,不是我們建國的致命傷,如果我們因為保存這一個外蒙的虛名,而使內外更不相安,則國家更無和平建設之望了。我主張放棄外蒙的決心,實基於此,這在現在看起來,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決非謀國之道。但我在當時,對外蒙問題,惟有如此決策,或有確保戰果,爭取建國的機會,這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會報告的。後來到了俄帝在東北邊境集結軍隊,準備劫掠的形勢已成,實行其所謂「雅爾達密約」;就是從俄帝參加對日作戰之時起,直到了三十九年韓戰爆發,美國對華政策,都是沿襲著前面所舉的四個觀感(四個觀感分別為:第一、史大林放棄了世界革命,赤俄必能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存。第二、民主各國如不援助赤俄,並使史大林信任他們必將對德日軸心作戰到底,則赤俄將與德日中途謀求妥協。第三、德國戰敗之後,如赤俄參加對日作戰,可以節省美國人民的生命;尤其是關東軍更被宣傳為日本軍隊的菁華,又有東北資源與工業為其獨立作戰的基礎,如沒有赤俄參戰,則縱令日本本土投降,關東軍仍將繼續作戰。第四、中共不是共產黨,乃是土地改革者。中共的發展是由於中國政府不能從事政治與社會的改革。中共部隊作戰能力,比政府國軍較強,並有抗日的決心。),其對中國的危亡,必會導致侵略烽火於太平洋,將使美國本身首當其衝的關係,他們是沒有警覺到的。而我們對外交的方針,始終一貫,信賴美國,我認為並沒有錯誤。可是信賴友人,而缺乏自力更生的決心,那就是我們鑄成今日悲劇的一個大錯。所以我以為我們的失敗,並不能怨人,亦是這個道理。全文請參見:對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致詞
  2. ^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五,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
  3. ^ 中華兒童百科全書,P.4211,,雅爾達協議,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編
  4. ^ 蔣總統密錄之第一冊 俄提先決條件
  5. ^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五冊,第109頁。
  6. ^ 6.0 6.1 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16頁。
  7. ^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五冊,第117頁。
  8. ^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五冊,第140-142頁。
  9. ^ 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19頁
  10. ^ 陳布雷等,《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46-47頁
  11. ^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1981,頁578
  12. ^ 俄帝侵略中國史之中蘇條約簽訂經過,P.476~479
  13. ^ 會談言論與內容參考《蔣總統秘錄》第一冊之史達林猙獰面目
  14. ^ 當時參與莫斯科談判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亞西司司長卜道明氏記云:「蘇俄在三十四年六、七月間,已將大軍陸續集中於中國東北邊境及外蒙,故原子彈於八月六日投落廣島,蘇俄即於八月八日對日宣戰,第二天,蘇軍數十萬即全線攻入東北,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蘇軍乘勢迅即佔領整個東北。在此情形下,蘇俄當可憑藉武力實現其全部願望。那時中蘇間將發生種種權益和領土的糾紛,不難想像;我若提出交涉,美國將因我拒絕了雅爾達協定,未與蘇俄成立條約,對我不予援助;而對蘇俄,則因雅爾達協定的存在,反有支持蘇俄實現其全部要求的義務。我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將預定我之交涉失敗,不僅如此,蘇俄勢必利用我之孤立狀態,根據雅爾達協定籠統的規定,乘勢更進一步的分裂中國領土,在東北、內蒙、華北及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權;因此而造成更混亂的局勢,除使用自己武力外,將無其他有效途徑,而我在東北當時既無一兵一卒,抗戰八年後的中國,亦無力對蘇作戰,也是顯明的事實。反之:我國若與蘇俄預先簽訂一項條約,用條約來限制雅爾達協定的流弊,約束蘇俄的侵略行動,並對日後蘇俄可能違約的行動預先把握一種提出交涉的政治立場,那時不僅我們進退有所依據,而且美國對中蘇間可能發生的糾紛亦不能坐視無睹,而應根據道義與公理的立場予我以援助;因此之故,我政府雖於原子彈已經投落廣島,而日本投降即將成為事實的前夜,仍然決定簽訂中蘇條約。我政府認定﹕即使這個條約不能發生預期的積極作用,至少也能有其消極的作用。事實上:自三十四年冬起,我國能不斷向蘇俄提出交涉和抗議,且自三十八年起,我能在聯合國堅持控蘇案,並終能獲得對蘇的譴責,即說明中蘇條約這一消極作用的價值。」(俄帝侵略中國史,P.484)
  15. ^ 10月1日下午,我外交部政務次長代理部務甘乃光又約見彼得羅夫,面交「中國國軍第十三軍定本月十日前後,自九龍乘美國艦隻由海道前往大連登陸,請轉陳蘇俄政府令飭俄軍司令官知照」的照會;但彼得羅夫竟即席答復﹕「大連為商港,為運輸貨物,而非運輸軍隊之地,無論何國軍隊在大連登陸,均係破壞中蘇條約,故蘇俄政府堅決反對」。旋又於10月15日,由蘇俄大使館以正式外交照會送致我外交部重述這一反對意見。載《俄帝侵略中國史》,第493頁
  16. ^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因日本之侵略,遭受重大之損失;為抵償此種損失之一部份起見,中國政府決定沒收日方在華之公私財產,以及日方在華之一切事業;擬請貴國予以支持,並在中國政府接收之前,令飭貴國在中國收復區內之軍隊,對於日方公私財產以及日方所經營之商業、工廠、礦業、交通、通信事業及其他資產,暫為保護,以防日方之破壞隱藏或運往他處。」載《俄帝侵略中國史》,第503頁
  17. ^ 紐約時報》(The New Times),1946 December 14,pp.1,7.。關中著,《中國命運:關鍵十年》,第209頁
  18. ^ 《俄帝侵略中國史》,第504頁
  19. ^ 法章爲政府派往外蒙「參觀」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監督」投票之代表。監督者,有指揮糾正投票工作之權,並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責。而參觀者,僅有觀察其實際情況,詳實報告政府之使命。對於投票工作之進行,並不能主動干涉。法章之任務,屬於後者,且奉派之後,迭次晉謁先總統蔣公,即當時國府主席。奉諭,代表政府参觀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會情況,而不與外蒙當局,進行任何交涉。關於投票一事,只宜細心觀察,但不得干涉或發表任何聲明。見雷法章,〈奉派赴外蒙參觀公民投票之經過〉,《東方雜誌》復刊第14卷第9期,1981年
  20. ^ 在庫倫參觀僅六日,除與政府官員交際外,對社會各階層並無接觸,故對于外蒙古之政治、經濟、社會各情形,自不能十分明瞭.但就觀察所得,殊多深切之感想,謹分呈于次:一、外蒙政府當局與蘇聯之合作至爲密切,每常表示其對於蘇聯親切之意念,而於我國則目爲鄰邦,故對于職等一行係以客禮相待,禮貌雖頗週到,情感實甚疏遠,至于蘇聯公使對于職等一行,週旋言談頗示好感,就外交禮節言,蘇蒙雙方在表面上尚無失禮處。二、蘇聯對于外蒙之發展實甚重視,其派駐外蒙人員除公使及商務代表外,有空軍中將一人、陸軍少將二人、足爲證明;又外蒙古軍政文化機關中,多有蘇人在內工作,如主持諾阿圖招待所之軍官,即爲一蘇籍上校龍桑姆地區之投票所中,即有二蘇籍工作人員,喬巴拉桑大學之教職員中,蘇籍者三十餘人,佔全體人員之大多數,學生亦有蘇籍者數十人,其他機關團體之人事情形如何,雖不盡知,然以此數處之情況推之,不難想見也。三、外蒙地貧人少,物資缺乏,爲不可諱言之事實,所需衣食原料,多仰賴于蘇聯,故其整個經濟命脈,無形中已操諸蘇聯之手,庫倫目前之各種情形,實較二十年前爲進步,其各種建設已逐漸開展,人民思想習慣生活水準以及文化程度,確漸提高,然此不過庫倫市區而已,至于鄉間如龍桑姆之情形,則遠不如,足證外蒙之進步並未能平衡發展也。四、此次公民投票,據稱爲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獨立願望之行動,實則在政府人員監督之下,以公開之簽字方式表示贊成與否,人民實難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項過程顯屬掩耳盜鈴之舉,據其辦理公民投票之獨立中央委員會主席布麻陳得談稱,外蒙參加投票人員爲四十九萬四千零七十四人,已投贊成票者爲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九十一人等語,自係當然之結果。--奉派赴蒙古参觀公民投票報告書,雷法章,節錄自《外蒙古問題》附錄,劉學銚,台北,南天書局
  21. ^ 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莫斯科可能通過外蒙和新疆為中共秘密運送了數萬支(非蘇造)槍械。蘇聯紅軍於1945、1947年又兩次將日本關東軍的70萬支槍械(其中20萬支來自駐朝日軍)交給了中共。據原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份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這些來自歐洲的槍械是通過北朝鮮轉運的,據記載,北朝鮮曾將2,000車皮的「日軍遺留」戰略物資交給中共。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通過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而從1945到1948年之間,中共主要依靠蘇援槍械卻組建了210個步兵師。內戰期間,蘇俄幫共匪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22. ^ 1945年9月,八路军挺进东北,积极配合苏军作战。苏军撤退前,将大批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680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据原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沈阳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他们打开仓库,“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不仅装备了到达东北的部队,还向山东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百年潮》2005年第2期,邢和明
  23. ^ 中共匪部的徒手兵員,自華北分途陸續滲入東北以後,很快的就領到俄軍當局繳收日本或向日本方面擄獲的武器彈藥——關於俄軍與共匪間非法交收日本武器的情形,共匪黑龍江軍區警衛旅第四團作戰參謀果征夫的自供,是最好實例之一﹕「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間,我奉派赴海拉爾接收蘇軍自滿洲里供給之日式武器砲彈十二萬八千發,三八式步槍一千二百箱。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蘇軍將安達縣及蒿小(均在黑龍江省)之保安隊繳械後,用電話通知十九旅及黑龍江軍區警衛旅第四團於十六日晨接收該兩縣之武器,此為蘇軍駐安達之衛戍司令部別羅諾夫給團部供給處長劉品生之正式通知。」,俄帝侵略中國史,P.514-515
  24. ^ 1947年到1948年苏联增加了对东北解放区的军事援助,1947年苏联与东北民主政权的贸易额(名為貿易,實際上是中共賣資源給蘇俄)为9300万卢布,1948年增加为15100万卢布。1948年6月应解放区民主政权的请求,苏联政府派出一个有科瓦廖夫领导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包括工程师50名,技师52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220名,配备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到1948年12月15日为止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公里,总长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桥梁。从1948年夏天起苏联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在此之前只有在抗战胜利初期向中共移交或默许中共获得了一些缴获的日本武器。苏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宣称向东北民主联军(即中共在抗戰勝利當日派往東北搶地盤的正規軍隊,由於當時東北是蘇俄控制,礙於國際環境,蘇俄表示,只要中共軍隊改一個名稱,就可以對其進入東北放行。“東北民主聯軍”即中共進入東北的軍隊的“新名稱”)提供了步枪70万只,机枪12000-14000挺,各种炮4000门,坦克约600辆,飞机800余架。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5-76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0页。
  25. ^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65頁
  26. ^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66頁
  27. ^ 陳布雷等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73頁
  28. ^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文集 第四卷
  29. ^ 樊明方:个中原委——中国边疆诸问题,pp.199
  30. ^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31. ^ 胡華:中苏问题讲话,pp.29-34
  32. ^ 毛主席时期的报纸 痛恨蒙古独立的都是国民党反动派!
  33. ^ 胡華:我們應不應該承認外蒙獨立?
  34. ^ 節錄新華周報第五卷四期胡華作:關於承認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地位。世界现代史资料选辑 (下册),河南大学史地学系教研组编选,pp.122-123
  35. ^ 人民日报: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外部链接[编辑]

中苏外交文件[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