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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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天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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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4代天皇 | ||
| 在位期間: 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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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天皇 | ||
| 時代 | 昭和 | |
| 首都 | 東京 | |
| 皇居 | 宮城・皇居 | |
| 諱 | 裕仁 | |
| 幼称 | 迪宮 | |
| 別名 | 攝政宮 | |
| 印 | 若竹 | |
| 出生 | 1901年4月29日 | |
| 出生場所 | 東京市(東宮御所) | |
| 逝世 | 1989年1月7日 (87歲) | |
| 東京都千代田区(吹上御所) | ||
| 陵墓 | 武藏野陵 | |
| 父親 | 大正天皇 | |
| 母親 | 貞明皇后 | |
| 皇后 | 香淳皇后 | |
| 皇子 | 繼宮明仁親王 義宮正仁親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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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女 | 照宮成子內親王 久宮祐子內親王 孝宮和子內親王 順宮厚子內親王 清宮貴子內親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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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天皇(本名裕仁,1901年4月29日-1989年1月7日),是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1926年-1989年在位),現任天皇明仁(年號平成)的父親。出生時的徽印印號為若竹。
裕仁在任皇太子期间曾访问欧洲。大正十年(1921年)因父親大正天皇患病而出任攝政。大正十五年(1926年)繼位,以《尚書》中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一句改元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为日本國民的象徵。除了神話中的天皇之外、他是歷代天皇中在位時間最長及享壽最高的。
目录 |
[编辑] 生平
- 1901年4月29日出生于大日本帝國东京市。立为皇太孙,受乃木希典的嚴格教育。
- 1916年立为皇太子。
- 1919年成年禮。
- 1921年访问欧洲。
- 1921年11月25日开始摄政。
- 1923年訪問台灣,史稱「東宮行啟」。
- 1924年和良子女王结婚。
-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病逝后即位。
- 1928年11月10日在京都举行即位大礼。
- 1933年12月23日繼宮明仁親王(今上天皇)出生。
- 1935年11月28日義宮正仁親王出生。
- 1945年8月15日代表日本国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条件投降。
- 1946年1月1日公布「人間宣言」,公开放弃神权。
- 1946年11月3日簽署日本國憲法。
- 1959年4月10日出席參加明仁與美智子婚禮。
- 1975年9月30日访问美國。
- 1989年1月7日因患十二指肠癌病逝于东京,享年87歲。
- 1989年2月24日新宿御苑內舉行葬禮。後葬於東京都八王子市長房町。
[编辑] 家庭
大正十三年(1924年)與久邇宮邦彥王的長女良子女王(香淳皇后)結婚,育有2男5女。
- 照宮成子內親王(1925年-1961年),盛厚王妃。
- 久宮祐子內親王(1927年-1928年),夭折。
- 孝宮和子內親王(1929年-1989), 鷹司平通夫人。
- 順宮厚子內親王(1931年-),池田隆政夫人。
- 繼宮明仁親王(1933年-),今上天皇。
- 義宮正仁親王(1935年-),常陸宮。
- 清宮貴子內親王(1939年-),島津久永夫人。
[编辑] 早期统治
1926年,裕仁登上皇位。当时日本正日益民主化,于是裕仁采用昭和作为年号。尽管年号中包含和平的含义,但日本却很快地走上了军事扩张之路。随着1927年一场银行大危机,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开始在中国东北扩张日本的军事势力。裕仁致力于履行自己立宪君主的职责,很少过问内阁的政策,但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扩张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对天皇要绝对服从,反对立宪民主制。但他無法駕馭军国主义分子,为日后战争爆发埋下了隐患。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在那里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30年代,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政治暗杀事件。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首相遭暗杀,标志着政党领导的内阁之结束和日益为军队控制的官僚内阁之开始。这个独裁体制要求学校讲授绝对的爱国主义,他们强迫大学开除具有民主思想的教授。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极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少壮派军官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在裕仁的严令下被镇压,结果是日本军部内部的“統制派”获胜而结束,军部控制了政府、日本中央政府过去难以控制的日本军队。
[编辑] 東宮行啟
[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统治
1937年,中日戰争開始,日本很快吞併了大部分東亞地區,使其加入“共荣圈”。裕仁被指责同意導致這場戰爭的對外政策,並批准東條英機與纳粹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结成法西斯主義轴心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的戰争,侵略中國等國家。有些人認為,在政府决定加入戰争這件事上,裕仁作了正式的批示。根據他對憲法的理解,他有義務支持内阁通過的政策。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襲擊美國夏威夷群島上的珍珠港海軍基地,翌日,裕仁天皇頒佈《對英美兩國宣戰詔書》,致使美國及其盟國加入對日本的戰争,開啟太平洋戰爭序幕。1945年8月,美國向日本投下兩颗原子弹後,裕仁被要求参加戰時最高國務會議的特别會議,以考虑和討論美國及其盟國提出的投降條件。裕仁和當時的首相鈴木贯太郎主張日本投降。由於委员會中的政治和軍事成員就是否投降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首相要求天皇做出最後的决定。裕仁同意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其中“無條件投降”暗含一個條件:不廢除天皇。8月15日,裕仁通過無線電廣播,史無前例地向日本民眾解释了投降的原因。此段廣播被稱為“玉音放送”,使用大量漢语文言的《终戰詔書》使很多日本平民無法具體理解廣播的内容。
[编辑] 戰後的統治
战后,包括蘇聯在內的國家要求廢除天皇,並讓天皇接受戰犯審判,但是美國為防共產主義在亞洲散布,故需要在亞洲建立一個非共產的經濟強國,如果沒有天皇,日本國內社會必然動盪,因為之前日本長期推行神化天皇、效忠天皇的教育,天皇已经成为多数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事實上當時在傳出可能審判天皇的消息後,就有許多民眾寫信向盟軍官員表示無法接受,所以因美國策略上需要,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将军和其他官员共同表示,裕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负主要责任。这一观点得到了日本人民的极大欢迎。
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發布《人間宣言》,否定天皇的神圣地位,承认自己与平民百姓一样也是人,并不是神。
美国占领日本后,最高負責人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是實際上掌控有日本統治權的人。在他的干預下,1947年通过新的日本国宪法,使天皇这一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变为了一个国家的象征,而提出最高统治权归人民所有,真正实行立宪民主。
为了与宪法的变化相一致,戰後裕仁把自己打扮为一位民主的君主:与平民会面,允许皇族成员被拍照。他还访问过灾区,视察日本的战后建设。(這次旅行可能為盟軍領袖所安排,因為當時一直有天皇可能被審判甚至處刑的傳言,安排天皇巡視灾区正好可以安撫人心),他的皇位继承人明仁亲王也打破了传统,和一位普通女性结婚而不是贵族家庭成员。1971年裕仁访问西欧,1975年访问美国,这是第一次以天皇的身份访问外国。因為是海事類出身,對水產有許多研究,最後出版了「水母的書」為代表作。
[编辑] 昭和天皇与靖国神社
昭和天皇於戰後曾八度參拜靖國神社,在1978年靖國神社合祀甲級戰犯之後,就不再去參拜。日本經濟新聞報導(2006年7月20日)從前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的遺物筆記中發現,昭和天皇曾向富田表示,他因為對合祀作法不悅,因此停止參拜。
前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的遺物中,發現留有昭和天皇語錄的二十多本筆記,其中於昭和天皇逝世的前一年,1988年4月28日的筆記中,記載有關昭和對靖國神社的看法。
昭和天皇當時曾說「靖國神社的筑波宮司(祭司)處理合祀問題很慎重,但是換上松平慶民宮內大臣的長子松平永芳擔任宮司之後,他完全不了解他父親愛好和平的想法,隨即決定合祀,所以從那之後就不再去靖國參拜,那是我的信念」。
筆記中也記載昭和天皇於當年4月29日的生日記者會上,被詢問到對大戰的看法,昭和說,怎麼說大戰都是最不好的回憶。會後昭和對富田表示,被問到對戰爭的感想時,我一心想表現出厭惡戰爭的心情。
[编辑] 战争责任
昭和天皇在位的63年,是可靠歷史以来日本天皇统治最长的时期,也是一段经历了几大动乱和变化的时期。
对于昭和天皇的争议很多,有人认为他是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日本軍的傀儡,并无实权。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他對軍部的日益壮大視至不見,而且他有天皇權力可制裁不聽指示的軍人,但他並沒有去制裁,而是樂觀其成。
裕仁有一句名言:“问题不在我们干了什么,而在于全世界对我们所幹的事情有什么反应”。
許多人以為罪魁禍首是東條英機,然而東條擔任首相期間是1941年~1944年,任期僅3年,而日軍早在1931年918事件開始,侵略時間長達14年。
天皇的權力來自大日本帝國憲法(又稱明治憲法),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明治憲法係基於天皇主權的原理,由天皇總攬立法、司法、行政之統治權。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陸海軍的統帥、宣戰的公布、條約的締結等,都屬於天皇的大權。該憲法一直到二戰結束前從未更動。
明治天皇當權時期建立的親任官制度就是為了鞏固天皇的統治權,明治憲法下高層文官武將,皆由天皇經親任式任命:文官如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樞密院副議長、內大臣、國務大臣、特命全權大使、大審院長、檢事總長、行政裁判所長官、朝鮮總督、台灣總督等;武官如陸軍大將、海軍大將、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總軍總司令官、軍司令官、侍從武官長、東京警備司令官、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艦隊司令長官……等;因此昭和天皇也擁有人事權。自918事變以來到二戰結束共23位皇族親王擔任皇軍高級將領,如伏見宮博恭王(元帥;海軍大將、海軍軍令部部長)、梨本宮守正王(元帥;陸軍大將)、閑院宮載仁親王(元帥;陸軍大將、參謀總長)、朝香宮鳩彥王(陸軍大將、上海派遣軍司令)、東久邇宮稔彥王(陸軍大將、一號作戰計劃北路日軍司令)、賀陽宮恆憲王(海軍中將)、秩父宮雍仁親王(陸軍少將)、閑院宮春仁王(陸軍少將)、伏見宮博義王(海軍大佐、第三驅逐隊司令)、高松宮宣仁親王(海軍大佐)、竹田宮恆德王(陸軍中佐)、三笠宮崇仁親王(陸軍少佐)等等,諸位親王的軍銜都是裕仁天皇親自授予的,他們是皇軍指揮官,都在權力核心。此外,東條上一任首相近衛文麿是後陽成天皇12世孫,宮廷貴族五攝家之一,擁有公爵爵位,當過貴族院議長和三任首相,作為天皇傳統家臣已經有700多年歷史;其家世背景無疑是天皇親信,天皇既然能讓自己的皇族親信在國會、軍部擔任要職,那麼包括東條英機等鷹派人士的權位自然是天皇授予的。因此無論是軍隊還是國會,都是裕仁天皇掌權控制的。
918事變是軍部沒有取得天皇事先同意進行的,一度引起日本國會反彈,但裕仁天皇的立場卻支持軍部的作為,11月5日,參謀總長從天皇那裏得到參謀總長可以決定和命令有關關東軍作戰行動的部分權限的委任,便利用這一委任命令權,把進攻錦州的部隊於11月28日退回遼河以南。但同年12月28日,關東軍事先得到天皇和參謀本部的同意,再度發起了錦州戰役。第二年1月3日,占領了錦州。1932年1月8日,即占領錦州五天後,裕仁天皇對關東軍侵占東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績”進行表彰:「曩者滿洲事變勃發,關東軍將士基於自衛之必要,果斷神速,以寡克眾,迅速完成芟伐,此後,凌艱苦,冒祁寒,蕩伐各地蜂起之匪賊,完成警備任務,或在嫩江、齊齊哈爾地方,或在遼西、錦州地方,冒冰雪,勇戰力鬥,拔除禍根,宣揚皇軍威武於中外。朕深嘉獎其忠烈。爾將士等其各堅忍自重,以確立東亞和平之基礎,有厚望焉。」[1]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在其所著的《天皇的戰爭責任》一書,對天皇發表嘉獎敕語解讀:這一敕語清楚地表明:裕仁的軍隊不管是擅自發動侵略戰爭也罷,擅自擴大戰爭也罷,只要取得成功,他就認為是應加讚賞的。[2] 原本國會抨擊軍部擅自進兵,卻因為天皇支持軍部的態度作罷。由於受到天皇的稱讚,使得好戰軍官得到極大鼓勵。戰火從東北擴大到內蒙,延燒到上海。
1932年,上海發生128事變,日軍向閘北一帶中國駐軍發起了進攻,駐防閘北的蔡廷鍇將軍進行頑強的抵抗,導致日軍進攻失敗。裕仁天皇趁機于2月2日任命皇后的堂兄伏見宮博恭王為海軍軍令部總長。陸軍參謀總長由伏見宮的祖叔閑院宮載仁親王擔任,至此,陸海兩軍的作戰事宜完全控制在皇室成員手中。此後激戰數日,日軍久攻不下,引起國際關注,裕仁唯恐西方列強干預,於是決定停戰防止事端擴大,天皇裕仁指示司令官白川義則道︰「在將中國第十九路軍從上海擊退之後,不要長追不捨,希望在3月3日國際聯盟大會召開之前能夠停戰。」戰後天皇裕仁同近臣談到上海事變時誇耀道︰「3月3日實現了停火。但這並不是依據參謀本部的命令,而是因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擴大事端。」 [3] 證明天皇對戰爭具有否決權。
1933年2月4日,陸軍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上奏提出作戰計畫,獲裕仁天皇批准。[4] 關東軍重啟戰端,出兵熱河,3月24日,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奉命回國向天皇報告熱河的作戰情況。據岡村寧次的回憶,天皇陛下“頗為熱心地聽取了我的上奏”[5]。戰事持續到5月31日簽定塘沽協定才暫時中止。
1937年7月7日爆發蘆溝橋事變,根據支那事變畫報創刊號報導,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於7月11日下午7點35分再度赴葉山皇室離宮,就有關北支事變(蘆溝橋事變)統帥事宜向天皇呈奏。同日8點44分抵達逗子車站返回東京。[6]
裕仁在1937年8月5日公然違反國際戰爭法規,命令軍隊對待中國俘虜不必遵守國際法。[7]
1937年11月,皇族成員朝香宮鳩彥王代替生病的松井石根擔任上海派遣軍司令,並指揮12月2日到6日攻打南京的戰役。朝香宮鳩彥頒布了「殺掉全部俘獲人員」的命令,釀成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8][9]
裕仁對參與屠殺暴行的高級將領予以嘉勉。1938年2月12日,朝香宮回國復命,裕仁就在皇宮接見並對他的屠城“戰績”大加讚賞,特賜雕有日本皇室菊花紋徽的銀質花瓶一對,以示褒獎且因“戰績”恢復朝香宮的皇室身份。他的軍銜也因屠殺“有功”而被晉陞為大將。[10]
裕仁天皇還公開表揚谷壽夫等主事南京大屠殺的領導幹部,據1940年2月11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報導,谷壽夫、中島今朝吾、牛島滿、草場辰巳、佐佐木到一 等,因攻佔南京有功,獲得天皇恩賞綬勳。[11]
裕仁經常頒發勳章做為獎勵手段。象徵日本最高榮譽的勳一等旭日大綬章,在戰前多數頒發給右翼軍人,包括畑俊六、林銑十郎、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及川古志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東條英機、山本五十六、永野修身等;以及主戰派大臣,例如近衛文麿、荒木貞夫、廣田弘毅、重光葵、小磯國昭、東鄉茂德等,顯示裕仁天皇鼓勵侵略戰爭。
戰爭時期,裕仁天皇以大日本帝國皇軍大元帥身分,坐鎮大本營,聽取戰報,批准軍部或指示軍部行動,由軍部立案,參謀總長向天皇上奏。經過「御説明」「御下問」「奉答」流程,最後由天皇裁可,發佈大陸命、大海令、大陸指、大海指等軍令指示皇軍作戰方向,這證明天皇擁有統帥權。[12] [13] 1937年7月,裕仁授權使用化學武器第一號令:「適當時候可以使用催淚彈」。1938年,日本開始使用毒瓦斯、毒氣、細菌武器等國際上禁止的「細菌戰」,造成中國大量無辜人員的傷害。而這些武器首先必須取得天皇的許可,才能由參謀總長發出指令。據統計僅武漢戰役中,日本大本營批准使用毒氣375次,1939年5月,裕仁簽發「大陸命301號」,批准在東北邊境開展化學武器試驗,1940年批准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一直到1942年。[14]
根據《Khabarovsk War Crime Trials》一書提到,在蘇聯伯力受審的關東軍戰犯,陸軍軍醫中將梶塚隆二供稱,731部隊是奉天皇敕令建立的。[15][16] [17] 甚至皇室成員也參與計畫,包括天皇的弟弟秩父宮、三笠宮親王,以及他的叔叔東久邇宮稔彥親王,其他皇室成員視察過瀋陽、長春、哈爾濱細菌戰實驗室。天皇表弟竹田恆德親王擔任關東軍首席主計官要職,掌握細菌部隊經費,並主管審批各支部訪問者,發通行證。當關東軍司令官參觀731實驗室時,竹田全程監護。謝爾頓·H·哈里斯著作死亡工廠一書分析,裕仁天皇在1926年繼承皇位前就對化學戰和細菌戰表現強烈的興趣,他不但是知名的海洋生物學者,他很早就迷上了帶病真菌、桿菌和各種培養研究,裕仁相信科學是實用工具,必要的戰爭手段,這種手段包括化學戰和細菌戰。[18]
裕仁天皇擔憂對美軍使用生化武器會遭受更大的報復,下令嚴禁對美軍使用生化武器,因此細菌戰只針對中國。[19]
裕仁1938年年底簽發實施無人區作戰的第241號《大陸命》,日軍開始毀滅作戰役,並且愈演愈烈,1938年後持續五年空襲的重慶大轟炸、1940年後對解放區實行的「反掃蕩」、發展成“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作戰”,目的是“加強對敵人的封鎖,摧毀敵人繼續戰鬥的意志”,甚至“讓敵人將來再也無法生存”。據估算,在這些作戰中被殺害的中國非武裝人員在240萬以上。[20] [21]
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3條規定:天皇得以宣戰、媾和及締約。裕仁天皇也曾行使權力宣戰,珍珠港事變隔日裕仁頒布對美英兩國宣戰詔書[22],下令日軍全力進攻。 裕仁也是太平洋戰爭決策者。早在1941年7月2日御前會議通過的《伴隨形勢發展的帝國國策綱要》(情勢ノ推移ニ伴フ帝国国策要綱)以及9月2日御前會議通過的《帝國國策遂行要領》,[23]已經確定對英美開戰。御前會議是指天皇、首相、內閣大臣、軍部高層共同參與的會議。當時首相是裕仁親信近衛文麿,因此將太平洋戰爭責任由東條英機一人承擔並非事實,東條英機執行的是裕仁預先制定的作戰方針。
日本投降時尚有兵力720萬。他們在裕仁一聲令下迅速撤軍、棄械、繳械、交割佔領地和移交主權給盟軍,鮮少有抗命的情形出現,由此足見裕仁天皇才是皇軍最具有號召力和公信力的實質領導者。
日本投降后,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将裕仁列为日本头号戰犯。英国首相艾德礼、蘇聯總書記斯大林分别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严惩战争罪犯裕仁天皇,建议经公审后绞死。
麦克阿瑟考虑到为了在远东扶植与共產黨俄國进行冷战的盟友,並且一个因审判处决天皇而陷入混乱的日本不利于美国的利益,而天皇制度能起到凝聚日本保守反共势力的作用,因此麦克阿瑟本人支持放弃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此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急电报告:
| “ | 日本国民……对日本天皇崇敬备至,已达百餘年之久。在太平洋战争中,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曾以此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手段,号召为天皇而自我牺牲。而战后日本国民对裕仁天皇的崇拜有增无减,视如国神。我认为,如果对裕仁天皇公审处决,必将使全日本国民信仰的支柱彻底崩溃,甚至在日本全国引起反对盟国的疯狂骚乱和暴动。处决裕仁为日本举国所不容,我们重建和改造日本的前途则不堪设想,结果可能是历史的悲剧。
因而,我本人作为盟国驻日本国的全权代表,出于对日本国未来命运的考虑,决定对裕仁天皇免予战争责任的起诉。 |
” |
华盛顿很快回电同意麦克阿瑟的意见,于是麦克阿瑟颁布了盟军总司令部第一号令:
| 出于对日本前途和国民信仰的考虑,盟国决定对日本天皇裕仁不予追究发动战争的责任,不予起诉和逮捕。今后裕仁的人身地位和人身自由,应与其他日本国民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 |
日本宣佈投降時仍保有720萬兵力,是美國與盟國顧慮的主要原因之一,[24] 最後,不但天皇免於審判,連同23名擔任高級將領的皇族親王也受到保護,全體不起訴。
天皇傀儡論並無具體證據,何人參與控制天皇、脅迫天皇、恐嚇天皇、威脅天皇乃至奪走天皇權力,相關人事物,時間、地點全都交代不清;在當時的時空背景,天皇的權威達到巔峰,皇軍們願意為天皇死戰,民間將天皇視之為國神,任何對天皇不敬的行為或言論根本難以在日本社會生存,皇軍將領的人物傳記均未見有誰不利於天皇。1947年,東條英機接受東京審判時證言:「日本臣民若違背陛下(天皇)的意志不可能做任何事,何況是政府高官。」[25]
教科書和官方對天皇戰爭責任隻字未提。根據麥克阿瑟回憶錄,日本天皇到東京赤阪的美國大使館,與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舉行秘密會談,裕仁曾說過:「我願負發動戰爭的所有政治決定和軍事行動的完全責任,這次拜見是為接受各國審判而來。」日本外務省2002年10月17日公開了日本二戰投降後裕仁天皇與盟軍司令麥克阿瑟首次會見的官方記錄,其中並無後者在記憶錄中所寫的天皇自稱要承擔戰爭責任;2003年日本文藝春秋月刊7月號刊登由裕仁天皇草擬的謝罪詔書草稿,[26]證實裕仁天皇曾經有認罪意圖。日本麗澤大學教授松本健一認為,由于擔心在官方記錄中留下談及戰爭責任的部分將會在裁判中遭追究,官僚或者侍從可能從記錄中刪除了相關內容。[27]
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的二戰題材的紀錄片《揭秘裕仁天皇》片中描述天皇是逃脫審判的戰爭頭目,引起日本社會譁然。儘管日本對BBC施加了强大壓力,要求BBC立刻停止製作該紀錄片,但節目仍2005年播出。[28]
[编辑] 軍國主義的後遺症
裕仁天皇生前從未因戰爭行為公開道歉,僅在接見韓國總統時表示"遺憾",而未釐清責任歸屬。天皇的態度助長右翼份子的氣焰,日本軍國主義狂熱者至今仍為了捍衛天皇名譽採取激進手段,1990年長崎市長本島等公開表示裕仁天皇應該負戰爭責任,遭到右翼人士槍擊重傷入院。[29]
效忠日本天皇是日本右翼人士或親日右翼人士的最高思想原則,是絕不動搖的基礎信念,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右翼人士卻將東條英機為首的戰犯視為民族英雄,積極鼓吹日本官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30] 這與「天皇傀儡論」形成巨大的矛盾。右翼份子對於大東亞戰爭的歷史研究透徹,他們深度了解、熟悉有關東條英機等軍國主義頭目的人物傳記,他們並沒有發現東條英機等人企圖不軌。合理推定,正因為東條英機等戰犯是對天皇忠心耿耿的忠臣,為天皇犧牲生命,背負罵名,才換來右翼人士的同情與崇拜。
由於裕仁天皇宣佈終戰而非戰敗,導致為數不少的右翼人士堅持日本沒有戰敗,沒有分出勝負,只是暫時終止戰爭;此觀點獲得官方認同,間接打擊日本國內的反省聲浪。右翼份子更進一步將侵略行為合理化,形容大東亞聖戰是一場反抗白人種族歧視的戰爭,印度、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國能脫離西方殖民統治獨立建國,是日本的功勞。
[编辑] 二战后日本国内对天皇战争责任的反思
日本立教大学的访问学者保阪正康认为天皇有战争责任:“即使天皇仅是一枚橡皮图章,但他是唯一处在对军队有发言权地位的人。而且在现实中,许多人都是高喊着‘天皇万岁’才敢于献出生命的。”
日本亚洲史档案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牟田昌平认为,日本国内如今对如何看待侵略历史存在分歧的部分原因在于昭和天皇的战时责任在战后没有被清算:“德国有希特勒。意大利有墨索里尼。但日本缺少一个与之匹配的人物”,“这可能部分是因为日本的民族特性——日本人习惯于避免把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确化。”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7人组织的九条会发起者之一,日本左翼作家加藤周一说:“我看到以爱国主义之名牺牲如此多的价值,特别是人的生命——个人被要求在战争中为了天皇而牺牲自己。真是太可恶了!”而武士社會也有著“主君的過失即是臣下的過失的慣例”,臣下會替主君去承擔責任。
[编辑] 天皇日記副本被發現
已故的昭和天皇侍從小倉庫次,其後擔任東京都立大學法經系主任,他在二次大戰時期所寫的長達600頁的日記副本被發現,並刊登在《文藝春秋》4月號上。文中記載了裕仁自1939年至1945年期間,未曾對公眾發表的言論,包括他曾說“滿洲事變令人飽嘗痛苦”。日軍1937年全面侵華。3年後,天皇已經開始暗地埋怨,低估了中國的軍力:“每個人都對戰爭判斷錯誤,特別是陸軍的專責部門應儘快結束戰事,並在未來10年重整國防軍力。”1941年,裕仁甚至暗自批評當時首相近衛文麿:“大東亞戰爭開始前我已十分憂心,近衛在任時,好像毫無準備便帶領我們進入戰爭,東條英機接任後我們才真的準備好。”
[编辑] 评价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比克斯用了十年撰写了《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塑造》,他在书中披露,是裕仁下令包围南京,裕仁天皇的双手染满了血腥,但在战后却因美日包庇,丝毫未受到调查与控诉。[31]
[编辑] 参考资料
- ^ 満州事変ニ際シ関東軍ニ賜ハリタル勅語 [1932年].
- ^ 《裕仁天皇傳》 [2011年].
- ^ 昭和天皇独白録-04(上海事件の纏め).
- ^ 満州事変以後の昭和天皇の言動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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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右翼稱不參拜靖國神社就不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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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王朝 出生于: 1901年4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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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任: 大正天皇 |
日本天皇 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 |
今上天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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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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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的戰爭責任》井上清,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69頁。
- 《昭和天皇獨白錄》(中譯本),《世界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8期。
- 《Bergamini, David.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William Morrow. 1971
-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Sheldon H. Harris 1994(第232頁~第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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