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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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外交部收藏的中日和约签名

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簡稱《中日和平條約》、《中日和約》,又稱《臺北和約》,為中華民國日本結束兩國之間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戰爭狀態而簽訂的和平條約,於1952年4月28日在臺北簽署,同年8月5日雙方換文生效。該條約明定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狀態,自本約發生效力之日起即告終止。日本「放棄」對於臺灣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也放棄了自辛丑條約以來在中國之一切特殊權利及利益,表示將開始經濟方面之友好合作,儘速商訂兩國貿易航業漁業及其他商務關係的條約或協定。1972年9月29日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後,日本片面廢止此和約。

緣起[编辑]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佈接受無條件投降」[1]:46-47。9月2日,日本與中、美、英、蘇等同盟國簽署《降伏文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1947年3月17日,東京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向東京記者團發表講話,稱據目前世界形勢,開始商討對日和約,業已成熟。[2]:8314提請英、美、蘇、法、中等對日早訂和約。[2]:831412月5日,國民政府送出關於對日和約預備會議對蘇聯政府11月27日照會之復文,稱對日和會組織及表決程序,應照遠東委員會成例。[2]:8466為解決戰敗的日本地位問題、與釐清戰爭責任的國際法律問題,後來促成多國對日的《舊金山和約》。由於同盟國在談判對日和約時正值國共內戰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臺北,以及韓戰爆發、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戰,國際間對於應由中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存有爭議。韓戰爆發後,美國為防止臺灣落入中共之手,初始設計方案是將臺灣交由聯合國接管。但中共介入韓戰後改變了美國政府的處理態勢,也停止所有要將臺灣事務交由聯合國處理的方案[3][失效連結]

1950年9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杜勒斯推動對日和約相關事宜,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與杜勒斯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日本首相吉田茂與中華民國簽訂和平條約,並且一定要讓中日和約在《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前簽妥[4]

1951年2月,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於東京訪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何世禮團長,交換對日和約意見。[1]:67[5]中美兩國以換文方式成立「聯防互助協定」。[1]:673月,行政院通過「對日和約」覆文,訓令顧維鈞大使轉致美國政府[1]:676月14日,美國英國商定對日和約,中華民國將不列入簽字國。6月18日,蔣就參加對日和約問題發表鄭重聲明,指出其抗日最早、犧牲最重、貢獻最大,對日和約如無其參加,將加深遠東局勢混亂,且其為聯合國承認之合法政府,任何含歧視性條件,均不接受。[1]:686月28日,顧維鈞與杜勒斯談中日和約問題,杜勒斯主張「中日雙邊和約」在多邊和約之後簽訂。[6]:3279月,對日多邊和約於舊金山簽字。[1]:68

在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簽訂之前,英國政府希望日本可以自行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約,但美國以向日本施壓為誘餌,先請中華民國政府自行決定與日本的和約將只適用於任何一方現在與將來「實際控制」下的領土,才分別向英、日兩國施壓,讓日本在多國和約生效前,即開始與中華民國談判雙邊和約。在中日和約談判過程中,因中華民國政府亟需以和約鞏固其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日本乃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在和約實質內涵上讓步,甚至不惜讓談判破裂;直到多國和約生效前幾個鐘頭,日本才在美國壓力下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雙邊和約。

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中日和約》主要是為了解決兩國間戰爭狀態之存在而引起之各項問題,其目的主要為:

  1. 必須正式終止戰爭狀態,戰爭行為雖已實際結束,而且日本也隨即簽署《降伏文書》,但在形式上仍須有一和約以終止兩國戰爭狀態;
  2. 確認戰後雙方關係,如處理領土、戰爭賠償、財產、人民國籍等問題[7]

簽訂過程[编辑]

1952年8月2日,蔣中正與葉公超簽署、蓋印中華民國國璽的中日和約批准書

1952年2月,蔣以外交部長葉公超為商訂「中日和平條約」全權代表,政務次長胡慶育為副,於台北舉行第一次會議。[1]:692月17日,日本政府派遣全權代表團河田烈與其隨員抵達臺北。2月19日,在中華民國外交部開始舉行中日兩國和約討論會議。雙方經過3次正式會議和18次非正式會議為期2個月的談判。

「中日和平條約」4月28日在台北簽字。[1]:70雙方在臺北賓館舉行簽署儀式,中華民國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總共有100多人到場觀禮。葉公超與河田烈兩位全權代表在當日下午分別在《中日和約》正本上簽名[8]。蔣接見日本締結和平條約全權代表河田烈,寄語日本朝野,共建東亞和平[1]:70

臺灣歸屬問題[编辑]

  • 《中日和約》第二條:「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 《中日和約》第十條:「就本約而言,中華民國國民應認為(英文版:shall be deemed to,即「應被視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臺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而具有中國國籍之一切臺灣及澎湖居民及前屬臺灣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後裔;中華民國法人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臺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所登記之一切法人。」關於此第十條是為了何種目的而設置,參與締結《中日和約》的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倭島英二,在1952年5月27日日本參議院審議該條約時以政府委員日语政府委員的身份向在場的議員們解釋:
第十條,這主要是為了臺灣以及澎湖島的住民或曾是那裏的住民,要來日本或前往其他國家時的方便而設置的。所謂方便是,譬如,現在法律上的方針,是因臺灣,以及澎湖島之最終的領土歸屬還不清楚,而一但舊金山條約生效,臺灣,以及澎湖島就會脫離我國,一脫離我國,則向來被稱為臺灣籍人民的人們,就會失去日本的國籍,而後處於國籍不明的狀態之下是很不方便的,旅行時就會產生到底持哪種護照來我國,才會被承認的問題。在此第十條中將臺灣,以及澎湖島的住民,或是以前曾是當地的住民或其子孫,都視為其具有中華民國的國籍。視為其被包括在中華民國的國民之內,即是所謂視為的規定。[9]
  • 1952年5月13日,日本參議院再次審議該條約時,倭島英二與其他議員又有以下問答,明確表示臺灣人的國籍和臺灣的歸屬還沒有最後的決定:
倭島英二:……剛才對於領土關係,提有各式各樣的問題,但都不是最後的決定,因此,對於向來被稱為臺灣籍人民的人們之國籍問題,也還沒有做最後的決定。……

兼岩傳一:如此說來,這個「條款」的文章中並沒有規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民。而應該規定者,將來聯合國究竟會如(岡崎勝男外務)大臣的答復那樣做出領土的決定,而經由此決定,國民也會被決定,現在是尚未決定。是這麼說的嗎?……

倭島英二:現在拜託各位審議的與中華民國的和約,並非以決定何處是中華民國的領土,誰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為目的而做談判的,在這裏面並沒有寫著關於其領土問題,以及領土的歸屬,或是何者為中華民國的國民等這樣的協調。[10]
  • 《中日和約》照會第一號表示「本約各條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針對此第一號是否具有領土主權之法律效力,葉公超在1952年7月中華民國立法院的諮詢報告中表示:
「……換文所規範者,非和約之法律效力,而為和約之適用。且換文雖為和約之一項附件,並非和約之一部份,其效力為臨時性的……雙方換文中訂定的適用範圍是指我國政府控制下的一切領土,所謂控制是一種事實的狀態,並無任何法律意義,與法律上之主權,截然不同……」。[11]
  • 1952年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向立法院解釋這個條款時表示,《舊金山和約》「並未規定把這些島嶼歸還給中國。」並說:「基於這些領土原來就是我們的,以及現在被我們所控制,更加上日本已經在〈中日和約〉中放棄,因此,它們事實上還給我們。」在其他事項上,葉公超說:「〈舊金山和約〉也都沒有條文要決定台灣與澎湖的前途。」[12]
  • 外交部長葉公超在立法院針對〈中日和約〉的質詢:「福爾摩沙與澎湖的地位如何?」說明:「福爾摩沙與澎湖先前是中國的領土。當日本放棄對於福爾摩沙與澎湖的主張後,只有中國具有接管的權利。事實上,我們現在正在控制它,無可置疑的,它成為我們領土的一部份。但是,微妙的國際情勢讓它不屬於我們。在目前的情況下,日本無權將福爾摩沙與澎湖移轉給我們;日本即使想移轉,我們也不能接受。在〈中日和約〉我們已經制訂條文表明包括福爾摩沙與澎湖合法的居民為中國國籍,此條文可能對未來任何福爾摩沙與澎湖歸還我們時的障礙稍做彌補。」[12]
  • 2010年1月14日,日本駐臺代表今井正表示,日本已於《舊金山和約》放棄臺灣,因而無立場認定臺灣歸屬。[13]
  • 2012年3月9日,日本政府以在《舊金山和約》中已放棄對台灣的所有領土請求為由,而對台灣歸屬採取「無獨自認定立場」的態度。[14]

影響[编辑]

  • 二战后,經歷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後,美日等國簽訂了舊金山和約,中華民國未參與簽署。韓戰爆發後,美國政府積極協助中華民國政府展開對日正式和約,經由日本正式放棄臺灣、澎湖領土主權,但未載明這些地方的歸屬,因而衍伸出主權問題,詳見下文。
  • 《中日和約》簽署後,於法理上結束中日從甲午戰爭以來的對立狀態,中日雙邊和平條約奠定了兩國和平基礎。
  • 《中日和約》照會第一號聲明中日和約各條款適用於中華民國政府現在或將來控制下之領土。和約依照舊金山和約第二條,日本「放棄」對於臺灣、澎湖列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主權
  • 該條約最終以蔣中正所謂「以德報怨」 (註: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有急需以和約鞏固其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迫切性) 的指示制定內容,讓處於戰敗的日本於《中日和約》簽訂時反而獲得實質利益;中華民國則不得不以犧牲其實質利益(包括賠償問題、領土主權)換取象徵其政府合法性的中日和約,此亦戰後國際局勢演變所造成者。

日本政府宣布廢止[编辑]

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2年9月29日建交,兩國簽訂了《中日建交聯合公報》,同時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在記者會上表明:「日本政府的見解是,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華和平條約》(《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並宣告結束。」

法律地位問題[编辑]

中日和約第二條:「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中日和約第十條:「就本約而言,中華民國國民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臺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而具有中國國籍之一切臺灣及澎湖居民及前屬臺灣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後裔;中華民國法人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臺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所登記之一切法人。」

依中日和約的照會第一號聲明,和約各條款適用於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的所有領域,但是中日和約並沒有解決臺灣主權的轉移問題。當時國民政府控制下的臺灣,是遵照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佈「軍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甲項的規定,於1945年10月25日在臺北公會堂接受在臺日軍的投降,並於當日起開始進行軍事占領,軍事命令下的控制不代表擁有主權。

主張臺灣主權未定論的人士並不承認臺灣屬於中華民國所有,而是暫時無法得到確定。

以下為「臺灣主權未定論」人士的主張:

  • 《中日和約》第二條指出,日本與中華民國承認《舊金山和約》第二條的內容,表示已「放棄」臺灣及澎湖列島,沒有提到臺灣及澎湖列島的歸屬,因此臺灣主權並未移交給中華民國。
  • 根據《中日和約》第十四條,當條約雙方對條約內容解釋有分歧之時,應以條約英文版為準。根據《中日和約》第十條之英文文本,為了本條約之目的,臺灣與澎湖住民係被「視為」(deemed)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根據Black's Law Dictionary(9th ed. 2009)對於deem的解釋,deem代表的是法律上的擬制,亦即將某物「視為」其事實上所不是的他物,或「視為」具備本不具備的屬性[15]
  • 《中日和約》第十條主要是因臺灣及澎湖島的最終領土歸屬還不清楚,一旦舊金山和約生效,臺灣籍的人民就會失去日本的國籍,而後處於國籍不明的狀態,因此暫時將臺灣及澎湖島的住民都視為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否則和約即無從適用第三條條文關於人民的財產及債權問題,《中日和約》第十條與臺灣、澎湖的領土主權歸屬問題無關。
  • 但是《舊金山和約》於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而《中日和約》於1952年8月5日才正式生效,《中日和約》的生效時間晚於《舊金山和約》。既然日本政府於《舊金山和約》載明「放棄對台灣、澎湖等島嶼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在之後的《中日和約》日本政府自然再也沒有重新處分台灣、澎湖的權利。
  • 而《中日和約》照會第一號其實並未澄清日本係對中華民國放棄對台主權。雖然只要是中華民國有效統治下的區域,都適用於該和約,但控制下之領域未必擁有領土主權,例如軍事占領下之領域、託管地等。另外,中華民國與美國間之共同防禦條約亦規定僅適用臺澎,然而美國當時對臺澎主權之立場很清楚的是採所謂未定論。
  • 1945年,依據盟軍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發佈的「軍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號》第一條甲項規定,命令臺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越南境內的日軍應向盟軍將領蔣介石投降,因此蔣介石及其部隊僅是受盟軍委託接受日軍的投降,對臺灣、越南北部進行軍事占領,並不能據此聲稱臺灣、越南北部為其領土或擁有臺灣主權,因為1945年當時並沒有簽訂正式的條約規定臺灣歸還中華民國,該政權其後在臺所施行的統治也因此缺乏法理基礎;其後之和約並沒有解決臺灣主權的轉移問題,沒有解決臺灣主權的定位。

主張臺灣主權未定論的人士認為臺灣自始至終並非中華民國領土,並認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日本降書》這類宣言及降書只是戰爭時期戰爭之一方陣營對於戰後新秩序的初步規劃。在國際法上,關於領土主權之移轉仍必須透過戰後和約才能完成,《中日和約》也未明載臺灣主權的歸屬。

除臺灣主權未定論外,另有其他各派人士對臺灣主權各有不同的主張與理論,如臺灣為聯合國託管論、美屬臺灣群島方案等等[16]

參見[编辑]

註解[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
  2. ^ 2.0 2.1 2.2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全十二卷,共十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
  3. ^ 参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自進:[1]
  4. ^ 参考[2]
  5. ^ 1951年5月3日,麥克阿瑟將軍在美國高等法院軍事外交合作委員會作證
  6. ^ 張之傑等:《20世紀中國全紀錄》,台北:錦繡出版社,1991年
  7. ^ 参考中華民國外交部 外交政策:「臺灣的國際法地位」說帖
  8. ^ 中日合約專輯 數位典藏聯合目錄
  9. ^ 参議院会議録情報 第013回国会 外務委員会 第33号,昭和27年5月27日,頁二。(網頁存檔
  10. ^ 参議院会議録情報 第013回国会 外務委員会 第40号,昭和27年6月13日,頁一0。(網頁存檔
  11. ^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 《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九). 臺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66年: 第351頁. 
  12. ^ 12.0 12.1 美國專家譚慎格在《重估「一個中國」政策》一書引用1952年7月23日美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資料 Despatch No.31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Taipei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 1952, Enclosure 2, at p.2.
  13. ^ 張茂森. 日本新任駐台代表今井正:台灣歸屬 日無立場認定. 自由時報. 2010年1月15日. [2015年1月26日查閱]
  14. ^ 我が国は、日本国との平和条約(昭和二十七年条約第五号)第二条に従い、台湾に対する全ての権利、権原及び請求権を放棄しており、台湾の領土的な位置付けに関して独自の認定を行う立場にない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答覆參議員山谷えり子,日本參議院,2012-3-9
  15. ^ 請查閱Westlaw網站
  16. ^ 参考中日和平條約的簽訂與中華民國主權的確定

參考文獻[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