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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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Mukden 1931 japan shenyang.jpg
日軍在九一八事变後進入瀋陽
日期: 1931年9月18日-1932年2月18日
地点: 中国东北地區
結果: 日本勝利
參戰方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 Flag of Japan.svg 大日本帝國
指揮官和领导者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張學良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馬占山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冯占海
Flag of Japan.svg 本庄繁
Flag of Japan.svg 南次郎
兵力
160,000人 30,000-66,000人
伤亡与损失
? ?

九一八事变,又稱瀋陽事變奉天事變盛京事變滿洲事變柳条湖事變等,是指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隊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藉口而占领瀋陽

事變爆发后,日本國會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權力下降,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激化中日矛盾,日本全面侵华。几年之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9月18日被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國恥日」[1]

名稱[编辑]

又稱瀋陽事變歐美奉天事變盛京事變Mukden Incident),因瀋陽旧称奉天盛京Mukden滿文,音譯謀克敦,意譯為盛京,或譯奉天);日本滿洲事變滿州事变日语満州事変満洲事変まんしゅうじへん Manshū jihen),自清末开始,日本称中国东北滿洲滿州;因為由柳条湖事件引發,又稱柳条湖事变

背景[编辑]

根据以往的条约,日本拥有中国东北地区境内的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为扩大利益,日本政府积极主张建设铁路支线。初期東北的統治者奉系領導人张作霖,为获得日本的贷款,同意日本修建了一些支线。后来迫于民意压力,张作霖计划自行修建铁路,打破日本的垄断。

1928年6月發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軍暗殺,其子张学良继续其父的方针,引起日本的不满。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廢五色旗,改立青天白日紅旗,歸順南京国民政府

1929年3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东北党部在奉天成立,并主张收回旅順大連租界與南满铁路。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中东铁路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此役东北军大败,暴露了其相对虚弱的军事实力。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2]日本关东军从上到下则变得极为急迫。

1930年5月,关内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於9月率领东北军主力进入山海关,支持蔣介石中央军,获胜后領兵常驻北平天津,关外防備空虚。自東北易幟歸服中央後,日本人既嫉妒中國之統一,復羨慕東北三省之資源,發動侵略日趨積極。[3]

1931年5月,汪兆銘李宗仁廣州另立國民政府,派遣陳友仁日本接洽援助,並策動石友三叛變、出兵北伐同時以武器資助江西南部的共軍。同月,石原莞爾提出關東軍應為解決滿洲問題主動製造機會。

6月,日軍相繼挑起“間島事件”,軍部和政府趁機在國內大肆渲染“滿蒙生命線的危機”,陸軍大臣南次郎聲稱“滿蒙問題只能用武力解決”。此時,雖然中華民國形式上實現統一,但當時國民政府仍忙於平定中國各地以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為首之軍政勢力。

7月,东北发生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保持克制,避免与日军冲突。7月23日,蔣中正:「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日自京入贛以來……與赤匪作殊死戰之際,忽於軍中接讀朝鮮華僑慘案(萬寶山事件),與石友三叛變,暨粵桂諸逆進犯湘贛之報。中正星夜馳回南昌,總閱各方報告,乃知石友三叛變是受粵中叛徒五十萬收買,且有日本之軍官及贛匪首領出入其軍中,隱與帝國主義(日本)者之侵略及贛、鄂赤匪之擾亂,彼此遙想呼應。又於寧都(江西南部)赤匪之總部搜獲毛澤東彭德懷之電文,內稱兩廣月內出兵湘贛,接濟子彈五十萬粒,即日可由嘉應解來。」7月28日,長江中下游豪雨成災,漢口堤防潰堤,災民佔全國四分之一人口,國民政府將全國預算七分之一用於賑災,使國家赤字增多,但湖北安徽江蘇依旧爆發騷亂,中國共產黨組織災民組建工农红军進行反政府的鬥爭[4]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据张学良部下洪钫回忆事变发生前的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此即所谓“铣电”)

“柳条湖事件”,日军所使用的物证:几顶东北军的軍帽、一支步枪、两根被炸的枕木

柳条湖事件[编辑]

1931年9月,關東軍趁張學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駐華北之機,由司令本莊繁親自策劃,在瀋陽附近破壞,史稱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兵营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三中队离开原驻地,在中队长川岛正雄大尉率领下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到文官屯一带实行夜间演习。晚上10时20分左右,以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和小杉喜一军曹为首的一个小分队在奉天(沈阳的旧称)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日本关东军并将3具身穿奉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奉军破坏铁路的证据。晚上11時15分,日本关东军自動將南滿鐵路柳條溝鐵橋炸毀,誣指為中國軍隊所為,開始進攻瀋陽北大營。[5]

爆炸后,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营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早已等候在奉天特务机关,岛本正一中佐赶到报告时,板垣征四郎下令向奉军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在文官屯一带的第三中队向南移动进攻北大营,设在虎石台第三中队驻地里的火炮开始轰击北大营和奉天机场。

奉军第七旅在事先已经得知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但張學良电令“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经过反复研究,第七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人越过铁路即开枪射击,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没在军中。参谋长潘鎮源用电话向荣臻请示,荣下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

奉军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汉的第六二〇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日本人谋本舍三在《关东军史》写道:“因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士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 直到次日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中国官兵与敌展开巷战,激战到三点多钟。在王鐵团长率领下突围,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

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经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提议的早就拟好的作战方案,同意了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

日軍攻陷辽宁、吉林主要城镇[编辑]

日本軍進佔奉天市
日军侵占下的沈阳市区

9月18日,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駐軍在睡夢中驚醒,死300餘人。[6]駐軍因長官正滯留於關內,聞變無法應付,奉命取不抵抗主義,日軍遂佔領北大營、東大營,以及兵工廠。[6]時張學良方滯北平,嚴令駐軍王以哲旅不作抵抗。[5]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城、安东(现为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日軍遂於9月19日上午6時佔領奉天。[5]日軍大隊入城,完全佔領奉天。[6]劫中國兵工廠存儲步槍8萬支,機槍4000挺,飛機200餘架。[7]日軍相繼佔領長春四平等地。[8]至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蔣中正回到南京做出三項基本外交原則:1.堅決抱定保護我國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2.維持東方平和而達到維持世界的和平。3.尊重一切國際公約,尤注重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是日張學良在協和醫院對日本新聞記者談話說:「據昨夜接到遼寧之報告,關於瀋陽中日不幸事件之情形,早已知矣,惟因對此不獨無抵抗之能力,且又無交兵之理由,是以絕對不加抵抗,任日本之所為,此種嚴命,余早已發出」。[9]同日,吉林省政府主席熙洽投降,甘願作漢奸,日軍遂不費一彈,進入吉林省永吉,佔領吉林全省。[6]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謝安俊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9月22日,蔣中正於南京市黨部:

「如至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10]

9月23日,日軍進至新民[7]日軍瘋狂擴大佔領區,5日之內南滿要地相繼陷落。[7]自9月18日至9月23日,5日之間,遼寧、吉林兩省全失,臧式毅、袁金鎧趙欣伯紛向日軍投降,在瀋陽建立「政權」,僅榮臻率軍退守錦縣[6]張學良下令「不抵抗」受到國民政府的嚴厲批評,但蔣中正仍然希望張學良前往南京商討外交應變的方法,張卻表示拒絕並改派萬福麟入京[11]

9月24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歪曲事實,表示必不使事件之擴大。[7]實則增兵不已,並繼續擴大佔領區。[7]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编辑]

1931年10月1日,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8日,東北國民救國軍成立,高鵬振任司令。[8]10月13日行政院大會,日方則藉口中國抵制日貨,拒絕撤兵。[12]日本又提出直接交涉之議,為國聯所否決。[12]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21日,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8]10月24日,行政院除重申9月30日日軍撤兵外,並決議:一、要求日軍在下次開會前完全撤退;二、中國保證日僑生命安全。[12]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团第29联队占领四洮铁路四平洮安)沿线主要城镇。

1931年11月嫩江桥抗战

1931年11月,日軍以偽軍張海鵬部為前導,進攻黑龍江[7]是月初,日軍運動鬍匪張海鵬起事,在嫩江與馬占山大戰,張部失敗。[13]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日人鑒於取黑龍江計劃實現不易,遂調軍攻齊齊哈爾,馬占山在嫩江鐵橋一役,大勝日軍,全國紛起援助。[13]江桥抗战,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5个团共1.3万余人,战至11月18日。但終因不敵日方新式武器,率隊退出苦守20餘日之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13]11月19日,龍江失守。[7]馬占山撤往克山海伦。至此,東北三省遂全部失陷。[13]


锦州、哈尔滨沦陷[编辑]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禮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严重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九一八事變後僅兩個月,日軍佔領中國東北三省諸多主要城市。事變之後,遼寧省府遷至錦州。[13]12月初,日本藉口剿匪,不顧英、美、法照會,向錦州進攻,並分兵威脅天津、山海關;張學良之榮臻所部,力量不夠,向關內唐山灤州昌黎退却。[13]12月中,別路日軍自旅順北犯。[7]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

1932年1月2日,日軍佔領錦州,東北軍撤入關內[8]1月3日,日軍攻陷錦州,關外要地盡失,未及撤出國軍及義胞,乃從事游擊戰爭。[7]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东北军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4日,黃顯聲在熱河北票設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總指揮部,開展抗日游擊戰爭。[8]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进犯哈尔滨,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为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1932年2月6日,日軍攻陷哈尔滨[7]

九一八事變之東北軍[编辑]

東北軍獨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發動北大營突圍戰,先撤錦州,再撤關內) 東北軍獨立第12旅張廷樞(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19旅孫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20旅常經武(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27旅吉興(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3旅張樹森(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騎兵第4旅郭希鶻(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騎兵第7旅常堯臣(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8旅程志遠(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1旅趙芷香(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2旅蘇德臣(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5旅張作舟(9月19日發動長春突圍戰,戰敗被俘投日) 東北軍獨立砲兵第8旅劉翰東(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當時東北軍共有陸軍獨立步兵18個旅,獨立騎兵5旅,砲兵4團1營,工輜各一營,陸軍總兵力189,505人以上(部份地方兵力不計),槍枝96,897枝。空軍4個大隊,飛機262架。海軍船艦約3萬噸。以如此大的兵力放棄中國東北令人惋惜。[14]

放弃锦州[编辑]

此時日本之軍事擴張,完全因為中國本身實力太差,無力與日軍週旋,而全國上下,把唯一希望寄託在國際聯盟身上;豈知國際力量微弱,不但拿不出辦法來,反而鼓勵日本橫行。[13]九一八事变後,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錞博士事后评论说:“……,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行政院长陈友仁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張學良始終傾向於「直接交涉主動撤軍」,11月28日,日本駐平參事矢野真前來與張學良商洽雙方解決方案,張表達「雖未獲訓令,但本人對此贊成」日方進一步希望:「地方局部問題就地解決,錦州衝突攸關東北軍切身利害」,隨後更情商前東北參議湯爾和進行遊說。12月7日,張學良首肯將自錦州撤兵[15]。但张学良對外界都坚稱死守锦州,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於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就在国民政府孙科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向中央發出三次请援,內容超乎尋常,目的在給粵方難堪[16]。請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中央政府的反應激起东北军前方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諷刺的是,12月25日日軍總攻錦州,張學良撤軍主動放棄。1月2日錦州失守,當日陳銘樞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報告:「自12月30日以後就沒有前線消息」。放棄錦州的消息是經由外國通訊社報導傳回中國,當時張學良未向中央提起。

再失热河[编辑]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汪精衛對軍隊系統內部過節不甚明暸,且與張本有中原大戰的宿怨,另外當時東北根據地已失,華北局勢未穩,大軍開拔需要糧饷,汪不撥分文,卻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張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出戰,顯示其實際目的在於以東北軍之犧牲賺取政治資本和輿論支持。調兵入熱的問題本可以協商解決,最後卻演成一場意氣之爭。

1932年8月6日,汪精衛通電請求辭職,並逼張一同下野:

“北平缓靖公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回复: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張學良嗣後引咎辭職,東北軍將領和宋哲元等北方將領則聯名願與其共進退。汪精衛聲言抗日,卻在熱河抗戰前夕掀起政壇風波,蔣介石亦在日記中稱其“不顧大體”。

1933年2月22日日軍協同滿洲國僞軍全面進攻熱河,熱河抗战爆发。湯玉麟聞風立刻動員全軍二百多輛軍車,搬運鴉片私產,力求完脫。湯部潰不成軍,日军仅以128名骑兵為先鋒,輕取熱河省會承德

3月7日,張學良上呈中央辭職:(節錄)

「自東北淪陷之後,效命行間,妄冀待罪圖功,勉求自贖,詎料熱河之變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種種原因,釀成惡果,要皆學良一人誠信未孚,指揮不當,以致上負政府督責之殷,下無以對國民付托之重,……學良雖粉身碎骨,亦無補於國家,無補於大局,應懇迅賜命令,准免各職,以示懲儆。」[17]

3月10日保定會議,張學良辭職照准。因热河失陷,张下野赴欧洲戒毒治疗,汪兆铭复出。

满洲国成立[编辑]

滿洲國皇帝溥儀

1931年,由于受到国际舆论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併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日本人善於利用傀儡,取得東北三省後,土肥原賢二把清遜帝溥儀天津運到旅順[13]土肥原贤二大佐时任特务机关负责人,游说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謊稱表示滿洲本為滿族故土,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留在旅顺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3月9日,在日人牽引下,正式成立「滿洲國」傀儡政府。[13]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由駒井德三任國務院總務廳廳長,總攬大權,日本人分任次長及司長把握主權,各機關均有日本人參加監視,共達3000名之多。[18]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他於是時外國干涉提出威嚇。[19]6月14日,日本政府對「滿洲國」予以承認。[19]日本當時對國際外交之陰謀,是藉「滿洲國」來搪塞國際責難。[19]一切劫奪行為也可委諸「滿洲國」而自享其利。[19]

8月8日,日本派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為駐「滿洲國」特派全權大使及關東長官,其權力等於總督。[19]

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於新京签订《日满议定书》。武藤信義在「日滿」議定書中說:「茲因日本國,確認『滿洲國』根據其住民之意思,自由成立,而成一獨立國家之事實。因『滿洲國』宣言,中華民國所有之國際約款,其應得適用於『滿洲國』者爲限,即應尊重之,滿洲國政府及日本國政府……為協定如左:一、『滿洲國』將來滿日兩國間未另訂款約之前,在『滿洲國』領域內,日本國或日本國臣民,依據既存之日華兩方間之條約協定,其他約款及公私契約,所有之一切權利利益,即應確認尊重之。二、『滿洲國』及日本國……相約兩國協同當防衞國家之任,爲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20]在這議定書下,遼、吉、黑三省,就為日本所劫奪,予以「獨立」,成為中國無比之創傷。[21]关东军并藉口“日満亲善”繼續向南擴張。

中国国内反应[编辑]

國民政府[编辑]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1932年1月2日,蔣發表「獨立外交」演講,痛切指陳宣戰之弊害。[22]

蔣事後在1934年10月檢討:中國東北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胡適等人甚至不惜主張依據日方所提〈幣原五原則〉進行直接交涉。中國中央政府卻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日本少壯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23]

中国共产党[编辑]

中共藉由國民政府抗日期間攻城掠地,擴充紅軍形成地方割據,在長江流域建立了閩西、贛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閩浙贛等主要根據地,對抗國民政府的游擊區域進一步擴大成124縣以上[24]

  •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
  •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
  • 12月6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北大南下示威團中央大學集結出發,沿途散發「被壓迫民眾團結起來」、「全國無產階級暴動起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傳單,行經成賢街浮橋時打傷警官2名,警員7名,憲兵1名。11日,中共帶領北大南下示威團繼續發動示威暴動,並拿出「打倒國民政府」、「工農兵聯合起來」、「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各類油印傳單或標語。
  • 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團手執紅旗直搗國民政府外交部,數名職員不來及逃出遭毆打成重傷;一部份學生約200名左臂縳紅布赴中央黨部,以木棍擊昏陳銘樞並綁架蔡元培,黨部衛士鳴槍示警營救追回,由於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脅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紅腫,頭部亦受擊傷送醫[25]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编辑]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親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晚間九點至十點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學良事後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26]

榮臻,九月十八日深夜:(節錄)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瀋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瀋,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張學良在戰後曾解釋:「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從前許多學者研究認為是國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實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是看情況自己去辦,等於中央不負責的。因此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27]。……」

另外,据何柱国旅长回忆,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无凭,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2]1947年,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更是铁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则否定了张、蒋在河北会面,因为按照蒋介石日记,9月12日蒋介石正在去武汉的船上。[3]另外,关于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4],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同时郭维城1934才加入东北军。[28]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8月16日电报指令后,于9月6日致電东北军参谋长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29]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总之,在九一八事變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張學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自从东北军守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继任的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张学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积极抗日主张也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完全相左,在这种情况下,汪精衛愤而辭職出洋。

蒋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编辑]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当时报刊对918事件的有关报道

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分裂主張,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5月10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但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民国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介石又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蒋介石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参见杨天石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國內輿論[编辑]

九一八事變,東北全境陷落,全國譁然。國人對於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迨熱河失守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东北抗日联军[编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的标语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東北地區,各地民眾及駐軍紛紛奮起抵抗,較著名的有如國民政府黑龍江代省主席馬占山將軍率領的江橋抗戰(1931年11月3日~19日)。惜由於各自為政,遭到日軍一一肅清,東北三省遂於民國二十一年初全部沦陷。

民間游行示威[编辑]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民情激昂,各地自動抵制日貨,作抗日之遊行,向政府請願,要求收復東北。[30]而一般青年基於愛國之心,自動組織抗日團體,或捐獻財物,或前往東北實際參加抗日工作。[30]

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變后,运动愈演愈烈。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12月,學生運動達到高潮,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北平、濟南學生佔領車站,癱瘓馬路交通,上海市長張群遭群眾包圍,上海市區戒嚴。12月5日,「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長顧維鈞遭到華僑、民眾毆打侮辱請辭。廣東浙江山西教育廳長,北京、中央、中山大學校長,相繼被迫請辭。國民政府中樞機關、行政院、中央黨部遭到罷課學生癱瘓,人員幾無辦事之地。12月15日,蔡元培與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在會見學運代表時,遭到學生批鬥毆辱[31]

文艺作品[编辑]

松花江上》(张寒晖作词,作曲)、藍蓮花火流星(辽宁电视台)

日本反應[编辑]

1931年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林铣十郎,独断地派出三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关东军占领全东北。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了不抵抗政策,试图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政府9月21日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日本政府并不赞成关东军搞独立的“满洲国”计划----日本当时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代表9月25日在“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1: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2: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10月18日又向在锦州的张学良军队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

日本内阁[编辑]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由于犬养是孙中山的密友,而且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所以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

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泄露(据说是电报被军方截获),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这对于当时暗潮汹涌的日本军界无异于火上浇油。

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而与此同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军国主义道路。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此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道路,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正式形成。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日内阁就已成为军部的奴仆)

上海日本僑民[编辑]

1931年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日本僑民連續在上海召開僑民大會,通過宣言和決議,以強硬措辭聲稱要懲罰「暴戾」之中國。[32]日本浪人復在中國各地尋釁,搗毀商店,擊傷民眾。[7]

国际反应[编辑]

1931年9月19日下午,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臨時會議,與會人士作出決定「對外仍採訴之國際聯盟,請求主持公道,對內則亟謀全國國民及本黨同志犧牲成見,一致聯合[33]。」外交部隨即電告「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國際盟約促使日軍退出佔領區[34]。中國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代表施肇基,要求國際聯盟理事會主持正義,制止日本侵略。[7]施肇基向國際聯盟報告日本侵佔瀋陽情況。[8]施肇基懇请國際聯盟主持公道。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則藉口「地方事件」,希望兩國直接交涉。[7]

9月19日、9月20日和9月22日,中國政府先後向日本嚴重抗議,指責日軍應負事變責任,要求日軍從速撤退。[7]

9月21日,由中國出席國際聯盟行政院第六十五屆代表施肇基,根據盟約第十一條,向行政院常會申訴,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在會場揚言「日軍以地方情形改善為比例撤退至鐵路線以內」,9月30日大會隨其聲明作成決議。[12]其時國際間一致不滿日本之行為,9月30日國際聯盟行政院通過限日本撤兵期限不得超過10月13日,日本內閣有所顧忌,頗有妥協之表示,其外相幣原屢次覆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照會,有日軍將撤至南滿鐵路附屬地表示,因不能約束其少壯軍人,至10月13日日軍不僅擴大東北佔領區,且派軍艦砲擊長江口,空軍轟炸遼西一帶。[7]日本非但不撤兵,反擴大侵略,指使土匪,破壞交通,轟炸錦州。[12]

10月13日,國際聯盟行政院復開特別會議,至10月24日以13票對日本1票,限令日本於11月16日再次會議前完成撤兵。[7]屆時國際聯盟行政院改在巴黎開會,至12月20日,決定組織一個調查團,調查「九一八」事件之真相。[7]由5個委員國組成,中日兩國各派贊助員1人參加。[7]美國雖非國際聯盟會員國,國際聯盟討論日本侵略東北問題時,為表示同情中國,特派日內瓦總領事吉伯特列席。[35]

日本之橫行一時,列強之放縱容忍亦有很大關係;九一八事變時,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曾向英國提議,須制裁日本侵略,而英國外相西門,反在國際聯盟為日本張目,將九國公約、國聯盟約、非戰公約置之度外。[12]英國祗求保持自己利益,在沒有受到直接損害前,不願採取任何行動。[12]同時英國認為日本侵略滿蒙,可以使日本與蘇聯發生利益衝突,而減少進攻南洋群島之可能。[36]所以英國不肯制裁日本,袛願派出一個李頓代表團。[37]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發表宣言,聲明凡違反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及條約義務所造成之情勢,所訂立之條約合同等,美國概不承認。[30]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侵略是干涉中国领土内政,违反巴黎非战公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強烈譴責日本政府行为,指出日本发动事变是侵略中国。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這時正當國際聯盟派李頓來華調查,日本帶著既成事實之威脅,要求國際聯盟承認。[19]李頓調查團之報告,雖然承認日本侵略,但還是主張中國承認日本在東北之特殊地位。[19]由于國際聯盟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日本表示抗议,并且退出國際聯盟。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國際聯盟谴责,继续侵略中国。

國際聯盟此時姑息退縮,對中國影響很大,也直接威脅國際和平。[37]因為日本侵略行動沒有受到制止,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国深受鼓勵,自此以後,併吞奧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跟著侵犯阿比西尼亞;蘇聯入侵波蘭芬蘭共和國也是受此影響。[37]

紀念[编辑]

1991年9月18日,中國政府瀋陽開放了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寫下「以和為貴」,成為進入該館的第一個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爲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

从1995年始,沈阳在每年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目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成都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38]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近代對事變起因的探究[编辑]

史學家唐德剛則認為張學良的「易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在書緣與人緣一書曾評論:「張少帥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於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不見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而張學良之所以能有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系』,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的必要。」

李宗仁將軍則認為「中原大戰」是一個關鍵。因為中原大戰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的勢力不相上下,張學良入山海關與否,自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隨後東北軍入關內,東北空虛,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機。

根据日本史料的公开,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早就蓄谋已久,侵略东北地区的秘密策划一直没有停过,而当时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则认为1931年为侵略东北地区的最佳时机。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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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書目[编辑]

  • 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台北:世界書局,1995)。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