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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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Mukden 1931 japan shenyang.jpg
日軍在九一八事变後進入瀋陽
日期: 1931年9月18日-1932年2月18日
地点: 中国东北地區
結果: 日本勝利
參戰方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 Flag of Japan.svg 大日本帝國
指揮官和领导者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張學良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馬占山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冯占海
Flag of Japan.svg 本庄繁
Flag of Japan.svg 南次郎
兵力
160,000人 30,000-66,000人
伤亡与损失
? ?

九一八事变,又稱瀋陽事變奉天事變盛京事變滿洲事變柳条湖事變等,是指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隊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藉口而占领瀋陽

事變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矛盾激化,而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國會內閣總理大臣權力下降,导致日本全面侵华。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9月18日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國恥日[1]

名稱[编辑]

又稱瀋陽事變歐美奉天事變盛京事變Mukden Incident),因瀋陽旧称奉天盛京Mukden滿文,音譯謀克敦,意譯為盛京,或譯奉天);日本滿州事变日语満州事変満洲事変まんしゅうじへん Manshū jihen),自清末开始,日本称中国东北滿洲滿州;因為由柳条湖事件引發,又稱柳条湖事变

背景[编辑]

根据以往的条约,日本拥有东北境内的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为扩大利益,日本积极主张建设铁路支线。初期张作霖为获得日本人贷款,同意日本修建了一些支线。后来迫于民意压力,张作霖计划自行修建铁路,打破日本的垄断。

1928年6月發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暗殺,其子张学良继续其父的方针,引起日本的不满。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廢五色旗,改立青天白日紅旗,歸順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3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东北党部在奉天成立,并主张收回旅順大連租界與南满铁路。

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中东铁路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大败。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2]

1930年5月,关内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於9月率领东北军主力进入山海关内,支持蔣介石中央军,获胜后領兵常驻北平天津,关外防備空虚。

1931年5月,汪兆銘李宗仁廣州另立國民政府,派遣陳友仁日本接洽援助,並策動石友三叛變、出兵北伐同時以武器資助江西南部的共軍。7月东北发生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保持克制,避免与日军冲突。7月23日,蔣中正:「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日自京入贛以來……與赤匪作殊死戰之際,忽於軍中接讀朝鮮華僑慘案(萬寶山事件),與石友三叛變,暨粵桂諸逆進犯湘贛之報。中正星夜馳回南昌,總閱各方報告,乃知石友三叛變是受粵中叛徒五十萬收買,且有日本之軍官及贛匪首領出入其軍中,隱與帝國主義(日本)者之侵略及贛、鄂赤匪之擾亂,彼此遙想呼應。又於寧都(江西南部)赤匪之總部搜獲毛澤東彭德懷之電文,內稱兩廣月內出兵湘贛,接濟子彈五十萬粒,即日可由嘉應解來。」7月28日,長江中下游豪雨成災,漢口堤防潰堤,災民佔全國四分之一人口,國民政府將全國預算七分之一用於賑災,使國家赤字增多,但湖北安徽江蘇依旧爆發騷亂,中國共產黨組織災民組建工农红军進行反政府的鬥爭[3]

事件经过[编辑]

“柳条湖事件”,日军所使用的物证:几顶东北军的軍帽、一支步枪、两根被炸的枕木

柳条湖事件[编辑]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22时20分左右,以该连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称瀋陽)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营的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下令向中国军队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

东北军第七旅在事先已经得知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但張學良电令“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经过反复研究,七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人越过铁路即开枪射击,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没在军中。参谋长潘鎮源用电话向荣臻请示,荣下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日本人谋本舍三在《关东军史》写道:“因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士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直到次日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敌人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中国官兵与敌展开巷战,激战到三点多钟。在王鐵团长率领下,冒着弹雨突围,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

日軍攻陷辽宁、吉林主要城镇[编辑]

日本軍進佔奉天市

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城、安东(现为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至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謝安俊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9月19日下午,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臨時會議,與會人士作出決定「對外仍採訴之國際聯盟,請求主持公道,對內則亟謀全國國民及本黨同志犧牲成見,一致聯合[4]。」外交部隨即電告「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國際盟約促使日軍退出佔領區[5]9月21日蔣中正回到南京做出三項基本外交原則:1.堅決抱定保護我國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2.維持東方平和而達到維持世界的和平。3.尊重一切國際公約,尤注重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是日張學良在協和醫院對日本新聞記者談話說:「據昨夜接到遼寧之報告,關於瀋陽中日不幸事件之情形,早已知矣,惟因對此不獨無抵抗之能力,且又無交兵之理由,是以絕對不加抵抗,任日本之所為,此種嚴命,余早已發出」。[6]

9月22日,蔣中正南京市黨部:

如至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7]

張學良下令「不抵抗」受到國民政府的嚴厲批評,但蔣中正仍然希望張學良前往南京商討外交應變的方法,張卻表示拒絕並改派萬福麟入京[8]

日军侵占下的沈阳市区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编辑]

10月1日,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团第29联队占领四洮铁路四平-洮安)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3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1931年11月嫩江桥抗战

锦州、哈尔滨沦陷[编辑]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禮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现为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九一八事變之東北軍[编辑]

東北軍獨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發動北大營突圍戰,先撤錦州,再撤關內) 東北軍獨立第12旅張廷樞(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19旅孫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20旅常經武(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27旅吉興(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3旅張樹森(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騎兵第4旅郭希鶻(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騎兵第7旅常堯臣(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8旅程志遠(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1旅趙芷香(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2旅蘇德臣(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5旅張作舟(9月19日發動長春突圍戰,戰敗被俘投日) 東北軍獨立砲兵第8旅劉翰東(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當時東北軍共有陸軍獨立步兵18個旅,獨立騎兵5旅,砲兵4團1營,工輜各一營,陸軍總兵力189,505人以上(部份地方兵力不計),槍枝96,897枝。空軍4個大隊,飛機262架。海軍船艦約3萬噸。以如此大的兵力放棄中國東北令人惋惜[9]

放弃锦州[编辑]

九一八事变後,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錞博士事后评论说:“……,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張學良始終傾向於「直接交涉主動撤軍」,11月28日,日本駐平參事矢野真前來與張學良商洽雙方解決方案,張表達「雖未獲訓令,但本人對此贊成」日方進一步希望:「地方局部問題就地解決,錦州衝突攸關東北軍切身利害」,隨後更情商前東北參議湯爾和進行遊說。12月7日,張學良首肯將自錦州撤兵[10]。但张学良對外界都坚稱死守锦州,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於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就在国民政府孙科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向中央發出三次请援,內容超乎尋常,目的在給粵方難堪[11]。請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中央政府的反應激起东北军前方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諷刺的是,12月25日日軍總攻錦州張學良撤軍主動放棄。1月2日錦州失守,當日陳銘樞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報告:「自12月30日以後就沒有前線消息」。放棄錦州的消息是經由外國通訊社報導傳回中國,當時張學良未向中央提起。

再失热河[编辑]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当其时张学良的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

在那时一期《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明白地指出:

“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

“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和北宁路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处;在这些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河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军力不能进攻。”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其時據守熱河的軍閥湯玉麟是張學良的父執輩,擁兵自重,根本指揮不動,也不允許張學良部進入熱河,甚至有降日傾向。蔣介石建議張學良迅速解決湯,但計劃洩露,為避免大戰之前先內讧,爭取湯積極抵抗,張學良只能暫時將所部布置在熱河外圍以穩住湯,並派去張作相督戰。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撰寫一文道:

“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汪精衛對軍隊系統內部的過節不甚明暸,且與張本有中原大戰的宿怨,另外當時東北根據地已失,華北局勢未穩,大軍開拔需要糧饷,汪不撥分文,卻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張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出戰,顯示其實際目的在於以東北軍之犧牲賺取政治資本和輿論支持。調兵入熱的問題本可以協商解決,最後卻演成一場意氣之爭。

1932年8月6日,汪精衛通電請求辭職,並逼張一同下野:

“北平缓靖公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回复: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張學良嗣後引咎辭職,東北軍將領和宋哲元等北方將領則聯名願與其共進退。汪精衛聲言抗日,卻在熱河抗戰前夕掀起政壇風波,蔣介石亦在日記中稱其“不顧大體”。

1933年2月22日日軍協同滿洲國僞軍全面進攻熱河,熱河抗战爆发了。湯玉麟聞風立刻動員全軍二百多輛軍車,搬運鴉片私產,力求完脫。湯部潰不成軍,日军仅以128名骑兵為先鋒,輕取熱河省會承德

3月7日,張學良上呈中央辭職:(節錄)

自東北淪陷之後,效命行間,妄冀待罪圖功,勉求自贖,詎料熱河之變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種種原因,釀成惡果,要皆學良一人誠信未孚,指揮不當,以致上負政府督責之殷,下無以對國民付托之重,......學良雖粉身碎骨,亦無補於國家,無補於大局,應懇迅賜命令,准免各職,以示懲儆。[12]

3月10日,保定會議,張學良辭職照准。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陷,下野赴欧洲进行戒毒治疗,汪兆铭复出。

满洲国成立[编辑]

滿洲國皇帝溥儀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併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謊稱表示滿洲本為滿族的故土,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國際聯盟強烈譴責日本政府的行为,並不承認滿洲國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脫離國際聯盟。

3月9日,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在新京举行,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编辑]

中国国内[编辑]

國民政府[编辑]

  •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蔣中正事後在1934年10月檢討:中國東北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胡適等人甚至不惜主張依據日方所提<幣原五原則>進行直接交涉。中國中央政府卻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日本少壯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13]

中国共产党[编辑]

中共藉由國民政府抗日期間攻城掠地,擴充紅軍形成地方割據,在長江流域建立了閩西、贛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閩浙贛等主要根據地,對抗國民政府的游擊區域進一步擴大成124縣以上[14]

  •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
  •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
  • 12月6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北大南下示威團中央大學集結出發,沿途散發「被壓迫民眾團結起來」、「全國無產階級暴動起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傳單,行經成賢街浮橋時打傷警官2名,警員7名,憲兵1名。11日,中共帶領北大南下示威團繼續發動示威暴動,並拿出「打倒國民政府」、「工農兵聯合起來」、「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各類油印傳單或標語。
  • 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團手執紅旗直搗國民政府外交部,數名職員不來及逃出遭毆打成重傷;一部份學生約200名左臂縳紅布赴中央黨部,以木棍擊昏陳銘樞並綁架蔡元培,黨部衛士鳴槍示警營救追回,由於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脅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紅腫,頭部亦受擊傷送醫[15]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编辑]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親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晚間九點至十點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學良事後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16]

榮臻,九月十八日深夜:(節錄)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瀋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瀋,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張學良在戰後曾解釋:「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從前許多學者研究認為是國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實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是看情況自己去辦,等於中央不負責的。因此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17]。……」

另外,据何柱国旅长回忆,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无凭,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2]1947年,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更是铁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则否定了张、蒋在河北会面,因为按照蒋介石日记,9月12日蒋介石正在去武汉的船上。[3]另外,关于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4],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同时郭维城1934才加入东北军。[18]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8月16日电报指令后,于9月6日致電东北军参谋长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19]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总之,在九一八事變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張學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自从东北军守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继任的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张学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积极抗日主张也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完全相左,在这种情况下,汪精衛愤而辭職出洋。

蒋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编辑]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当时报刊对918事件的有关报道

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分裂主張,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5月10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但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民国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介石又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蒋介石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参见杨天石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國內輿論[编辑]

九一八事變,東北全境陷落,全國譁然。國人對於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迨熱河失守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民间對日宣戰运动[编辑]

东北抗日联军[编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的标语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東北地區,各地民眾及駐軍紛紛奮起抵抗,較著名的有如國民政府黑龍江代省主席馬占山將軍率領的江橋抗戰(1931年11月3日~19日)。惜由於各自為政,遭到日軍一一肅清,東北三省遂於民國二十一年初全部沦陷。

游行示威[编辑]
  •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 12月,學生運動達到高潮,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北平、濟南學生佔領車站,癱瘓馬路交通,上海市長張群遭群眾包圍,上海市區戒嚴。5日,「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長顧維鈞遭到華僑、民眾毆打侮辱請辭。廣東浙江山西教育廳長,北京、中央、中山大學校長,相繼被迫請辭。國民政府中樞機關、行政院、中央黨部遭到罷課學生癱瘓,人員幾無辦事之地。15日,蔡元培與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在會見學運代表時,遭到學生批鬥毆辱[20]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變后,运动愈演愈烈。

文艺作品[编辑]

日本政府[编辑]

内阁不扩大方针[编辑]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若槻禮次郎内阁总辞[编辑]

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五一五事件[编辑]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社会[编辑]

国际联盟及李頓調查團[编辑]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美国[编辑]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巴黎非战公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紀念[编辑]

中國政府1991年9月18日在瀋陽開放了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寫下「以和為貴」,成為進入該館的第一個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爲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

沈阳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目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21]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近代對事變起因的探究[编辑]

史學家唐德剛則認為張學良的「易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在書緣與人緣一書曾評論:「張少帥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於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不見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而張學良之所以能有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系』,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的必要。」

李宗仁將軍則認為「中原大戰」是一個關鍵。因為中原大戰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的勢力不相上下,張學良入山海關與否,自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隨後東北軍入關內,東北空虛,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機。

根据日本史料的公开,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早就蓄谋已久,侵略东北地区的秘密策划一直没有停过,而当时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则认为1931年为侵略东北地区的最佳时机。

参考文献[编辑]

  1. ^ 「1931年9月20日……三時赴中央談話會商應付辦法,並發致粵通電,促共謀團結禦侮;又定23日全國下半旗紀念國恥……」見《邵元沖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
  2. ^ 刘志青. 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 黄河出版社. . 194. 
  3. ^ 張玉法,<中國動盪年代,强鄰伺機入侵>,歷史的傷痛-九一八事變之真相與回顧,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中央日報出版中心,2001年12月版,ISBN:957-30003-0-1,第21-22頁
  4. ^ 轉引自邵元沖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775頁
  5. ^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出版
  6. ^ 袁應麟<親歷其境話九一八>,《明報月刊》,香港1991年9月號,頁10。
  7. ^ 革命文獻.三十四輯.羅家倫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196頁
  8. ^ 劉維開,隱忍與決裂-盧溝橋事變前國民政府對日和戰的選擇,上,近代中國,第130期,121頁
  9. ^ 劉維開,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第12集,575頁-621頁,國民黨黨史會出版,近代中國發行
  10. ^ 轉引自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第一卷第二冊,東京,1977年版,219頁
  11. ^ 「火速飭撥現款百萬元,……並請速撥槍彈某口徑者1600萬發、某口徑者800萬粒;某些口徑者重砲彈1萬發、野砲彈18萬發、迫擊砲彈23萬發;步槍一萬枝。所有彈款務請於一星期內送到。……」轉引自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革命文獻,34,1964年12月,1122
  12. ^ 張學良文集.一冊.畢萬聞.新華出版社.1992年.661頁
  13. ^ 轉引自蔣中正,敵乎?友乎?,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618-620頁
  14. ^ 周美華,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國史館,第5頁
  15. ^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第6頁
  16. ^ 《蔣介石真相之一.卷四.掌權:南京政府.楊天石》.2009年8月.ISBN:978-986-146-592-0
  17. ^ 張學良與日本,臼井勝美,陳鵬仁譯,聯經出版,1994年8月版,ISBN:957-08-1255-9,第117-119頁
  18. ^ 以上討論可參見劉維開,〈蔣中正的東北經驗與九一八事變的應變作為--兼論所謂銑電與蔣張會面說〉,《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期(2002,臺北),195-220。
  19. ^ [1]
  20. ^ 李君山,由「不抵抗」到抵抗-國府因應「九一八」之決策過程與困境,台大歷史學報,26期,2000年12月,326-334頁
  21. ^ 新华网.我国多个地区拉防空警报纪念九一八事变2010-09-18

研究書目[编辑]

  • 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台北:世界書局,1995)。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